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浪涌羊城国共携

余玮

当年，中共近40名代表齐聚广州，开启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掀起了大革命的波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

花葩红得犹如壮士的风骨，色彩艳得就像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树梢，躯干壮硕成顶天立地的姿态。

广州这座以“英雄花”（木棉花）为市花的城市，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曾藏龙卧虎、英雄遍地。这座城市也曾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共于1923年在此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国共第一次握手，国民党在军事上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并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大革命的高潮。

恤孤院路，喧嚣的尘世中一处难得的静地。穿过广州市区东山口一片既借鉴欧美建筑风格、又糅合广东传统民居特点的民国初年建筑群之后，来到这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从中可以寻觅闪烁在历史烟云中的昔日光影，能在宁静之中读出激越与豪情……

“钟英”从上海到广州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给中国共产党人上了一课，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上得到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共三大的主题，会议举行地就是广州。

早在1922年5月，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单列有“中央局迁往广州”一目。其中提出，中共中央组织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最重要的理由”是：“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

按照中共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下月”——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各地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了大会代表的推荐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共推荐代表30多人。此外，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马林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这些三大代表是经过党员选举产生的，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

很快，近40位代表接到了署名“钟英”的出席函。所谓“钟英”，即“中央”的谐音，意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北方区代表罗章龙在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一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代表由“管东渠”安排食宿。“管东渠”，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回忆说：“我和王振一是從上海坐船走的。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等人。于树德和金佛庄是江浙区委下辖杭州支部的成员，他俩都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当时于树德生活困难，没有钱买船票，我给他出主意，他就把邻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达广州，途中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到达广州后，广东党组织派人接我们。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毛泽东、向警予、蔡和森、张太雷、瞿秋白、陈独秀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等同志都已经到了广州。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我们休息了两天才开会。”

中共三大的召开，使广州国民党的大本营更加具有“赤化”的色彩。中共的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开的，如今，参加党的三大的代表们来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公开举行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会议，这预示着国共两党合作蜜月的到来。

在大会正式召开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畅所欲言中的唇枪舌剑

羊城的夏日，热烈而奔放。这是一个趋于成熟的季节，生命里洋溢着无限的活力。

1923年6月1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举行，但没有举行开幕仪式。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500字的报告中，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的陈独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二大以来近一年的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整个党的工作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包括陈独秀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

会议上，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可谓唇枪舌剑。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一种意见是以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马林为代表旨在推动全党加入到国民党中去。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蔡和森是三大上反对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妻子向警予却主张国共合作。他们夫妻都是职业革命家，信仰坚定，个性较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据徐梅坤代表回忆说：“他们夫妻俩在会上会下争吵得很激烈。”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在瞿秋白的日记里，可以看到选举几位中央执委会委员的票数是：“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毛泽东在三大的表现，受到了陈独秀与马林的赏识。会议上，马林讲话时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张国焘等激进分子。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这标志着毛泽东首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根据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陈独秀的头衔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和指示，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中央局秘书”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在以往的许多相关记载中，第三届中央局秘书并非毛泽东，而是罗章龙。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说，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相关学者还认为，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章龙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由此，得出结论：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

后来，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复印件揭开了谜底。上面清楚写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至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五号通告，宣布中央局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由此可推断，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之后的接替者。

中共走上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

中共三大究竟有多少名代表参加，一直是个谜，因为中共三大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留世，于是党史界众说纷纭，有17人、或20人、或27人、或30人、或30余人、或40人、或40多人等說法。

2006年5月21日，新华社播发有关中共三大的专稿，其中第一段这样表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专稿提及近40名代表出席，比传统说法进了一步。不过，这里说李立三是中共三大代表，值得质疑。1923年4月，在取得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之后，中央调李立三到受损严重的湖北区委主持工作。这年的4月至6月，李立三活动情况不详。李立三曾写过《自述》，但他没有说自己是中共三大代表。查李立三的传记作品，也未有这方面的记载。言李立三是中共三大代表，可能是以讹传讹。

河北江浩的儿子曾说他父亲是中共三大代表。江浩（1880—1931），河北玉田人，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同李锡九等带领大批国会议员南下，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三大召开时，江浩确实在广州，但他是否出席三大无法证明。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有关同志曾向河北玉田的党史部门求证过此事，他们告知对方：江浩不是中共三大代表。还有一个人参加了中共三大，那就是中共三大的会议记录人：罗绮园。由代表来担任会议记录，三大以前党的会议有过先例。但徐梅坤明确说罗绮园不是中共三大代表。

综合大量的文献，可以得出一份出席中共三大至少39名代表的名单，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张国焘、王用章、邓培、瞿秋白、林育南、邓中夏、谭平山、张连光、刘仁静、朱少连、项德龙（项英）、罗章龙、徐梅坤、高君宇、王俊、何孟雄、王仲一（王振一）、冯菊坡、刘尔崧、陈天、张德惠、刘天国、陈福涛（陈为人）、张太雷、刘天章、向警予、陈潭秋、阮啸仙、孙云鹏、沈茂坤、于树德、金佛庄、恽代英、袁达时。至少还有一名代表，但凭目前的文献难以确定姓名。

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是依据党的自身状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修正党章。这次修改党章力度较小，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开始合作的初期，复杂的形势之下没有条件对党章作全面改动。党的三大把修改党章的重点放在了严格入党手续和发挥地方委员会的作用等方面。比如：新党员入党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其中还特别强调介绍人必须具有半年以上的党龄。此外，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根据党员的身份，候补期的时间长短不一——劳动者的候补期为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6个月，但这个规定“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考虑到当时党还处于地下状态，做党员是很冒风险的事，甚至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因此如果加入到党内来以后，他不想继续当党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党章修改的时候明确增加了“党员自请出党”的一个规定，就相当于现在党员自愿退党的规定。

三大党章新增规定的核心要义是严格党员的入党手续。直接原因就是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下，党的肌体容易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党员容易被国民党所同化。这就需要共产党员有更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排除其他思想的干扰。更深层次上，中国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下，党要尽快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必须广泛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剥削阶级思想带进党内。为此，党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对党员的要求，严格入黨手续，审查和防止投机分子及不合格者的入党，这样便保证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党组织的纯洁和坚固。

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中共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共合作，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中共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方针为中国共产党走上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为党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条件，也为当时中国各革命阶级聚集在国共两党周围、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共同推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当然，这次大会在批判党内“左”倾错误的同时，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右倾错误已见端倪。

位于广州东山的中共三大会址，掩映在幽静的闹市一隅。走在这里，犹如进入一条时光隧道，思绪很容易被带到上世纪20年代那个革命浪潮汹涌、形势风云变幻的时代，历史将永远记住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新篇的中共三大会议！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