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还有“年关”

有一群人，他们想回家过年，内心却无比害怕，这个别人期盼的新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年关”

又是一年春节，漂泊在外的人终于有了回家的理由，机场、火车站、汽车站……背着大大小小包袱回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的心里无不涌动着一份感动。倦鸟还知归巢，何况那些身不由己的游子。

家是什么？是一轮弯月，陪伴着你度过每个孤寂的夜晚；是广阔无垠的大海，容纳你的每一份小情丝；是有风掠过的深山，平静而安宁地等待着你的归来。过年了，想念母亲的那一口热菜么？想到父亲站在家门口期盼孩子归来的眼神，会不会泪流满面？

但是，还是有一群人，他们想回家过年，内心却无比害怕，这个别人期盼的新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年关”。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2017年1月9日的中午，高靖所在的酒店突然放起了这样一首歌，他的内心突然像被针扎了一样痛。

“我家真的就在黄土高坡，可是自己已经5年没有回家了，所幸父母身体还健康。平时还行，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特别想他们。”高靖说这段的时候，眼神使劲地向上看。

高靖今年31岁了，是这家酒店的餐饮部经理，他在这家酒店做了整整8年，做过门童，做过服务员，还做过客房保洁员，前三年的时候，每逢过年，他都要回家。高靖家在宁夏自治区盐池县王乐井乡牛记圈村，每次回家都要从北京到银川市，将近20个小时；然后从银川到家乡坐汽车五六个小时。因为北京到银川只有六列火车，抢票就是最大的难题，那些年，为了回家过年，他常常在火车站通宵排队，只要能买上一张无座票，他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开心。

高靖说：“我们放假一般7天左右，路上的时间差不多就要四天，所以在家也只有72个小时，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能够见到父母，就特别高兴。”

在酒店干了三年后，高靖的职位也有了变化，那一刻，没有学历的他更加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这五年来，每一个年三十，他都是在酒店度过的，他没有请过一天假，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因为他知道，倘若自己有一丝松懈，或许就会有更年轻，有文凭的人把他取代，而离开了这个岗位，是否还能有这样的薪酬，他真的没有把握。

每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高靖都会給父母打个电话，说的最多的就是，“钱收到了吗？明年，我一定回去陪你们过年。”

“春节变‘春劫，不想回家”

1985年出生的刘晴，老家在安徽宿州，目前在电视台做编导。2015年结婚第一年，她和丈夫年三十在山东的公公婆婆家，大年初三转战到安徽。那一个春节，让她彻底发完了红包。

刘晴说：“没结婚的时候，回家还有人给我钱，这一结婚，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过年的时候，刘晴给老公和自己的父母各准备了1000元红包，双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家1000元的红包，外加来回两个人的机票、高铁，已经接近1万元了，这还没算上春节期间的日常开销、朋友聚会、给晚辈发压岁钱等。

“其实在北京，很多同事结婚都是200元意思一下，可是到了老家，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是500元，我们两家的亲戚还特别多，每天都得去不少亲戚家拜年，去了每家的礼品也不是一个小数，我老公家那里过年还挨家挨户吃转转席，要吃到大年十五左右，而每家请客，都是十几桌吃两顿，光是这个就要花费上万元。所以这一个春节，我和老公存了一年的钱全送出去了。”说到这些，刘晴一直在摇头。

中国社会问题学家胡星斗表示：“第一，三线城市的市民结构主要以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为主，人情关系较一、二线城市更密切；第二，三线城市发展以投资驱动为主，消费市场丰富程度没有跟上消费力的增长，因此市民有较多的闲钱；第三，三线城市的物流、资源等要素成本较高，也拉动了其物价水平。诸多因素导致三线城市的不理性消费程度远远高于一、二线城市。”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刘晴说她特别想回家过年，但是想到要送出那么多的红包，她还是决定这一年，要过一个只有老公和自己的“孤独年”。

“不要问我的工资有多少”

在北京今年举行的最后一场招聘会上，陈力打算再努力一把，可想不到越是临近春节，招聘机会也越来越少。为了争取机会，他在会场内转了好几圈，可招收相关专业的公司凤毛麟角，为了能够找到工作，他把工资待遇降了，工作地点也不在乎了，甚至连专业不对口的，他都可以接受了，即使这样，现场投了简历的几家公司给出的答复都是，“你回去等消息吧”，所以他知道希望不大。

眼看春节日渐临近，工作依然没有着落，陈力的心情颇为低沉。“出来三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马上就到年末，想到春节就有点怕，现在都不想回家过年了。”他有些落寞地说道，“因为回去亲戚朋友总是问来问去，心里特别烦，而且我也总在担心工作的事情，回去了这个年恐怕也过不踏实。”

有这种念头的显然不止陈力一个人，工作了一年的秦岭也是这样。

“上学时，一回家过年，七大姑八大姨、大舅二舅问我考了多少分，班上第几名，有没有拿到奖学金等。好不容易工作了，原想舒舒服服过个年，没想到亲戚们的问题更多、更敏感了，悲催啊！”秦岭说。

去年过年刚回到家，还没吃上饭，爸妈便轮番“拷问”他：“月薪多少？保险交的多不多？什么时候能升职？”一听到他的工资只有2000元出头，就有些不高兴了，“村隔壁某某某拿4000多元的月薪，还当了部门主管；（你）表姐年底拿了1万多元的奖金……”这些就像紧箍咒一样，让他的整个春节都过得不好，假期还没结束，他就像逃命似的回到了北京。

而过去的这一年，秦岭的工资虽然有了小幅度的提升，但是和父母的预计还有不小的距离，而他最害怕的就是父母一直念叨让他回老家工作，所以今年春节回不回家，他还得再想想。

“乡下人穷惯了，如今更爱攀比”

在北京做家政的秦爱霞月收入有七八千元。如今儿子考上大学，丈夫来到北京和她团聚，秦爱霞对当下的日子格外满足。

但是每到过年回家，秦爱霞总会纠结一阵子。和许多在外的亲戚、老乡比起来，自己多少有些寒酸。“大包小包都不算什么，现在红包的数字听着吓人。”秦爱霞说，“乡下人穷惯了，如今更爱攀比，尤其是春节回家，谁也不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过得差。”

平日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孩子留守，到了春节，大家都回来了，便也成了各家忙着婚庆嫁娶的良辰吉日。所以回家过年，礼金便是大头。

逢年过节，农村经济往往也是靠这几天获利。“年货贵得吓人，但这些都是必须的。”秦爱霞说，农村过年有喜庆气氛，但是很多事情也让人看不惯。村上年年有人组织舞龙队，春节期间谁家办喜事，舞龙队便会到家门口舞龙、放鞭炮。“不管你请没请，他来了总是添喜庆，办事的人家自然心甘情愿掏腰包。”他们还会到停着小汽车的人家门口舞上一阵子，“有的人挨不住总会给点，图个喜庆。有点强买强卖，这就是农村，没办法。”秦爱霞说，“也要理解，一年中村子里难得热闹几天。”

看着平日里和自己一样在北京做小时工的小陈穿金戴银地在村里显摆，秦爱霞多少有些不适应。“她老公干了个收停车费的差事，累是累点，但一个月两万块。她今年回家这阵势就跟钱是大风里刮来的一样，他们在北京怎么样我心里明镜儿似的。”秦爱霞心里想着，却不羡慕，因为她有自己的“小算盘”。

和秦爱霞一样，在北京做公务员的赵海自从结婚后，最害怕的就是过年回家了。去年春节，到了县城，他们一家人坐公交车回家。在街上，遇见村里的几位长辈，他一边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一边殷勤地递香烟。其中一个远方二叔，眯着眼看看烟，有点瞧不起地说：“哦，南京牌的。”说着，随手掏出一盒玉溪烟说：“大侄子，不瞒你说，我平常抽南京牌的。过年了，最不济的都是玉溪烟。还有你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怎么不开小车回来，还挤公交？”二叔的言语，让赵海极其尴尬。

大年初一，他带着妻子孩子出门拜年，碰到邻居的三嫂。三嫂摸摸妻子的上衣，问道：“羊绒的吧？”妻子低头说是。三嫂便显摆她的貂绒大衣，对他妻子说：“弟妹啊，现在不少农村人都时兴穿貂绒的了，你们城里人工资那么高，反而舍不得穿件高档衣服，那么会过日子干什么？”赵海看见妻子的脸红红的，表情很不自在。回家后，妻子一脸不高兴，她赌气地对赵海说：“你看看，大家在一起攀比这攀比那，有意思吗？明年春节不回来了！”

“家里的亲戚朋友可能会认为，我在北京做公务员是当官，应该过得很好，出门时好车，回家是大房子，吃的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他们心里希望，每年回家，我都能带回去一些时髦的东西，甚至一些华而不实的礼品。实际上，我的生活可能没他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我一直没有摇上号，房子还是存了很久钱才买的一居室，每个月还要还房贷。”说起这些，赵海着实有些无奈。

虽然家乡总有人爱攀比，但是想起老家的父母就盼着春节团聚，不管是秦爱霞还是赵海，这个春节，还是得回家。

“又是一个人回来过年”

在以往的年代，适龄青年很早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个时候也鲜有听闻大批大龄单身男女存在，个别“打光棍”的也只是那些家庭实在过于贫穷，或者是身上有重大残疾、疯疯癫癫之人。然而，当今时代却出现为数众多的大龄单身男女，这究竟是为何呢？依笔者之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自由恋爱的出现，不再可能达到包办婚姻那种成功配对效果；二是生活压力的增大，使得人们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三是婚姻观念的变化，很多适龄青年宁缺毋滥，不在乎背上“单身汪”的头衔；四是人口政策及生育观念的影响，使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当今社会出现很多“剩男”“剩女”。在外奔波的男女青年平时感觉不到怎样，但每逢过年过节回家便会遭到亲朋好友的“围攻”。七大姑八大姨打破砂锅问到底地询问是否谈对象，一路穷追不舍非要找寻一点线索。更有甚者，各路亲朋加之父母张罗着各种相亲，不免有逼婚之嫌。诚然，适龄青年应早日成家，以完成父母之心愿。但是逼婚终究不是良策，要尊重年轻人的想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回家就怕父母和亲戚轮番问，问工作，问感情，虽然这种询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长辈们对我的关心，但是我实在对这种关心方式感到厌烦，甚至是畏惧。”已经在深圳某整形医院工作了8年的杨丁瑞每年过年都回家，他对家人每年一次的种种“拷问”深有体会。

由于平常见面机会少，不少父母都把自己积攒了一年的关心和唠叨集中在春节期间倾诉。春节也变成了儿女在父母面前总结一年工作生活的“匯报会”。有网友总结了一份“春节十大毒舌问题”在网上引起年轻人的广泛共鸣，“月收入多少啊？”“有对象了吗？”“买房子了吗？”等都成为当下年轻人春节回家最不愿意听到的问题。

“又是一年春节，难见父母面啊，耳边老是响起父母的声音，何日能捎个媳妇回家？每年春节走亲访友，总被亲戚朋友问起终身大事，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现在都不敢回家过年了。”杨丁瑞说，“现在觉得非常对不起父母，我也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但找不到合适的总不能去抢一个吧？真的患上过年恐惧症了。”

刘怀远今年28岁，大学毕业5年了，现在杭州一家名企上班，平时工作很忙。他无奈地表示自从他毕业那年春节开始，父母就催着他带女朋友回家。

“大学的时候一直唠叨着让我别谈恋爱，现在没心思谈恋爱了，他们倒是催得特别勤。”其实上大学时，刘怀远有女朋友，但毕业后两人不在同一城市工作。刚开始他们感情深厚，但久而久之累了，双方都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于是争吵成了家常便饭。随着双方互不妥协地持久战，他俩无奈地选择了分手。

分手后，刘怀远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感情很少顾及。但每年过年回家，亲戚总是狂轰滥炸地问他何时结婚，父母总是不停地安排相亲，他觉得非常累。

“这么多年来，还没在杭州过过年，今年不回家了，想过一个清净一点的春节。听说人在轻松的时候容易撞见桃花运，或许我的另一半正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等着我。”刘怀远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