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矿山记

我的矿山我的家

二○一五年初冬，我偕妻子回了一趟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之所以用“回” 这个字眼，是因为我在这个煤矿生活了整整十年，它是我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是我文学梦起飞的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铜川古名为铜官，是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是陕西的煤炭工业基地。在它的方圆百里有三里洞、桃园、东坡、王石凹、鸭口、金华山和陈家山等数十个煤矿。陈家山煤矿投产于一九七九年，是铜川矿务局机械化程度最高、地面条件最好的煤矿，平硐开采，年产煤一百五十吨，同时也是瓦斯浓度最高的矿。

从宝鸡出发，倒了一次次的车，颠簸了八百多里地，黄昏时分，当头顶半山上出现铁道的时候，我知道陈家山矿区到了。高耸的选煤楼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一趟趟火车喘着粗气正在向山外运煤，那是通往龙石沟的石桥，沟里两层的楼房变成了高楼，东边的山坡上，横七竖八、油毡当顶的房子还在……妻子说：“到家了！”我也感叹：“到家了！”

是啊，从一九八五年六月那个黄昏，我背着铺盖卷来，到一九九五年末离去，十年间我的家就在这儿，我就把这儿当家。我离开这儿了，但时隔一年两年，我还要来一趟陈家山，等于是故地重游，回望一下我青春的足迹。二○○四年十一月，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一百六十六名矿工遇难，我从网上看到这一噩耗，当时就蒙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那儿有和我一同钻过巷道的矿工兄弟，有我熟知的兄弟姐妹，我不能相信更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天天关注着媒体对陈家山煤矿矿难的报道，心和矿工的心一起跳动，和他们一样流泪，感受着他们的苦痛。打那以后，虽然我来这儿的次数少了，但我和他们其中有些人还有联系，隔段时间我就要打电话问问矿上的情况。手机拨出的信号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我和矿山拴在了一起，把我和矿工的心连接在一起。所以无论岁月怎么转换，日子如何一页页翻过，我心里还装着矿山，梦里时常出现矿山的影像。似乎矿山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已深入进了我的骨子里，看来，我到死也脱离不了矿山的辐射和影响。

在路上和矿上的朋友小丽一直联系着，她早早就来接站了，跟我们见面像见到亲人似的。就在那一刻，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看着路上零零散散、匆匆而过的行人，我的眼睛蓦然发热，心里有了暖融融的回家的感觉。晚上，热心的小丽叫了她的几个闺蜜，叫了她的老师——矿宣传部部长卢耀中作陪，在一家酒店为我们接风洗尘。吃过饭回到小丽家，躺在床上，虽然顿感疲惫，我们却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说的尽是矿上的人和事，一夜无眠。

次日一早，趁妻子还睡着，我便下楼到矿区溜达去了。因为我对陈家山煤矿的井下和地面都非常熟悉，即使闭上眼睛，想到哪儿去也能摸得到。

陈家山煤矿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北高南低，沮河水从中间淙淙流过，两边的山上终年郁郁葱葱，像是给矿区筑起了一道绿色的屏障。特别是到了冬季，山上红叶似火，风景独好。著名作家路遥在他的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把这儿称为美丽的“旱江南”。

尽管我已离开陈家山二十年了，但是我常常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在它地层的深处、在四个分巷的上百个掌子面、在溜子哗哗转动和采煤机发出的声音中工友们挥汗如雨采煤的火热场面。因为有他们辛劳的付出，才有一车一车的乌金像流水样运出大山，运向全国各地。在矿部院子里，有座漂亮的办公楼，花园、招待所、日夜营业的大食堂、调度室，紧挨调度室的是三座六层的单身职工楼。那时候我每天从单身职工楼出来，走过灯光球场到区队楼报到上班，然后去灯光球场对面的更衣室更衣，去矿灯房领灯，在硐口坐小火车下井，下班进澡堂子洗澡。把这条路走了无数次。出了矿部的大院子往北走，是矿工俱乐部、邮电所、小学、服务公司、中学，走过一条路便是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在矿部的南边，有高耸的选煤楼、火车站。东西北各有东店、龙石沟和寨子沟三个家属区，河的西岸就是农村了。工农的界线其实就是一条河，河两岸的人相互来往，谁也分不出谁的身份。我初来这儿时，饭量大，精力旺盛，在井下干十多个小时感觉不到困乏，只是觉得饿，就去河边荆笆搭成的临时饭店吃搓搓面。油泼葱花的搓搓面吃起来特香，关键是耐饥，很合矿工的胃口。闲暇时，我就和工友向矿区的四面跑动延伸，去爬山；往南往东，曾去过离矿区三十里的柳林镇和瑶曲镇，去过离矿区一百多里的铜川；往西往北，曾去过离矿区四十里的大香山、照金和玉门。那时候，我对这儿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似乎只有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看矿山，才能把矿山读懂看透，才能弄清在它的地下为什么能有挖不完的煤炭。有人若问从哪儿来？我们昂头骄傲地答：陈家山！那年代，陈家山是国有大企业的象征，意味着吃的是商品粮，让山里人羡慕得眼红。

我从寨子沟家属区出来，走过农贸市场，先在矿工俱乐部门前站了下来。俱乐部是矿区的文化活动中心，是三万多职工、家属心目中的精神高地，也是矿区最热闹的地方。记得每逢重大节日，这儿都有文艺演出，春节期间，由陕北人表演的腰鼓队、秧歌队都是在俱乐部排练、出发的。歌声、鼓声吸引得大家都往俱乐部跑，那个熱闹情景至今都忘不了。俱乐部门前还有两个照相摊，我来矿山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这儿照的。门两边的橱窗里贴着劳动模范、生产标兵胸戴大红花的照片，给我们作着标杆。有多少个夏日的黄昏，我在俱乐部门前徘徊，心咚咚地跳着，等待着相约的工友，等待着电影或文艺节目的开演。

走在调度室楼下，通过楼道，我一眼就看到陈家山平硐硐口，一辆辆小火车穿梭于门字形的硐口，把煤炭源源不断地从井下运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车上的煤块发着亮闪闪的光。与以前不同的是，轨道间再也不是煤尘飞扬，也没有人随意通过了，而是立起了一道护栏，像高速铁路似的成了安全通道。我走进矿灯房，看见领取矿灯的窗户里外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环境比原来改善多了。那时候，我们整天在这儿领灯还灯，脚下常积着铜钱厚的煤尘，就连空气中都有着呛人的煤味。

离开硐口，我来到了矿部院子，这儿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增添了不少的树木和花卉，办公楼有人出入，都是些陌生的面孔。我心里忽然生出物是人非的感觉。

在矿工会，我见到了我的师傅——工会副主席田耀升，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显得非常激动。他说：离开这儿的人大部分很少回来了，难得你还记着矿山。提到矿上熟悉的人，老田说，年龄大的死的死了、退休的退休了，年轻的人你肯定不认识了。是啊，二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当初像我一样活蹦乱跳的小伙子都年过半百了。时过境迁，唯有陈家山还巍然屹立着，向人们诉说着往事。

此时，妻子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随意转转。妻子说：这儿有啥好看的？我想对她说，你咋知道它在我心中的位置和分量，它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啊！因为矿山铸就了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它为我的成长注入了内生动力。时间就是把刀子，也割不断我对矿山的眷恋。我真想让自己的眼睛变成摄像机，把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拍摄下来，永远贮存在我的记忆里。

路遥住过的房子

那次回矿山，我还去了一趟路遥住过的房子，以示祭拜这位与煤矿有特殊情缘的伟大作家。

一九八五年九月，路遥选择来陈家山煤矿创作长篇名著《平凡的世界》，矿上安排他住在矿医院，我有幸与他见过一面。那年代，千千万万的青年对文学充满宗教般的热情，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早在此前，我已读过路遥的《人生》，对他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作品十分喜爱。此后，我又读过他的《在困难的日子里》《黄花在秋风中飘落》等小说。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他的铁杆粉丝。路遥近在咫尺，变得清晰具体起来，我怎么能不惊喜若狂？记得大约是十月的一天，我兜里装着头天夜里誊抄的一篇小说，抄小路过了沮河，大步流星地向山下的矿医院走去。因为我常去医院，对医院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经一位护士指点，很快就在医院门诊楼三楼找到了路遥住的房子。相比于一楼门诊部的嘈杂，三楼静悄悄的，我看看楼道没人，就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开了，一股浓重呛人的烟气喷了出来，一位穿着褐色夹克衫、中等身材、虎背熊腰的男子走出了门。他左手在蓬乱的头上挠着，右手指间夹着烟，憔悴的大脸盘上显出和善的笑容。是路遥！和报纸上刊发的照片一模一样。当得知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文学青年时，他热情地将我让进了屋子。我看到，这是一个由两间房连在一起的大屋子，白色的墙壁斑斑驳驳，屋里最显眼的是由四個办公桌组成的大书桌，墙角的一个木板床；书桌上摞着小山一样的文学名著和书稿，床上则凌乱不堪。最不显眼的是靠墙的一对人造革沙发和书桌前的木椅。我诚惶诚恐地坐在他的面前，掏出了我的习作。他拿着我写的小说，用浓重的陕北话说：“你不要光看当作家风光，写小说像汉子在山上挖地，苦累着哩。”一句话，道出了成功背后的艰辛。

三年以后，每天中午，我和工友们都等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平凡的世界》，听李野墨用浑厚的男中音讲述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奋斗的故事。百里矿区掀起了路遥热。而我感到自豪地是，见过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家路遥。

后来，我还听到一些路遥在陈家山的轶事。说是有天深夜，写作中的路遥忽然翻过医院的铁栅门，在茫茫的夜色中向二里路远的火车站走去，嘴里念叨着“润叶，润叶，我对不起你” 的话。起初，医院门房的人以为他患了夜游症，当得知他就是作家路遥时，每天晚上，不但不给大门上锁还暗暗跟踪保护他。还有传言称，路遥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医院后面通往龙王洞的路上散步，而每次，他走在路边的一个大石头跟前，便会折身回头。那个石头便成了“回头石”。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几个情投意合的文友成立了香山文学社，以路遥为榜样开始了文学创作。几年时间里，我在《铜川矿工报》《中国煤炭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更重要的是，我读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的小说集《走窑汉》，它开阔了我的视野，颠覆了我对煤矿题材固有的观念和认知。

那是正午时分，天灰蒙蒙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伫立观望着医院的门诊楼。我发现它的外观和格局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重新进行了装修，三楼那间路遥曾住过一百多个日夜，写出二十多万字《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房子已变成了财务室。沮河的水还在静静地流淌， 通往龙王洞的路还有人走，但这儿却再也看不到路遥的身影，他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但我知道路遥去了哪儿，他和孙少平、田晓霞、田润叶一块儿回了家乡双水村。

梦中的小黑屋

几乎每次回陈家山，我们都要去一趟“黑户村”，看看那间我们居住了四年的小黑屋。

一九八八年我结婚后，便带着妻子来到了矿山。那时候，企业不像现在给职工留有“夫妻宿舍”“夫妻公寓”， 家属要在矿上小住一段时间，住的地方全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跟许多矿工一样，妻子来矿上探亲，同宿舍的工友就在外面打游击睡觉。后来日子久了，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得找一个长期的住处，否则工友睡不了个囫囵觉。因为妻子来矿上住的时间愈来愈长，加之添了女儿，要做饭、要洗尿布、孩子闹，就更不能在单身宿舍住了。于是，我们便学着许多工友的样儿，先在外租房过度了一段时间，后来添了儿子，便花钱买了一间油毡当顶的房子住了进去，算是在矿山安了家。

那间房子在矿区东面的半山坡上。至于为什么要称它“小黑屋”，因它建在黑人黑户居住、黑油毡当顶的“黑户村”。关于“黑户村”， 路遥在他的长篇名著《平凡的世界》中有过详尽描述。记得是一个春日的下午，我和妻子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卷上了山，房主人一打开屋门，就有一股子潮气扑面而来。房间有三十多平米，里面堆放着些杂物，因长期无人居住，地面都是潮湿的，墙壁上长出白毛发了霉。仰起脸，房顶的油毡烂得像筛子，透过大大小小的漏洞，能看见外面的亮光。可以想象，下雨屋里会是什么样子。门是用几块板皮凑合钉在一起的，松松垮垮，缝隙大的从外面能看见屋里的人。就这条件，我们也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因为我们一家四口总算有了容身之地，有了自己的房子。工友帮忙，我们当即动手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支起了板床、木箱，在新盘的炉子里生了火，坐上铝锅，一会儿屋里就有了热乎乎的气息，有了家的味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用铁丝在屋里一人高的空中绷开来，用报纸作了顶棚，糊了门上的缝隙，买来了工友的一个旧写字台和柜子。屋子里有了家具，就更像个家了。我还对巴掌大的院子进行了整修硬化，给接连上山路的半坡上修了台阶，用砖铺就，用板皮钉做了一个栅栏门，隔开了外部的世界。第二年春上，父亲从老家来矿上，帮着我们捡来废砖旧木料，和泥搭顶，又续了一间房、一个单独的厨房，从此客厅与卧室分离，我们算是和家属区的人一样住上了“单元房”。春天里， 勤劳的妻子把山墙外的一块荒地翻了，种上了茄子、大葱、豆角、西红柿、辣椒、菠菜、南瓜等蔬菜，将它变成了菜园，菜园里红是红、绿是绿，架上吊的、地上趴的都有了。有一年，一根南瓜藤蔓上竟长了十二个瓜，我们吃了一个冬天，吃不了，还送给邻居老陈一个呢。

因了妻子儿女在矿上，心里有了牵挂，从此后，一下班，我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在外面游荡了，急匆匆往家里赶，一进家门就有一碗热饭吃。帮妻子干干家务，逗着孩子玩儿，在砖石铺的下山路上挑水、挑煤、买米买面买醋打酱油，过起了寻常人家的日子。尽管枯燥、清贫，但因为有亲情陪伴，我对未来充满了热切地期望。

煤矿上最大的好处是烧煤不愁，作为福利，矿上给带家属的职工每户供应一板车煤，即使不够，去石矸山随意捡，也能捡得够你烧。常常用铁锨给火炉里添煤，隆冬时节，熊熊的炉火烤得墙壁都是热的。水电是不花钱的，不同的是，水不能像家属楼上一样家家都接水龙头，只能按时到山下的一个平台去挑，那儿有两幢临时房，矿上特意安装了水龙头，但早中晚一天只供三次。水来了，家家的人挑着桶自觉的来排队，若不见哪一家的人，有人就对着山坡吆喝，强强家的接水了！亮亮家的接水了！趁着等候接水的机会，邻居们又说又笑，好不快活。

夜里山上清静，家中没有电视看，睡不着，我就一本一本的读书，让心安静下来。我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果戈里的《死魂灵》，也读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把刘庆邦的《走窯汉》翻来复去读。上了一天班，坐在书桌前，浑身就轻松了许多。这些书有的是从老家带来的，有的是从矿图书室借的，有的是新买的。我不但自己读，还读给妻子听，她听着常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担忧，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咯咯发笑。多少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就是书陪着我们度过。

住的房子简陋，但我的朋友却多。他们中有爱好文学的文友，有爱下象棋的棋友，有在一个队上班的工友。我们或在院子里的泡桐树下沏一壶茶，抽着廉价香烟谈论一本新书，谈论文学、人生；或摆一盘棋，博弈拼杀一番；或弄几个小菜，和工友们划拳行令，醉一场酒，倒也不亦乐乎。就这样，我们一家在小黑屋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我们离开矿山时，把能带的东西带走了，剩余的东西留给了邻居，把房子卖了。人是个矛盾的混合体，缺什么想什么，日子艰难时向往富裕，生活好了又渴望精神的丰富。多少年过去，当我们住进城市的高层楼房，回忆起在矿山的生活，妻子还感叹道：住小黑屋的日子真美好啊！

二○○三年十月，我和妻子回陈家山特意去看小黑屋，发现几年过去，栅栏门还在，院子里的泡桐已长得合抱粗了，屋门紧关着。我和妻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相互照了相，想着留个念想，谁想把相机丢了。从那以后，小黑屋就时常在我的梦里浮现。

我和妻子走在上山的路上，碰见一位昔日的工友。工友说，这些年，临时房和“黑户村” 已不住人了，成家的职工都住进家属区的楼房里，单身职工也住进了公寓。上山干啥？他让我去家中喝茶。我回答说好，但没有停下脚步。山上静悄悄的，我们来到小黑屋前，房门仍像以前一样关着，想进屋看看，却找不到房主人。我们绕房子转了一圈儿，发现一切都没有变，泡桐树依然在，只是房子旁边的空地已经荒芜，再也没人耕种了。在房子后面的半山坡上，妻子手指着屋檐下一个发黑的东西说，那不是咱腌菜用的瓷坛吗？是啊，那些年住在这里，我们年年都要腌一坛子咸菜过冬。看来，它现在也没用了。我知道，妻子是个怀旧的人，哪怕穿过的一双鞋、用过的一个小物件，都和她的手足一样难以割舍。

我们站在小黑屋前，静静地看着它，好像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山上万木萧条，寒风吹得路边篱笆墙上发黄的藤蔓瑟瑟地抖。

朱百强：笔名关村，陕西眉县人。当过农民、矿工。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中国煤炭报》《延安文学》《阳光》《延河》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