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囚禁”岁月

吴曦，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特邀编审，霞浦县作协常务副主席。现为《霞浦》乡讯报主编。主要从事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已在《福建文学》《厦门文学》《红豆》《青春》《青年作家》《鸭绿江》《散文天地》《散文百家》《散文选刊》《散文世界》《中国文学》《延安文学》《延河》《芳草》《当代小说》《四川文学》《南方文学》《北方作家》《湖南文学》《满族文学》等各类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00多万字。

CT的造型像圈套，机床把人装进套里，按预设的程序让你现出原形，你无法隐瞒真相。接下来你要在一个更大的套中，乖乖配合程序，纠正真相的乱码。

在我看来，CT更像墓穴，机床缓缓把人送进去，让我想起当年祖母被推进墓穴的情景。一口巨大的棺椁在阳光下闪着红光。棺椁底下垫着的两根木棍，在四个大汉的用力下，随法师的呼唤滚动起来。棺椁被送进墓穴，连同七十三岁的祖母。

现在，时隔四十六年的两个镜头在瞬间重叠。躺在机床上的我，被预设的程序控制着，按医生的指令，做着举手、交臂、吸气、呼气的动作。四周十分安静，唯有机器在轻轻喘息。感觉自己被深埋在土里，听得到大地的脉动。

这一刻，人无法预测生命的真相，只能静静等待一双无形眼睛的秘密窥视。当真相现出可怕原形的时候，与当年的祖母就只有时间上的差别了。

好在我的差距隔着未知的时空。当年的祖母，在墓门关上的一瞬间，就已经阴阳两隔。而我，即使“墓门”关上了，仍然在“墓”的外头。

我被告知是急性肺炎和慢性支气管炎，需立即住院。

被四周雪白的颜色与福尔马琳气味包裹着的我，瞬间被抛离惯性的轨道。日常的节点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头上点滴的吊瓶和手腕白色的长虫，意味着我又一次被某种程序所控制，必须暂时告别正常的秩序。等到第二次进入“墓穴”，证实体内乱码纠正的结果后，才有权利摆脱控制，回归正常。

我曾经有过两次“偏离”。第一次“偏离”，为四十多年后的这一次埋下长长的祸根。因为支气管严重炎症，长时间咳嗽不止。

我从小不适应家乡的海風，它让我头晕脑昏，常常伤风感冒。久而久之，落下了气管炎。第一次被按在病床上，十五岁的我，既不知所措，又觉庆幸。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因为我得到了平常得不到的待遇和父母的怜爱。且暂时摆脱繁琐的学业。医生和护士每天进进出出。在我的眼里，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既漂亮又温柔，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天使。她们每天在我小屁股上扎针，虽然疼，但那绵柔的手指，触着小屁股时，有种异样的感觉，便觉痛并愉快着。我甚至天真地想，要是能一直呆在这里，有多好呀！

时间对于同一件事情，往往让人感觉错位。经历的事多了，心理空间就变得拥堵且混杂。四十多年后的这一次，感觉就有点怪怪。每当护士端着盘子走进病房，心里都会咯噔一跳，以为又来扎针了。倒不是因为怕疼，都老皮老肉了。怕的是护士手举针筒时的那一瞬间，也不知道针什么时候落下来的恐惧，这个过程感觉十分漫长。你连一口气都不敢吐出来，憋着等待针与臀的碰撞，恭候疼痛的降临。悬着的心开始野马撒蹄。我常常对那些未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胡思乱想，深陷恐惧泥潭。明知这是一种“未知恐惧症”，但就是抑制不了。

倒是第二次住院没有恐针的阴影。确切地说，是被另一种恐惧冲淡了。那次患的是痢疾，肚子痛了一天一夜，也拉了一天一夜，整个人几近脱水，变了原形。任凭如何吊瓶扎针，没有任何感觉。一种痛苦吓跑了另一种痛苦。

假如不是身体的乱码太离谱，不是疼痛频繁，频繁扎针，偶尔可以“生”一两次病，堂而皇之地借此机会住住院，清闲一下，算是对忙碌、繁杂的现实生活一种回避与逃离。权当一次身心的走穴。即使下一刻，或者下下一刻，死神找上门来，你可以对它说，我已经认识你了，不过那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与你遥遥对视。

谁都明白，生命的弓一张一弛，张弛有度。而往往很多人，没到“张”不开时，是不会想到“弛”。只有到红灯亮起的时候，才意识到弓需要维修保养了。

除了有条件或有机会去疗养院疗养外，我以为住院是最佳的选择。这时候，你可以将自己彻底清空一下，让身心整个儿悬置起来，成为被边缘了的局外人，在某种预设程序的掌控下，做你想做的事。比如毫无挂碍、静静地看手腕上缓缓蠕动的水；数头顶上吊瓶悬悬的水滴，一滴一滴……

和进进出出的小护士调侃，咸的淡的，或者不咸不淡，眼睛色迷迷地盯着人家好看的脸，还有隆起的乳房、丰腴的臀部。

还可以和同室病友聊聊天，说些有用没用的，或者毫无顾忌说那些荤、素、黄的段子，没事逗着乐。

住院一周来，其实我是没有同室病友，一个人占据整个病房，成了孤家寡人。凭着我与院长是老乡和老朋友的关系，我享受了独居一室的待遇。这是院长对我的关照，也表达了他的一份心意。其实这种关照事与愿违。院长的本意是让我清静和安心，而他“送”给我的是寂寞与孤独，让我更加心烦和闹心。除了偶尔和医生、护士，还有送餐的妻子说一两句话外，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人真是一种怪物，有时自相矛盾得不可理喻。忙碌的日子里，总想清闲一下。真正清闲了，又觉寂寞无聊不自在。自己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挨过一周，来了一位说不清多大年龄，也不知得什么病的病友。他和我一样，也是“走院生”，白天来晚上回，没有家人看护，只是到点有人送餐。有了倾诉的对象，我逮着机会和他聊。他话不多，只是时不时回应一两句，或者提一两个疑惑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当听众。可我也不是饶舌聒噪之徒，喜欢卖弄嚼舌头。只是闲得无聊闷得慌呀！

这位当了我一周同室病友，也当了七天听众的“好人”出院后，又来了一位我连脸都没看清楚的病人。他是在我出院的前一天来的。很搞怪的一个人！总共不到一天时间，上床下床、进进出出数不清次数，不是上卫生间，就是找医生找护士，心头像是有团什么没解开的结。神情很忧戚很慌乱。我估摸是肠胃上出了什么毛病。

说实话，我有不少时候与医院亲密接触。但多半是“看病人”，不是“做病人”。“看”与“做”，实在是两种不一样的境遇。

父亲住院时，我把自己弓成一只虾，静静地蜷曲在父亲的脚边，一动不动，简直就是虾的雕塑，生怕一不小心，弄醒了好不容易入睡的父亲。

父亲无休止的呻吟，让我痛苦。无法为父亲分担一点点痛苦的我，盼望着睡神的降临，让他暂时忘却疼痛，哪怕是一两分钟也好。

寒夜深深，对于困到极限的我，只能以这种极端的姿势，在父亲的床尾“委曲求全”了。此种“造型”的痛苦，事后留下了烙铁一般的痕迹和阴影。只是当时被父亲的痛苦呻吟消解了。

许多年后，我常常梦到四肢蜷曲地被锁在很小的箱子里，或者塞进狭窄的石缝中，可怕的是意识清醒却无法動弹。时间漫漫，如同凌迟的刀在身上一片片地剐。或者火在底下慢慢地烤。

那时候的病房拥挤得无法插足，病床紧挨着病床，更谈不上为看护人放一张简易的折叠床了。所有的护理都只能与病人挤一张床。

不困的时候，拿一张小凳子坐在病床边，看头上的吊瓶。无聊时，拿张报纸或者一本书，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翻，不能太投入，否则会出事。

有一年，儿子阑尾手术，点滴打到半夜。忙碌了一天的我，实在太困，不知不觉昏睡过去了。醒来时吓了一大跳，点滴打完管子回血了。医生说，要是再迟一点，麻烦就大了。其时，儿子麻药尚未完全退去，还在迷糊中。

父亲没吊瓶时，我就在病房进进出出，如同无头苍蝇，心里很慌乱，一直无所适从，不知道进进出出要干什么。父亲的病，让一家人悲伤致极。我们谁也不敢将真相告诉父亲。也许有些事情，瞒着当事人更好，这就是生活。虽然残酷，也不乏善意。

我可以在病房里外随意走动，但却不能走得太远。父亲随时有事叫我，要吃药喝水，要吐痰撒尿……

最远的地方，就在这一楼层的门口，即声音所及之处。最常做的，就是在病房走廊麻木地来回走动，脑子一片空白，脚步机械得像木偶。

说实话，夜晚比较难熬。那些日子，我感觉每一个晚上都无比漫长，长到无边无际。到最后，只好数数一点一点地挨到天亮。

我非好事之徒。可那段时间，总盼望夜夜有事发生。

父亲住的是外科病房。按理，父亲该住内科，只因我嫂子是外科护士长，“以职谋私”，内转外，照顾起来方便。

外科是多事之科，隔三差五总有人半夜送进来，不是车祸，就是其他事故，缺胳膊断腿。包扎，抢救，动手术。鬼哭狼吼，上上下下，忙成一片，折腾了一整夜。

我也不得闲。在父亲病房转一转后，就到抢救室外走一走，再溜到护士值班室听一听。然后把看到和听来的，跟其他病友的看护人进行分享，悄声地议论、交流，把一个平常、简单的事故，添油加醋成了几近传奇的故事。这个夜晚，就在突如其来的一场事故和好奇心的驱使下，不知不觉地打发了。

还有夜半归西的。凄凉的哭声，深夜里倍加瘆人。最忌讳死人之事的我，那阵子则一反常态，跑到病房看死人。

生活没有永远的常态，背叛是常有的事。凡事一旦到了极限，反弹就免不了。只因漫漫长夜，把我折磨得几近崩溃了。

父亲一生只住过两次院，一次是痔疮手术，一次是二十年后的这一次。前者是生命的中转，后者是生命的终结。

细数下来，在医院看护病人不下十数次了。除了父亲这一次外，还有后来岳父的前列腺毛病住院，妻子的子宫肌瘤，儿子的阑尾手术，岳母的腿骨折……再没有比父亲那次更辛苦，更劳心劳血、历尽折腾了。

就说岳父那回吧，我和两个内弟轮流看护。白天我们照常上班，只负责早上到取药窗，把药拿给当班的护士。晚上，一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岳父是早期病症，没有当年父亲的病情严重，我们很少听到他痛苦的呻吟。至于更多的事，已经记不起来了，因为没有父亲那次的辛苦，印象也就模糊了。

说起来，这前前后后十数次，抵不上父亲那一次辛苦劳累，至今想来都有点后怕。也许，这是老天的安排。是在考验一位儿子对父亲有着怎样的孝心？这孝心是真是假，是软还是硬？能否经得起生生折腾呢？

责任编辑 杨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