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场驱动转为政府主导：浅析1949-1978年的桂越边境贸易

◆孙昕玥

由市场驱动转为政府主导：浅析1949-1978年的桂越边境贸易

◆孙昕玥

本文从边境贸易理论入手，运用了比较分析法和量化分析法，以不同类型贸易方式的角度，简要分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1949至1978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历程，并通过该分析总结出了这一时期桂越边贸的特点，对其影响因素也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桂越边贸，可以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从边境贸易这一个小的方面，窥视到两国关系的走势所带来的影响，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桂越边境贸易；特点；影响因素

边境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初始形式，又是组成一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部分，是存在与相邻国家间的一种特有的经济贸易形式。对于边境贸易的概念的表述，由于时代不同角度不同，不同的人曾给出过不同的诠释，随着学科的日渐完善，对此的阐释也愈发明确。但纵观种种解释，归根到底都是以边境贸易的特点为出发点：其一是地域限制，即边境地区，其二则是贸易的形式，本文所涉及时期主要存在两种形式，即边境小额贸易(俗称边民互市)和边境地方贸易。

一、1949-1978年桂越边贸的发展概况

（一）边民互市的发展概况

边民互市，是指在指定的地点和集市上，双方边境居民在限定的金额内买卖准许交换商品的一种贸易方式[1]。由于长期的战乱，在新中国建国之初，边境人民的生活、生产资料的奇缺，这使得边民物资交换的诉求高涨。为满足两国边民的迫切需求，1952年7月7日，中越双方签订了第一份议定书规定了首批对开的6个边境小额贸易口岸以及每人每日不超过中国人民币（折新币1000:1，下同）5元或等值的越南币的贸易限额。8月25日，中越双方修订议定书，不仅增开6个口岸，还将贸易限额提高到了150元[2]。

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桂越边民互市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1954年7月，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由于战争期间运输的不畅导致货物的大量积存，越方的大批商贩涌向边境市场进行贸易，加之，中越两国政府再次协定增开口岸并提高边民互市限额，使得这一时期的桂越边贸发展在这一年达到顶峰。然而，从1955年起，由于两国国内外危机和国民经济的转型等原因，边民互市热潮逐渐降温。1956年初，中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大部分的小商贩放弃贸易活动，转而加入农业生产或合作小组。与此同时，越南也在这一年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越南农民互助生产的改革热情也日益高涨。因此，参加桂越边民互市贸易的人数急剧减少，且交易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明显减少。同时，出于两国意识形态，本国发展以及抵抗外部势力经济封锁等原因的需要，这一时期便已对一些粮食资源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且这一范围不断扩大。

1958年起，根据中国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于1955年联合发出的关于“逐步加强国营贸易，收缩边境小额贸易”的通知，广西边境地区开始对边民的互市活动有所限制。加之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以及文革中对贸易行为的批判，边民互市逐渐处于半停滞状态。自1975年开始，中越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仅剩的几个小额贸易地点也因此被迫关闭。但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小范围的边民互市贸易。1978年冬，中越边境正式进入军事对峙、军事封锁状态，所有边境口岸也被全部关闭，双方边民虽受到严格限制，但其越境探亲和互市往来等活动却由于种种原因从未间断。

（二）协定贸易的发展概况

协定贸易是指我国政府与邻国政府对有关大宗边境贸易的相关事宜进行平等商议后，签订协定，由边境地区（省、自治区）具体实行的一种贸易方式。实际情况中，更多的是由两国边境地方政府，直接签订贸易协定，并由其授权开展边境贸易活动。这一时期桂越协定贸易主要有地方贸易和口岸贸易两种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桂越边境地方贸易开始于1955年7月7日中越两国签订的《边境地方国营贸易公司进行货物交换议定书》。该时期的地方贸易发展呈现波峰状，其峰值为1958年的1214.58万元，之后便在较低的贸易额区间内有增有减的成波浪线发展。广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同越南高平、谅山两省进行协定地方贸易。此后三年贸易额逐步扩大。1958年，因中越两国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以及对边民互市贸易的严格限制，地方贸易额迅速增长，明显突破规定的限额。其中，广西对越进出口总值达到1214.58万元，比上年增长9.9倍。1959年之后，地方贸易额回落至正常区间，波动发展，但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959年及之后的贸易额相较于1958年之前要明显高出许多。

1958年，中越两国政府为弥补中越地方贸易的不足，同意双方开放边境国营口岸贸易，签订了《开放边境国营口岸贸易协定书》，双方协定中国广西的凭祥、水口、东兴与越南的同登、驮隆（后改为埔习）、芒街为边境国营贸易口岸。这一时期桂越之间口岸贸易的发展同地方贸易一样，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制约和影响。且在1965年的援越抗美战争开始后，中国对越南的贸易活动更多的转为物质援助，因此，这时的边境协定贸易只是以贸易为形式的对越援助。

越南形势基本稳定后，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及文革期间的集权意识，1970年3月16日，中国外贸部在《关于对越南地方贸易、口岸贸易问题》中指示，自1970年起，中越（广西）边境地方贸易全部取消，纳入国家贸易。桂越口岸国营贸易也随着地方贸易纳入国家贸易计划而全部中止。

（三）该时期桂越边贸的特点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的桂越边贸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1.贸易形式单一。1955年前边民互市占广西外贸总额的比重较大，而自1955年以后，由于国家逐渐重视协定贸易使得这一比重开始减少，协定贸易的比重有所增加。且两国交恶以后，两国政府便取消了边境协定贸易，边民互市也只是零星存在。因此，这一时期仅存的两种贸易形式也可以说是交替存在，每一阶段内的贸易形式都非常单一。2.贸易限制较多。由于《议定书》中对贸易点、每人每天的贸易额等都有严格限制，且贸易口岸的开放、增设和关闭也都直接由国家的具体政策所决定。对贸易的各项限制都直接影响着贸易的发展，当每人每天的限额增加或贸易口岸增多时，贸易额也会随之上升，反之则会下降。3.商品结构单一，层次较低。由于这一时期两国的生产力水平都不高，且受内政外交等多重因素干扰，贸易内容非常有限，其主要是食品、生活及生产用品等基础物资。

二、该时期桂越边贸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从上述对这一时期桂越边贸的基本概述可以总结出，对桂越边贸有影响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外交因素

在这一时期，桂越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越两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桂越贸易的发展态势随着中越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而有增有减。中国曾是越南在抗法反美战争中的坚强后盾，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交。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直追求，以及在抗法战争以及之后的抗美援越战争中的革命友谊，同时，出于满足两国边民的生活与生产需要，1952年中越签订了第一份贸易议定书，且从1952年至1955年，贸易限额不断放宽，贸易口岸数量也不断增长。此外，中越两国对于进出口货物的征税问题，也都给予较为宽容的态度。正是由于两国的友好往来，使得边境安定，边贸往来逐渐增多。

（二）各国国内的经济及经济政策因素

从这一时期的边贸发展概况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直接影响边贸的发展。1950至1954年间，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越南也在1950年底才解除了其北部边境的危机，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较低，对于生活和生产物品的需求层次也普遍偏低，长期的物资匮乏加上政府的鼓励边境小额贸易的经济政策使两国的边民互市逐渐兴旺起来。1955年，中国和越南都开始进入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越南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以及原料、物料在进口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反之，食品等消费品在进口货物中迅速下降。而且，在通过越南国内的土地革命以及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两国对于贸易的方式都更加偏向于由国家管控。为了适应这一商品结构以及国家对待贸易形式的偏重的变化，两国开始重视边境协定贸易的发展。从上述发展概况也可以看出，从重视发展协定贸易开始，边民互市所占的比重便逐渐减少，而协定贸易则在桂越边贸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中国加紧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的管控以后，桂越边境贸易的自主性逐渐消失，协定贸易也由此被取消，除了零星存在的边民之间的互通有无，桂越边贸基本中断。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两国国内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与桂越边贸的发展与兴衰密不可分。

（三）交通运输因素

交通运输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对桂越边贸最重要的交通影响因素主要是公路和铁路，尤其是公路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广西落后的交通运输状况，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在各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进入“二五”计划以后，广西的公路建设逐渐完备，全区所有的县都通了汽车[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56页。]。在铁路方面，在人民政府的及时抢修和整治下，1951年，湘桂和黔桂两线修复通车。1952年11月7日，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全线竣工通车。铁路交通的完备便利进一步促使了边贸的繁荣。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越南在赢得抗法战争胜利后，重新获得了对国内交通运输系统的控制，并对其进行修复和扩展。并且，在援越抗美时期，中越之间的交通网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完善，这使越南内地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也使得两国边贸联系更加紧密。总而言之，交通的便利对桂越边贸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四）民族文化因素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民族、文化同源，这就为边民互市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两国边民也能在互市贸易中各取所需，且不断融合。在宗教方面，两国的主体宗教都是佛教，且两国都不设国教。这些方面使得边贸中几乎不文化差异，且边民贸易时也不易产生因信仰不同而衍生出的各种误会和矛盾。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越南语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使得两国边民在贸易过程中不存在交流的障碍，即使语言不同也能够通过沟通而相互理解。在通过长期的沟通交流后，边境地区的人民已经在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有所融合且达成了一种默契，这样使得边境人民在心理上对彼此有一种认同感，从而减少了贸易谈判和交易中的隔阂与不信任，对边境贸易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其他因素

桂越边贸除了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外，边民通婚、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等其他因素也会对边贸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作用。比如，边境人民通过联姻的方式使得跨国民族的交往变得更加密切，这种联姻关系的存在会使边民在闲暇时便会互相走访，节日和婚丧喜庆的日子则更会相互拜访走动，而在这种往来过程中也会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的交往。此外，桂越边贸的参与者中还有一部分的华人，他们有很多亲属分布在广西的许多地方，他们可以凭借语言的优势、与母国的纽带关系以及自己或其父辈在越南的经济基础，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了边境贸易当中，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纵观全文可知，这一时期的桂越边贸经历了兴起—盛—衰的波峰状发展历程，其内在动因也经历了从建国之初出于边民的需要自发形成的市场驱动逐渐转变为政府主导，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出于对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要以及两国在技术和资源上的差异，各国发挥自己的优势来扬长避短，彼此分工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各国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2.边境贸易往往是两国边民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自发进行的，但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扩大，政府的干预（包括税收、贸易政策和市场管理等）甚至是主导对于市场的合理运行就显得十分必要。从这一时期的边贸发展便可以明显的看出边境贸易由市场驱动转变为政府主导的过程，因此，随着边贸的发展，往往会越来越受制于双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政策导向。3.影响边贸的几个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外交因素对边贸的影响起主导作用；国内的经济政策常常受制于政治外交政策的影响，但在两国关系亲密时期，则国内的经济状况及市场因素的支配作用更加显著；但当两国出现摩擦时，民族、文化、联姻、华侨华人等其他因素，则起到连接两国边贸的纽带作用，而且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一些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对这一特殊时期桂越边贸的回顾，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国家政策可以直接对两国的边贸造成十分重大的波动及影响，而这一波动和影响不仅仅只是数字那么简单，对于边民的生活与边境地区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作用可能是十分持久和深远的。因此，只有以史为鉴，进一步重视维护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才能使桂越边贸能在新世纪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两国政府也应当尽力排除各种阻碍，推动边贸发展，为边民谋得更多切实的福祉。

[1]李竹表，石通扬著.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8页.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外经贸志，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442页.

[3]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56页.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