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益寿
——传统书法的功能阐释之一

许伟东

书法与益寿
——传统书法的功能阐释之一

许伟东

人类追求长寿的欲望由来已久，对长寿的追求不仅催生出丰富多彩的寿文化，而且导致对各种艺术益寿功能的关注。许多人相信书法具有益寿功能，但是从历史上一些朝代例如唐、宋两朝著名书法家的年寿对比来看，这种功能并不太容易获得确凿的证据，因此，它主要仍然属于一种信念。但是这种信念并不是荒谬的，它可以得到书法参与者实践体会的印证，也可以得到旁观者观察所得的合理解释。

书法；功能；益寿

一、人类追求长寿的愿望由来已久

生命是唯一的，因而是值得倍加珍惜的。珍重和依恋生命、渴望生命延续长久，几乎是所有个体朴素而执着的渴望。生命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

我国古代传统的时间意识富有特色，它是一种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并存并重的双重时间观念[1]。一方面，它强调时间是循环往复的，60年便完成一个世纪的循环，然后周而复始，启动下一个轮回；它强调时间与空间是融合为一的，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四时和四方配合的观念已经成型，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相互对应。在这样的时间观念下，生命与天地成为一体化的有机存在，依次感受生命出生、成长、旺盛、衰老的节律。敏锐的时间感觉和强烈的时间意识，使人们极端重视生命的延续，通过生命之间的交替和循环延续种族。古人将多子、多福与多寿联系在一起，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另一方面，它意识到时间的一往无前、去而不返的一维运动特征。人们通过直觉体验，感受到生命不永、时不我待。孔子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曹操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2]陶渊明劝慰我们：“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3]无情的时间之箭令人感受到岁月的仓促和生命的短暂。人们或通过提高时间效率、奋发有为，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求得生命遗产在人间的不朽与永驻；或者通过躲入世俗之外的深山悉心体会“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的快慰，以主观时间的充盈弥补自然时间的窘迫；或通过贪婪的阅读贯通往来古今，求得生命内在精神维度的拓展，获得时间占有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Ficino）在一封书信中说：“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而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倘若以为七旬老人，因其阅历而被称誉为智者的话，那么，一个思接千载的人，该是多么睿哲！诚然，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历经千古了。”[4]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能通过争取自然时间的延展来求得生命的延长，以尽可能多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争取尽可能多地体会天地间的春来秋去、花开花落和悲欢离合、晨昏朝夕。许慎《说文解字》道：“寿，久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生命都是短暂有限的时间存在，百岁的幸运只能降临极少数人头上，属于中彩票一样的小概率事件。人们很久以前就开始建立一套祝寿的礼俗，将60、80、100岁分别称为初寿、中寿、高寿，将77、88、99分别称作喜寿、米寿、白寿。及时对长寿者进行庆祝，更加显示了长寿是值得珍惜的幸运。关于历史上著名的长寿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古时代的彭祖。彭祖本来是实有其人的，在先秦文献中不乏记录，孔子、庄子、荀子都对他有所关注。经过道家的拥戴和加工，彭祖被夸张地描绘成长寿到800岁的神话人物。不管彭祖的事迹被加工编织得多么扑朔迷离，作为长寿者的符号的彭祖，寄托着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和信念。

对长寿的普遍期待催生了庞杂丰富的寿文化。寿文化与书法文化的融合具体地表现在寿字书法。在繁多的汉字中，寿字属于高频汉字。同时，寿字又属于形体最为复杂多变的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寿字就已出现多种变体。在书法艺术中，寿字文化得到了最突出的呈现，不仅很多书法家热衷于书写寿字，人们还反复不断地创造出各种不同结构、不同形制、不同大小的寿字和寿字组合。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种“百寿图”，据说从宋代开始即已风行，南宋的印刷作坊中印制、装裱“百寿图”的业务曾经久盛不衰。辽宁省辽阳市博物馆所藏清代中期的王尔烈寿屏实物，汇聚126幅寿字书法及相关图绘，出于乾嘉众多名家之手，是一件重要的寿字书法文化实物。据初步统计，《汉字分韵合编》收入寿字112个，《缪篆分韵》收入寿字109个，《中国书法大字典》收入经典名家寿字60个，而当代王荣泰编辑的《万寿大典》更是旁征博引，汇集历代不同作者所书寿字达10001个[5]。寿字书法遗作如此丰富，记载和凝聚了人们追求长寿的心愿。

二、古代书法家是否长寿难以证明

研究古代书法家是否长寿，是一个容易产生不安和困惑的难题。困难在于：首先，古代人口数据是不易确知的。由于古代不少朝代在人口统计方面的制度不科学或方法不完善，有关人口文献的记载往往相互矛盾。现有的关于古代人口的数据也只是凭借分析、研究、计算加上合情推理的大致数字。[6]其次，古代书法家的身份界定是一个难题。判定何人属于书法家何人不是书法家，并不容易得到确切结论。再次，古代总人口和书法家阶层两大群体的年寿情况均缺少完整的文献资料。古代历史的各种官方和民间文本都基本上是高官望族的家谱，它并不负责记载普通人的事迹。平头百姓自不待言，出身相对低微的书法家也难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翔实可靠的记录和描述。所以，我们只能依靠那些著名书法家的资料捕捉到一些简单的印象。

另外，人的寿命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基因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家族和个体差异，个体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生活习惯、居住环境、奉养条件千差万别，个体对身处的历史环境如和平与战争、治世与乱世等无法选择或规避，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的寿命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即使一个人长寿，并且是一位确凿无疑的书法家，也不能够简单地将其长寿的原因归结为书法的馈赠。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应该首先加以明确的，否则，研究工作容易堕落为信口开河的推理和结论。

唐、宋两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相似之处，又同为文化、书法发达的朝代，我们拟对唐、宋两朝的人口和书法家情况做一个比对。

关于唐朝的人口，人口学家王育民的研究结论是：唐玄宗时，是唐朝封建经济最为繁荣、人口最盛的时期，至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达到唐朝官方户口统计数字的最高值：8914709户，52919309口[7]。另一学者冻国栋的研究结论相近：“唐代著籍户口峰值之年份大致为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著籍户数之最高额为9187548户；著籍口数的最高额则为59975543口。”[8]两人都据唐代杜佑的《通典》认为，唐代的户口数字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隐匿，实际数字远远高于统计数字，全国户数应该不少于1300万户—1400万户。关于北宋的人口，王育民认为，在北宋末的“大观三年(1109年)”达到了“2088万余户这一北宋最高记录”[7]269。也即是说，盛唐与北宋末的全国户数比例大体是：1300万户—1400万户和2088万户。如果考虑到宋代的人口统计经常出现户均人数较唐代少的情况，再考虑到宋朝后于唐朝因而人口自然增长一般会超出前代的规律，两个朝代的人口规模还是相对接近，存在较大的可比性的。

关于唐、宋两朝书法家的数据统计，香港梁披云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是迄今为止收录古代书家人数最为宏富的一部工具书。据其统计，唐朝1253人，宋朝915人。宋朝历时320年比唐朝的290年多出30年，但是书法家人数却要相对少出338人。可以推测宋代的书法家队伍从规模上要小于唐代。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可以得到宋代书法家的认可的。北宋中晚期时苏轼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9]南宋初的皇帝书法家赵构说：“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10]

这些情况就可以推断出来，唐朝与宋朝相比，总人数略少但是书法家却略多。由于很多书法家生卒时间不详，我们无法对他们的年寿数据开列出准确的数据。但是，可以对两个朝代的最著名的一批书法家作出比较。

关于唐代著名书法家的年寿。正常死亡者6位，分别是：欧阳询（557一641）85岁，虞世南（558—638）81岁，褚遂良(596—659)64岁，贺知章（659－744）86岁，柳公权(778－865)88岁，杨凝式(873年—954年)82岁。非正常死亡者4位，分别是：薛稷（649—713）65岁（赐死），孙过庭（648—703）56岁（暴卒），李邕(678—747)70岁（杖杀），颜真卿（709--785）74岁（遇害）。生卒年不详者：张旭不详，怀素（一说737—799）63岁或(一说725—785)61岁。从这些个案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是比较长寿的。正常死亡的几位，除了褚遂良早逝，其余全部超过了80岁。褚遂良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从政的后期卷入了朝廷争斗，晚年因为立后问题得罪了武则天，于是在武后当政后，他遭遇到一再贬抑，死于任所。唐代非正常死亡的几位书家，如非命运偶然，也是可能达到长寿的。如颜真卿，如果不是遭遇奸臣卢杞的阴毒与叛臣李希烈的残暴屠杀，是完全可能享有长寿的。

关于宋代书法家的年寿。北宋的几位，李建中（945—1013）69岁，蔡襄(1012—1067)56岁，苏轼(1037-1101)65岁，黄庭坚(1045－1105)61岁，蔡京(1047—1126)80岁，米芾(1051—1107)57岁，赵佶（1082--1135）54岁。可见，北宋书法家的年寿远远不能与唐朝相比，7人中只有蔡京1人达到了80岁。蔡京是否算得上大书家，还不能确定。本文不倾向于把他列为大书家。这里只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印象。大多数人受到了“宋四家”之蔡有蔡襄、蔡京两说的因循习惯，将蔡京视为大书家。其实，已有专家做出明确论证，“宋四家”之“蔡”本来就确指蔡襄，并非两说。两说的误传，是由于明代时一些不求甚解的读书人望文臆测的结果。如果把蔡京删掉，那么北宋大书家竟然无一达到70岁。北宋之外，南宋大书家阙如，研究宋代书法史的专家曹宝麟在撰写南宋书法史时推举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为南宋书坛的“中兴四大家”[11]。如果以此“中兴四大家”作为本文的取样，那么也唯有陆游一人过了80岁，但是由于张孝祥未及不惑，平均年龄被拉下来，四人的平均年龄仍然只是处在66岁的水准，略高于北宋大书家的63岁。其中，陆游（1125－1210）86岁，范成大(1126－1193)68岁，朱熹（1130—1200）71岁，张孝祥(1132—1170)39岁。

唐、宋两朝著名书法家之间在年寿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可以从很多方面探索原因。如前所述，遗传、阅历、习惯、环境、奉养、治乱等可能成为影响寿命的因素，各种推理都可能陷入猜测，无法得到可靠的证明。不过，从以上比较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不同朝代之间的书法家年龄之间的群体差异，并不因为他们同样喜好书法、从事书法而得到改变。至于唐宋两朝的书法家是否与各自所在朝代的其他阶层人群相比属于相对长寿者，由于缺乏可供比较研究的各种关联性数据，无法作出确定的结论。

三、书法益寿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一种信念

古代书论中有两则非常经典的故事。第一则是朱和羹《临池心解》中的记述：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自许书法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遇寺院有宗伯题额者，辄另书列其旁，欲以争胜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后李果以起义阵亡。

另一则是《清代名人笔记》中的记录：

傅山与其子书逼肖，外人未能辨。一日，其长公子以所书置于案头，欲查其父之辨否。青主见而熟视之，以为己所书也，则叹曰：“中气已绝，吾其不久于人世矣！”太息不已。其长公子私嗤之。后月余，其长公子果以疾卒。

邱振中曾专门在其著作中引用这两个故事，他试图揭示的是：“现代学术中的证明是极为困难的环节，省略这一环节，为个人体验进入阐释系统、意义系统敞开了门户。”中国古代书论确实经常存在论证环节相对不足的情况，它往往经常以各种比喻和故事给读者提供暗示，直接赋予书法艺术以各种意义，导致书法艺术的意义在轻松而随意的阐释中不断增值，如邱振中所说的那样在“含义进入意义系统时对逻辑证明几乎没有任何要求”[12]。对其看法，本文认为：首先，需要说明一点，这两个故事给人的启发和暗示是多重的，所以可以获得多样化的解读。一种解读是强调书法作品作者方的：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在书法创作中体现出来，无法隐瞒，书法作品中凝聚着作者的健康信息；另一种解读是强调书法欣赏活动中的读者方的：那些具备惊人才能的人物可以透过别人的书法准确地预卜他人的命运或健康。从这两个故事的细节来推断，董其昌和傅山两人的观察和预测能力是存在重大区别的，董其昌只是判断出了作者的大概气质，而傅山则看出了作品中蕴含的书写者明确、具体的健康状态并作出了肯定、确切的诊断。傅山不仅是书法家，也是当时知名的医学家。传统中医的主要诊疗手段中第一条就是“望”，“望”不仅是指使运用视觉能力的直观，而是集聚全部知识、感觉、经验的综合判断和整体推断，需要一种远远超出常人的抽象直觉。荣格在一场讲座中说，人的心理意识的外部领域包括感觉、思维、情感等，“思维告诉我们那个事物是什么，情感则告诉这个事物对于我们的价值”；在此之上，还有“直觉”，直觉是最高级最神秘的一种意识能力，它“使你看见实际上还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直觉是一种在正常情况下不会用到的功能，假如你在斗室之内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并做着刻板的日常工作，那你是不会用到它的。但是，如果你是在股票交易所或非洲中部，你就会像使用别的功能那样使用你的预感……其生活向自然状态敞开的人大量运用直觉，在未知领域冒险的开拓者也运用直觉。创造者与法官都运用直觉。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13]傅山在这里所使用的就是荣格定义的“直觉”。由于具备书法和医学双重素养，傅山的直觉超乎寻常，因而立即通过其人字迹对其人健康立即做出确切的判断。

其次是关于古代书论的意义赋予问题。应该看到，现代学术不应该等同于现代科学。人文学科无疑是现代学术大家庭的成员，但是它仍然被称为“学科”而非“科学”，乃是因为它不能完全与科学作同等要求。在属于人文学科的艺术学中，关于艺术的美感和艺术的价值等问题，是无法使用数学式推理来证明的。美感无法相互说服，价值也无法强制性给定，它只能依靠阐释者富有条理的说明和富有魅力的阐释与接受者主动、热情的接纳倾向之间的完美遇合来求得最佳效果，这并不是中国传统书法理论的丑闻，而是艺术学科的共同特点。阐释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方法，接受者也需要投入各种准备和劳动，两者依靠相似的艺术体验作为中介。章祖安说：“传统书论是历代书法家实践经验之结晶，其中有许多精辟之见，非常深刻，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对于没有书写经验，或虽有经验而终不得其门而入者，则几近天书。”[14]这里的体验是阐释者和接受者交流对话活动的必备前提。体验需要对书法艺术的共同参与，缺少这一层，则交流无法达到真正的深入。在这种交流活动中，阐释者和交流者不仅极有可能遇合到重叠和相似的体验，达到最大程度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契合，而且会共同接受相似的艺术信念。

书法能够增进人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两个经典故事传播和暗示的结果。人们之所以相信并传播这样的故事，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故事，他们事先已经通过自身的体验，体会到了书法益寿的价值，他们早已在自己的心中植入了这样的感觉和信念。

所以，当陆游看到北宋著名隐士林逋的书法时，喜不自胜地说：“君复（林逋）书法又自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15]他说出这种感觉时，根本没有考虑证明的问题。曾国藩说：“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16]曾国藩同样没有考虑证明，因为完全不必。在他们的意识中，书法肯定是、完全是、必然是可以替代药物和食物的佳什，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如果连食物和药物都可以替代，书法艺术益寿功能还需要怀疑么？如果对书法益寿的信念已坚如磐石且深入人心，那么书法艺术的益寿功能还需要证明么？

四、书法益寿的可能性可以获得解释

书法促进健康、延长寿命的功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明显找到支持：

第一，适当的运动。书法首先是一种需要动手操作的实践活动，它可以带动身体持续的、舒缓的、柔韧的运动。在书写小字时，只需要手部运动即可；书写中字时，需要再加上肩部、胸部、腰部的配合；在书写大字的时候，需要站立式书写，这时，包括下肢在内的全身，都需要一起配合作协调的动作。书法的书写动作一般并不强烈、夸张、突兀，在接受基本指导并适当练习后，书写者一般会达到自然、协调、放松、连贯的内在要求。当一个人成为一位真正的书法爱好者后，这种书写活动会得到持续的、舒缓的、柔韧的重复进行。这无疑有助于人的健康。

第二，深长的呼吸。学习书法的人，在入门阶段之后需要不断提高对笔法和结构的控制，为了实现良好的控制，需要集中注意力，达到心与手的交融。集中注意力必然要求调整和控制呼吸，就像在摄影活动按动快门前后和射击运动在发射前后需要控制呼吸一样。①在进入创作阶段之后，对书写时刻的呼吸控制还会有更高的要求，书写者最好在完成一件作品的整个过程中凝神静气，保持身心的全神贯注、毫不松懈。古人的创作阶段和临摹阶段常常是密合无间、难以区分的。创作阶段的要求同样是平时练习中的着力点。传为汉末蔡邕所作的《笔论》道：“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10]5-6清代周星莲说：“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觉灵心焕发。下笔作诗、作文，自有头头是道，汩汩其来之势。”[17]这些说法，对于经常挥运书法的人来说，都是经常会感受到的。一个训练有素的优秀书法家，应该习惯于做到深沉而绵长的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不仅有利于书法艺术，也非常有益于健康。

第三，精神的寄托。一方面，书法艺术中有很多程式化的技法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程式化并不是僵硬不变的，它留出了足够的弹性让书写者自由发挥。这就是书法技法的程式化和变异性的共存。这种特点既可以让人找到重复的亲切感，又不断获得随时可遇的各种意外所带来的欣悦，使身入其境的人产生一种无穷无尽的游戏感。欧阳修、苏轼、陆游都曾因此而沉浸在书法的快乐之中乐而忘我，嗜书成瘾。与苏轼、陆游这样高水平的书法家不同，欧阳修只是书法爱好者，他在晚年才开始投入书法。当他体会到书法的快乐后，多次通过笔记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 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18]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贤留意于此，不为无意也。[18]308

自此已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名。然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18]308-309

注释：

① 本人在一次收看电视节目时，看到江苏省体育局的一位曾经培养过世界冠军的射击教练说：在队员休息的时候，他让队员练习书法，将书法作为一种训练手段，来提高射击运动员的心理能力。他认为书法对培养人的注意力和稳定性都有帮助。

书法不仅可以打发漫长的时光，聚集和激发如欧阳修体会到的正面情感，也同样可以排遣负面情绪。《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件著名的故事：“殷中军（殷浩）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19]在这个例子中，殷浩被废后，其强烈的忧愁愤懑之情通过无数次的书写获得了排遣和平衡，进而维持了心灵的平衡。“书空”成为被后代文人不断提起的典故，他们通过这个故事想象和理解殷浩，也通过这个故事意识到书写活动在人生低谷时刻无可替代的平衡和治疗功能。

第四，思维的综合。书法艺术极端强调笔法、字法、墨法和章法等各种构成元素的抽象组合，一个人长期玩味之后，会逐步形成对抽象元素和各种图形敏锐的感受力、辨别力、记忆力。这对保持人的思维的新鲜和敏感都非常有好处。

对于古代传统士人来说，书法还具有简捷性的特点。从工具材料来看，书法只需要纸、墨、笔、砚即可，这都是古代文房中的寻常之物，可以随时取用；从创作的时间来看，书法创作用时相对较短，通常可以在几分钟或者几小时之内即兴完成；从表达的便捷性来看，书法可以将书写瞬间的整体状态表达在纸面之上，这正如张怀瓘所说的“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20]；从书法的技巧难度来看，入门门槛极低，它以文字为题材，在起步阶段对技法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几乎所有传统士人在书法面前都不会心存畏惧，而是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他们自信地拿起笔来就开始书写，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指导和教诲以及各种繁琐的准备程序。对书法的深度研讨，那是进入到书法纵深之后的事。这些，都让古代传统士人不自觉地喜欢上书法并在其中流连忘返，乐莫大焉。

许伟东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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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016（2017）01-00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