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方志文献

伍光辉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南衡阳，421002)

方志文献，即地方志中的各种资料。地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和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的地方文献”[1]。作为一种以一定地域为中心的一地全史，方志的内容包括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以及名胜古迹、风土民俗等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因此，地方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查找地方文献的工具书性质。现代许多学者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利用地方志文献取得过颇有影响的成绩。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也有成功的经验，近年来，方志文献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由于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受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和正统思想的歧视与打压，小说作家，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家社会地位低，其个人资料在各类官方文献中往往很少被记载。而在地方志中，作为当地文化人，小说作家及其著述可能在方志中有记载。只要留心搜检，可能找到有用的小说研究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鲁迅、胡适、赵景深等前辈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

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在小说研究中开始重视方志文献的运用，但总体说来，学界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对方志文献重视不够，在运用中也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方志文献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正确处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方志文献运用问题。

一、方志文献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作用

相比诗文研究中的方志文献运用，学界在小说研究中对方志文献的价值认识尚嫌不足，对方志文献的运用尚不充分。其实，方志文献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方志文献还可补小说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之不足，可以订正某些小说文献的讹误，将方志文献与小说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可提升小说研究的水平。

(一) 方志文献可补小说目录收录之不足

首先，方志中收录了不少小说目录，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小说或小说目录不为全国性小说目录著作收录。如《同治新化县志》卷三十“艺文二”中收录新化文人孙起栋《塞上巵言》《辽西杂记》，罗楚望《稽古类编》，王者瑞《珍珠船》，魏松《壹是纪始》四卷，《天涯闻见录》四卷，邓显鹤《琐琐斋琐语》，杨兴树《载鬼一车》，曾宣琨《拙庵杂录》一卷，谭炳南《微醺录》一卷，邹汉章《谭天谱》一卷，《梦授记》一卷等。

其次，方志文献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小说。我们知道，在地方志书中，有不少近似于“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与“世情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入小说一类。辛谷《“方志小说”探源》称之为“方志小说”[2]。虽然辛先生将方志中的“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命名为“方志小说”有待商榷，但在历代方志中存在大量异闻逸事资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往往虚构故事，叙写传说中的奇人奇事，类似于“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与“世情小说”，将其归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之列，定位是准确的。但这种小说与被当代文学评论界称为“方志小说”的作品不同。近年来，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铁凝的《笨花》、野莽的《庸国》、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等以某个真实存在或虚构的地域为叙写对象，借鉴志书结构和叙述方式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当代小说评论界将这些“在创作中借鉴了志书编纂理念和手法的”小说命名为“方志小说”[3]，这比辛谷先生将方志中的小说命名为“方志小说”显得更为科学。因此，为了避免与当代“方志小说”概念混淆，我们将在中国各地不少方志中的一些记载当地异闻逸事的资料称之为“方志中的小说”。

“方志中的小说”一般都是民间神话与传说故事。有的类似神话故事，如广东《海丰县志》中的《盘瓤》、《肇庆府志》中的《竹王》、《揭阳县志》中的《法星斗国王》、《新安县志》中的《休咎禅师》、《龙门县志》中的《道士斗妖》、广西《续修兴业县志》中的《洞庭湖神》、湖南《衡山志》中的“南岳夫人”等；有的属于民间传说故事，如《肇庆府志》中的《勿学你翁》、《南海县志》中的《大头轰》《死鬼讨债》、《海澄县志》中的《柔娘》、《高要县志》中的《巧对》、《海阳县志》中的《制敌妙法》、《东莞县志》中的《不种白米种红粟》、《嘉应州志》《惠州府志》《增城县志》中的《古成之》、《广州府志》《开平县志》中的“焚书岭”、广西《续修兴业县志》中的《洞庭湖神》、江苏《震泽县志》中的《笠泽古柏》、《盛湖志》中易睐娘的传说，等等。这些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按照中国古代小说观念，都可归入小说之列。

“方志中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但历来被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所忽视。其实，在中国各地的方志文献中，一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因此，方志中保存的小说是相当丰富的，我们有必要加强“方志中的小说”的收集与整理。

(二) 方志文献可补小说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之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小说出版时往往未著录小说作者，即便著有作者也往往用化名，因此，作者真实姓名无从知晓。有的小说即便知道作者名字，由于作家的生平事迹在官方文献中很少找到，许多小说的作者至今是谜。其实，有不少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资料虽然在正史中找不到，但在地方志中有可能找到。通过对方志中相关文献的勾稽、考辨，我们可能解决小说作者生平研究中的诸多阙疑，从而补小说作者生平研究之不足。

方志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小说作者考辨与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听雨轩笔记》的作者清凉道人究系何人，《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著作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陆林教授就是依据方志文献才确定了清凉道人就是徐承烈，并且依据方志文献对徐承烈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陆先生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初读——有关作者史实缺误商兑补苴》一文中，在论证了清凉道人就是徐承烈后，又在《德清县续志》卷四《人物·儒素》中找到了徐氏小传：“徐承烈，字绍家，寡营嗜读，少游岭表二十余年。归居北郭，足迹不入城市。至戚密友，罕识其面。沉酣典籍，至老不倦。家贫无书，从友人借观，且读且抄，日课二千字。著书几百卷，手自缮录，端楷无一误字。卒年七十四。”陆先生运用这段材料不仅进一步印证《听雨轩笔记》的作者清凉道人就是徐承烈，而且使我们对徐承烈的生平事迹有了明确的把握[4]。又如《清言》的作者郑仲夔，《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而《上饶县志》卷二十二《孝友传》则记载较为详细，不但说明了《清言》的作者是郑仲夔，而且对他的生平和其他著述都有介绍。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对郑仲夔的介绍，就是引用《上饶县志》中的相关材料：“仲夔字胄师，崇祯贡生，师事王梦旸。仲夔与费云仍、董思王号南屏三子。游大江南北，马君常、归子慕辈争与缔交。有《清言》若干卷，《质草》若干卷、《耳新》八卷、《冷赏》八卷行于世。”[5]再如《研堂见闻杂录》的作者王家祯，由于清代文网迭密，传钞者惧祸，不敢著录作者姓名，因此这部笔记在流传过程中多不著撰人或以“无名氏”的形式出现。但《太仓州志·杂记》中却引“王家桢《见闻杂录》”多条[6]。民国间冯超以《太仓州志》中引文与书中内容进行比较，认为“辞虽删节而事实则无以异”，又结合王家祯的生平，方才考证出《杂录》当为家祯手笔[7]。还如著有《河上楮谈》三卷、《汾上续谈》一卷、《浣水续谈》一卷、《游宦余谈》一卷的朱孟震，《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介绍甚略，只有“孟震字秉器，新淦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8]数语，而《江西府志》卷二十三之《官业三》《同治新淦县志》卷八《人物志·宦业》言之甚详。这对我们全面了解朱孟震的生平事迹，进而研究其文言小说具有重要意义。即便是正史中著录生平的小说作者，方志文献也可补正史资料之不足。

运用方志文献还可订正某些小说文献的讹误。野史和其他一些资料往往不严谨，道听途说，甚至虚构，存在不少讹误。而方志资料相对比较真实，对我们订正某些小说文献的讹误大有裨益。如关于《觚賸》的作者钮琇的生平事迹，如《清人诗集叙录》谓钮琇“初知江南项城(应为河南项城——引者)。调陕西白水，转沈丘。二十八年，为蒲城知县，坐逸囚，左迁，越数年，至于广东高要”[9]。而《民国白水县志》云:“钮琇字玉樵，吴江拔贡生。初任河南项城，以忧归。康熙二十七年服阙补白水，以严明著。壬申岁大祲，奸民乘机劫掠，绣执法穷治，境内肃然。又请发内帑三千金、楚粮五百石以赈，流亡遂集。琇遇事刚决，存心平恕，故民无怨者。性好游览，所至辄采录风土轶事，名曰《觚賸》。其《秦觚》一编，则宰白水时笔也。曾纂邑乘，后以事去，故弗成云。”[10]可知钮琇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丁忧期满，补陕西白水令，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年)仍在白水令任上，因此，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不可能为蒲城知县。结合康乃心《临野堂尺牍题辞》云“岁在辛壬之交，关中大饥，邻邑多盗起，蒲城尤炽，白昼持弓矢相攻劫，适其令缺，府上公(钮琇)名于中承，檄往摄篆……”[11]可知沈丘、蒲城只是钮琇兼摄之职。又查《乾隆白水县志》可知，《民国白水县志》中有关钮琇事迹的记载抄录自《乾隆白水县志》[12]，应该是准确可信的。因此，《乾隆白水县志》与《白水县志》中关于钮琇的文献资料对我们正确了解钮琇的生平十分重要。

总之，由于小说作者的身份大多不显，正史中少有小说作者资料，而方志文献正可补小说作者生平研究之不足，我们在小说作者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方志文献。

(三) 将方志文献与小说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提升小说研究的水平

在一些方志文献中，不仅收入作者生平资料，还收录了一些小说的原文或本事故事，在研究相关小说时，如果结合方志文献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可以使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与把握更准确深刻。

如《河上楮谈》中的《子澄有后》，讲述黄子澄死难前后故事。而《江西通志》卷七十二人物七载有同一故事：“靖难初，子澄携四子及一孕妾逃昆山，追捕甚急。有太守某者召诸子谋，令长子随父就逮，而三子改姓田。孕妾复生一子。公死难后，太守求其尸葬苏之马鞍岭，纪事于石，纳于墓中。有贵官欲夺其地。讼之。官遣司理某勘之，至墓所，震雷一声，挈碑石而出，始知为公墓。司理具牲醴设奠，贵官愧而止。今田氏代有显者。隆庆中，妾之子孙始归分宜云。”[13]可知《子澄有后》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小说中“震雷一声，挈碑石而出”的情节，在小说中显得太神奇，如果没有读到《江西通志》中的这段文字，我们可能认定小说是作者虚构的。而通过比对小说文本与方志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河上楮谈》的实录特征，进而对朱孟震的创作风格也有明确的认识。

又如《觚賸》中写得颇为成功的传奇体作品《睐娘》，其故事在《盛湖志》中易睐娘传中有简略记载；而《笠泽古柏》则全篇为《震泽县志》收入，卜舜年之小传亦为《盛湖志》所引用。《觚賸》中还有一些篇章也被《震泽县志》《吴江县志》收入。研究这些小说时，通过比较研究方志文献与小说文本，更能发现小说与传记的不同特点，对把握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颇有裨益。将方志文献与小说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显然能够提升小说研究水平。

方志文献资料有时还可能突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瓶颈，推动某些研究的进展。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引用了顾颉刚在《江南通志》中查到的资料，由此推断出曹雪芹的生平籍贯，使红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运用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鲁迅、胡适、赵景深等运用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即便是鲁迅、胡适这样的大家，在运用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因此，在运用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应该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要注意广泛搜集方志文献，审慎选用方志文献，要将方志文献与其他文献相结合进行综合考察。

(一) 广泛搜集方志文献

中国方志文献十分丰富。“地方志为中国文献之大宗，其数量之巨，门类之广，传承之久和庋藏之富，在文献领域中，几无有能与其伦比者。”[14]保存下来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方志，数量十分惊人，据统计，现存于世的中国方志至少有9000至1万种左右。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了我国190个较大图书馆的馆藏，共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8264种。这些方志包括宋元明方志、清代方志与民国方志，以清代方志最多。另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方志目录》统计，从1949年到1992年底，已出版的各种基层志及专志达8000种以上。此外，还有《汉唐方志辑佚》从类书、地志、子书、史籍中辑出的440种汉唐方志，有全国总志类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有全国各地通志、府州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方志。这些方志文献中存有大量小说文献和小说作者资料，因此，地方志是研究小说及其作者的文献宝库，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及其作者，必须广泛搜集方志中的相关文献资料。

首先，在搜集整理方志中的小说时，要最大量地占有相关文献资料。四库馆臣就承认方志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云：“《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15]方志中的小说，一般都是民间传说故事，主要保存在方志的“风俗志”“舆地志”“风物志”“僧道寺观志”“人物志”“艺文志”等文献之中。由于方志中的小说一般分散在各种地方志文献中，这就需要我们广泛搜集地方志文献，尽量将方志中的小说收集完备。在这方面，赵景深的经验值得借鉴。赵景深大量运用方志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较早意识到方志在戏曲研究中的功用，发现“有些曲家虽见于《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但方志中所载，大都是家传巷说，有许多材料可补《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之不足”[16]。于是，在叶德均的建议下运用方志搜集戏曲作家资料。从1942年起，他大量翻阅地方志辑录了元明清戏曲家的相关资料，先后写成《方志著录明清曲家考略》、《安徽曲家考略》、《安徽曲家续考》(上、下)。1963年，他又指导和帮助张增元开始从方志中收集元明清曲家的资料，1979年，两人的成果合编成《方志著录元明曲家小传资料》一书，为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填补了不少曲家小传资料空白，为深入研究元明清三代戏曲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新材料。我们在搜集整理方志中的小说时可以借鉴赵先生的方法，广泛搜集地方志文献，尽量将方志中的小说收集完备，为系统研究方志中的小说打下扎实基础。

其次，有些小说作者，尤其是在多地为官的小说作者，其生平事迹不只是在其籍贯地的方志中有记载，在其为官的地方的方志文献中亦有记载。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搜集与作者的有关的全部方志文献，搜集相关的方志文献资料，才有可能全面准确地考辨作者生平。前面所述小说家钮琇生平考证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小说作者中比较普遍，我们在研究小说作者时必须高度重视。

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时，只有将方志文献资料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小说作者的生平思想研究，探讨其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提升小说研究水平。赵景深在《明末曲家沈自晋》、《明代二戏曲家小考》、《杂剧三编与无锡曲家》、《容居堂传奇三种》、《张大复的传奇》、《跋沈自征的生平》、《郑若庸的〈玉块记〉》、《龙燮的〈江花梦〉》、《花里钟传奇》等论文中便广泛运用了方志文献。后来，赵景深在小说研究中也十分重视方志文献。如在《〈狮吼记〉杂采诸小说》、《关于〈水浒记〉的作者》等文章对小说作家生平的考述中都大量引用了方志文献，使其考证研究更为扎实。

(二) 审慎选用方志文献

在运用方志文献进行小说研究时，经常会发现方志文献资料与其他文献资料相互抵牾的情况，需要我们审慎处理，否则就可能出现错误。如对《西游记》作者的判定，前人因为不审慎而频频出错。《西游记》的作者一向未见著录，前人曾误认为道士丘处机作。清代有人从《淮安府志》里找到了吴承恩著有《西游记》的记载，就把《西游记》的著作权判归给他。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则对吴承恩说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他们根据天启《淮安府志》之《人物志·近代文苑》及《艺文志·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同治《山阳县志》之《人物》及《艺文》、光绪《淮安府志》之《人物》及《艺文》，以及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吴玉搢《山阳志遗》等书所载与此相同或相关的内容，认定《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后来俞平伯发现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把吴承恩的《西游记》列在地理类，便产生疑问。近年来不少学者又作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一些补证，证明《千顷堂书目》是不收近体小说的。鲁迅、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作者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他们对“丘作说”的辨伪已成铁案；虽然关于吴承恩著《西游记》有思虑未周的地方，但他们运用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及其作者的方法值得借鉴。同时也告诫我们，在运用方志文献进行小说研究时，采取审慎的态度非常必要。

在选用方志文献研究小说作家生平时，必须高度重视同名同姓现象，避免陷入“同姓名陷阱”。在方志文献中，经常有同名同姓但不同人的现象，即便是同一地区的方志，也有这种情况，如果不加考辨，极易出现张冠李戴、郢书燕说的错误。对这个问题，王齐洲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他说：

因为中国人的姓氏有限，古今同姓名者太多，很容易落入“同姓名陷阱”。例如，宋元以来就有不少张尚德，仅以方志所载，南宋绍兴十五年乙丑(1145)榜中有闽人张尚德，淳祐十年庚戌(1250)榜有闽人张尚德(以上见《福建通志》)，咸淳六年庚午(1270)解试有江西庐陵人张尚德(见《江西通志》)，明建文四年壬午(1402)乡试榜有湖广江夏人张尚德(见《湖北通志》)，嘉靖间举人有四川合州人张尚德(见《四川通志》)，此外，元人宋褧《燕石集》有《送张尚德还长沙》，此人“家住古长沙”；傅若金《傅与砺诗集》有《送张尚德之铜山巡检》，其为庚申(1320)乡贡，渝人。而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张尚德则是“关中”人。即使是同一时期，同姓名者也大有人在，以明代为例，李春芳为《新刻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重刊精忠录》作序，而前者署晋人羲斋李春芳，后者署“海阳李春芳”，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显然并非同一人。同时，还有与吴承恩有交情的江苏兴化李春芳。再如明末陈禹谟有文言小说《说麈》，而同时的陈禹谟至少有4个:一为江苏宜兴人，隆庆元年(1567)丁卯科举人；一为湖广夷陵(今湖北宜昌) 人，隆庆四年(1570)庚午科举人；一为浙江仁和人，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进士；一为江苏常熟人，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举人。如果我们以姓名来断定他们的身份，或附会某一著作，那一定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17]

王先生这段话意在强调“仅以查找作者姓名来确定作品的著作年代从方法上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用这种方法并不能确定《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对我们审慎运用方志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作者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 将方志文献与其他文献相结合

在运用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既要审慎选用方志文献，又要在全面系统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方志文献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相互比对，缜密思考。在这方面，赵景深为我们作出了示范。赵景深对《野叟曝言》的作者的判定，就注意将方志文献与其他文献相结合。他在《江阴县志》中找到了有关证据后，又实地探访搜集其他文献。他说：“关于《野叟曝言》的作者夏二铭，我曾特地到江阴去访问过夏氏的后裔，找到《夏氏宗谱》和《浣玉轩诗文集》，我就据以写成年谱。”[18]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夏二铭与《野叟曝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还利用方志文献与其他文献互证，纠正了鲁迅和胡适两位大家的一些错误。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言：“宋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自序已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今高李所作虽散失，然足见宋末已有传写之书。”[19]赵景深引用明陈宏绪《寒夜录》、《杭州府志》及《图绘宝鉴》中的文献资料不仅考证出高如并非人名，还考证出李嵩是画家而不是小说家，纠正了鲁迅和胡适两位大家的错误。他解释道：“鲁迅以为南宋高如李嵩写过《水浒》故事，其实‘高如李嵩’乃‘高明如李嵩’之意。李嵩是画家，他画过《水浒》三十六人的像，龚圣与的像赞就是写在他的画上。所谓传写，并非‘传钞写录’，而是‘传神写照’的意思。《元曲选》的插图常有题作‘仿李嵩笔’的。”[20]这一解释在后来的《水浒》研究界获得广泛认同。

在对中国古代小说作者生平的考辨中，我们也要在全面系统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方志文献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相互比对，缜密思考。如关于小说集《觚賸》的作者钮琇的字号，各种文献资料并不一致。《清史列传·钮琇传》及近年出版的许多小说史著作都著录为：钮琇，字玉樵，江苏吴江人。《民国白水县志》亦云:“钮琇字玉樵，吴江拔贡生。”[21]而《书钮书城公治县事》则曰:“公姓钮氏，讳琇，字书城，号玉樵。”[22]再查《江苏诗征》对钮琇字、号的著录，则云:“钮琇，原名泌，字书城，一字玉樵。”[23]两书中对钮琇字、号的著录正好相反。而《清人诗集叙录》则曰:“琇，原名班，字玉樵，一字书城。”[24]又查《黄钮同宗谱》，则有:“宏儒三子:琇，字玉樵，号书城；次子璧，字玉舟；三子名憬，字玉海。”综合上述文献，我们可知钮琇兄弟都是玉字排行，那么《江苏诗征》的“原名泌”似乎不如《清人诗集叙录》的“原名班”可信，而玉樵也只能是作为钮琇的字而存在，至于“书城”当为其号。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方志文献在史志子部著录的小说与白话通俗小说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文言小说的作者，即便未中举人、进士，未入仕途，也往往是秀才，在当地是有名的文人，一般在方志中都有记载，其文言小说集也会收入方志的艺文中。而通俗小说，方志编写者往往不屑编入艺文中，因此，方志文献在文言小说研究中的空间更大。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辑录》【11ZDB06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2] 辛谷：《“方志小说”探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97页。

[3] 钱道本：《方志小说: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5期，第26页。

[4] 参见陆林：《〈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初读——有关作者史实缺误商兑补苴》，《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第23～25页。

[5]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7页。

[6] 参见王祖畲等：宣统《太仓州志》卷二十七《杂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影印民国八年(1919年)刻本第1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16～518页。

[7] 参见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明清史料汇编》影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第5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4页。

[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05～1706页。

[9]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485页。

[10] 梁善长:乾隆《白水县志》卷三“官师传”，《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第253页。

[11] 康乃心：《临野堂尺腆题辞》，《临野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45，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78页。

[12] 梁善长:乾隆《白水县志》卷三“官师传”，《中国地方志集成》第26 册，影印民国十四年(1925年)铅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89页。

[13] 谢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二《人物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页。

[14] 来新夏：《地方志与文学研究》，《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2期，第39页。

[15]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94 页。

[16] 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17] 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8页。

[18]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页。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20] 赵景深：《中国小说史略旁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21] 梁善长:乾隆《白水县志》卷三“官师传”，《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第253页。

[22] 张士元:《嘉树山房续集》卷下，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23] 王豫辑:《江苏诗征》卷一百十六，清道光元年焦山诗徽阁刻本。

[24]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