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伦敦雾》作者克丽丝汀·科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嘉月

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位于大学城边缘，绿地环绕。去采访克丽丝汀·科顿的那天，正赶上英国冬季难得的晴天，剑桥的天空看起来更通透。就在这样美丽的环境里，科顿从史料中一点点查找伦敦上空那曾经“浓得可以抹在面包上”的肮脏大雾。在她出生前几年，伦敦已经告别了最后一场雾霾。

《伦敦雾》脱胎于科顿的博士论文，以传记的形式描述了雾霾与伦敦的“恩怨情仇”、雾霾下的伦敦人和被淹没在历史中的往事以及一个国家的治霾史。

一本灵感来自狄更斯的书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想到写一本关于伦敦雾的书？

科顿：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伦敦雾霾的，但它的观察以1914年一战爆发时为限，而这本《伦敦雾》延长了观察时限，一直写到现在。我对伦敦雾霾的兴趣源自我对查尔斯·狄更斯的喜爱。他的《荒凉山庄》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他在书中对伦敦的雾霾进行了大段描写。于是，我就去找狄更斯在其他书里是怎么写雾霾的。

后来我发现，其他人也写过“狄更斯与雾霾意向”这个主题，于是我就转向伦敦治霾的立法过程。人们可能知道，伦敦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在1962年经历了最后一次大雾霾。但人们忽略的是，英国从19世纪初就开始有人呼吁要设立《清洁空气法》，但直到1956年这部法律才真正在议会通过，足足花了150多年。我对此很不理解，于是我就去查资料，后来又发现了许多艺术家关于雾霾的作品，这才有了《伦敦雾》。狄更斯给了我创作这本书的灵感，但我的观察又超出了狄更斯这个话题。

南方周末：为什么伦敦从出现雾霾问题到真正下定决心立法治理雾霾花了150多年？

科顿：19、20世纪伦敦在处理雾霾时立法行动非常迟缓，这期间每当有议员提出要立法治霾时，他们总受到工厂主的阻挠，认为这会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很长时间内，很多英国议员很不愿意通过治霾法律。

和19世纪英国的情况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用替代物来替换产生雾霾的那些东西，但问题也一样，就是那些替代物成本更高。当时伦敦的工厂主们和那些烧煤取暖的家庭也知道雾霾不好，但谁来替他们承担变革的成本呢？因此他们成了治霾的阻力，经济是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直到二战后，在新房里是安装煤气炉还是煤炉始终会引起争议，因为英国人觉得冬天全家人围坐在煤炉旁取暖是英国家庭的传统，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例如，狄更斯虽然不满空气状况，但他在报刊上撰文强调煤炉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性。这也是政府始终犹豫是否要干涉私人烧煤的原因，因为市场自由和个人自由正是资本主义所强调的两大自由。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因为各方面合力，让《清洁空气法》最终通过。当时挺过了二战摧残的伦敦人认为，每年长达三四个月的雾霾天并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生活。1952年伦敦那场严重的雾霾，虽然当时政府只承认它导致4000人死亡，但其实后来研究发现，有1.2万人的死亡与之有关。另外，当时煤气和电力价格下降，已经逐步取代燃煤。

英国成功治理雾霾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的推动。麦克米伦虽然很不愿意通过《清洁空气法》，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人民说，我们受够了。

“它既是危险的， 又同时是浪漫的”

南方周末：读《伦敦雾》给我留下的最大感受是，你笔下伦敦人对雾霾的认知是：“它既是危险的，又同时是浪漫的。”你为什么这样写？

科顿：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人是喜欢雾霾的。特别是那些从外国来到伦敦的艺术家们，他们笔下和画板上的雾霾颜色丰富，他们看到的是伦敦雾霾的不同一面。虽然英国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特纳也画过一些雾霾下的伦敦城，但因为当时那些有钱的工厂主不愿意买那些描绘伦敦肮脏丑陋一面的作品，所以英国艺术家不太画关于雾霾的画。但像莫奈、詹姆斯·惠斯勒这样的外国画家倒是更擅长于发现雾霾的“美丽”。

经历过伦敦雾霾的人都说，当时的情况很可怕。但他们也会说，雾霾让伦敦变得特别，让伦敦与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区别开来。当伦敦雾霾治理成功后，游客们来到伦敦时，发现伦敦不再是“雾都”了，他们会非常失望，认为自己看到的不再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了。

南方周末：你认为伦敦治理雾霾的历史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科顿：我认为对中国、印度、波兰这样存在雾霾问题的国家来说，确实能从伦敦当年的雾霾经验中吸取教训，例如19、20世纪伦敦在处理雾霾时立法行动非常迟缓，政府要决断清洁的空气到底对国家来说有多么重要，是否值得为了健康牺牲经济。

中国面对的问题是，相比天然气和电力，煤的价格很便宜，所以企业宁愿烧煤，因为这会降低成本，带来更大利润。政府应该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鼓励替代能源，鼓励更多人使用电动车。我很理解中国的处境，当然无法马上就关停一切冒烟的工厂、停驶一切车辆，这不现实。但政府应该努力让新建的工厂更加环保，不应该再建设污染环境的火电厂。

在通过《清洁空气法》以后，伦敦在6年后才彻底告别雾霾问题，因此耐心也很重要。当中产阶级抱怨空气质量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想想，他们是否为解决雾霾问题作出了努力，例如他们是否尽量少开私家车。但另一方面，当伦敦下定决心时，真正解决雾霾所花的时间比此前预计的要短，原本预计要到1980年代才能完成的“无烟区”目标到1960年代中期就实现了，因为当时许多地区争相要成为“无烟区”，它们相互竞赛。

需要指出的是，雾霾的形成也和地形有关，伦敦如此，北京也是这样。中国目前还在工业化阶段，伦敦解决雾霾问题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如果为北京目前治理雾霾的努力打分，我想我会打“良好以上”吧，北京正在努力，中国太大了，中国需要发展。我在书中提到的另一个维度是，雾霾问题如何影响全世界，影响到气候变化。因此我们不应批评中国，我们应该帮助中国，而中国政府也应该将解决雾霾视为优先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