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考察

李向洋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考察

李向洋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是党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群体的组织和领导机关。这一时期,边区政府对边区总工会投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后者也以实际行动响应着边区政府的各项政治号召。边区总工会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获得了边区政府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其工作步伐也逐渐协调到与边区政府的一致上,既为边区的工人群体争得了权益,也为边区的政权建设和生产发展贡献了力量。对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的考察,更能初窥党在延安时期的成功之道。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工会;边区政府

1938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作为组织和领导边区工人群众的一支重要力量,边区总工会在响应边区政府政治动员和经济建设的号召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学界的研究视野多是关注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立足于中国工会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对特定时期边区总工会的研究寥寥无几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汪小宁.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孙景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发展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王彩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王永玺.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王永玺,赵巧萍.新编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王永玺.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对边区工会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郭海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述论.“中国政党与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党与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学术研讨会,2006;郭海成.论陕甘宁边区工会在边区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兼及工会与边区党政机关间的关系.宁夏党校学报,2005(5)。。目前对抗战时期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二者间关系的界定,有学者认为是“政府领导工会,工会又反过来帮助政府”[1]、“边区工会又受到边区政府的领导”[2]。若如其所言,边区政府与总工会间将是“领导与被领导”之关系,然文中并未有充足的史料证实二者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查阅陕西省档案馆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也未见有边区政府对边区总工会的行政指示等最为直观的史料。这样看来,“领导与被领导”一说是值得商榷的。

一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会一直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历史的选择。”[3]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党对边区工会的领导权问题常抓不懈。《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记载:“(党委)要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所以各级党委今后应建立党对工会的正确领导关系,就是要加强工会中的党团关系,经过他来领导工会工作,及时召集党团会议来讨论与指示其工作。”[4]《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为加强工运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也记载:“各级党委应加强对工会工作之领导,各级党的常委会每半个月中应有一次专门讨论与检查工会工作的日程……(应)建立工会本身的领导作用与经常工作,尤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策略上领导与加强工会工作。”[5]由此可见,边区总工会是在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在恶劣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工会的自身发展和建设依然保持着高度的重视,牢牢把握革命工会的领导权问题。

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据《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有关工会与政府关系的记载:“工人方面组织工会,应经过当地政府的允许,请行政首长派员指导。”[6]98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对政府与边区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有相关记载:“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政府对群体团体是指导,群体团体对政府工作是协助。他们在经济上的关系是:必要时政府可给群众团体以补助。”[7]至此便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作为边区重要的群众团体之一,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间是“协助—指导”关系。如果仍把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与边区总工会的关系不加区分地定义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显然是不严谨的。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间这种密切联系又相对自主的“协助—指导”关系模式的产生,得益于相对稳固的根据地政权的存在,是创新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一次探索。笔者试图以二者关系的表现形式、边区总工会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和边区工会干部参政议政等方面为切入点,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略做考察和梳理。

二

既然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间是“协助—指导”的关系,那么它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根据对已有史料的分析和梳理,笔者认为,边区政府对边区总工会的“指导”更多的是体现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方面。边区总工会对边区政府的“协助”体现在其逐步把工作步伐协调到与边区政府的一致性上。

边区政府对总工会的物质支持主要是经费保障。边区总工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雇主、政府三方面,这其中政府方面占主要。“各级工会的经费都主要是由各地方政府提供的,整个工人的教育事业包括各城市开设的子弟学校、工人学校其经费基本都是由各地政府提供的。”[8]159《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对边区总工会的经费来源也有指出,“政府对本会之津贴”[9]5,而且,“政府的津贴每月差不多需要占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二,特殊工种的用费,仍可得到政府帮助”[10]94。

边区政府对边区总工会的精神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积极吸纳工会的意见和建议,切实保护工人利益。边区政府在吸纳工会的意见和建议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规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明确了工人应享受的权利。1939年边区总工会的工作报告指出:“店员手工业工人比一九三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泥水木工比一九三五年增加一倍,比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城市工人与产业工人大半与雇主订立了合同。”[8]327其二,表彰工人劳动模范,给予工作的肯定和精神的鼓舞。工人赵占魁被表彰并树立为劳动模范,随后在边区总工会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在边区总工会的组织和引导下,边区工人群体积极克服困难,努力生产。为保障边区政府自给自足目标的实现,边区总工会在公营工厂内积极开展生产竞赛活动,实现了产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边区总工会把工作步伐协调到与政府一致上是经过一段时期逐步调整的。1938年4月,在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指出:“边区总工会的工作要抓住中心,把国防职工教育作为中心工作。”[6]1011939年3月,边区总工会的中心工作调整为“努力生产,加紧学习,发动各级工会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生产”[6]128。1940年4月,其工作中心转变成“在边区认真进行对会员的经常的政治文化教育”[6]154。到1941年4月,边区总工会指出:“每一个工运干部必须正确把握当前政府劳动政策的精神,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据。”[6]188由此看出,在边区政府给予了边区总工会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保障,边区总工会也逐步把其工作步伐彻底协调到与边区政府的一致上。

边区总工会对边区政府的回应还表现在其对边区政府政治动员、生产建设及思想教育等各项工作的积极性上。1941年1月,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在《工会工作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各级工会领导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保证边区政府一九四一年自给自足的经济计划完全实现。”[8]515再如,在边区开展的收缴救国公粮运动中,边区总工会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和宣传作用,“在靖边县新火乡第一行政村在收缴救国公粮的村民大会上,工人高兰花说,‘我家一株庄稼业不种,政府不要我缴纳,但我愿拿出三升缴纳,帮助政府抗战’当时群众大受影响,热烈的讨论缴纳的数目”[8]308。此外,边区总工会还不断加强对工人学习政府劳动政策的教育,使得边区政府的指示能够在工人中得到拥护和顺利执行。“政府的每一个施政计划与动员,提到工会面前,经过他们的讨论,结果每一个中心工作,获得了全体工人的拥护与赞助,并得着实际的回答。”[11]15

三

边区总工会在边区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各项工运工作的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边区总工会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其组织上和行政上的独立,即是按照自己的章程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其一,边区总工会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部门工作制度。其二,政府只能向工会提供意见,不能用行政命令去干涉工会的一切行政。边区总工会总结工作经验的报告指出,“各级工会独立进行工作”[6]128。

首先,边区总工会有自己的选举条例和干部调动、提拔准则。选举方面,工会的各级领导和机关都是工人选举出来的。选举条例的主要内容有:边区工会的会员,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种族、职业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会的领导和领导机关都必须经过会员大会、职代会的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各级工会必须定期进行改选,最高领导机关也不得超过两年[8]270。同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规定:“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决议以多数同意为通过。”[9]3干部的调动,必须通过工会组织部的核准;干部的提拔必须通过群众的选举和组织部的考核,上级委派的工人干部,也必须征得当地群众的同意,才能够开始工作[10]94。

表1 边区总工会各部科任务职权表

其次,边区总工会有自己的部门工作制度和职权。边区总工会下设各部,每部设主任一名,部以下根据环境的需要设立各科。边区总工会下设的部门有:秘书处、组织部、文化教育部、抗战动员部、劳动保护部、青工部、女工部、巡视团等。各部各科的任务职权见表1。

最后,边区总工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工人代表大会,边区总工会的会员有着充分的检举、斥责、弹劾权利。由工人代表大会选举57个执行委员组成执委会,并在委员中推选9人为常委,再有常委选举正副主任各1人。边区总工会采取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工作制度。上级机关只在原则上去指导下级,具体的工作是由该地的分工会根据具体情况去执行[10]89。这样的工作制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能够培养工会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边区总工会在工作中还实行报告制度、巡视监督制度等。这有利于保证工作计划的顺利完成,有利于工会会员间互相检查督促,有力地消除了怠工等不良现象。

四

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工会干部能够参政议政,对边区政府献言献策。这一方面表现在边区参议会积极吸纳一批工人成为参议员,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优秀工会干部被推举或提拔到政府机关里任职并负责领导工作。边区工会干部参政议政,这在保障工人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政府工作的改善、增强政府工作效能。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次临时参议会,工人占4%,政府机关工作的工人职员有2%[8]354。《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工人参议员名录》记载,第三届边区参议会中有“仝万明、崔田夫、蔡自举、张宪武、李凤莲、刘考生、高光成、赵占魁等工人议员”[12]。边区参议会积极吸纳工人成为参议员,就为工人参政议政提供了途径。其次,边区政府提拔优秀的工人到政府中任职,工人代表在政府人员的构成中占着相当的比重。“王文随(水手)、前兰屏(雇工)当了县长,崔田夫、李子厚、张国安、马毅(雇工)、马丕荣(炮工)当了边区及分区级主要干部”[8]181,“在边区政府各厅、局和县政府中,都有各级工会委员担任重要职务”[8]14。1941年1月高长久在《工会工作的方向》一文中指出,“(要)使各级政府——从边(区政)府起一直到乡政权,保证都有工人参加,成为各级政权中的骨干”[8]517。这些到边区政府中任职的工人代表是工会工人依照自己的意愿选出的,这样就能充分保障工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一定的实现。“上届选举时,边区工人选举了四百个工人代表到政府中去,譬如在延安县二百二十个县议员中,就有四十八个是工人,五个常驻议员中,有两个是工人。”[10]89工会工人一旦参与政府事务就会投入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政府工作的改善,也有助于去除政府机关中个别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增强了政府的工作效能。

总之,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边区政府对边区总工会投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边区总工会也积极地响应着边区政府的各项号召。在这个过程中,边区总工会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体对党和边区政府的无限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边区的政治建设和生产运动中,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对工会工作的重视是党在延安时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关系的实践探索,为正确处理政党、政府与工会三者间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思路。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史和工人运动史。

[1]郭海成.论陕甘宁边区工会在边区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兼及工会与边区党政机关间的关系[J].宁夏党校学报, 2005(5):31-33.

[2]郭海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述论[C]//“中国政党与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党与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学术研讨会,2006:232.

[3]王永玺.中国工会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4.

[4]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陕西卷: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58.

[5]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66.

[6]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4[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9.

[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440.

[8]江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9]甘肃省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10]本书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实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1]鲁芒.陕甘宁边区的民众运动[M].汉口:大众出版社, 1938.

[12]江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368.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of relation during Yan’an period

LI Xiangyang
(School of Marxism,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s organizing and leading organs of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groups of workers in Yan’an period.During this period,govern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has provided great support and attention to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which also take concrete actions to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on the doubl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while it remained relatively independent.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lso coordinate the pace of work on consistency with the border area government.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n the one hand fight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powe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con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and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it may be better understand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Yan’an period.

Yan’an period;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govern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K265

:A

:1671-9476(2017)01-0075-04

10.13450/j.cnkij.zknu.2017.01.17

2016-04-11

李向洋(1991-),男,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