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应该怎样谈论道德？

西闪

作家

当我们的未来充满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怎么办？在我看来，2016年年底读到的赫希曼传记《入世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赫希曼提出了一个“可能主义”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发现和创造未来的诸多可能性，然后敏捷勇敢地做出选择。

可是，像赫希曼的人天下有几个？再说了，即使满足了可能主义的条件，假设没有道德上的约束，怎么保证他不会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呢？须知马基雅维利强调“美德与运气”的相互作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不是。尽管这里所谓的美德跟道德并非一回事。

诺博托·霍尔斯特有一本《何为道德》，用十分清晰的哲学语言讨论了道德问题。有趣的是，约书亚·格林在《道德部落》（论璐璐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里的探索与之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只不过后者大量使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语言，但结论相当一致。譬如他们都认为，道德不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东西，也不是有赖于宗教的建构物，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柏拉图、阿奎那或康德。同时他们也同意，道德不仅事实上建基于众人的利益，原则上也应该如此——它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机制，“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如此坦率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两人论证得很精彩。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功利主义，与赫希曼的可能主义不无融通的地方，因为它们都强调成本—收益的实际考量，强调从现实中“发掘”未来的价值，从而把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值得尝试的可能性。鉴于功利主义已被庸俗化，格林给出了一个新名词“深度实用主义”。

不管重视与否，讨论道德不可避免要论及自由意志。像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霍尔斯特认为自由意志是我们履行道德责任的必要前提。然而如今很多神经科学家却公开表示，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这一点，“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过去在《伦理的脑》《谁说了算？》里都谈到了。不过他的激进程度远不及另一位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后者在《隐藏的自我》一书里不但直截了当地判了自由意志的“死刑”，还正面挑战了康德式的复仇主义道德观。他甚至呼吁摆脱基于自由意志的究责与惩罚，建立一套克服复仇冲动的、重视矫正的、与神经科学相协调的“前瞻性”司法系统。显然，在他的态度背后，其基础还是功利主义。

可是利益是什么？我们能够理性地看待利益吗？还是说，所谓利益只是情感上的偏好？换句话说，当看待利益的理性与直觉相悖时，我们如何是好？这一系列的问题相当复杂。在《道德的理由》里，詹姆斯·雷切尔斯和斯图亚特·雷切尔斯委婉地表示，应该优先考虑理性的原则。他们承认道德直觉的重要性，不过直觉的缺陷在于，它有可能掏空事实的基础，把道德判断变成单纯的情感心态，甚至掉进相对主义的陷阱。最后他们提倡的新概念叫“多重策略的功利主义”。

钱永祥先生在《动情的理性》的序言里也谈到了情感与理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关系。他说：“惟其说理，才能趋近更妥当的认知，也唯有靠说理自身内建的普遍主义性格，我们才能平等地考量所有相关者的利害。”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从扩展的效力看，情感不及理性。但他同时也强调，理性必然源自情感的鼓动，否则理性就会失去关注和介入的焦点。

神经科学家詹姆斯·胡德从演化的角度涉及了同一个问题。在《被驯化的大脑》（杨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4月）里他注意到了一个有悖于常识的事实，尽管人脑在演化的大多数时间里越来越大，但在最近的两万年间，大脑的体积实际上却在萎缩。缩小的尺寸还很可观，约有一只网球那么大。他猜测缩小的原因是“人类的自我驯化”——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人类在更大规模的社会规模中协调合作，为此，个体需要在生理上做出自我调节，降低某些不利于合作的激素水平，增加某些更利于合作的生理特质。事实上，在人类驯化的绝大多数动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变化——相较于它们的野生祖先，它们的脑容量全都缩小了10%-15%。和这种趋势相伴随的，是激素水平的变化，以及推理方式的改变。我们人类的理性，很可能也是在同样的过程中逐渐变得重要起来的。

也许有人因此误会，理性地位的提高，会对情感造成压制。情况完全相反，受控的情感变得更细腻也更丰富了。它依然是人性中至为关键的要素，既是道德的源泉，也是道德的约束。认知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对婴儿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善恶之源》（青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里做的不少实验表明，早在开口说话和迈步行走之前，婴儿对人与事已经具有朴素而明晰的道德判断。他们有正义感，有移情能力，也有同情心。但同时他们自私褊狭，区分亲疏，歧视乃至敌视陌生人。

要继续了解大脑的“情感生活”，迪伦·埃文斯的《情感密码》、加扎尼加的自传《双脑记》都是不错的读物。不过，假如我们把情感只当成大脑的事情，那就过于简单了。像心智一样，情感也有赖于身体的支持。在《消失的微生物》（傅贺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16年9月）里，马丁·布莱泽为此提供了旁证。他注意到，在我们的胃肠功能与大脑功能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例如拥有1亿神经元的肠道神经系统，它产生的神经信号可以通过迷走神经直接传递给大脑，从而影响我们的认知和情绪。肠道还生产人体80%的血清素，这种神经递质是调控睡眠、学习和情绪的重要因素。布莱泽大胆推测，之所以如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闭症患儿，跟母亲滥用抗生素导致肠道功能紊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