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琢和他的火凤凰

郑也夫

画家李林琢是我的老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他是北京八中66届初三一班的,我是初三二班的。当时算不上知根知底。1968年分手,再见面已是30年后。

林琢的父亲16岁从山东德州闯关东到了沈阳。随后进入日本兵工厂做学徒工,日后成了优秀的技工。多年后给工友表演,闭着眼睛摸多国造的螺丝拐头,可以准确无误地报出国别。后辞工经商,开始做五金器材的生意。他不识字。多年后林琢看到父亲当年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都是他自撰的符号。可见其人有自己的一套。生意肯定不错,当时李家在沈阳有洋楼电话。林琢父亲跟人合伙买了个轮船,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炸沉，一解放父亲就随安东电厂迁京,改换身份,做了工人。他手艺好,做过朝阳区供暖技术组长,有过节能的重大发明，被评为市级劳模。李林琢后来的经历，与其父密切相关。

钢水烧掉了工人画家的耳朵

家里没人搞美术,哥哥爱画两笔,影响了林琢。小学时他拿自己涂抹的一张画给老师看,老师不信是他画的。中学时他课上的一张画中有马克思的侧面像,老师给了“五+”。他没进过少年宫等任何美术小组，沾了工人出身的光，1968年分配到特钢(后并入首钢)的炼钢车间。一个班出两炉钢,画家李林琢出钢时大干30分钟,然后就躺在钢筋焊的椅子上喘气休息。这份劳作的特征是强度极大、休息时间也特长。精力充沛、想入非非的年轻人总要在两炉钢之间的休息时找个事干。画家李林琢开始涂抹。他父亲将他的画拿给一所美术师专的佟继武老师看，佟老师一般不收学生,看过习作后答应指导林琢。有了老师后林琢工歇时的涂抹更起劲，这项技能让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炼钢车间黑板报(钢厂的黑板通通是铁板)报头的画者。这当口,北京画院的马泉老师到特钢体验生活,见到林琢的黑板报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粉笔画。此言一出,林琢就成了工人画家。1971年北京市要办美展,厂里让林琢脱产一个月。在佟老师指导下他第一次画油画,以后换了张颂南老师接手指导，完成了画作“工人学习”,参展并获奖。这下子林琢在厂里名气大了去了。

1974年中央美院招生,这是自1964年“四清”运动以来美院首次招生，机会极其难得，林琢报了名。久等无音，托人打听,才知道准考证被厂部扣住已过了期。不久又来了个机会,中央美院从全国招收七人组成一个为期一年半的油画创作班。因为学完还回原单位,厂里放行。林琢如愿进入创作班。七位青年工人满心想着和老师们学画画,不想一进入就赶上了批黑画家的运动，到底是学不上画画了。运动临近尾声领导决定：开门办学,师生一同下工厂，并选中了首钢。刚刚平反的侯一民先生是班主任，还是北京八中的校友，更是他的命中贵人。

林琢当炉前工时期,钢厂的事故高得出奇。一吨重的天车大钩一年中掉下来12次,一次出钢时钢包大梁断裂,钢水溅到十几米高的车间顶棚。

1974年12月13日,炼钢炉爆炸,喷出十几吨钢水。炉前的林琢调头飞跑,一摸脸耳朵没了，跑出车间就地打滚。事故中共五十多人受伤，四个重伤者中林琢是唯一活下来的。左臂和脸部严重烧伤。烧成什么样?他能下床后,路过其他病房的门口,病房内卧床的女孩儿看到后吓得赶紧往床底下钻。

烧伤前林琢早有女友,是邻居,一位著名史学家的女儿，上海一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女孩母亲自杀、父亲受冲击时,林琢母亲帮助照顾女孩和她的兄弟。两家相濡以沫,两小情深无猜。事故后女友白天照顾林琢,晚上在家里为二人的关系吵成一锅粥。一个月后她返回上海,寄来绝交信。这封信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将刚刚脱险的林琢，从301医院送到安定医院,定性为躁狂型抑郁症，一住三个月。他回忆说：“这里是个小社会，农民、音乐学院教师、名人子弟、外交官女儿、级别不低的官员，相会在这里。有人木呆呆的，有人翻筋斗，有人大唱：‘脱了大褂，换军装，皇军的洋枪我来扛。一幅奇特怪诞的众生相，这些唱词平生第一次听到，也将没齿不忘。”

事故发生后,作为班主任的侯先生第一时间问当事人：他眼睛和手坏了吗?得知眼睛完好,右手完好,侯松了口气：“那就没关系了。”怎么没关系了？因面孔烧坏，日后介绍过一打对象，对方虽事先耳闻，还是见过一面就不谈了。但侯先生之说是“伯乐”的言辞，他的心思聚焦在一个有潜质的后生的艺术生命上。在医院探望时,侯先生问林琢有什么要求。林琢只说：希望病愈后能在中央美院继续学业。

林琢原本喜欢读书，休养期间读了不少书，包括第二遍通读《鲁迅全集》，鲁迅对汉代石画像的求索和谈论，在林琢内心深处存盘。他是同代美术学生中最早知晓这一宝藏的人。

1976年夏,林琢走出了病房。美院开始讨论对这位学员（那个进修班已经结业）该如何交代。有人说：他因工伤缺席了多少天进修,就给他补上多少天。侯先生正颜厉色道：是等价交换吗，那么李林琢的两个耳朵没了,该怎么补偿?言者无语。

林琢先插到工农兵学员中，不久赶上恢复高考,他破例成为唯一的先工农兵学员、后七七级的美院学生。1981年毕业，任壁画系秘书兼教师。

《钢之歌》是法国人画不出来的

1971年在首钢作为工人画家脱颖而出的时候,林琢说他压力很大,因为知道自己没受过正规训练,毫无基础，名实不符。现在受了正规训练,毕业留校了,他要为自己正名。

其实他的毕业作《钢之歌》(1981)已经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4），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反映工厂的绘画已淡出美术界，几成绝响的《钢之歌》不再被关注，而墙内开花墙外红则要等待十年后的法国。这幅画有这样几个特点：基调是蓝色,而非人们惯常看到炼钢炉前绚丽的火红和橘黄；非写实，是趋于动态的装饰风格；给人的基本印象是抒情之美,而非炉前的艰辛、热烈、豪情和力度。林琢解释：钢厂炉前的景观本身极美。

笔者曾参观首钢氧气顶吹转炉,被其壮观深深震撼,知此言不虚。而我们只知炉前美景之一,不知其二。林琢或许习惯了炉前之绚丽红黄,偏要将炉前比较少见的湛蓝之美呈现,别致是美术家的当然追求。他说：“清晨的时候，霞光打进暗红色的炼钢车间，合成了一种罕见的蓝色。美极了，但转瞬即逝。”那是炼钢人独享，参观者无缘的，而那稀罕的蓝色一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工人画家。老师对画作初稿的评价是：苏联的味道。这句评价让林琢下了半年功夫“去苏联化”。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林琢践行此道，往变形走，往装饰美走。我的观感是：走得很动态,造就了一种流动的装饰美。习作定稿后,一些老师说：林琢没学过工艺美术的装饰啊,哪儿来的?我以为凡成才者,必有些无师自通的东西，而超越了苦难的审美对艺术家至关重要。这幅作品没有赢得当时的喝彩,却是林琢美术之路的起点和其艺术风格的雏形：变形，流动感，装饰美。

“正名”完成于九年后。亚运会即将开幕，服务它的五洲大酒店的内部六个花岗岩石柱被喷灯灼烧过度,烧成酥皮，怎么修补成了难题。有人说包不锈钢、包木头、包地毯等等。林琢说了一句：搞浮雕。人家立即回复：你给个小样，他回家就用大可乐瓶做了个石膏的浮雕小样。五洲大酒店立即跟进,选了六个石柱中最边缘的一个叫他试试，一试手就获好评,最终六根石柱的浮雕大获成功。不少工程师说：五洲大酒店因祸得福，现在的石柱比未烧坏时要好看得多。酒店接着又商议大墙上的壁画，工程师们说能画个飞天才好。林琢说，不可。他交出了“云水”的画稿，店方大为满意。五洲大酒店的成功反馈到美院同仁,大家才承认这小子的能力,他伤残了又留校了,却未必是因伤残而留校，亦未必伤残留校者便无能。“云水”是林琢第一幅为公共场合制作的壁画，也是蓝色，也是形态飘逸。看过《钢之歌》的人会立即想到,这是一人手笔。林琢以前做过木雕、陶瓷。而石头浮雕这也是第一次。以后浮雕将是他艺术实践之重镇。可惜的是随着五洲大酒店日后更新内装修,这两幅作品已经灰飞烟灭。

接下来是1991年五位画家的巴黎个展,其中有法国人和捷克人。林琢的作品有木雕、陶瓷和《钢之歌》的照片。巴黎美术学院的宾嘎斯说：《钢之歌》是法国人画不出来的。另一位法国画家林珐问林琢：“你的《钢之歌》太好了，原作为什么不拿到巴黎？”林琢回答笔者这同一问题：这事不好意思和外国人讲，当时我们没有那份经济实力，这是无收入的画展，根本不能预料能否现场卖出作品。林琢打算运到巴黎的作品有一百公斤，按照普通旅客的行李标准大大超重，托了关系才得以托运上飞机。而《钢之歌》长3.5米，根本就没敢想能够带去。一个巴黎餐馆老板向林琢定制了一件木雕,选了一根8米长的非洲红木，雕好后给林琢5万法郎。

没用上的火凤凰派上用场

两年后侯先生介绍林琢去深圳，为“世界之窗”做900平方米的浮雕“东方文明”。林琢回忆，他最费神的是要考虑高10米、长近百米的浮雕，必须近观精美、远看协调，且必须能从各个不同角度观看。画稿完成后,林琢督导六十多名刻工在湖南一个山村开干。浮雕与绘画不同，后者水准高下全凭画家一人，而上乘的浮雕既凭画家的技能,又靠石匠的手艺,二者缺一不可。依敝人之见，唐代书法第一人非欧阳询莫属,而第一作品则为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何故第一作品不是第一人所书,因神来之笔可遇不可求。古代石碑上每见“某人文”,“某人书”,而“雁塔圣教序”上还有“万文韵刻”,万氏乃隋唐之际第一刻工。若非这位刻工，圣教序当没有后世所见那般珠圆玉润。世界之窗的大型浮雕1993年全部完工，其中“东方文明”部分1999年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中被评为设计类银奖，即最高奖，因该奖项没有金奖。

完成“东方文明”之后三年,唐山市为纪念地震20周年征集作品,中央美院出手了七八件未获通过，侯一民先生要林琢也出点力，刚巧林琢手中有个凤凰雕塑，是为北京申奥制作的。那年申奥没有成功,这件作品暂时没了用场。小样送到唐山,该市规划局长一把握住：我们要了。还是那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不管功劳再大，跳槽的韩信不是为刘邦定制的。这件高15米的不锈钢雕塑立在唐山火车站广场,命名为“新生凤凰”，林琢称这件作品为“火凤凰”。一次在他家中看到一幅照片,夕阳中的火凤凰是紫铜的颜色。我问林琢：唐山的火凤凰是什么颜色。他说：不锈钢。我说：镀成紫铜色多好,那才是真正的火凤凰。他说：你太浪漫了,那要增加很多成本,还有工艺问题,出资方很难答应的。我一向以为艺术家才是浪漫的,不想这一次浪漫的是看客。我因此也明白了,成功的城市雕塑家必是多面手,必是集艺术、实干、管理，乃至谈判能力于一身的人才。

几年前的某天，林琢突然来电话：说他刚度过一劫,险些在抑郁中自杀。最后关头自己拨了急救电话,在安定医院又住了几个月,已经痊愈。我一直以为精神问题是艺术家的专利,且他们越忙越康健,闲下来便发病。经沟通才知道他不是这样,他是负荷太大,不仅是创作的负荷,更是与多方人士的博弈，特别是大工程中督导刻工的巨大压力，导致了精神失衡。

好在他又康复了，2016年精神抖擞地出任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人的一生诡异莫测。因此,宿命论与意志论在解释人生中永远各据一席之地。林琢的劫难中有宿命的色彩。若其父亲的轮船未沉,或没跑到北京重做工人,林琢就不会分配到北京特钢厂,而将和我等一同奔赴农村。如是也就没有工人画家，也可能没有了炉前的那次惨烈的事故。但是宿命论显然解释不了以后的林琢。按常理,他几乎一定垮掉,从身体到精神。但他偏偏站起来,娶妻生子,儿子健康阳光得很,正在美国读博。林琢一路下来，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巨大的城市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