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朝“三位一体”边疆军事格局研究

杨军

唐朝的边疆军事体系建设为王朝对外战争的胜利做了有效积淀。学术界对其研究较为深入，金宝祥先生认为北魏隋唐时期，北方草原民族为抵制中原王朝的军事扩张，处心积虑地构造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北边的强大弧形反映，隋唐两朝在边疆军事上的努力均是为了冲破这一伏流。就边疆军事体制建设而言，马俊民、王世平在《唐代马政》一书中提出唐代监牧、屯田和边镇“三位一体”的军事体系。这一总结可谓独具慧眼、独具创新。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军事体系中，屯田提供军粮，边镇提供士兵，监牧提供战马。这一体系的完全建立和相互配合的最佳时期应该是唐玄宗朝开元中后期及天宝年间。在这一时间段内，唐王朝的军事力量真正因为军事体系的完备强盛起来，周边少数民族在这一短期内臣服唐的统治。

一、以军供为目的边地屯田的发展

屯田在唐朝历史中设立时间可算是最早的。高祖李渊建唐后不久，便命窦静在今太原地区进行屯田事务。之后的太宗、高武时期屯田均有发展。但就军事意义而言，屯田在唐代边疆军事中作用最大的时段还应当是玄宗朝时与马政、军镇构成“三位一体”并实现最佳配合的时期。到唐玄宗时，屯田力度进一步加大，玄宗曾下诏称“兵须足食，理藉加屯”，同时又强调称“本设方镇，以防缘边……屯田积谷，固敌是求”。在这种倍受中央政府重视的背景之下，为配合“三位一体”边疆军事体系的需要，唐中央边地屯田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史称当时“凡天下诸军州屯总九百九十二”。这样一来，屯田有力地保障了中央政权在边疆地方的有效统治，正如李宝通先生论述的一样：“唐帝国之出现，与唐代前期边防事业之鼎盛有直接联系；而边防之拓展与巩固，又与屯田兴盛密不可分。”同时，屯田在保障内地稳定方面有一定的配合作用，如此保障各地屯田进一步发展。因此，屯田“垦辟了边陲沃野，储粮丰富，促成了军事上的胜利，而国力强盛，又转而稳定了西境的屯田”。

二、唐代马政的复兴与军事价值

唐代监牧的设置与王朝相伴始终，唐太宗即位后便大兴马政，不仅马政制度和机构更加完善，而且监牧养马数量多达20多万匹。唐玄宗即位以后，从整顿马政机构入手，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为副使，专掌马政。到开元十三年（725），不但监牧马匹由开元初年的24万匹猛增至43万匹，而且王侯将相府兵将校及庶民百姓的私马，也“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这些监牧马匹除少数供给皇室闲厩用马以外，主要补充军镇战马。监牧饲养马匹的粮料则主要依靠军镇的屯田供给，多数军镇长官和节度使兼领屯田和监牧事。这样，军镇、屯田和监牧就构成了唐代边防体制中“三位一体”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组成部分。又因为沿边军镇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故监牧的盛衰在边防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之所以出现“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西番君长，越绳桥而竟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的局面，与复兴马政不无关系。只是，马政的这一好景为时不长，安史之乱便爆发，边兵内调，西北空虚，吐蕃乘机东侵，陇右被占，监牧陷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虚”，马政从此一蹶不振。

三、以军镇为中心的边防战略的变化

唐王朝自开国之时起，受其“关陇本位政策”的影响，同时又迫于吐蕃在西北的攻势和王朝在辽东的失利，故特别注重西北边防的重要性，而消极对于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一章中所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但是不论怎样，唐朝的全国边疆战略体系还是在不断完善着。因此，不论是战略上的倾斜，还是重视程度上的偏移，都是唐王朝在军事体系上的局部调整。在这种局势下，唐王朝的军镇建设便成为保证东西两线基本平衡的唯一可能举动。唐长孺先生曾明确指出：“盖唐代自贞观以来即有东西二战线，在攻势战略下，使同时企图消灭两面之强敌，国力之不能负担，自不待论，然则非舍西而图东，即舍东而图西，如是则苟非两边皆有足资御敌之军队，自不免顾此失彼，左右支绌，因此在东线采取攻势时，西线必须维持其安全，以免牵动，易地亦然。军区之成立亦所以适应此种局势，则不独在守势战略时有建立军区之必要，即采取攻势战略时亦必有一方面预为布置也。”由此可以看出，边疆军事体系的调整必须以军镇的建立和合理分布为重点。

综上，在唐代边疆军事体系调整过程中，其战略意义最大的还属军镇。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对边疆军事体制做出正式调整之后，天下分别设置九节度使外一岭南五府经略使，之后“三位一体”的军事战略才真正开始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