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践行陶行知要与时俱进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研究与践行陶行知要与时俱进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我和陶行知同为金陵大学的校友，陶行知1910年就读于金陵大学，我是1946年进校的，相差了30多年。我从幼年时代就很崇拜陶行知，我和陶行知都在安徽生长，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关于他办学实践的事迹，如创办晓庄师范、新安旅行团、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陶行知无私奉献的办学精神和开拓创新的教育理念，一直激励着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

一、开展陶行知研究，传承陶行知精神

陶行知的一生比较坎坷，少年家贫，1930年又被国民党通缉而流亡日本。1951年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由于对胡适的批判，对杜威的批判，进而波及了陶行知，他的思想遭到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思想和实践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高度的赞扬。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陶行知的门生和故人所组成的陶行知研究会中，就带有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共同特点。

从陶行知研究来讲，华中师范大学应该是全国最早起步的。当时的老院长、老领导、老教育家们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了陶行知研究的重要性，并接受了前辈老师的意见，共同发起了陶行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担任校长后，就组织出版了第一套湘教版《陶行知全集》。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特别是李鹏担任总理主管文教事业以后，对陶行知的研究得到了提倡并逐渐扩大化了。但是，陶行知研究不是光靠政府和政策经费的支持，更多的是依靠无数的研究者们呕心沥血的辛勤工作，才使现在的陶行知研究绽放出夺目的光辉。如今，与我一同工作的许多中国陶研会的前辈、师友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中很多都是陶行知的弟子，像方明、胡晓风等等，都是把研究工作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胡晓风晚年健康问题很大，但仍雄心勃勃，丝毫没有放弃，耗尽毕生之力致力于陶行知研究。在这些人身上都能够看到陶行知的影响。正是因为陶行知伟大的教育思想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才使得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与精神更有魅力。

二、用行知精神去学习、研究与践行陶行知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更想从人生的感悟方面去谈陶行知。我的一生都在学陶行知，我参加了陶研，就更进一步地理解了陶行知。陶行知为什么叫行知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行”更重要，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行”，教育如果不履行“行”就是一句废话，于是我把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到了张謇的研究上去。后来我在南通，他们让我讲一讲张謇研究怎样深入，我就说，要用张謇精神去研究张謇。这是对陶行知精神具有时代意义的运用。来自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中有不少是用陶行知精神来研究陶行知的，他们是用求知若渴的态度来理解、研究陶行知，运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精神解决现实中的教育问题，这体现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依旧焕发着勃勃的生机。所以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晓庄就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学校，每一个教师在取得职称前，都应该去晓庄朝拜一下，来祭奠一下陶行知的伟大精神。

三、研究陶行知思想要全方位、多元化

我的家庭是一个现代的工业主家庭，虽然技术比较先进，但是教育非常落后。后来安徽省芜湖市建立博物馆，把我们留下的工厂连同我们的住宅区用大墙保护了起来。我从小就想离开大墙，是抗日战争引导我离开了这堵大墙，成为社会的一员。后来又恰好进入了金陵大学，使我得以进一步接触和学习到了陶行知的思想。我曾为陶行知鸣过不平，当年我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个电化中心，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电化教育中心，他们做了一部片子，叫作《武训》，我在报纸上面批评了他们，我说，“为什么不做陶行知呢，陶行知不是更好吗”。他研究的就是教育，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命即教育”、“教育即生命”都被人们所熟悉，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研究教育问题的人。我们现在对陶行知的研究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政府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源，研究者们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使得陶行知研究会取得了这么大的影响，现在没有哪一个研究会或者学术团体能够像陶研会一样，从中央一直到省市到学校，有这么大的覆盖面，这都是无数陶行知研究者们努力的结果，我们要在陶行知研究资源的发掘和保护的基础上，全方位地研究陶行知，并且将研究成果和教育发展现状相结合，解决现实中的教育问题。

四、理性运用陶行知思想与精神改造社会

虽然我已经到了晚年，但总觉得生命好像又重新开始了。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陶行知始终在鞭策着我，我常常跟陶行知做一些比较，陶行知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陶行知应该怎么办，设身处地地去领悟陶行知的精神。但是我们也不能老是抱着陶行知的大腿不放，好像他就是一副灵丹妙药，一讲陶行知似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现在有幸生活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虽然这个现代社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都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有很多问题要靠我们自己来研究。在陶行知思想的基础上来面对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特别是在当今教育改革艰难起步的时候，就更加要认识到陶行知的可贵。对于陶行知思想的践行，不能只是做简单的搬运，陶行知自己也没有简单搬运杜威的内容，而是进行了中国化，在中国生根了，通过自己的实践，产生新的思想，这才是他的伟大之处。

我们不要拜倒在陶行知的脚下，而是要用陶行知精神来迎接不同的挑战。这是解决整个人类文明危机、摆脱人类基本价值流失、恢复教育本真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很多教育课题需要重新研究，技术革命、教育信息化、国际化的确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有一点，它代替不了教化，代替不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心灵的感应。

不要过分迷信工业化与信息化，把人当成生产流程来培养，现在人类文明危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科技看成是教育，是科技牵着人走而不是人拉着科技走，人可以变成一部手机的奴隶，被手机控制，这是很可怕的，人就是人，在道德引导上要恢复人性，我提倡人性需要沟通，提倡再次的启蒙运动，再次的伦理发现。谢谢大家。

(本文系章开沅先生在2016年10月18日在华中师范大学“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唐子雯记录整理。)

责任编辑 曾新

2016-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