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崔华泰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崔华泰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是五大发展观念之首，也是重大思想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社会组织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它能够有效弥补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成为推动原始型创新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社会组织与原始型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会组织密度对原始型创新的影响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相关，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的作用，就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加速转变政府职能的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原始型创新；熵权法；实证研究

我国历来重视创新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用创新促进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创新发展不仅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首要发展理念，也成为贯穿全篇的重大思想战略。这一系列决策都是党和政府在现实背景下做出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决策。

从国内现实来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面临产业结构层次低、发展不平衡、人口红利与要素成本优势减退等问题，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能否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的关键。只有依靠创新完善产业价值链，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推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胜利。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行创新国家战略。科技突破，尤其是高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成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成为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只有将创新发展放在国家核心战略高度，才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中把握主动权。

一、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影响的理论梳理

创新分为引进模仿型创新和原始型创新两个过程。如果创新仅停留在模仿引进阶段，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可持续性的发展。不同于模仿引进型的创新，原始型创新是创造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发现以前从未被知晓的事物，产生质的变化的过程，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最彻底的、最根本的。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硕果累累。但是由于过去在很长时间中国以引进模仿型创新为主导，还保持着原有创新方式的惯性，原始创新力仍然较差，与美国等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而原始型创新建设不仅是技术发明问题，而且是关乎中国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制度体制建设、资源配置机制等方面的系统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国家原创力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必须充分重视的重大课题。

从理论来看，原始型创新的主导行为方式是基于人的天赋、灵感、激情、梦想的直觉式创新，而不是以既有目标为出发点而进行的逻辑推理性创新，其关键是发挥超常型默示知识主体的作用。而这要求超常型默示知识主体从“私缘”起步，进行自治开发、自主合作。政府的行政命令束缚对超常型默示知识主体产生抑制和束缚，而市场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不能及时捕捉信息。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社会组织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自治自律性，这使得它能够有效弥补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成为推动原始型创新的重要力量。

从现实来看，美国硅谷园区是世界高新科技园区的成功典范，高科技企业不断崛起、先进成果不断涌现，这主要得益于利于原始型创新发展的治理机制——政产学研等多个部门共同治理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在原始型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一直被人们所重视，而社会组织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却成为原始型创新发展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在全国，创新体系内的社会组织发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中国原始型创新能力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当前我国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在社会组织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位日益凸显的环境下，将二者进行结合，将社会组织纳入创新能力建设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对于国家原始型创新能力建设，还是对于社会体制改革无疑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很少有学者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研究创新的产生机理，而研究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的影响更是极为鲜见。

普特南(2001)[1]的社会资本理论为社会组织与区域创新间的关系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在研究意大利南北经济差异时发现，意大利北部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社会资本发育程度高。“社会资本指的是如信任、规范、网络等方面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的效率。”因此社会组织的第一项衡量指标就是各地区社团的密度，当地存在很多像合唱团、文学会、合作社、俱乐部与邻里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通过为创新主体提供关系网络，推进知识信息的扩散，加强创新主体的自发合作；促进交流为各主体获得各自需要的资源要素；利于提升网络内部相互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克服集体活动困境。Landry(2002)[2]等指出创新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开发网络、市场参与者的信息联系、社会网络。而社会组织也是加强市场主体的信息联系、组织技术开发、形成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除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外，社会组织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国内学者马松尧(2004)[3]将社会组织中的科技类组织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从科技中介组织对完善优化创新系统的机构和功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规范市场行为、发挥市场对科学技术要素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等方面阐述科技类社会组织对国家创新的意义。廖少纲(2011)[4]认为科技非政府组织具有智力人群优势，是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有效沟通协调的重要枢纽。能够促进知识流动扩散；促进主体间资源优势互补，加快推进协同创新；满足创新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提供以市场为基础、以专业性为特点的服务，能够促进成果的转化实现。崔永华等(2011)[5]在组织边界理论基础上指出，学会、协会、社团等柔性社会组织具有跨边界的优势，能够“穿越”正式组织边界，促进人员凝聚，知识的共享与活动合作，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建国(2014)[6]对行业性社会组织在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中关村为实证案例，指出中关村中的行业性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加快搭建创新型孵化器及各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能够为政府提供行业政策咨询，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研(2014)[7]也以中关村为例，详细介绍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中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发育状况，说明了科技类社会组织对于打通政府协调通道、推进产学研协作创新、促进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有重要功能，从而可以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李研(2014)[8]也梳理社会组织对创新的影响机理，认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发挥推进主体间的互动沟通、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的作用，完善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是当前极少数较为系统地对社会组织对创新体系影响机理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之一。

目前对社会组织与原始型创新的研究大多彼此分离，少有交集。对于社会组织的研究目前多集中在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对社会管理、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贡献，很少有研究深入探究其对提高创新能力的意义。对原始型创新的产生机制的研究，目前学者大多也侧重从创新流程、创新主体等角度切入。但是目前也有少数学者开始认识到原始型创新需要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部分学者梳理社会组织尤其是科技类社会组织对创新的作用，一方面观点分散，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仅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层面，没有结合原始型创新的核心特征真正将社会组织纳入原始型创新的研究框架。

已有学者建立原始型创新能力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估，但是目前指标的选择未能突出原始型创新的核心特点，且社会组织与原始型创新进行实证研究也是目前亟待填补的空白领域。

探究社会组织在原始型创新中的价值，有利于理清我国原始型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利于为我国创新治理提供启示，同时利于明确政府在原始型创新中的定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对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与体制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二、原始型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及测度

(一)原始型创新指标体系

本文在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原始型创新的核心特点，根据客观性、可操作性、现实性、可比性、目标性、严谨性等原则，建立原始型创新指标评价体系。根据社会组织对原始创新组织的影响机理，本文主要选取了创新人力资本、创新开发、原创成果价值实现三个维度建立了一级指标，进而选取了16个二级指标。主要特点在于：侧重原始型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创新型人力资本看作原创能力的内生力量。

表1 原始型创新主要指标

(二)基于熵权法的原始型创新综合指数测算

1.基本原理

选择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基于严谨性原则，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客观赋值法——熵值法[9]。

熵值法的原理是根据各个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即信息熵，来确定各个指标所占权重。在信息论中，信息是对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熵则是对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两者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因此，可以通过熵值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熵。指标信息熵越小，信息的无序程度越小，指标所反映的信息量越多，在方案综合评价中贡献度越大，因此指标所占权重越大。

2.步骤

设方案中有m个评价对象，n个评估指标，建立数据矩阵X=(xij)m×n，第j项评价指标xij的熵定义为：

(1)

其中，

k=1/lnm

则第j向指标的熵权Wj定义为

其中，dj=1-ej为第j项指标的效用值。

用第j项指标权重与该指标的接近度pij的乘积作为xij的评价值：fij=Wj×pij，

则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为:

(3)

由于熵的可加性，多层指标的体系可以根据下层结构的效用值按比例确定上层结构的权重。

利用下层结构的指标效用值，按比例确定。加总下层结构每类指标的效用值dj，求出上一层各类指标的效用值的和Dk(k=1,2，…，k)、全部指标效用值的总和D=D1+D2+....+DK,得到对应的权重为

Wk=DK/D

(4)

3.原始创新综合指标测算结果

剔除部分缺失值较多的省份，本文对2002-2015年28个省级数据根据熵权法进行计算，从总体来看在原始型创新的三个一级指标中，创新开发占比最高，其次是价值实现，创新人力资本权重最小，与本文强调的原始型创新内核基本符合。

从各省的综合指数14年平均结果来看，主要排名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原始型创新在前10名有8个均是东部沿海省份，而中西部的原始型创新水平相对落后，这说明我国原始型创新水平地区不平衡。这与东西部地区综合发展状况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都相对较高，吸纳了国内外大量人才、信息、资源、资本，创新基础扎实，原始型创新能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和历史原因，面临着原始型创新条件不足、动力缺乏等问题。但事实上，原始型创新与社会组织的区域状况也呈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从表3可见，东部地区社会组织密度也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原始型创新指数在前10名的省份中，有7个省份也位列社会组织密度的前10名。

表2 2002-2015年全国28省原始型创新综合

(注：资料来源《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的设定、主要变量及数据来源

根据理论分析，社会组织通过促进原始型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创新开发与创新成果价值实现等路径对原始型创新有正向的影响。此外，原始型创新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创新投入等。市场化程度也是影响创新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原始型创新的影响有多种路径。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有效减少寻租行为，优化创新投资的配置水平，提高原始型创新的效率；发展非国有经济有利于促进企业在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自我成长、主动创新；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有利于促进创新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促进一系列制度红利的释放，成为推动原始型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有学者已经通过实证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政府干预程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10]

为了让变量平稳并减少模型的异方差，对各个变量分别取对数。

模型一设定如下：

lnWinnit=lnWmdit+εit

(1)

其中， i表示截面数据， t表示时间序列，εit为残差

因变量是原始型创新综合指数，进行了异常值处理(Winn)；影响因素中，用社会组织数量与从业人口的比值代表社会组织密度水平(Wmd)，也对其异常值进行处理。

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与其所在制度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组织本身自治性、自发性、自主性的基因要求其只有在市场化环境下才能发挥其独特优势，行政本位的社会组织不能表现出促进原始型创新的作用，相反甚至会成为原始型创新的负担。因此，文章假设社会组织创新贡献度与市场化程度相关，回归方程中加入R&D经费(spend)、非市场化程度(参考相关文献采用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代表，用lnmar表示其对数值)与非市场化的交互项(用MM表示，MM=lnWmd×lnmar)等控制变量。建立模型二：

lnWinnit=β1tlnWmdit+β2tlnmarit+β3tlnspendit+β4tMMit+εit

(2)

其中，i表示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εit为残差。

社会组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社会组织网；其他变量数据主要搜集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EPS数据库等。

1.模型一的检验

(1)回归结果

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一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0.01, **p<0.05, *p<0.1

根据回归结果，社会组织密度对原始型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将各类型社会组织全部放入有关，对原始型创新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是科技类社会组织，但是由于无法将其单独提取，因此影响回归结果。

非市场化程度对原始型创新有负向影响且结果显著。不断提高的市场化程度是进行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11]。各个地区应加快市场化改革，从行动和政策上减少政府干预，释放市场活力，为原始型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研发环境。

经费支出对原始型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原始型创新的过程中要重视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力度。

(2)内生性检验

人口数量对原始型创新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人口数量影响社会组织密度，一般来说，人口数量越多，从业人口数量越大，社会组织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密度越大。因此选择人口数量(lnpop)作为社会组织的工具变量，对其进行内生性检验，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并不存在内生性。

2.对模型二的检验

基于社会组织的特征，文章假设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发挥作用受到市场化水平的限制，当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时候，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的正面影响会减小。因此，在原方程中加入市场化程度(lnmar)及社会组织密度与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MM)进行回归。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0.01, **p<0.05, *p<0.1

回归方程为

lnWinn=0.0436+0.456lnWmd-2.712lnmar+0.222lnspend-0.422MM

(0.256) (1.705) (0.0565) (0.227)

所以∂lnWinn/∂lnWmd=0.456-0.422lnmar

根据回归方程，社会组织密度对原始型创新有影响且影响程度与非市场化程度相关。当非市场化程度较大时，社会组织会对原始型创新产生负的效应；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有正向影响。

政治的根本体制不会变，市场化程度是考量资源配置效率和开发性程度的最有效方式。社会组织是一种由政府支持或者社会自发建立的群体形式。自发性、自主性、非营利性是其区别于政府组织的重要特征，也是其重要优势。因此，当社会组织所处地区的经济活动由政府支配和主导，市场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一方面会形成对政府的依赖，另一方面其自主性与创造性也将受到抑制。某种程度上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也与市场化程度共同提高。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的正向影响将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放大，因此，发挥社会组织效率要重视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建设中的政府定位也是影响社会组织效力发挥中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

四、政策建议

(一)推进市场化进程，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探讨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创新治理的机制

发挥社会组织对创新的作用，需要将其纳入创新治理的框架。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地方市场化水平的限制。这是因为目前很多地方行政体制束缚现象严重，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组织的管理中，造成社会组织治理扭曲。因此推动地方体制改革、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成为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

(二)政府要完善相关政策，加强社会组织生态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对原始型创新的作用需要良好的生态体系，这需要政府在法律、税收、登记注册、人才引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由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当，社会组织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不被重视等原因，目前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亟待改善的空间。

第一，要建立、规范创新体系内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明确不同个体的结构特点、组织形式、制度模式、法律地位等，利用立法途径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加强部门章程的建立和地方性社会组织立法，推动全国科技社会组织法律框架的建立。第二，政府要突破注册双重管理体制，促进登记注册改革，减少申请办理程序，在出台相关政策办法的同时加快推进政策落实。第三，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通过财政扶持、税收减免、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减少社会组织发育负担。第四，政府可以为科技类社会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咨询，打造各类组织在推动原始型创新中的核心竞争力。第五，出台社会组织人力资源政府扶持政策，借鉴中关村示范“行业协会专职工作者可以纳入行业协会编制序列，专职工作者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等政策，完善政策细则，广泛吸纳人才，提高社会组织管理的专业性与规范性。第六，知识信息与技术信息具有广泛性和分散性，社会组织仅靠供求双方的主观交流和共享会遇到很多障碍，加上社会组织力量分散无法统一财力建立共享服务平台，且不能协调平台的管理。

(三)科技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发展软能力

目前部分科技类社会组织缺乏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活力，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类社会组织的独立发展软实力较差[12]。社会组织要积极抓住政府转型的机遇，主动加强自身各方面能力建设。

从深层次看，目前创新体系内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由于独特的国情，部分组织的运行仍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倾向，缺乏建立市场化工作机制的意识，运用市场方式开展活动的能力较弱。过分依赖政府，没有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限制了社会组织在创新体系内充分发挥其自发性、自主性、自治性的独特优势。新环境下，社会组织要明确自身定位，立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独立主体，加强自身独立性建设。

(四)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强自律与规范

社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完善组织系统，积极进行观念更新、组织创新、职能转型，扩大社会影响，推进制度环境的改善。

创新系统内的社会组织要实行法人治理，规范运作。要依法明确并保护社会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13]。建设独立运行、权责分明、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依法自治的进程，按照行业组织章程规定切实推进选举换届、人事组织、财务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自治管理机制的落实。加强依法自治和规范运作。加快实现工作重心“下移”，逐步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发挥社会属性的优势，提升积累社会资本的能力。

(五)明确职能定位，完善组织协调体系

社会组织面对原始型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单个社会组织无法全部满足，因此，社会组织应进行市场细分，各个科技类社会组织应根据自身特点明确市场定位，提供针对性服务，形成专业化能力，如专业性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专业性的产业联盟、专业性的咨询机构等。进行专业分工，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比较优势，形成品牌效应。

[1]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Landry,R.,Amara,N.,Lamari,M. "Does Social Capital Determine Innovation? To What Extent?" [J].Techo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02，(7)．

[3]马松尧.科技中介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及其体系构建[J]. 中国软科学, 2004，(1):109-113.

[4]廖少纲.科技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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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建国.行业性社会组织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思考——以中关村的经验为例[J]. 长江论坛, 2014，(5):81-85.

[7]李研,梁洪力.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以中关村为例[J]. 中国科技论坛, 2014，(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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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翟瑞青)

An Empirical Study about the Impac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Original Innovation

CUI Hua-tai

(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ut forward five major development ideas, of which innovation i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s a vital strategic idea. Under this condi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ch served as the third par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re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effectively making up for the double failure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in driving original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firstly reviews the theori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mpacting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clarifies its mechanism. Secondly, based on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and in accordance with Houseman test results, this article tes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using fixed-effect model. Major finding i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ens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original innov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brings up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enhanc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s; original innovation; entropy-weighing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2016-1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本认缴制及交易安全研究”(16YJA820015)、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研究”(15SFB5031)

崔华泰(1991-)，男，山东威海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

F124.3

A

1008-7605(2017)01-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