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會重責，推動法治澳門

明遠

回顧過去的2016年，對於澳門本地而言，幾項重要的法律出台引發了社會不斷的爭議，其後續影響也將持續在未來數年內發酵，對於法治澳門而言，未來的路也許並非想象之中那麼順暢。

多法雖通過，有法亦難依

《文遺法》、《土地法》、《城規法》，在本屆會期內生效，這三法環環相扣，涉及澳門重大土地利益等，在過去幾屆中因為任期和立法限制問題討論多時，本屆立法會任期內開始生效，民眾原本長舒一口氣，以為困擾澳門多年的土地爭議、城市規劃等相關問題終於可以有法可依，进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事實上，新《土地法》一經出爐，引發社會極大爭議，加上社會上出現“海一居”事件等極端案例，使得該法不僅不能解決社會困境，更徒增社會問題。包括松山燈塔景觀危機問題，本期待借助《文遺法》、《城規法》等解決，結果現行的解決辦法仍是回到未起草立法前的狀態，讓民眾不禁生疑，為何立法未能解決實際問題？

這樣的客觀現實反映出我們不僅要考慮在修法時社會上出現哪些問題，更要考慮社會系統上可能出現的問題。坦言之，澳門的立法工作未能做好，沒有預見社會可能出現的問題，雖然現時的澳門不再出現政府部門公然的“私相授受”或者傳統的靠“拍膊頭”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人治思維濃厚的澳門，在公共政策與立法工作上仍需要持續推進法治進程，未來立法會議員也要進一步監督政府施政與關注相關問題的解決，努力塑造出整個社會解決問題的法治框架。

當然立法會在過去的一年中也時常被民眾批評與質疑，在任何代議政治體制中，立法會承擔監督政府的責任，自然也就被選民監督，特別是民選的議員更要直接面對民眾的支持或者質疑，因此在不少社會問題與立法爭議上，民間對立法會有質疑就不足為奇。立法會的功能不僅僅在於立法，將法律、法規條文做好必要的修訂，更在有形無形中影響著社會資源的分配，所以當立法工作沒有能跟進時代的步伐，未能完全用法治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的疑難雜症，加之常年累積的“產量低”、“效率低”的積弊時，就很容易受到各方的詬病。

專業立法，適度革新

因此必須回歸到立法的本職與本質上來，一來澳門需要專業、高質量的立法；二來需要議員對政府的政策與施政進行高度的監督，幫助市民監督、觀察政府相關措施是否擁有實效？目前來看，立法會中專業力量不夠，造成立法往往不能兼顧到多方或者業界主要的權益保障，比如《醫療事故法》的出臺就是解決了醫院醫生的權益保護問題，但對於澳門廣大的私人醫生的相關權益未做充分考量，出現了“未談好先立法”的尷尬局面，所以專業性對於立法工作而言，並不意味著出台一部法律，就需要立法會多數為該法案的專業界別議員。專業立法還包括了是否具備專業的立法方法，現下立法會在組別設計上照顧主要界別，那身處其中的1-2位議員如何協助立法會與社會專業人士溝通交流、座談諮詢意見也同樣重要。雖然現在特區政府在重要的立法前就開始做一些諮詢，但對於立法會而言有無必要做自己的諮詢、聽證，是否要讓議員廣泛聽取民間、專業人士的意見，仍需考慮。目前而言立法會並無相關完善的機制，因此專業立法環節中非常容易出現問題，專業的問題交給專業處理的同時，也需要有專業的判斷，如果我們辛苦在多個任期內連續討論，好不容易通過的法案輕而易舉被社會發生的案例質疑或者推翻，就很容易使得“立法變得不嚴肅”，無論是《土地法》還是《醫療事故法》的立法過程以及現在持續引發的反彈，就可以看出澳門社會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失望與灰心。

回顧澳門立法會的結構，現在分為直選、間選、委任三大組成部分，在直選部分，博彩業、商業界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當選，其他關乎社會民生的社團人士或者專業人士也依循不同的支持網絡獲得民意支持進入立法會。而在間選與委任部分，就出現了一些盲點，不少情況下會出現背景重複的代表進入，而專業人才未能充分體現。這一點需要政府去理順立法會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以及立法會對於政府施政與澳門社會發展的意義，雖然在現實的政治層面，行政長官需要一些政治同盟來確保政治施政穩步有序進行，但立法會應該在力量上多元，更需要在專業性上多多平衡，這樣的平衡不僅在於男女性別比例，更要考慮到當直選部分的商業、博彩業、建築業都有代表發聲的同時，間選與委任是否應該更加偏重其他界別與專業度，更要考慮四年一任中政府希望推動哪些法案促進澳門發展，應該委任哪些專業人士進入立法會推動相關法案的提出、審議與通過。因此從這樣的出發點來看，政府過去在委任與間選部分，專業平衡度不夠，包含女性議員、傷殘人士等的代表都應該納入考量，結合立法專業的需要，將直接選舉的民意與澳門發展所需的客觀民意做一個充分結合，紮實推動澳門法治進程，科學施政。

變革時代，青年何在

當立法會革新的聲音出現時，我們也發現這樣的聲音近年來在網絡和青年群體中不時出現，臺灣、香港在近幾年的“太陽花學運”、“佔中運動”中展現出的青年世代的憤怒不容小覷，在青年群體中也出現了激進的聲音和政治訴求，在這個開放聯動的社會中，澳門青年必然會受到相關影響，年輕人的思想可能也會較上一代更加激進，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反內地”風潮出現，但部分認知的改變也是客觀事實。這一代的澳門年輕人比起他的長輩，可以更早更快地接觸到全球社會，通過互聯網，他可以熟悉地球另一端的社會新聞，也因為高房價的壓力，讓不少年輕人在買房夢破碎之際寄託於全球旅行，客觀上開闊了自己的視野，他們的思維與認知也與上一代的澳門人有著明顯的差異。

今天，80後、90後的澳門青年人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代，從小被灌輸“澳人治澳”、公民教育的理念，相對於上一代人為了生存而打拼的境況，青年人產生出國家的觀念，澳門（本土）的觀念都是順其自然的，他們對政治並不陌生。

如今，日常生活中隨處可以輕鬆接觸政治信息，也可以部分參與政治，Facebook（臉書）上一則轉帖就代表他對社會問題或者政治的潛在關注，但澳門社會有著一種超乎尋常的“奇怪穩定力量”，青年人在網絡上的發聲未必願意轉化為實際政治活動中的熱情。以立法會選舉為例，澳門青年選民的登記率常年保持較低的水平，即使在發生歐文龍案件、2008金融危機包括鄰近地區的青年政治浪潮之下，澳門年青人願意主動參與政治活動，表達自身理念的情況還是少之又少，因此即使港台地區的社會運動興起，未來也未必對澳門青年產生較大影響。

很多人會認為這股浪潮伴隨的是對於港台“公民社會”互動與蔓延的思考，其實這並非是港台的問題，而是國際關係領域的問題，從冷戰時期就有了傳統民主國家同盟與共產主義同盟等分庭抗禮，人類社會出現以來自然會出現只要一部分人相信的東西，就會出現一個聯合的推動行為，這是自然而然出現，無需過分擔心。全球都希望能在日常生活中享受民主、高效、安定的政府施政，都希望能夠和平幸福的生活。公民社會的理念早期就是出現在兩岸四地那些推動環保、保護動物權益、社會關鍵議題進步的非政府組織（NGO）中，而真正的公民社會的推動也應該回到這些理性政策推動、啟蒙的領域中來。我們今天看到台灣的公民社會運動中的“反服貿運動”，雖然有著反全球化的影子，但更多的核心是“反中反共”，包含香港近幾年的一些社會運動中也包含了這樣的核心意涵，這樣原本推動社會發展的一些議題討論運動淪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充滿了高度的政治化氣息，實則是在加速社會的內耗，讓社會陷入意識形態鬥爭而不可自拔，這是需要澳門深深思考並引以為鑒的。

因此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每一個群體都要思考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澳門，未來的澳門應該是如何？“居安思危”看起來是老調重彈的詞彙，但澳門長期以來確實未能做到“居安思危”，這十多年的快速發展，讓澳門安樂太久，讓澳門人慢條斯理地生活了很久，認為天下本無事，對於很多問題也見怪不怪了，但面對到日本開放博彩、新加坡金沙賭場的快速發展等外部影響，澳門的危機早已在路上，“花無百日紅”，沒有一個產業或者一座城市能永遠保持領先。今天在財政充盈的情況下，為何澳門輕軌一拖再拖，延宕十幾年，不在於資金緊張而是專業力量的缺乏和有效的管理，輕軌就是澳門的一面鏡子。社會在不慍不火的氛圍中長此以往，必將溫水煮青蛙，總有一天輕易被其他城市趕超而不自知，因此想要澳門更好，社會必須加速革新積弊，每一位生活在此的澳門人都有責任讓現在的、未來的澳門更好，這是對自己的承諾，也是澳門人對下一代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