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互补性在翻译思想中的体现

武梦丹

【摘要】在翻译研究中，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并非只能成为非此即彼的指导原则，而是可以形成有益的互补。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并不彻底，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发展和突破了后者。本文首先对翻译思想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进行了简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接着探讨了两种“主义”在翻译思想中的互补性运用。最后得出结论结构主义有缺陷，但是解构主义思潮也并不完美，我们需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结构与解构。

【关键词】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互补性选择 翻譯思想

一、翻译思想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者不关心作品的意义，只关心文本的形式和结构。同新批评派一样，他们也忽视了作者、历史现实和读者对作品的影响。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特点，但如果只谈论文本自身而不顾其他毕竟偏见过重。为了回应结构主义，历史上产生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窒息了文学。为了找回文学的陌生感来显示作品使读者感到新奇的能力和使作品成为活的作品，他们采用了解构的方法。解构一部作品也并非说明那些早先存在的主题不再存在，而是表明一部作品可以有象DNA的双螺旋结构那样相互缠结和对立的两个语段和意义。

二、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对前者有继承的成分，也有不彻底的颠覆。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的抗争中，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无中心反中心，以书写抵抗言语，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异代替同一，以缺席代替在场，以游戏攻击缜密系统，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客观的说，解构主义思潮是在结构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并对其有质疑色彩的新理论，它是结构主义思想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它不仅继承发展了结构主义，更是对其的创新和突破。虽然表面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通性，解构是对结构的创新和突破，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是不彻底的。

三、两种“主义”在翻译思想中的互补性运用

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突破，这也就决定了在翻译实践中不可偏废其一，二者的地位应当是并重的。结构主义使我们从主观走向客观，通过对客体的分析，认识其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从而更好地掌握认识对象，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活动。而解构主义激活了译者的想象力，丰富了翻译的内容。它提倡翻译中的开放性，破除单一的弊端。开放性是多元性的前提。但是解构主义对非理性因素的过度夸张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其在对非理性因素的过度张扬在赢得光辉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尤其对“信”标准的摧毁与破坏使得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翻译也失去了意义。结构—解构，两个看似矛盾的理论，却有着内在的统一，他们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在翻译实践中，如果忽视了二者的关系，盲目的偏信其中任何一方，翻译学就会走向极端。

结构主义在被解构主义拆解之后，实践就进入到了尴尬的境地，无结构的语言学就如同没有骨骼的人，支撑不起完整的生命体系。于是解构主义者们费尽心机拆解了结构之后，还要劳神费力的建构。原作者的地位可以被撼动，但是在原作者意志很明确的文本里，原作者的意图是要被充分尊重的，译者不可以任意的拆解原文的结构，更不可随意的掺入译者的感情色彩。在这类非文学类翻译中，原作先于、独立于译作而存在，译作后于、依附于原作而存在。因此，寻求最接近原文的对等应成为结构翻译的中心任务。这与文学类的翻译明显不同，情感是文学的生命，对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作品情感的一次“增补”，这种情感的再丰富不仅无伤原著的灵魂，反而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因此解构主义翻译将译作看作原作的来世，“延长了的生命、持续的生命”，翻译的目的在于延续原作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解构主义翻译观更适合用于文学类翻译。在不同时代，阅读和翻译原文都要受到不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都打着不同的历史时代烙印。解构主义翻译观大胆地鼓励译者扩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这种想象与联想的方式更适合于人文科学，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非文学类的翻译中，结构主义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差异立竿见影。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中总存在很多与其表层意义不一致的含义，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差异。所指犹如一条正在旺盛生长的主藤蔓，能指则顺着这条藤蔓不断地延伸和散播，导致文本的意义悬垂，没有最终意义。其结果就是一个文本最终很可能会背叛自身，甚至存在与其所指相违背的意义。根据结构主义奉行的二元对立原则，原作者和译者之间必然有一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作者是第一性的，译员只是充当了翻译的机器，只需要把原作者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那么结构主义者在这里就要拍手称快了。但是整个事件只是反映了结构主义的向心解读和解构主义的离心解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方法。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看到，结构主义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论方面这两种翻译观又是互相依存的。所以，我们在翻译研究中，遵循的标准不应当是单一的，必须深刻理解自身理论体系的不足之处，避免在翻译学术研究中向极端化和绝对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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