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国情一号关切“农”字

余玮

他对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等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心分析、推断及研究，矢志关注涉农弱势群体，为涉农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

近些年来，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号文件”一直聚焦在“三农”上。事实上，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逐步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推进。每年新年伊始，中国农民都期待这份被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一直视之为党中央、国务院送给9亿农民的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作为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自然会长期关注、研究。在他看来，一个个“一号文件”承载着亿万庄稼人的厚望和心声，记录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足音。

“三农”前沿有国情专家的身影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创新、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如今，国情研究中心在原有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础上，建立起以新兴的当代中国研究为核心领域，以跨学科、综合性、多方位的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为方向的决策思想库和当代中国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胡鞍钢同时强调，做学问尤其是做国情研究，不能只读有字之书，“还要读好实践这部无字之书”。为了读好无字之书，胡鞍钢对自己有一个强制性要求：至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实践中做调查研究。“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待在宝塔尖，容易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现状如何，老百姓在想什么。我要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胡鞍钢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他的许多调研与学术成果与“三农”有关。为了寻找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胡鞍钢走进贵州农民的家，“大白天举着火把，才勉强可以看见地上用石头支着的、熏黑的锅”；在写“贵州现象”的有关文章时，他多次调研，行程超过3000公里；看到仅有2万余名员工的阿里巴巴公司创造了上千万人的间接就业岗位，他赶赴公司调研并与马云深入对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胡鞍钢一直没有泯灭最初的理想——关注涉农弱势群体，为涉农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自從踏上国情研究的道路，胡鞍钢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几千万生活在内陆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特殊国情决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如何以占世界10%左右的耕地、6.5%的水资源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长期以来都是现代中国面临的头号发展难题。胡鞍钢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业发展与转型本质上是农业现代化，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992年，江泽民提出中国的“三农”问题。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胡鞍钢认为，上世纪90年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除进一步发展农业之外，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还没有根本触及和打破城乡壁垒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农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非农产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上升，“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充分反映了中国农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中国农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又连续下发“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采取了综合性措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施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努力开拓多种渠道转移农民城镇就业；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建立健全和落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胡鞍钢说：“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中国农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以‘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为主题的农业制度变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农业政策调整。为把更多的人从农业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由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向正在城市化的国家转型，农村向城市、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型，并出现了大规模加快转型的趋势。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胡鞍钢说，中国从世界农业大国迈向世界农业强国，农业转型的基本方向是向现代农业转变，其实质就是使农业更加具有现代性。“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农业制度、技术、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变迁，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

如何成功地解决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胡鞍钢认为，关键是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历史就是探索和开辟这条道路的历史，既有十分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有惨痛的历史教训；既有封闭式的探索，也有开放式的创新；既要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又要独立探索最适应自己的道路。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本质上必须是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大致一致。胡鞍钢说，具体讲，就是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恩格尔系数也持续下降；不断强化现代农业要素，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实行家庭经营。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国家支助农业科技创新等等，都呈现了世界性的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这一现代化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是一个不断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量变再到质变的过程。但是，世界性的农业现代化没有可以遵循的统一模式。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也取决于不同国家选择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农业发展的‘万里长征，仍需要继续上下求索。”

“三农问题”已经演变为“四农问题”

中国现在不仅面临“农村、农业、农民”这些已经广为人知的“三农问题”，但胡鞍钢认为，实际上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个严重问题，也就是说，过去的“三农问题”现在已经演变为“四农问题”。这一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近些年来，中国“四农”问题日渐突出：1994年全国大约有40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亿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从平均年龄看，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6岁。从这些数字看，“三农”问题已演化为“四农”问题。胡鞍钢说，它虽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这一迁移过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

2005年，胡鞍钢就坦陈，“四农”问题的本质很明显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我认为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可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个阶段：红灯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4年，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黄灯阶段从1984年到上个世纪末，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但农民进城实际上还违反了当地政府的就业、居住等规则；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八百万的目标，农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绿灯阶段。”胡鞍钢说，尽管如此，但政策上的“绿灯”尚未解决本质上的“一国两制”问题，农民工问题因此日益凸显。他认为中国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主要聚集区，应该率先完成“一省（市）两制”到“一省（市）一制”的转变，进而推动实现“一国一制”。沿海地区各级政府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服务农民工，使他们为当地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解决‘四农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并将加速中国发展，同时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

胡鞍钢表示，未来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但需要注意要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篱笆'拆掉，把'排斥性'的城镇化变为'包容性'的城镇化，然后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全覆盖，这样就会由不完全城镇化转变为完全城镇化。过去，工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并由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发展，但未来20年，城镇化将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动力，以此带动工业化发展。他表示，与过去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并不相同，当前应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工业化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未来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

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约有1.7亿人，2015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比较低。在胡鞍钢看来，城镇化过程中应该防止出现城市出现二元结构，不仅包括户籍与非户籍，还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二元化。他认为，当前城镇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城市中的“二元”变成“一元”，让有户籍的和非户籍的都变成平等市民，让非正规职工变成正规职工，而且要注意让“一元化”市民充分享受到就业、社会保障权利。“要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篱笆拆掉，把‘排斥性的城镇化变为‘包容性的城镇化，然后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保障全覆盖，这样就会由不完全的城镇化转变为完全城镇化。”

1982年1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为“双包”制正了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辟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中国农村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越来越强，农村发展和改革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新阶段农村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孤军深入，仅仅着眼农村内部改革，而必须综合配套，全面推进，整体谋划城乡统筹发展。胡鞍钢认为，对亿万农民而言，每年的“一号文件”于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份亲切而温暖的的文件，有着特殊意义。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从此开始越过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全面小康迈进。

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时代的背景、国家与民族的召唤联系在一起，这是胡鞍钢为自己的事业蓝图定下的坐标。这些年来，胡鞍钢对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等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心分析、推断及研究，从数字里算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命运，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央决策层的极大重视，学问经过政府问策而成为实实在在的百姓福祉。他的研究成果也已成为国际机构评价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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