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服务背景下基于后现代认识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追问与反思

许正兴

摘 要 论文以后现代认识论为依托，通过智慧服务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对阮氏五定律进行全面反思，并在逐条解构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追问，以激发读者对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思考，为智慧经济时代图书馆的转型提供前瞻性理论支持。

关键词 图书馆学五定律 后现代主义 智慧服务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01.002

Inqui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Under the Epistemology of Postmodernism

Xu Zhengxing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epistemology of postmodernism as the basi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Ruans Five Laws tof Library Science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modernism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asks corresponding questions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laws. It tries to inspire the readers to think about the postmodern library service concept， and to provide forward-look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in the intellectual economy era.

Keywords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Postmodernism. Intelligence service.

众所周知，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以下简称五定律）因精准概括了“服务”这个图书馆永恒的主题而一直被学界奉为经典。然而，随着当前社会经济基础从知识应用式的“制造”转向智慧创造式的“智造”，人类已进入了以智慧创新为核心的后现代智慧经济即后知识经济时代，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环境，也不断丰富着阮氏五定律的思想内涵。

后现代是一个知识加速更新的时代，作为对“后工业”知识经济的文化逻辑回应，基于情境认知、动力学认知的后现代认识论以交互、生成的构建主义知识观扬弃了传统静止、单向的客观主义知识观[1]，突出了知识的个体性，彰显了主体的智慧创新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智慧”相关理念和技术的智慧图书馆应运而生，以提高人类智慧为核心的创造性知识服务即智慧服务在对传统图书馆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而，作为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代科学技术的交融，智慧图书馆所遵循的“服务”宗旨并没有改变，关于智慧服务的学术研究近年来不断升温。但经笔者调查发现，大多研究只是以“智慧”相关术语对传统图书馆服务进行诠释、替换和重构，却很少通过智慧服务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进行追问、解构和反思。而基于“对整个反思性确证”的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以“问题为口号[2]”来表达其彻底的批判精神，从“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来阐发其永恒的超越理念。因此，在当今后现代文化与传统意识形态碰撞交叉的结构转型期，图书情报学更应该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以问题为导向[3]。鉴于此，笔者以智慧服务为背景，通过后现代构建主义认识论对阮氏五定律在逐条解构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追问。

1 第一定律：知识如何用？

“书是为了用的”无疑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其作为一个总的命题，具体展开到“何以用书”即运用知识的方式和“用书为何”即运用知识的目的，在不同时代却应该有不同的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形态，并进而影响其认知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建立在物质“客观生产力”基础上的传统工业社会以产品“制造”的量变为目标，在客观主义的影响下将知识视作绝对常量输入导出到“公式化”的机械流程中。相应于这种知识“应用”型的机器大生产方式，图书馆也在传统分析性思维模式下将知与行相互隔离，使学与用分割为两个独立的环节，从而沦落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程序化”传递工具和遮蔽人智慧能动性的“流水線”复制加工厂。

然而，在以人的“主观生产力”即智慧创造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知识价值的形成并非遵循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原则，而是表现为社会主观意识决定的短暂性和动态性特征[4]。随着信息传播速度和知识更新频率的不断加快，后现代知识呈现出从有形、显性的“书”向隐形、动态的“知识流”的转变，导致“后现代社会的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实践本身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5]在这种实践与认知加速融合的趋态下，原先工业时代个体对“静态书籍”的传统认识论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社会对“动态知识”的共时性创生。鉴于后现代知识动态、开放的自我调节系统，研究者必内在于这一系统之中[6]，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重建整体性思维，以整体性和过程性的思维引导分析性思维[7]。这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运用的目的指向了知识创造的过程而非知识固化的结果，其运用方式也必然是“创造性应用”知识，而非“应用性制造”产品[8]。

相应的，后现代图书馆也应从传统行、知二分的维持性知识应用转向用、学统一的发展性智慧创新，使实践与认知共时性地能动转化于智慧创造过程中。因此，正如“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学会如何改变自然而发展的”[9]，智慧并非是物化为凝固形态的知识成果，而是在实践应用中不断生发的创造过程。因而知识作为一种认知范畴外化的智慧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智慧作为一种实践范畴内在的能力不是用出来的，而是创造中得来的。智慧服务就是要通过作为知识创新场域（Ba）[10]的图书馆交流共享平台实现知识应用中创新、创新中应用的“创新双螺旋”，从而推动读者思维从线性的单向认知转向立体的多维智慧，进而使知识运用手段和目标在“转知成慧”“转慧成知”的知识创新过程中实现有机统一。

2 第二定律：人应有何书？

以获取知识等同于掌握知识的传统“读者有其书”无疑是建基于客观主义知识论之上：它将外在于人的抽象知识作为主体，人作为知识教化的对象客体，从而以普遍性客观知识同化特殊个体知识，实现当时图书馆“知识灌输”的社会职能。然而在这种“教化—控制”话语逻辑[11]下，作为个体智慧表征的“人化之书”（Embodied）却被绝对化甚至神圣化的“物化之书”所消解，本源于人实践的知识却作为人的对立去约束着人。这种剥夺个性自由的认识论实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知识异化，它必然导致读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地片面拾人牙慧，在思想涂抹别人知识色彩的同时却攫夺了自我的“能思”[12]智慧。因此，这种有知无慧的“为人找书”实际上只强调了读者拥有“他人书”的知识形式，却没有突出读者创生“自己书”的智慧内容；这种重物轻人的“无身认知观”下的“人有其书”实际上也仅是一种阅读教化论下的“学之为人”，而不是真正彰显读者主体智慧的“学之为己”。而“在文化、学术上如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惟有“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对原本经术加以引申发挥[13]，才能将知识的生成要素及背景系统性的嵌入哲学理性的思考范畴，生成融合个体意识、理念的整体性智慧升华，而个体意识的觉醒正是智慧服务由人性化到个性化、从转识成智到转智成慧所依托的根基与动力。正是这种个体话语的兴起，标志着现代图书馆学向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14]。

综上所述，图书馆智慧服务不仅是为读者提供他物知识，还应依据读者的个体经验，在杨弃他物的基础上建构自我的智慧家园。作为后现代建构性品质的“读者有其书”也并非是“读取别人知识”的总结性结论，而是一个“开启自我智慧”的创造性进程。它激发着读者用智慧为知识注入生命，在“自我意识”的“返身直观”中重构自主的个性和智慧的人格，从而最终从他律到自律，从自在到自为，从有其内化的知识到有其内省的智慧。

3 第三定律：书应有何人？

图书馆学家Chernik认为：在知识社会里，“书”是“物化的知识”。然而知识的乐律却随着后现代的变奏而越发趋向于不确定性，知识的“动态化”趋势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历史的源起与流变。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介于感性和主動理性即智慧之间作为“被动理性”的知性。而康德则在批判传统理性的基础上指出了认识不只是关于物的知识问题，更是关于人的智慧能力问题。随后，杜威沿着这条“认识论转向”提出了认知不应是个体被动的“旁观”，而是主动的智慧“探究”。这在后现代构建主义中得到了充分认可与深度回应。由上而知，知识并不是孤立地自我维持，而是始终围绕着主体的扩展和伸张，在生命智慧的涌动中生生不息地绵延。而传统第三定律“书有其读者”却从“二元论”的视角将人与知识断裂开来，使对象化的知识被“读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静观”。后现代主义则否认这种遗世独立的“无身知识”概念，强调作为一种解释、假设的知识都是依存于具体情景的个体“意义制定”（meaning making）[15]。因此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不是传统“主从关系”下的客观“发现”结果，而是主体在社会“主体间”交互中的智慧“发明”过程；读者也不仅仅是“绝对真理”的“信奉者”，而是以“能思”智慧表达“不同意见”的知识建构者。

因此，知识只是被动诠释的适应性生存，智慧才是主动进化的创生性生命，没有知识的质疑，就没有智慧的思辨；没有智慧的思辨，就没有知识的创生。后现代作为对现代性存在的质疑，其语境下的“书”所需要“有”的也不应是“尽信书而无书”的“读”者，而应是敢于打破思维定势、提出建设性问题的“问”者和独具慧眼，善于以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者。由此，“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构成了后现代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16]。其中，作为读者的人是一个基于“我问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智慧主体间存在，他不仅通过描述性到评价性语言的“语用学转换”推动了以知识为中心的“复制式学习”到以智慧为主体的“探究性学习”转向，还在发掘外部知识意义的同时提升着内在智慧的能动性；而作为中介的智慧图书馆就是要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和文化符号去创设个体、社会、知识的主体间协商互动情景，以后现代开放的人格突破传统客观主义的壁垒，进而打通书与人之间的思想界限和价值隔膜，使读者在“转知成慧”的同时实现知识自觉、系统的“有意义构建”。

4 第四定律：节约读者何种时间？

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读者获取知识的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移动互联、智能网络等一系列泛在知识传播工具极大地节约了读者的时间。在以传统客观主义为基础的授受教育转向以后现代建构主义为依托的生成性智慧教育（Smart education）之际，我们节约着客观知识输入时间的量变却忽视了主体智慧超越时间的质变；我们高扬着图书馆工具理性的外在技术尺度却淡漠了读者自为品质的内在智慧尺度。这种单向度的功率追求势必使理性从人肯定自身的手段僭越为否定自身的目的， 导致图书馆技术理性对读者主体智慧的遮蔽，进而消解人作为创造性存在的本真价值。

由此可知，节约外在知识获取时间的“泛在”智能技术只是支撑并促进后现代学习的工具理性；而以后现代“交互建构”认知观提升内在智慧转化时间的创造性“智慧学习”（Smart learning）才是引领和驱动后现代教育的价值理性。后现代图书馆就是要通过智慧服务从节约知识获取时间的外在之器转换为迸发着智慧气息的“学习场”和“探究式”内化之道[17]，从而将形而下的知识由外而内地点化为超越性的智慧，将形而上的智慧自内而外地转化为知识的超越。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外在空间的场域去节约知识获取的时间，还要从精神思辨的论域去节约智慧内化的时间。我们可以节约的外在知识获取时间是有限的，但重塑读者内在“智慧”的超越理念却是无限的。智慧图书馆就是要以“转知成慧”的内在理念创设后现代“泛学”（Ubiquitous education）文化氛围，使读者通过有限的知识空间参悟与体认那超越时空的无限智慧，进而实现“人人可以反求自识，而无事乎向外追索”的后现代图书馆“巅峰体验”。

5 第五定律：图书馆本体何以存在？

众所周知，解构作为后现代文化的内核和中心，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营垒， 都难免被解构的命运[18]。那么，以“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渲染着图书馆本体论色彩的第五定律是否也难以豁免？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的后现代社会[19]，图书馆的本体又何以存在呢？

不难看出，后现代作为现代性“未竟的事业”（unfinished project）[20]，其历史“自反性”并不是外在力量否定的使然，而是其内在理性发展的必然。作为现代性对人性压抑的逆叛，后现代的根本旨归就在于实现人对建构世界及其意义的主导地位。而反观图书馆界诸如“客观知识论”“知识集合论”等众多被“实证科学化”的本体学说却无疑都是剥离了人的抽象存在。然而，“上帝是诗人，不是数学家”，一切本体的选择都无法摆脱人价值取向的“前结构”影响。因此，图书馆本质作为这种永远不可确定的东西，与其说它客观存在，不如说它“没有”[21]。然而，后现代虽然崇尚多元差异化，但却绝非虚无相对主义。它不仅通过反思与追问对现代性进行着解构，还通过创造性与破坏性新事物的融合对现代性进行着重写；它不仅展现了现代生存方式中知识的开放性维度，还开辟了主体不断超越的智慧创造空间。由此，笔者认为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通过将图书馆存在专题化为对象来追求其先验的知识本质“是什么”（What），而是在充满异质性的认知中通过追问其存在何以可能（Why）来思考知识生成的意义，并进而在寻求“如何改变”（How）的实践智慧中促进生活更加完美[22]。因此，解构并不是以你的眼睛囊括别人的世界，而是以你的智慧建构更美好的明天，我们以界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不断地追问图书馆学的本质并不是在寻找本质，而是在制造本质[23]。

由上可知，只有不断被人建构的“基础”，而不存在抽象永恒的“本体”。本体只有在不断解构以建构的智慧创造中才得以涌动般的存在。因此，后现代图书馆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智慧服务使人在对世界的创生性理解中从“我与他”的主从认知“独白”走向“我与你”的主体间智慧“对话”，进而驱动不同情境下多元个体的“视阈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地生成、建构一种内在的文化世界，这也是后现代图书馆文化意识建构性品性的应有之举[24]。

6 结语

作为对体系化元叙事的拒斥和消解，后现代的真正旨趣绝非陈述、阐释以建构知识，而是在于追问、反思以启发智慧，因而针对五定律的上述追问必然没有绝对不变的确定答案，也无所谓绝对正确的具体答案。相反，在以不确定性为本质的后现代视域中，“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25]。

因此，面向不斷演变的后现代社会，我们追问是为了更多的追问，我们反思是为了更多的反思；我们唯有拥抱变化，才能拥有未来。同样，面对互联网、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升级，智慧教育、智慧校园的风生水起，我们也惟有不断追问和反思图书馆智慧服务转型中的新问题、新观点，才能在以后现代“超越精神”不断“解构与重写”五定律的基础上赋予图书馆全新的智慧内涵，从而引领读者从直接的解悟走向构架的思辨，从知识图式的渐获上升为智慧境界的顿觉。

参考文献：

[ 1 ] 袁维新.从授受到建构：论知识观的转变与科学教学范式的重建[J].全球教育展望，2005（2）：19.

[ 2 ] 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J].学术界，2000（2）：14.

[ 3 ] WERSIG 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ory：a weaver birds perspective[M]//IN V， BLAISE V.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istory， empi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London：Graham，1992：205-208.

[ 4 ] 王蓉光.后现代社会与图书馆知识服务[J].兰台世界，2009（18）：79.

[ 5 ] ANTHONY G.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8.

[ 6 ] 朱伟珏.信息社会学理论概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5（5）：7-14.

[ 7 ] 韩震.全球化与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高等教育改革[J].新华文摘，2005（22）：137-143.

[ 8 ] 崔新建.从创造性应用到应用性创造[J].哲学动态，2004（8）：6.

[ 9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1.

[10] NONAKA I，TOYAMA R. SECI，Ba and leadership：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G]//Ma-

naging industrial knowledge：creation， transfer and utilization. London：Sage，2001：43.

[11] 蒋永福.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26.

[1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智慧[M].刘烨，王劲玉，编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439.

[13] 马一浮.马一浮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83.

[14] 蒋永福.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27.

[15] Bruner.教育の過程[M].东京：岩波書店，1985：78.

[16] 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143.

[17] 邱景华.后现代理论与中国图书馆学[J].图书馆杂志，2011（9）：8.

[18] 蒋永福.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J].图书情报工作，2010（1）：6.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4.

[20]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45.

[21] 蒋永福.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4）：25.

[22] 于秀艳，王明文.当代中国语境下马克思实践哲学阐释探要[J].长白学刊，2013（4）：22.

[23] 陈立华.论现代图书馆学的实践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的冲突及延续[J].图书馆，2011（2）：41.

[24] 万进.信息技术语境下高校图书馆文化自觉价值取向的主体间性诉求：一种后现代的检视[J].图书馆，2009（2）：42.

[25]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