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金瓶梅》的脱敏之旅

宋春丹

“休道欢愉处，流光逐暮霞。”

这是 《金瓶梅》 第 27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回末诗。在这一回目当中，西门庆在翡翠轩花园欢愉，从早晨直到日色已西。

这一回目，被原中国 《金瓶梅》 学会副会长王汝梅称为“性爱小说的上乘篇章和经典回目”。为了向 《中国新闻周刊》 介绍 《金瓶梅》 的整理与出版历程，81岁的他将收藏的 《金瓶梅》所有版本按出版时间顺序整齐地摆放在客厅书桌上。三大版本系统中，他直接促成并参与了“张评本”和“崇祯本”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印行。

“晚明社会比较开放，尤其文人不回避这个事，通过写性探讨人性，思考人生。”王汝梅说，回末诗隐喻着西门庆乐极生悲，终走向死亡。“乐而有节”，才是人生真谛。

不过，这一回目也是现代整理校点本中被删节最多的一回。直到现在，《金瓶梅》 也没有完全解禁。

“高干版”

《金瓶梅》 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影印出版，源于毛泽东的谈话。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到：“《金瓶梅》 可供参考，就是书中侮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同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影印此书。在省部级干部中发行。

《金瓶梅》 有三大版本系统。其中，《新刻金瓶梅词话》 即词话本，是最早刻本，问世于明朝万历年间，亦称万历本，无评语，无插图。

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问世，因内含200多幅明代木刻版 （雕刻木版印制） 插图，被称为绣像本 （亦称崇祯本）。

清康熙年间，徐州青年小说理论家张竹坡以崇祯本为底本，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评语和批注，著成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 〈金瓶梅〉》，被称为张评本。

1931年，北平琉璃厂一家古书铺搜购到一套十卷本的 《新刻金瓶梅词话》，经鉴定是 《金瓶梅》 迄今发现的最早刻本。北平图书馆出价950银元将其买下，即“北图购藏本”。1933年，藏书家马廉出面集资登记，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缩版影印了104部 《新刻金瓶梅词话》，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手一部。解放前，“北图购藏本”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就成为留在大陆的 《金瓶梅》 最早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此为底本，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照原版影印了2000部，线装书订装，定价40元。整部共两函 （书套），21册，第1册为另配的崇祯本的200幅木刻图，后20册为词话本正文。全书保留了底本全部文字，共79.2万字，只对一些显著错误和墨迹做了修版。出版说明写道：本书影印的目的，在供古典小说研究者参考。

《金瓶梅词话》 的发行对象限定为副部长、省委副书记以上，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知名正教授等文化界名人。所有购书者名字均登记在册，并且编号。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秦顺新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 印行后，送呈了多位高级领导人。“毛主席肯定是送了，因为毛主席不就看线装书嘛，康生他们都有。”

秦顺新记得，与他住在一个大院里的魏巍和杜峰等几位部队作家曾托他帮忙买这部书。他专门雇了一辆三轮车，在总编室登记编号后，把书拉了回去。

据王汝梅所知，当时吉林省只有两个人得到了这部书，一位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军军歌》 的作者张松如 （公木），一位是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

后来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60年代进入该室，他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 影印本当时存放在位于东单无量大人胡同 （即现在的红星胡同） 的书库里。作为一般编辑，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购买。

“文革”开始后，风声鹤唳。陈赓和其他几位高级干部退回了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刘文忠是1973年进入该社的，他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70年代，《金瓶梅词话》 线装书放在出版社北边的一家内部书店出售，后来不再放在书店出售，购书要凭借所在单位 （大学以上） 党委部门的介绍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放的书证，由社长签字后，发行部门从位于北京东中街42号半地下室的内部书库把书提回出版社，登记编号，购书人才能将书提走。

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重印，定价2000元。这时起，出版社编审以上人员才可以购买，杜维沫得以第一次看到了《金瓶梅词话》。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申请加印。

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 全本的线装影印本控制发行，购买人必须副高职称以上，持单位介绍信，证明是学术目的，不向海外出售，由社长一支笔来批。

2013年，该版本已经断供多年，周绚隆再次申请加印1500套。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连同以往的批文一同上报，获得批准。这时，定价涨到了3000元。

周绚隆从书箱中翻找出一部1957年版的 《金瓶梅词话》，“这套，两万块我都不卖。”

洁本首次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计划出版删节本。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戴鸿森以1957年版的 《金瓶梅词话》 影印本为底本，做了校勘、删节，分了段，加了标点符号。

1980年，整理校点工作结束。其中删掉了性描写文字19161字，并对删节处做了标注。

戴鸿森在校点说明中说：书中大量的秽亵描写，实是明代中末叶这一淫风炽盛的特定时代的消极产物，自来为世人所诟病。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觉其秽心污目，不堪卒读。至于有害青年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的心理卫生，尤不待言。兹概行删除。另外：书中涉及性行为的文字，与所写主要人物本为恶霸淫棍有密切关系，客观上有揭发暴露其道德败坏、灵魂丑恶和社会糜烂黑暗的作用，故一般性的叙说，即不加删除。

戴鸿森把从 《金瓶梅词话》 影印本剪下来的全部性描写文字装在一个信封里，归入了书稿档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 《金瓶梅词话》 排好了版，但没有马上印行。

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有作家在会上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既然已经把词话本排好了版，就应该出版发行。

会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印行 《金瓶梅词话》2万部。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了1万部。

1985年5月，《金瓶梅词话》 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完成印刷，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出版，首次印刷1万套，全套分上中下三册，总字数97.6万字，使用简体字排版，定价12元。这是大陆第一次排印出版 《金瓶梅》 词话本（删节本）。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中的其他著作均公开发行，只有 《金瓶梅词话》 仍控制发行，但发行对象扩大到了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者、全国作家协会会员等专业工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向符合资格的单位发放购书证，购书人持购书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一层的样书室购书。时任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弥松颐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购书证是一张一个半烟盒大小的硬纸片，上面标有“凭证购买 《金瓶梅词话》 一部”。

就在这一年，公安部门发现有人在路边书摊上出售 《金瓶梅词话》 （删节本），经调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司机等后勤人员违规得到了这套书并转卖的。

张评本校点本出版

《金瓶梅词话》 刚一出版，吉林大学教古典文学的青年教师王汝梅就买到了手。“我就是在这个版本的启发下，想到了要搞张评本的校点本。”

王汝梅是意外接触到张评本的。

1980年春，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王汝梅是30位学员之一。导师郭绍虞向学员提出，中青年教师要重视对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的研究。受此启发，王汝梅开始关注《金瓶梅》。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木刻版张评本，班主任徐中玉专门跟图书馆打了招呼，王汝梅才获准借阅。

暑假，师训班毕业，为了能继续研究张评本，王汝梅又在学校多留了半年。为防止损坏古籍，图书馆禁止复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张评本的评语一字一句抄了下来，记满了三大本。

王汝梅介绍，张评本与词话本相比，文字上有较大差异，甚至情节上都有改动，而且张评本的十万字评语实际上是古代的小说理论，很有研究价值。

王汝梅先后找到吉林大学出版社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提出出版张评本的建议，对方都认为“不可能”。一次，他去大连参加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齐鲁书社文学编辑室主任任笃行也在会上。他试探地提出了出版张评本的可能性，任笃行当即表示赞同：“我们出版张评本 《金瓶梅》，其意义胜过出明清三流作品几十种，咱们抓紧搞。”

齐鲁书社决定出版张评本，王汝梅代为起草了请示报告，于1986年4月8日以山东出版总社名义报送国家出版局，称为了推动 《金瓶梅》 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必要出版张评本的整理校点本 （删除秽语），条件已经具备。5月15日，国家出版局批复山东总社：《金瓶梅》 版本繁多，张竹坡评本 《第一奇书金瓶梅》 在题材、回目、文字上自成特色，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经研究，同意齐鲁书社出版王汝梅的整理删节本。印数不要超过一万部，由齐鲁书社内部定向对口发行。

这份批件的复印件，被王汝梅折起来，后来用胶水粘在了齐鲁书社张评本的扉页上。

出版首先要选定底本。王汝梅介绍，张评本分为甲本、乙本，甲本带有回前评语，乙本则不带。古籍整理，必须先把版本间的关系搞清楚。哪一个是原刻本，哪一个是复刻本，都要查清。

1980年起，王汝梅跑了全国多家图书馆，考察了二十多个版本，最终选定吉林大学图书馆藏的张评本为底本。这个本子是康熙年间的刻本，品相精良。

王汝梅凭借国家出版局的批件，在图书馆复印了一套。当时图书馆将 《金瓶梅》 作为禁书管理，学校主管宣传的党委副书记专门召集王汝梅和图书馆馆长等人开会，明确纪律：复印时必须由馆长监印，不准多印，复印件使用完后，交还图书馆。

王汝梅与原吉大图书馆馆长李昭恂、古籍部主任于凤树合作校点。他们参校了各重要版本，对误刻的错字直接修改，不便修改的，保留原字，将校改字加括号排在其后。

1986年10月22日，王汝梅写下校点后记，校点工作收尾。全书合计删除10385字。

他说，删节没有具体的标准，不同校点者掌握的尺度也就不同。他在删节时参照了 《金瓶梅词话》 洁本，但洁本删掉了很多具有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内容，也影响全书连贯性，张评本校点本只将露骨直观的性描写删除，将性风俗、性文化遗产等部分保留了下来，如烧香瘢 （古代的一种性行为，指在性行为中用香在女性的皮肤上烧出瘢痕），以及大陆可能已经失传的缅铃、白绫带、硫黄圈等性具。

1987年1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 〈金瓶梅〉》 由齐鲁书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定价25元，首印1万部。这是张评本第一次在大陆排印出版。

王汝梅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位手中有全本的读者，把删掉的性描写全部抄录出来寄给了王汝梅，以示不满。

金学是风险性工作

王汝梅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他经常说一句话：《金瓶梅》 的研究和出版是有风险的工作，是一门特殊性的学问，掌握不好就可能犯错。

他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陕西西安一家出版社因出版 《金瓶梅》 连环画受到了处分。80年代末，四川成都还有人因盗印香港太平书局的 《金瓶梅词话》 而被判了刑。

1988年5月，部队作家韩英珊改写的 《金瓶梅》 缩写本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冠名 《金瓶梅故事》，共166000字，印行30万册，但后来被封禁。

据报道，作家出版社总编从维熙为此事致书主管图书出版的一位负责人，信中说：“鉴于目前黄色书刊在文化市场有泛滥的征兆，主管图书出版的部门进行文化扫黄我并无异议，分歧在于严格区分黄色界限……在十亿八千万人民的泱泱大国，《金瓶梅》 遭到禁锢，已显出我们民族心态的狭隘，将浓缩成洁本的 《金瓶梅故事》 视若水火，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该书出版后，国家新闻出版署专门开会讨论处理办法，最后决定，该书不再发行，对作者也不再施加压力。

80年代，《红楼梦》 《西游记》 等古典名著均已拍成电视剧热播，文化界开始酝酿 《金瓶梅》 的拍摄，有一年，同时有7个省份提出筹拍 《金瓶梅》 电视剧，但都未获批。

90年代，导演陈家林在天津开设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从广电部申请到了 《金瓶梅》 的准拍证，投入300万人民币资金，在北京空军大院的一个飞机仓库里搭了布景，请了演员，准备拍摄，但却突然接到通知，准拍证收回，终止拍摄。

一字未删的崇祯本

不过，“崇祯本”却遇到了好运。

词话本和张评本都出版后，王汝梅又想到出崇祯本。他再次向齐鲁书社提出了出版建议，得到同意。齐鲁书社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了报告，不久后，国家新闻出版署 [88]602号文件批复同意。这份批件是综合批件，同意齐鲁书社排印崇祯本全本，同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崇祯本影印本。

王汝梅介绍，齐鲁书社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山东省政府非常重视，每年大约拨款五六十万以支持出版古籍，因此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齐鲁书社得以得到 《金瓶梅》 两个版本的出版权。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马廉的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全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均以此本为底本出版。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足本，共4函36册，内部发行。这是崇祯本在大陆首次影印出版。

王汝梅没有等到此书出版，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用缩微胶卷复印了一套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国家级善本不供出借）。会校工作十分繁重，由王汝梅与时任齐鲁书社社长赵炳南、总编辑孙言诚、文学编辑室主任闫昭典合作进行，三人化名“齐烟”。

这项工作是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的。1989年除夕夜，王汝梅没有回长春过年，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度过的。

6月，8000套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会校本印刷出版，一字未删，繁体直排，铜版纸精装，200幅插图照原版影印，定价175元。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凭职称证明和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才可以购买。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的版权页上注明“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但实际上是在莱芜印刷厂印刷。王汝梅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一字不删，山东总社担心印刷厂多印，流传到社会上造成事故，所以将印刷点设在了更容易控制的县级印刷厂，印刷全程由公安人员看守。王汝梅听说，台湾有报纸评论：中共大陆印制 《金瓶梅》 像印高考试卷一样严密。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出版发行之后，为免受当时的政治风波影响，齐鲁书社决定短时间内全部发完，一本不留。“齐鲁书社已经为出版 《金瓶梅》 投入了全部的财力，一旦上面有人说怎么还印全本 《金瓶梅》，那就全部报废，出版社就要垮台。”王汝梅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书出版发行后，很多单位直接来出版社购买，出版社的领导都快招架不住了。三个月内，8000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发售一空。

一年后，齐鲁书社申请重印，国家新闻出版署未予批准，理由是，此书是全本，8000本已够研究使用，多印流通到社会上会毒害青少年。

90年代初，王汝梅又在大连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张评本。与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比较后，王汝梅发现，大连馆藏本正文更接近崇祯本，应该是张评本的原刻本。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满铁图书馆。这是日本人30年代设在大连的一处情报机构，既藏书又搜集中国情报。这本张评本就是当时被收进来的。

为此，王汝梅开始酝酿出版张评本的校注本。1993年，他向吉林大学出版社提出了这一想法，吉林大学出版社很积极。

然而，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的综合批件中已明确：主要的 《金瓶梅》 版本至此已经整理出版，基本上可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今后不再出其他版本。为了能够获准出版，王汝梅提出两点理由：第一，《金瓶梅》 中很多地方不易读懂，需要一个注释本。第二，应该将大连图书馆原刊本的长处吸收到整理本中。

一年多后，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1994年10月，《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校注本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繁体竖排，未标明删节字数。此次出版仍然要求专业对口控制发行，但购买时不再需要凭证。不过，已经没有第一次出张评本那么热了。

校注足本将面世

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 《金瓶梅词话》。因与1985年版 《金瓶梅词话》 的校点者戴鸿森在版权归属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南开大学文学系教授陶慕宁重新校注了 《金瓶梅词话》。陶慕宁本删节4300字性描写，上下两册，售价90元，列入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中出版。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刘国辉介绍，新世纪之初，很多学者纷纷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应出版一部较好的 《金瓶梅词话》 足本。为此，他们找到了语言学家白维国和明史专家卜键，请其担任整理详注工作。

早在1995年，白维国和卜键曾合作整理了 《金瓶梅词话校注》，由岳麓书社出版，全四册一函，印量3000套，删节2500字性描写，注文十分详细，近100万字。

2002年7月31日，双方协商一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呈递了申请报告，申请出版 《金瓶梅词话》 校注本足本5000套。报告提出：一、出版词话本足本的注释本，就完成了人文社词话本的系列。二、详细的词话本注释本已经断供十余年，而年轻学者们有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三、随着学术的进步和文本的研究深入，1995年的版本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四、目前国内还没有足本详注的词话本，而词话本中有很多方言俗语，读者阅读起来有很多障碍。白维国、卜键一直致力于 《金瓶梅》 研究，请他们在词话本中增加详注，对学术研究有利。

2004年12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批件，批准出版 《金瓶梅词话》 足本校注本1000套。

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白维国、卜键签订合同，两人开始合作对 《金瓶梅词话》 进行修订，补齐了此前版本的删节部分，增加了注释，也对原注一一予以检核订正。

“这次把95年删掉的恢复过来了。一部学术用书，删节以后，总会给阅读带来很多不便，《金瓶梅》 一些淫秽的描写，也是这部书整体的一部分，裁剪掉了就不完整，对研究不利。所以这次能批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进步。”卜键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金瓶梅》 在中国小说史特别是章回小说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是第一部由文人原创的长篇小说，摆脱了过去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那种英雄色彩，写小人物，写普通民众，写众生。而且，它开启了悲剧写作的模式。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是以喜剧收场，大团圆，有仇的报仇，有情的终成眷属，《金瓶梅》 最后留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筹备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申请出版其他《金瓶梅》版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未予批准，答复称，在该版本出版发行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其他版本。

2015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打报告，表示该书用于学术研究，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且繁体直排，工作量十分繁重，经济压力很大，如果印量较少，出版社和作者的收入会很低，申请印行5000套。

总署批复，准许印行3000套。批件中再次强调，《金瓶梅词话》 足本限定内部发行，供学术研究使用，要求购买者是专家学者，凭单位介绍信购买。

“国家支持出，但是限量控制，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讲，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调整过程中。大家还是应该看更积极更健康的东西，《金瓶梅》 这种内容的大肆传播，也没有必要。” 周绚隆说。

修订后的 《金瓶梅词话》 校注本预计在2017年出版，这将是词话本足本第一次经整理校点后出版发行。

2015年12月，白维国因癌症去世。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为白维国预支了5万块钱稿费做医药费，卜键和刘国辉去医院探望时，说话已经很困难的白维国断断续续地交代后事，其中便有这部他未能看到出版的 《金瓶梅词话》 修订本。

应出版社之约，卜键为修订版写了后记，名为《在执政府大院校书的日子》，回忆往事。

当年，他和白维国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执政府大院”内西侧红楼的工作室里共同校注书稿。两年多的时间，两人几乎吃住在工作室，非但不以为清苦枯燥，反而在完稿时都有些恋恋不舍。

大院很是幽静，新竹老槐，檐月松风。每天晚饭后，两人在院子里环行两周，海阔天空，无主题闲聊。“老白通常示人以缄默寡言，此刻则轻松愉悦，常开怀大笑。”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