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红章肇始铭初心

余玮

这次会议在党史上承前启后，诞生了许多“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喊出了耳熟能详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

上海“申”字型高架路的中心点，有排古朴的石库门建筑矗立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地之中。

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她似一个长者在都市繁华中静静地回味历史。

当年，一批心怀远大理想的革命志士再次汇聚老上海里弄，召开了为期8天的红色会议。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代会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有组织性、程序化，也没有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要求，更谈不上任何规格上的考虑。中共二大关于与会代表的原始资料，至今存世甚少，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或者前后不尽一致，为中共二大留下了一些难解之谜，也给有关考证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扑朔迷离的与会代表与开幕地

1922年7月16日，壬戌闰五月廿二日。当日傍晚，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拉开帷幕。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当日《申报》如此报道。翻开旧报纸，兵变，匪乱，交战，饿殍，诸种“不幸之事”，几乎每一天如影随形。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其实，二大曾有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广州。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很有兴趣，而陈独秀与张国焘等人却觉得：“当时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

当然，二大召开时上海的政治环境也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辅德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这里当时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当年辅德里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汇处，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以致连毛泽东当年可能虽然接到了通知，但忘记了地址又找不到同志，而错过了二大。并且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及时疏散。这里相对较为安全，是共产党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干扰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这里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也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就在满屋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二大就在柴禾堆的“火种”旁开幕了。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还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共12名，其中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他们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中央机关代表蔡和森，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这一群中国革命的精英聚集在八仙桌前，在昏黄的灯光下畅议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据李达夫人王会悟后来回忆，当时没有正式布置会场，比较朴素简陋，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毛泽东于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说，“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应是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曾有资料说，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务，会后根据陈独秀指示向毛泽东传达。

不过，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后，毛泽东的回忆存在误记的可能，因为：据李达回忆，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地点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毛泽东经常出入李达家，不应该忘记这一地址。张国焘回忆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租的一所房屋召开，毛泽东也应知道这个地址。另据张国焘回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此说法表明，毛泽东不是“忘记”地点，而是没有来得及赶到上海。所谓“展延了几天”，也说明大会仓促，不能久等。

据史料记载，李达并没有在“辅德里625号”久住，二大结束后便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解放后，李达应邀协助寻访、勘认二大会址，后经询问辅德里老居民、核对变更的门牌号码，终于确定辅德里625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确认。

一个个“第一”俨然“拂晓的启明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没有记载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但该文献收录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29条有这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一23日）议决”，明确指出了大会的会期。

中共二大召开了八天，每一天都惊心动魄。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而小会基本安排在党员家中。八天里，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张国焘根据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宣传品，分析了国际局势，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年轻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4月底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八天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开展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时，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被推舉组成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为执笔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全面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了初稿，随后的几次讨论中，蔡和森又提出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

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一年来党的工作，肯定了党在发展组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时，当9000余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呈现在代表面前，大家不禁惊呼起来。因为这份宣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都做了论断，并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在民主革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除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

最后，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可是，候补委员迄今找不到文字根据，有关名单有待进一步的查实。

二大会址李达寓所的门楣上有四个字——“腾蛟起凤”，颇具深意。二大有着中共党史上太多“第一”的重要里程碑——第一次制定了立党之本的党章，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目标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一连串的第一次，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在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发生的重大转变，凸显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活动的品格和能力。

2011年，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洪健拿到了中共二大的创作任务。最后，画家定下了以辅德里的建筑为主，配以微亮天色的主调表达二大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并以建筑中透出的灯火来显示会议的召开。“《拂晓·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的创作，描绘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绝不是浪漫、感伤的柔弱咏叹，而是力图提供另一种对都市历史的认识路径，是关于上海的视觉文献。”

首部党章守护者竟是传奇“空坟”主人

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铅印小册子，它是迄今发现的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

这本小册子封面写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字样，内容保存完整，包含了中共二大通过的系列文件，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章程》。小册子封面盖有收藏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结束后，上海金银工人俱乐部成立。组织者张人亚，是中共早期全国21名工人党员之一。二大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由此有了文献的俄文稿；与此同时，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陈公博得到一本，赴美以后将其翻译成英文并附在了自己的论文里，由此有了文献的英文稿；而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的张静泉在上海也获得一本。

张静泉，又名张人亚，浙江宁波人，1921年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半年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张静泉最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和书刊的安危，带走不方便，留下来又有被国民党搜去的危险，轻易付之一炬也不舍得。怎么办？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包括首部党章在内的一大批党的会议文件和革命书刊等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乡下。他叮咛再三，交托父亲一个大包裹。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张静泉父子最后一次相见。

老父亲深思熟虑后，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的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讯，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家乡一个名叫长山岗的小山上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墓这边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儿子转交的一大包文件和书刊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从此，老人一人独守着秘密。

老父亲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后“原物奉还”，没曾想到张静泉已于1932年积劳成疾，因公殉职。直至新中国成立，老父亲没有盼到儿子归来，想想自己年事已高，这批重要文献不能再“秘藏”下去。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父亲只得登报寻人。“张静泉（人亚）1932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这是1951年3月24日的《解放日报》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的一行《寻人启事》。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

寻人启事登了数月，无果。这时，张静泉的父亲便揭开了“衣冠冢”之谜。打开空棺，取出包裹。墓穴中弥足珍贵的一批中共早期文件最终由张静泉家人带到上海，交给了相关部门，通过上海相关部门将这批文献再呈交中央档案馆予以永久保存，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4件。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系列重要文献得以完整保留，难能可贵，鲜有人知的是这颇为感人的保存故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暨中共党章诞生90周年，上海市曾组织拍摄过国内首部完整体现中共二大历史的50分钟专题片《1922：指路明灯》。通过和张静泉历史照片的多方比对，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在1925年苏联记者拍摄的纪录片《东方之光》中，首次发现了张静泉的活动影像。当时，张静泉奉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投入工人运动。国内首次披露并使用张静泉的珍贵历史画面，使这位中共首部党章的传奇守护人拂去历史烟尘而显露真容。

制定首部党章时有两份参考蓝本，一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还有一份是苏联共产党八大党章。因为那时中共没有过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积累，所以制定党章的过程中有所参考，不过二大党章也体现出了中共自己的特色，比如有一些体现民主集中制精神的条文，明确指出“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等纪律原则。自这部党章中，可以清晰地注意到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建立党内巡视制度进行过探索。为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是党的文件中最早规定设立中央分派各地指导工作的特派员，开始创立特派、巡视的工作方式。1925年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这是中央重视巡视工作的开端和标志。中共成立之后，非常注重及时清除党内的变质分子。二大通过的中共党史上的第一部党章中规定，中共党员违反相关规定的，必须受到开除党籍的惩戒。

首部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共有了最高政治行为规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和组织上的完备建成。从中共二大第一部党章诞生，到十二大再开启党章和党内法规新纪元，几经修改，形成现行的党章。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今天，辅德里625号的石库门建筑静卧于成都路高架下，无声地诉说1922年那段风云叱咤的历史。这里曾经激荡红色理想，启蒙一场场革命风暴；这里曾经建章立制，孕育出一个如今全世界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迈向了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