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奔月》

2017-02-17 11:26田建民
长城 2017年1期
关键词:莽原长虹后羿

田建民

《奔月》是鲁迅1926年12月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所作的一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927年1月25日的《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期,后编入小说集《故事新编》。作品虽然以“大羿射日”和“嫦娥奔月”这些极具英雄和传奇色彩的神话故事为题材,但作者却一反常人的思维习惯,没有把射日的英雄和奔月的仙女写成一个英雄加美人的缠绵悱恻的浪漫传奇故事,而是沿着新文学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思路,消解或解构神话故事的神性、英雄性和传奇性,把带有神奇色彩的主人公平民化和世俗化。

按照上古的神话,羿可以说是与开天辟地的盘古、造人补天的女娲相媲美的神化英雄。他甚至可以说是天帝选定到下界除恶安民的神奇英雄。“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内经》)也就是说,是与太一共掌天庭的帝俊赏赐给羿红色的弓和白色的矰箭,要他以超人的绝技去济世救民。据《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也就是说,当时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把地上的植物都烤焦了,而南方泽地荒野盘踞着食人怪兽凿齿,北方波浪汹涌的凶水河中潜藏着吃人的九头怪物九婴,东方的大泽青邱有残害人类的凶恶鸷鸟大凤出没,西部昆仑山下的弱水中有危害百姓的猛兽猰貐,中部的洞庭湖和中原一带的桑林有贪婪和残暴的巨蟒和野猪。即东西南北中天上地下都已没有人类的生存空间和容身之所。于是羿射下烤炙人间的九个烈日,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把东西南北中及潜身深水的残害人类的凶禽怪兽射杀殆尽。真是一个为民除害而又无所不能的神奇英雄。而小说《奔月》却不正面写羿射日,射杀封豕长蛇、鸷鸟怪兽等等英雄壮举,而是写猎物几乎被他射杀殆尽,连生活都成了问题的窘境和困厄。他天天射到的只有乌鸦,妻子嫦娥抱怨一年到头吃乌鸦炸酱面的单调和乏味,他每天怀着愧疚的心情面对妻子。为了博得妻子满意,他起早贪黑多跑几十里路去寻找野味,然而除了乌鸦之外也只多射得了一只麻雀而已,自然不能满足妻子的期待,仍免不掉受妻子的冷脸和奚落,还责怪他把麻雀射烂了。更让他无奈和愤懑的是,人们已经不知道他是射日的英雄了,连自己的弟子蓬蒙也背叛了他。当他误把老太婆养的一只母鸡当作一只鸽子射杀之后,他惶惑地向老太婆道歉并介绍自己就是当年射杀为害百姓的巨蟒和野猪的羿,可老太婆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羿,说当年是蓬蒙老爷带人射杀的巨蟒和野猪,奚落羿是不知羞的说谎的骗子,要求羿用两柄锄头和三个纺锤来赔她的鸡。最后羿拿出自己作为午餐的五个炊饼、五株大葱和一包甜面酱,并以箭作抵押,答应明天中午再送五个炊饼才算了事。回家的路上又遇到徒弟蓬蒙的暗箭袭击和恶言的诅咒与谩骂,回家之后更是发现妻子嫦娥终于难耐凄苦和寂寞,偷吃了道士送给羿的仙丹独自飞到月亮上去了。愤懑至极的羿试图用他当年的射日弓射落月亮,然而,被射中的月亮只是抖了一抖,还安然地悬在天空,且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羿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羿只能望月兴叹,独自体味着那份愤怒、感伤与无奈。

这样只取神话传说的一点“因由”而点染铺成的一篇英雄落寞的小说,表面上写的是英雄在庸常的社会环境中的困境与无奈,嘲讽和批判那些缺乏个性与精神追求的庸人及忘恩负义、追名逐利的狭邪小人,而深层次上却蕴涵或投射了鲁迅颇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对此,以往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或颇具启示意义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先对此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有研究者抓住作品中一些暗讽高长虹的情节和语言,认为这篇“作品的主旨意在讥讽极端自私的小人”{1},表现的是鲁迅“为他人尽力”而得到的却只有“苦果子”的苦涩的心绪。认为“鲁迅看透了以高长虹为代表的青年们的令人轻蔑的‘行动和思想的内幕,确信克服‘马马虎虎这一视角,对中国革命来说,比起进化论式的发想更为重要。而一方面利用鲁迅的名声,一方面又进行卑劣的攻击的高长虹之流的‘马马虎虎,尽管以‘进步的面目出现,也只会成为新的‘僵尸统治的土壤。鲁迅当然会认为,为了革命,这种‘马马虎虎才是必然要铲除的‘病根。可以说,《奔月》就是随处吐露着鲁迅这种心绪的某种意义上的‘油滑作品。羿虽然有着射落太阳的本领,却不被妻子嫦娥所体谅甚至遭到背叛,这个‘实行者(“天才”、“诗人”、“超人)的悲剧所显现的正是‘为他人尽力而得到却只有‘苦果子的鲁迅的苦涩。”{2}确实,鲁迅在厦门写作《奔月》时,正受到高长虹激烈的攻击。事情起源于高长虹与韦素园就《莽原》的编辑问题产生的矛盾与纠葛。莽原社是1925年4月鲁迅联合狂飙社和未名社两个青年文学社团而创立的,因出版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后改为《莽原》半月刊)而得名。莽原社的灵魂人物是鲁迅,而高长虹和韦素园则分别是狂飙社和未名社的核心人物。虽然这两个青年文学团体在鲁迅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共同做着“撕毁旧社会的假面”的工作,但他们也难免出现思想分歧和为各自的小团体打算的狭隘意识。如1925年8月5日,作为《民报》副刊主编的韦素园在《民报》上刊出广告,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伯诸先生为副刊撰著”。高长虹就对此很反感,认为在思想启蒙时期提“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的说法有碍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好在当时有鲁迅压阵,双方的矛盾还不至于公开闹到不可收拾。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任教,韦素园接编《莽原》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狂飙社成员、高长虹的胞弟高歌的小说《剃刀》做了退稿处理,又压着狂飙社骨干向培良的剧本《冬天》迟迟没有发表,由此使曾为《莽原》“奔走最力”的高长虹大为光火,写信指责韦素园:“《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才大量,做不得山寨之主!”{3}并写信给鲁迅,数说韦素园编辑《莽原》专权跋扈。“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说自己当初为办《莽原》“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质问“尔时所谓安徽帮则如何者!乃一经发行,几欲据为私有,兔死狗烹,现在到时候了!”{4}表示希望听一听鲁迅的意见,意即让鲁迅站出来主持公道。而鲁迅却觉得自己远在厦门,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愿再介入两派的纷争之中。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和韦素园又闹起来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他们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陪着玩了,先前也陪得够苦了,所以拟置之不理。(闹的原因是因为《莽原》上不登培良的一篇剧本。)我的生命,实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现在躲在岛上了,他们还不放。”{5}“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6}鲁迅的“置之不理”或“沉默”使高长虹对韦素园的满腔怒火转烧到了鲁迅的身上,开始公开在《狂飙》上发表文章嘲讽和攻击鲁迅是一压迫青年人的“世故老人”。指责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7}并说“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8}这些人身攻击使鲁迅再也难以保持沉默,认为高长虹“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9}于是鲁迅开始回击高长虹的攻击,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和他开个小玩笑”。针对高长虹一面反对韦素园称鲁迅是“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并嘲讽鲁迅戴着“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一面又在1926年8月出版的《新女性》月刊第1卷第8号利用鲁迅的声望为其编的《狂飙》做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驅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在《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一文中,在借鲁迅批驳郭沫若时又称“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10}对此,鲁迅登出《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1}申明自己所编《莽原》《乌合丛书》和《未名丛书》与狂飙运动毫不相干。“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稍后,鲁迅又发表《〈走到出版界〉的战略》{12}和《新的世故》{13}两篇文章,把高长虹攻击鲁迅的话语和利用称赞鲁迅的话语汇集于一起稍加梳理、对比、点染和说明,使得高长虹对鲁迅“忽然用作前驱,忽然斥为绊脚”的本相昭然若揭。此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在回顾《阿Q正传》的创作并回答西谛所提出的阿Q双重人格的问题时,也夹枪带棒地对高长虹进行了嘲讽。如文中把自己的被利用比作一匹为人耕地拉磨的牛,如被专指为某家的并要关在牛牢里是不行的,如果要打杀了连肉都要出卖就更不行了。“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14}

《奔月》正是在与高长虹这种唇枪舌剑论战的氛围下创作的,自然不免流露出鲁迅对高长虹的不满与嘲讽之情。如小说中有蓬蒙对羿施放暗箭被羿教训“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的情节设计;还有小说中人物的一些话语,如蓬蒙诅咒羿“打了丧钟”;嫦娥对后羿说“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使女乙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使女辛说“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均是模仿或用高长虹攻击鲁迅的话语来进行反讽。这些其实都是顺带讽他一下,就像在《理水》中写文化山上的学者争辩说“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是顺带讽刺顾颉刚一样,用鲁迅和许广平说的话是和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15}可以说,《奔月》表现的思想情感与高长虹有关,但其创作的立意与主旨却并非为嘲讽高长虹或表现为其利用反而受到攻击的苦涩的心绪。

以经济与婚恋视角来解读《奔月》的研究者则抓住以食色为本性的人性来分析作品,认为小说表现的是“生活与爱情的命题”,是鲁迅为面临的夫妻生活的经济重担而担忧的境况自喻。如有研究者把《奔月》与叶兆言的《后羿》{16}从“食”与“色”上做了互文性的比较研究,认为鲁迅在小说中是“以‘五四启蒙的话语淡化了《奔月》中英雄与美女的爱情,将着眼点落在‘食这一人类普遍的生存条件上,提出了‘生活与爱情的命题,批判了新旧文化过渡时期个性解放语境下的为恋爱而恋爱的盲目爱情观。……小说自始至终,‘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物,很显然,鲁迅重构的是一个关于‘吃的故事。……鲁迅借嫦娥与后羿的故事,思考的却是‘生活与爱情的关系。……嫦娥与后羿的爱情,最终也因生活的清苦而凋零。这一重构显然包含了鲁迅独特的人生体验。……《奔月》借神话的外壳,传达出了鲁迅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对不切实际的虚幻爱情观的批判,体现了现代人的爱情焦虑感。”{17}还有研究者认为《奔月》表现的是鲁迅就经济权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以及自己对今后与许广平一起生活的隐忧。认为小说的情节是围绕一个“吃”字展开。而由“吃”“延伸开去,是现实的物质需求。尽管后羿对嫦娥呵护有加,关怀备至,嫦娥也能因后羿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柳眉倒竖地斥责他,但从经济方面而言,嫦娥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她只能靠后羿每天猎取的食物来维持生活,没有后羿,她连乌鸦炸酱面都可能吃不上,面临饿死的危险。而后羿的‘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升,更拉大了两人之间的不平等。嫦娥窃不死药飞升上天的行为,最终打破了这一不平等的状态,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秩序踩于脚下,几千年的‘男弃女模式颠倒为‘女弃男的新模式。”认为鲁迅与许广平“即将开始的共同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无疑使本就敏感金钱的鲁迅更加加重了心理的负担。《奔月》中后羿为食物的发愁,未尝不是鲁迅为难承夫妻生活经济重担而担忧的境况自喻。……当柴米油盐取代了爱情成为生活的主干后,生活带给每一个人的都将是同样的沉重与平实,再伟大的导师,再坚强的战士,也不能免除衣食之忧。……借以嫦娥与后羿婚后生活的描述,鲁迅传达出的,是对与许广平今后共同生活的隐忧。”{18}我们说,鲁迅在探讨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问题时确实注重从经济层面来思考。他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19}但把《奔月》的思想内涵限定为“对不切实际的虚幻爱情观的批判”或以“女弃男”模式做出的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均遮蔽了小说所蕴含的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在五四落潮期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其实仔细分析就能明白,一个拥有众多男女仆人的大家庭,其实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作品只是用野味难求来凸显羿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罢了。嫦娥的牢骚与不满,也决不是因为吃不饱肚子,而是她追慕英雄情结的失落。她偷吃仙药飞升到月亮上去,这既是神话传说中固有的情节,又可以渲染羿落寞与无奈的情感。若说“女弃男”弃家情节的设计,是鲁迅为妇女解放所做的思考,那鲁迅所思考的妇女解放之路也未免太不切实际而过于虚幻了吧。此外,如果说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借嫦娥与羿婚后生活的描述传达了鲁迅“对与许广平今后共同生活的隐忧”的话,那么,这种隐忧也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衣食之忧,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400银元,后到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银元,再加上数目不菲的稿费,其收入是普通劳工的几十倍,所以他根本用不着为衣食而忧。他的隐忧,很大程度上是因许广平当时有意去汕头或武昌谋事,敏感的鲁迅担心许广平思想情感有变而产生的忧虑。当时,许广平在广州遇到她在北京时就认识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时在汕头任《岭东民国日报》社长兼主编的李春涛,李鼓励许广平去汕头工作,并疏通汕头方面聘许广平任汕头市妇女部长兼汕头女子中学校长,而时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舍监的许广平,也正因处理国民党右派为攻击校长廖冰筠(廖仲恺的妹妹)而发起的学潮烦心,所以多次在给鲁迅的信中表示想去汕头或武昌。对此,鲁迅在信中委婉地表示了反对。他写信给许广平说:“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却教我很难代下断语。你初出来办事,到各处看看,历练历练,本来也很好的,但到太不熟悉的地方去,或兼任的事情太多,或在一个小地方拜帅,却并无益处,甚至会变成浅薄的政客之流。”{20}其实是表达出了担心失去许广平的隐忧。正像许广平后来回忆所说:“当时,想去汕头,是为了走向革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但对在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牵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在写完这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見《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因此我考虑:同是工作,要自己去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是社会这样的复杂,而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很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鲁迅跟前做事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21}所以,如果说《奔月》暗含着鲁迅“对与许广平今后共同生活的隐忧”的话,那么,这种情感的危机与焦虑是其隐忧的根源。至于小说写嫦娥耐不住婚后生活的单调与寂寞而独自离去,羿感叹“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我老起来了?”可以理解为鲁迅是以此暗示热恋中的许广平,为年龄的差距与日后平淡的生活做好心理的准备。此外,小说不取名“羿”而取名“奔月”可能也有作者的特别的寓意。写作《奔月》时,韦素园已经写信告诉鲁迅高长虹在《给——》一诗中把许广平比作月亮。“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22}也就是说,许广平被比作月亮已是当时圈内人都知道的事实。所以“奔月”可能寄寓着奔向许广平,即“追月”之意。

多数研究者认为《奔月》是作者借神话传说来自况的,即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羿来表现鲁迅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落寞的心态。如认为“《奔月》的主题和羿的形象的更强烈的现实意义,却是通过羿的遭际、心境——整天与乌鸦、麻雀为伍,宵小的暗算,亲人的背离,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生动、形象的描写,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现实寂寞之感。”{23}“五四退潮后,时局的黑暗,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战友的云散,个人的挫折及生活的波折,使鲁迅陷入了深重的苦闷、彷徨之中。作为一个‘荷戟的战士, 他毫不放松对种种社会丑行的打击,然而,‘新的战友在哪里呢的疑问及独自躲在草丛吮吸伤痕的孤独、凄苦,使这期间的作品带上了彷徨期中的阴郁,这种对自己灵魂的严厉审视使得《铸剑》、《奔月》传递出一种透骨的孤独凄凉情绪及奔走于无物之阵中的悲哀。”{24}确实,羿的英雄落寞情状,与五四落潮后鲁迅的心态十分近似,无怪研究者们从《奔月》中感到了鲁迅“英雄末路”的落寞、无奈与悲凉。如认为:“‘这样的战士不仅已尝到了进入‘无物之阵的失却了战斗的悲哀,而且可怕地否定了自己:他现在的不幸正是因为他昔日的光荣。何况,整日的乌鸦炸酱面又是嫦娥奔月的唯一原因,这是所有不幸中最大的不幸,而酿成这不幸的,正是羿自己,这是一个怎样令人困惑、发人深思的历史怪圈!不仅如此,老婆子的责难和奚落,逢蒙的背叛,加上嫦娥奔月,使得这位曾经声名赫赫的英雄完全走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绝境。……这是一出英雄的悲剧。”{25}“鲁迅笔下的后羿不是处在充满敌意的周围世界中,他们没有‘敌人,是没有‘敌人的孤独。鲁迅站立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中国的土地上,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人生,并感受了人生的许多无常。他试图寻找中国现代精神界之战士却看到了无奈中的英雄和英雄的无奈。”{26}

五四文学革命高潮时蜚声文坛的鲁迅,是反封建文化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然而不久,新青年的团体解散掉了,原来的新文化战场变得寂寞荒凉犹如沙漠,再也听不到战叫,鲁迅感觉只有自己还在这个战场上“荷戟独彷徨”。小说中描写的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况确实是五四落潮后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心态的投射,即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者借神话传说来自况的。这种自况,当然有五四落潮后鲁迅所感到的“两间余一卒”的彷徨与无奈,不过,这种彷徨与无奈是启蒙思想先驱在在五四落潮期面对启蒙困境时内心的困惑与焦虑,而不是走上了“众叛亲离的绝境”而放弃了启蒙责任与担当的落寞与空虚。他虽感到身陷世俗的“无物之阵”或“空虚中的暗夜”的孤独与无奈,但他却始终高举投枪或用“希望的盾”进行不屈的“肉搏”。以“过客”的永不停息地顽强跋涉,来走出这世俗的荒原世界,来反抗自己内心的孤独、绝望与虚无。也就是说,《奔月》在借羿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况比拟自己在五四落潮后的孤独与无奈的同时,也借羿始终不与世俗合流,每天不辞艰辛苦苦寻求猎物来表现自己面对启蒙困境时对启蒙理想的执着与坚守。小说中的羿身怀绝技,但面对老太婆的奚落与刁难,他平和地接受。试想假如老太婆遇到的不是羿,而是一个恃强凌弱的强盗,结果会怎样?就是遇到一旦杀得性起就抡着板斧排头砍去的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恐怕老太婆也讨不到什么便宜吧。这就是英雄与强盗的区别。面对徒弟蓬蒙的暗箭伤害和恶言诅咒,羿也只是加以教训,而并不把其置于死地。面对妻子嫦娥的唠叨、抱怨与指责,羿更是表现出了理解与自责。这就是英雄的宽容。羿虽然是没落的英雄,但他还坚守这英雄的底线与情怀。其实,以他呼奴唤婢的家境情况看,他决不至于为衣食担忧,他之所以不甘庸庸碌碌而天天早起晚归追逐寻猎野味,是他的英雄情结使然,也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至于小说中的嫦娥形象,许多研究者把其看成一个庸俗无聊而自私的女人,每天为“吃”而唠叨抱怨,因难耐精神的空虚寂寞而窃药抛夫独自“飞升”。其实,嫦娥还是有她的操守和底线的,比如她从不獨自到邻居姚家去消遣打牌。她的牢骚与不满,根子上是因其英雄崇拜的梦想破灭而导致的。她最初嫁给羿,是因为羿是人人崇拜的射日英雄。当事过境迁,羿头上的英雄光环逐渐消逝,她的英雄崇拜情感因失去了寄寓对象而产生严重的失落感。某种意义上说,她不到附近的几家饭店去享受美味,而每天心心念念盼望着羿给她带来惊喜,实际上也是希冀重圆美人配英雄的浪漫梦想。同样,羿想尽一切办法去射猎野味,也是要给嫦娥证明他还是以前那个射日的英雄。可以说,《奔月》在表现英雄没落的尴尬与困境时,也表现了其面对困境时始终坚守的英雄情怀。这也正是五四落潮后鲁迅面对启蒙困境既彷徨孤独而又坚守信念、不屈探索心态的投射。

作为经典名作,《奔月》蕴涵的情感与思想不是透明单一的,而是丰富深刻的,从而带给读者诸多的思考与启迪。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后羿、嫦娥的神仙事迹经‘猎人故事世俗化后,变成有血有肉的人间生活;鲁迅又通过后羿、逢蒙影射自己与高长虹的关系,这就将神话传说故事进一步世俗化——现实化,从而使《奔月》整个文本内部呈现出神圣与世俗的巨大张力。……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人物事件的讽刺和批判,同时还暗含着鲁迅所代表的神圣与世俗的巨大冲突,凸显的是鲁迅灵魂深处不被世俗所理解的孤独情怀。”{27}是的,《奔月》有对高长虹的嘲讽,也暗含着对自己婚姻问题的思考与隐忧,但其主旨却是借神话传说中的射日英雄羿,在面对世俗困境时既尴尬无奈而又抗拒时俗,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英雄梦想,来表现五四落潮后鲁迅面对困境既彷徨孤独而又坚守信念不屈探索的启蒙主义英雄情怀。

注释:

{1}秦弓:《?骉故事新编?骍解读》,《淮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82页。

{2}[日]片山智行著 李冬木译:《?骉故事新编?骍论》,《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第28页。

{3}{4}{7}{8}{10}高长虹:《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第160页、第204页、第278页、第141页。

{5}{6}{9}{15}{20}{22}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8页、第187页、第630页、第280页、第207页、第280页。

{11}《莽原》半月刊第23期(1926年12月10日),并同时在《语丝》《北新》《新女性》杂志刊登。

{12}《语丝》周刊第113期,1927年1月8日。

{13}《语丝》周刊第114期,1927年1月15日。

{1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16}尧时的羿或大羿与夏时有穷氏的首领后羿并非同一个人。鲁迅《奔月》中的主人公是取的前者,而叶兆言的《后羿》是取的后者。鲁迅《奔月》中从没有把“羿”称为“后羿”,“羿”也没做首领或国王。本文所引一些研究者的文章多把“羿”与“后羿”不做区分。

{17}贵志浩:《?骉后羿?骍与?骉奔月?骍的互文解读》,《前沿》,2010年2期,第130—131页。

{18}詹玲:《“弃家”模式下的神话建构——鲁迅《奔月》的别一种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9期,第57—59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21}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8页。

{23}李希凡:《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骉奔月?骍?骉铸剑?骍的创作与?骉鲁迅精神?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第302页。

{24}杨永明:《?骉铸剑?骍与?骉奔月?骍:灵魂的自我审视》,《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期,第80页。

{25}夏明钊:《超验里的经验——论?骉故事新编?骍的象征意蕴》,《江淮论坛》1994年第1期,第104页。

{26}修磊:《英雄的没落——我读鲁迅?骉奔月?骍》,《名作欣赏》,2013年第14期,第83页。

{27}蒋济勇:《?骉奔月?骍的“故事”构造与意义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第206页。

责任编辑 李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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