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归家路

在外的风景及回家的路途皆有不同，但春节回家与家人过“团圆年”却从未改变过

俗话说的好：“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期间，交通线上人如潮涌的场面屡屡上演，城乡之间几十亿次的人口大移动，构成了当代中国节日民俗一大景观。不同的时代，在外的风景及回家的路途皆有不同，但春节回家与家人过“团圆年”却从未改变过。其实，春节回家自古有之，不过受到政策、交通、自然等条件所限，人员流动并不是很广泛，但依然存在，正如《论语》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团圆年源远流长

传说称，“年”为恶兽，四足，力大无比，每逢除夕便为祸一方。“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伤及人类，祸及动物，万家万户不得安宁；“年”走了，万物生长，鲜花遍地，人们生活安宁幸福。而“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以驱除“年”兽。古时生产力低下，只有全家人一起，等着“年”到来时，合力赶走。因此，无论有多困难，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家，共同赶走“年”。而且，在一年的除夕夜，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风俗也由此而来。

另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岁名”条解释，“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因此，可以推测，在周代时期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过年，古代的“春运”也应运而生。

不过，在古代由于交通、自然条件以及经济状况等限制，“春运难”可想而知。

南北朝诗人薛道衡《人日思归》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首诗弥漫着作者不得归的思乡愁绪。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从北方来到南方，却没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已盘算回乡，“思发在花前”；然而春天已至，鸿雁北归，诗人却无法归去，只能无奈叹“人归落雁后”。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古代春运的回家路并不好走。

魏晋年代，人们在腊日团圆，经商的、游学的，都要赶回家和父母兄弟团圆。《乐府诗集》里有一首《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日来归，不敢自言苦。”

《晋书》记载，西晋官员曹摅放死囚回家过年，囚犯到期归狱，曹摅得到“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延续了这样的故事。《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633年），李世民释放了全国近40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过年，行前订立君子之约，这些死囚果然来年秋后全部回狱中报到，太宗很高兴，赦免了全部死囚。白居易有诗赞曰：“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即便是在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现象也比较普遍。唐代诗人王湾更是留下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千古名句。唐代的戴叔伦诗云：“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道尽了不能回家的漂泊失落感。而白居易过年有家难回，只能在《客中守岁》诗中写道：“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边塞诗人高适，诗风雄浑，豪情万丈，但在“春运”面前，只能悲凉地叹道：“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新一年的前一天，兼具“除旧”与“迎新”。当天，人们备齐椒柏酒、五辛盘等食品，还要更换门神、桃符等。到了夜里，全家老少集聚一堂，通宵达旦，满怀欣喜守候新春，称为“守岁”。唐太宗《守岁》诗云：“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从唐代开始，冬至、春节享有政府法定假日，给假七日，春节年前三天年后三天。朝廷照例举行早朝大典，民间则合家团聚，设宴欢庆。

北宋时期，苏东坡远在陕西为官时，除夕之夜遥想家乡守岁，有感而发：“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加上元旦、元宵、中元等，每年休假为五十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为了解决“诗人们”回家过年的难题，古代官府也尽量不在过年时安排公务人员外出。而外出谋生者、经商人士，则会早早动身起程上路，避免延误了回家的时间。

古时的“行路”功夫

春运难、回家难其实因为古时的交通状况不尽如人意，由此可见道路的重要性，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都在修路方面下了功夫。

在远古尧舜时，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们曾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

在安阳殷墟考古中就发现了大量车马坑，由此可见，殷商时代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

至秦朝，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驰道有个说法是木质“轨路”，由于马匹在上面飞驰，故称之为“驰道”。然而，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尽管宽达到50步（69米），但主要是作为皇帝的专用御道，官员与民众是不能走的。古代之出行不便，还在于全国范围内实行“关禁”制，全民军事化管理。尽管道路通行免费，但都要有行旅身份和过关通行证。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於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除了驰道，秦时还有直道、轨路等。这里所说的轨路，便是当时的“高铁”。当然，那时的轨道非铁轨，而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马车行驶在上面。秦代有“高铁”是有现代考古依据的，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尽管秦代修建公路网并非出于民用需要，而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它对民间风俗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汉朝时期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建立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唐朝时筑路五万里，称为驿道。后来，元朝将路称作“大道”，清朝称作“大路”、“小路”等。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车路”，又称“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至于“马路”，则是外来语。巷、坊、弄、胡同等，被认为是从唐朝沿用下来的旧称，系指大道以外的路。

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者泥土路，直至19世纪末期，中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

近代中国主张兴筑铁路第一人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轩。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一文中，主张“兴马车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后得到洪秀全的肯定。尽管随后，太平天国失败，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最早一批先进中国人对道路建设的积极态度。

中国境内铺设的第一条营业铁路是1876年由英国商人在上海擅筑的吴淞铁路。它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渐渐步入“铁路时代”。

旧时车马那些事

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国外学者认为，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其实中国对车的使用也很早，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车已经出现。

在古代，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即轿子的前身，之后又有痴车、独轮车、鸡公车、黄包车、三轮车。而长途运输特别是物流则主要靠畜力车，即中国古代的“大巴”。还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仍能看到马车。

畜力车也分不同的种类：轏（音同“栈”）车、辎车、安车、辒（音同“温”）车、轺车、传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车体材料档次也低；辎车则是大货车。安车比较高级，是政府官员或贵宾乘坐。辒车是一种卧车，有窗，可调节车内温度，这车子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是“总统专车”，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不属古代春运工具。

古代人春运回家，一般能坐轏车已是不错，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在唐代，“春运”为全国统一价。据《唐六典》所记，在速度和里程方面的标准是这样的：陆路运输，马行每天是70里；步行和驴行是50里；车行是30里。若走水路，货船逆（黄）河，要上行30里；逆（长）江上行40里；其他河逆水上行45里。特殊情况可上报水政部门，酌情减少。

费用方面，如果车载1000斤，走100里，运费是900文；每驮l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但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价最高也不能超过150文；但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能低于80文。人背、扛、抬，皆需视不同的情况收费。

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随着后期造船技术的日益成熟，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河海地区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這一方式直到近几十年，才退出春运客流市场。黄包车和三轮车出现较晚，黄包车是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因此北京人称之为“东洋车”。

一直到清朝，现在的农历春节还叫元旦、新年，还乡团圆一直是中国人的宗族传统。到了民国时期，交通逐步有了新的变化。清末至民初，火车、汽车、电车、轮船、自行车、摩托车出现在部分地区，在交通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为人们的返乡归程提供了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