谈奥菲欧形象在西方歌剧嬗变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

文/ 李雁劼

谈奥菲欧形象在西方歌剧嬗变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

文/ 李雁劼

奥菲欧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形象，在西方歌剧长河中反复出现。不同时期的作曲家有不同的理解和演绎，使这一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审美旨趣和时代精神。

奥菲欧，母题，歌剧，时代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奥菲欧是太阳神与文艺九女神之一卡利俄珀的儿子，是音乐和诗歌的发明者，是色雷斯歌手兼竖琴家。他的歌声能使飞禽走兽、草木顽石为之动情。当爱妻尤里狄茜不幸被毒蛇咬死后，悲痛的奥菲欧前往冥府去救妻子。奥菲欧用自己极有感染力的歌声闯过了一道道艰难险阻，最终感动了冥王。以回到人间之前不能回头看妻子为条件，同意让他带回妻子。在归途中，奥菲欧却忍不住回头看了妻子一眼，尤里狄茜瞬间消失无法复生。奥菲欧悲痛欲绝弃绝尘念，被色雷斯的少女用石头砸死之后，得以在冥府和爱妻相聚。

无疑，同一形象因上演的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音乐主题和审美旨趣。众所周知，一个时代、社会、民族的经济基础对该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精神生活起着制约作用。但思想体系同经济基础之间并不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那就是该时代、该民族的许多阶层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其中包括风俗、习惯、感觉、观念、信仰、思想方式、直到审美的理想和趣味。艺术往往正直接地反映着这种社会心理。因此，一个时代在道德、政治和社会风气上的巨大变化，也会在这个时代的艺术中表现出来。

文艺复兴精神的追寻与反思

16世纪末，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群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聚集在巴尔第伯爵的宅第里讨论古希腊音乐理论。他们借鉴古希腊悲剧，把音乐和文字交织在一起，想给当时的音乐一个新的面貌。这个自称为卡梅拉塔会社的团体（即佛罗伦萨艺术集团）的成员认为，创造出一种文字与歌唱水乳交融的音乐，是音乐创新的最佳途径。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在宫廷里为他们提供了实验这种新艺术形式的机会。1600年佩里和卡奇尼联袂创作的《尤里狄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意在恢复古希腊音乐精神，故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特征。

在古代希腊，音乐往往与希腊人崇拜的神有关。神话是古希腊艺术的深厚土壤，在古希腊神话中音乐是极富魅力的。希腊神话的著名神阿波罗、雅典娜、狄俄尼索斯都是艺术之神，也是传说中音乐的最早创造者和实践者。阿波罗不仅是太阳神，也主管音乐。缪斯是分别掌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的统称，这是一群象征着高贵、智慧、圣洁的女神，掌管着文学、戏剧、抒情诗、音乐等高尚的文化活动。而“音乐”一词还是由缪斯演化而来的，足见在古希腊人眼中，音乐是与人类追求真和美的活动密切相关的。由于音乐与神的关系，音乐本身也被认为充满了神性。古希腊人认为音乐能祛邪赶魔治病，能净化肉体与灵魂，使人崇高向善。基于此，音乐在古代希腊的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

古希腊流传久远的神话形象，是古代西方人生的艺术反映，包含着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积极乐观精神，具有与中世纪宗教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文精神。它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鼓吹的以神为本，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色雷斯的歌手奥菲欧以音乐的魅力拯救出地狱中的妻子尤里狄茜，然后又得而复失。这个故事体现出古希腊神话的人性特征，突破了“以神为中心”的时代局限，首次赋予了角色以“人”的自由意志。奥菲欧这个形象也穿越时空，表现出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叩问、对现世生活的热爱。

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被公认为是西方歌剧史上最成熟的作品，首演于1607年。该剧的奥菲欧终究没能战胜人的欲望和感情，因禁不住回头而永远失去爱妻。它更反映了对文艺复兴精神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进入“人”的觉醒的时代。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为所欲为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这无疑推动了西方社会文明的大发展。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晚期，随之产生的私欲泛滥和社会混乱，已经让人不能沉湎于人文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观与浪漫。怀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思考，蒙特威尔第如实尊重生活的逻辑地让奥菲欧永远失去了妻子尤里狄茜。

蒙特威尔第所处的时代（1600-1750）是君主专制的时代。十七世纪的欧洲处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继续斗争并取得相对平衡的阶段。英法两国在此期间发展超过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此成为世界强国，法国从1624年黎世留当上首相和1643年马扎兰当上首相、到路易十四亲政之间的37年封建制度获得巩固，王权逐渐加强，“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①，随之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君主专制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动荡纷争过去了，人心思定，遵循理性与秩序的思想占了上风，从而形成了新的历史文化氛围。此期间全欧洲的君王们都以宏伟壮观的凡尔赛宫作为榜样。路易十四出名的“朕即国家”②一语，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而当时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贵族的生活方式是艺术，也是平民仿效的对象。巴罗克时期的正歌剧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氛围相适应，是王公贵族们专享的娱乐品，从题材和艺术旨趣上体现了封建特权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切使巴罗克艺术在观念上是大胆的，雄伟并富于装饰性，充满了活力和冲击力，在音乐的创作上则表现为以宽广的曲线勾勒出表情庄重而又情感强烈的“激情风格”。所谓的“激情风格”是蒙特威尔第在歌剧创作中探索出的一种新的音乐创作风格，要求音乐形象必须根据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脉络，进行广阔发展，注入强烈的情感，来表现灵魂深处的激烈活动。上述音乐文化因素反映在歌剧上，是强调情感的表现和戏剧性的对比。但在细节上它又非常地重视装饰性，它具有大胆的艺术观念和手法，并有一种尽可能综合各门艺术的倾向。作曲家动用一切手段，表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抒情诗般的沉思，或是关于爱与恨、恐惧与嫉妒之真谛的思索。巴罗克时期的歌剧音乐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戏剧表现力。

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作为这一时代风尚的典型代表。例如其中冥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了王权至上，豪华的场面、从容不迫的叙述展示了贵族典雅雍容的生活场景，抒情的歌唱与精美的装饰炫技相结合、个人强烈情感的表达与安谧宁静田园气氛的互相映衬，又反映出巴罗克时期音乐动静交替、激情与沉思结合的贵族特征和时代精神。

启蒙精神的维护

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与尤里狄茜》作于古典主义初期，1762年首演。此时西方社会思潮中席卷德法两国的是“启蒙运动”。促使启蒙运动的社会内驱力是科学和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牛顿力学和瓦特蒸汽机使资本主义大步前进，资产阶级的力量空前壮大。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人的价值进一步被发现，人们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反封建的情绪骤然高涨。英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进步思想文化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在，欧洲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逐渐占据显著位置，神秘主义和迷信渐渐消退。人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③。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内容的人道主义，创立了“天赋人权”理论，把生存、财产、自由和平等视为“自然”赋予人的不可剥夺的“人权”。西方文化至此扩展到普通人，自然也包括第三等级。

显然，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一度适应君主专制文化的巴罗克歌剧不再适合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了。在蒙特威尔第之后，歌剧出现了许多弊病：作为贵族宫廷节庆社交的装饰品，过于追求场面的豪华奢侈，音乐结构与角色配备完全程式化，人物情感也变得模式化，缺少感人的因素。对阉人歌手的极端崇拜，认可歌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动音乐、戏剧情节、动作，作曲家则要为其写作数量惊人的、与剧情没有关系而纯粹为炫耀技巧的咏叹调。18世纪初的意大利正歌剧贵族式的矫揉造作日益遭到全欧洲文人们的唾弃。

格鲁克提出的歌剧改革的主张，矛头直接针对这种散发出腐朽气息的贵族风范的意大利正歌剧。在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情势推动和支持下，他完成了他的改革思想和实践，这就是追求理性与真实、朴素与自然的风格，体现普通人的精神力量，这完全符合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审美原则与趣味。诗人、脚本作者卡尔扎比吉对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及其风格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卡尔扎比吉认为，歌剧应该建立在自然地表现人类情感而不是建立在当时的夸大虚饰上。他将《奥菲欧》的结尾改成奥菲欧因痛失爱妻而欲自杀，受到感动的爱神使尤丽狄茜回到人间，这正是启蒙时代人们追求理性、崇尚爱情，把爱情视作人性本质的具体表现。

启蒙精神的维护

奥芬巴赫的喜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问世于1858年。欧菲欧和妻子争吵不休各怀鬼胎，以致妻子出轨冥王甘愿死亡，丈夫更是因妻子死后可以放浪形骸而深感庆幸。

这部闻名世界的西方歌剧将艺术性、娱乐性和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很好地结合，离不开歌剧问世的法国经过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当时被打倒了的封建阶级不甘心其失败，又发起了多次的复辟活动。尽管复辟一再失败，社会仍在进步，社会生产力也在提高，而资产阶级提出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仍然是画中之饼。而且社会因为金融投机盛行而贫富差距在加大。尤其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法国实行专制独裁，在全国实行了血腥的镇压和恐怖统治，1852年建立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的专制政权代表了当时大金融家和大工业家的利益，对内镇压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打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力量，实行军事独裁和警察特务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在历次战争中获利的是大资产阶级和投机商，战争负担却转嫁到广大人民的头上，官廷生活极度糜烂、奢侈。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变革，它改变了人的生存处境，促使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从而也带来了艺术思潮的新旧交替与更迭。它一方面使欧洲近代音乐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得以充分的发展与弘扬，另一方面也酝酿了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预演了近代文学在成熟之后向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奥芬巴赫的喜歌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诞生的，是对当时奢侈、糜烂的社会生活的揭露和讽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在强烈的物欲无限膨胀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和成功而奋斗，因此，“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人被人所利用，表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体系”④。《地狱中的奥菲欧》把夫妻相互忠贞恩爱，人类信奉的真善美彻底颠覆，这场“魔鬼天神抢夺美女之战”⑤，凸显出西方传统精神的沦丧和危机意识。

神话是各个民族进行艺术创作的不尽宝藏。奥菲欧形象杰出的音乐才能，以及以音乐的展示和效果作为整个故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疑最为符合作曲家对脚本的要求。同时，该形象所蕴含的爱情元素，也给了作曲家以广阔的艺术空间去展现他们的音乐才能。虽然作曲家的才能高下不一，但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创作出密切反映时代精神和顺应文化发展需要的音乐作品，才会流芳千古。这才是艺术领域的不变真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②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第3版, 第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页。

④[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4页。

⑤许丽雯你不可不知道的部经典歌剧[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