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富二代”刘念悌的战时家信

钟祥财

刘念悌（公诚）（1914—1991）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的第六个儿子。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曾赴日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重庆协助刘鸿生创办经营企业，任贵阳中国火柴原料厂工程师、代厂长。1945年赴美考察，回国后在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任水泥厂厂长。1949年以后，任上海水泥工业同业公会主任等职。他是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副主任、顾问，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刘鸿记账房档案中的刘氏私函

刘念悌的部分家信现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的刘鸿记账房档案中。刘鸿记账房是刘鸿生在创办企业过程中设立的一个管理机构。“刘鸿记”原是刘鸿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开滦煤矿经销商时使用的一个图章，据刘鸿生四子刘念智回忆，到了大战结束后，刘鸿生已经拥有巨额资金。为妥善保管和运用这笔资金，他设立了刘鸿记账房，设立初期，只是刘鸿生个人财务收支和财产保管的账房，同时又是办理对外文书契约的秘书室。从20年代开始，由于各家企业陆续开办，企业之间调度频繁，这个账房就逐步形成为刘鸿生所属各企业财务收支的中心，发挥着经济调剂的作用。在刘鸿记账房档案中，刘鸿生私函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是一批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资料。

刘鸿生是一个既接受过西方教育，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企业家。他在给儿子们起名时分别嵌入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字，同时为了方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和出国留学，几个儿子均有英文名字，如Franklin（刘念仁）、Julius（刘念义）、Hannibal（刘念礼）、Johnson（刘念智）、George（刘念孝），等等。他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和人格培养，送孩子们到英、美、日等国留学，既是为了将来继承和发展家族企业所需，也是让第二代有健全的综合素质。也就是在出国留学期间，刘氏子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以刘念悌最为突出。

艰难时局中留学日本的刘念悌

与父亲鸿雁传书

1935年2月10日，在日本留学的刘念悌致信父亲说：“在申时，尝闻大人谓，吾家费用过巨，生活太豪奢，惜阻于各方面之障碍，不能改善云云。大人之言，有深感铭于儿怀者。中国之贫民数目，位于世界第一，其困苦穷状，尤深于其他各国，目睹者均为之惨胆酸鼻，富裕人家乃逍遥别世，享尽快乐，置可怜同胞于不顾。假使中国之富豪尚不知觉悟，自发改过，将来必遭祸于突发之民众暴力，儿敢断言者也。应行之事，自当即速实行，岂可容俗人妇孺之啄嘴。愿大人排除万障，实行大人素来之愿念，以身作则，为全国倡，则国家幸焉，民众幸焉。”

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日中经济合作论调，刘念悌已有警觉，他在2月17日的信中作了具体分析：

……父亲你以为这方针怎样？可确实于中国有利吗？我虽说不懂得什么经济，什么商业，不过据我的常识，敢下后面的批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本当有充分的原料的产生的，可是今日的中国农村告破产，米谷等食料及其他原料，反仰求于他国。这显然是矛盾的现象。中国该设法补济农村，充实原料，乃是农业国根本上急须干的事。不过日本的主张使中国成为完全的纯然的原料国，那莫非为着想把它自己居于资本国的地位，而使中国成为供给它原料的殖民地。这样，就可压制中国初兴的工业，日本的制造品，更可无阻地入我国境了。那末中国的工业尚有发展的可能性吗？中国就是甘受自居供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品的原料的殖民地吗？这是日本阴诈的一点……日本现在的工业已发达到最高点，它现在尽有着可以输给中国的过剩出产。试问中国的农村，须待何时才能振兴？更须待何时才能有足够的生产，可大量的输出外国？盖中国农村的破产，主要原因，却不在技术上的落伍，却在祸国害民的兵灾和苛捐。我敢说，如果中国政局不安定，无论如何高妙的技术，亦无法足使中国的农村复兴起来。除了这点外，日本或更许用技术援助中国原料生产的名义，操纵中国农村的支配权呢！……日本现在已极力在东北奖励原料的生产（棉花、羊毛等），即使中国国内的农村得了救济，有了大量的出产，日本难道肯舍弃他们自己在东北培植的东西，求向中国购买原料吗？这点显然于日本所组行的日满救济的统制抵触。试问日本有否这雅量，为了推销中国原料而置它自己组成的日满救济统制于破绽吗？……中日提携本身是好事，无论政治提携，或经济提携，不过要不专让日本占便宜（什么先决条件等），在真正的互惠条件之下实行才是！中国得警戒，不要为了提携反吃了亏才是！其实一个国家终得靠自力更生，才能真正的强盛。如果中国政局安定了，农村的破产当然随着可挽回，中国现在尚不用顾到供给原料与外国，用自己的原料制造国产工业品，以求自给自足，已经很好了。海外的发展，以待将来尚未迟。父亲，这是不懂得经济，不懂得政治的我的凭着常识下的批评。征求父亲的意见如何。……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刘念悌已受到进步的社会思想影响，对国内政局和中日关系也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能提出自己的明确意见，正因如此，刘鸿生很乐意和他沟通信息，交换看法。1936年10月9日，刘鸿生致信刘念悌说：“迩来中日邦交，正由[ ]（原文不清或信纸破损无法辨认处加方框标识——笔者注）国，当局竭力设法调整，故时局已由紧张而渐趋和缓。惟外间谣言尚炽，恐汝不明真相，难免疑虑。用特备具介绍函一件，务速持同晋谒许大使，面询一切，以资遵循，必要时随许大使一同归国可也。”

1937年2月9日，劉鸿生致信刘念悌：我国实业落后，虽由于金融界之未能切实扶助，诚属遗憾，然频年时局不宁，致资本家裹足不前，亦属一大原因。我水泥厂股份分利，平均每年在一分以上，然股票转让时，即在最好年头，亦难得票面十足价值，可深浩叹。至于管理方面，容或未臻尽善，但在国内同业中，已算首屈一指，即于其他工厂相较，亦远出其上。若与日本相比，[ ]则系另一问题矣。汝以研习所得，贡述于余，甚为欣慰。此后信可随时函禀，备余参考。俟汝返国时，再并为一函，以期[ ]尽……去岁我国各地丰收，市面销售活跃，余所营各业，亦较以前顺利多多矣。”

抗战爆发后，刘念悌毅然中断学业，回国报效，刘鸿生亦保持着与这位有独立见解的儿子的联系。1937年10月4日，刘鸿生致信刘念悌，其中写道：“沪战开始后，瞬将两月，截止现在止，余所营各厂当未受到大损失，惟所保兵险将于本月八日下午到期，续保又不可能（因为保险公司均停保兵险），故此后情形如何，殊难预测。目下除火柴公司及华东煤矿两家在小范围内当可勉强营业外，其余各厂均在停顿中。惟章华厂现在设法将机器迁移至白利南路中华工业厂旧址，预备继续开工，不久即可实现。汝在汉所参观之监狱，其办理之完善，可称全国模范，倘能各地仿行，亦我国家之光也。家中均安好，可勿念……”

1938年3月8日，刘鸿生写信给刘念悌，流露出对战事的忧虑：

余此次赴港，确有种种原因，在彼处勾留两星期，晤见老友甚多，拜与汝叔父叙谈甚欢，故颇不寂寞。旋因沪上诸事待理，故即束装北返，于上月十九日安然栈家，目下一切如常，可勿念。汝九妹定于本月十六日与李家瓛君订婚，下月十六日即行结婚。惜汝远处异地，不克参与此盛耳。汝三哥新居业已觅妥，在巨福路公寓内，房屋颇佳，日内即将迁移。至迩来沪上所发生之恐怖事件，确有多起，惟另有背景，可勿置念。余所营各厂，除一部分已被毁外，其幸存者亦因格于环境，无法开工，倘战局长此迁延，损失更大矣……

奔赴延安后的刘念悌

1938年冬天，刘鸿生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情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去往内地发展实业。同年，刘念悌去了延安。1939年2月26日，刘念悌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时局、政治的看法：

……大人寄下之《蒋委员长西安事变日志》已收到。时表弟惠华适来儿寄宿舍，二人并坐共阅，不数小时，即将全册读完。蒋委员长之人格，实堪景仰。关于蒋委员长平生之人格，儿阅当地日本报（日人均甚敬佩蒋委员长），本知之尚详，今阅其日志，感铭益深，真不愧我全国领袖也。儿生平颇共鸣共产主义，因对于中国尚无正确认识，故尚不敢轻举妄动。阅蒋委员长日志，儿确信至少现在中国无采行共产主义之必要，不然，蒋委员长当不致如此反共也。儿意目下全国统一以及培养实力为首务。欲便利统一及充实国力，可以暂时置其他政策于不闻，以免外衅而挫当面之最大工作。但一俟政局安定，国力渐振，共产主义或有容纳之必要。儿信共产主义乃实行三民主义民生之最善政策也。俄国一般民众之平等、勤劳阶级之福利，均为各国所羡慕。儿亦反对人类中特权阶级之存在，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之国家，恐决无铲除特权阶级之可能。唯其为资本主义之国家，特权阶级乃能横行。蒋委员长答张学良曰：“我关于马克思等左倾思想之书籍，于十数年间均看过”。蒋委员长对于反共之理由，未于此书切实提出，不无遗憾。儿深信蒋委员长之爱国必不后儿，儿对于中国之情形，以及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之蕴奥，亦探之不详，固不敢有所诡辩，但至少依儿现在所有见闻，深望将来中国能实行共产主义，以利民生，而获得一般大众之真正幸福。未知大人以为如何？儿以（为）蒋委员长日志颇有与每个国民一读之价值，故阅后寄赠吾校留学生同窗会矣。假使七弟处大人尚未寄去，请就便为寄下一份，或者俟七弟回国后示之亦可。七弟大概于暑假返国实习公司事务，儿虽屡有信去，终不见其复，故知之不详。儿暑期之计画，已详前信，兹不赘述。家人均安好否？大哥何日娶亲？四哥已有物色否？最近与哥等少通信，情息颇隔膜。在英之二哥或因有女友之周旋，故未能如从前时常来信乎。五哥亦少来信。儿虽懒于写信，自信较兄等勤多矣。

1939年5月6日，刘念悌致信父母，其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延安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记得父亲在信中曾说将赴重庆视厂，未知茲后是否果行？在渝所设各新厂想必进展顺利。母亲对于香港是否满意。陕北在一月前已入夏令，唯兹后时热时冷，气候不常。依儿去年经验（儿于去夏七月中旬来此），此间夏日并不十分热，蚊少而蝇多，蚤[ ]猖獗尤甚。记得去岁初来此时，曾因而终夜失眠，经过相当时期乃不复介意焉。父亲信中告儿，四哥已与卓小姐订婚，想结婚佳日亦必为期不远也。在重庆时，曾闻二哥将与夏小姐订婚，但二哥与儿信中并未述及此事，不知究竟如何？哥哥们在上海之情形如何？八、九妹仍时来我家否？如[ ]现在你处求学，小妹妹想必长得更大更美了，切祈下次来信将家人最近之照片寄儿为盼。前函曾奉禀此间从事生产运动之情形，现第二阶段之挖土与播种工作已完成，此后在收获前除草工作。毛主席（毛泽东）告抗大学生，谓抗大学生在就学期间可学会五项职业，即工农商学兵，挖窑洞，修道路，工也，开荒，农也，经营合作社，商也，在校学习，兵、学也。诚非夸张声辞。在生产运动期间中，为奖励大家努力劳作，特擢拔劳动英雄作为表扬，儿亦被推为劳动英雄之一，父母亲想必亦可开（心）也。儿自生产运动后，身体益加壮健矣。

抗大教育优点之一，即经常有名人之讲演。最近有关于“日寇的政治活动和我们的对策”之译书报告，揭破敌人进行“倒蒋反共”的毒计。日寇为布置新进攻，虽暂时停止军事上之活动，他方面对政治上之活动，只见加强。上述“倒蒋反共”及挑拨离间之工作，即其显例。此地曾有敌人宣传材料之展览会，观其印刷光怪陆离，借用中国古道德作虚构之恶毒宣传，无知民众很有可能性上其圈套。此外敌人更伪造《大公报》与《救国日报》等，在其占领区域内广为售赏，内容荒唐无比。最毒辣者，即报上评载淫荡小说，简直等于性史。敌人欲以此种文字来麻醉我在敌人后方之千百万有为青年，真是恶毒无耻已极。但中国人民之大多数均自白敌人恶毒诡计，占领区域内亦已广泛发展了游击战争，只要全国加强团结，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不上敌人挑拨离间的勾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持抗战，终必能战败万恶之敌人也。边区民治精神异常高，边民参政会议已于一月半前终了，开全国省参政会议之端。此间民间组织之完善，更非外面所可比。在任何延安之民众大会上，小脚之妇女均在妇女救国会的组织下列队莅场，当地政府为响应一面抗战，一面建设之中央号召，在二月前曾有一次边区农业展览会，目下又成立了工业展览会。儿已往参观。此地厂家少而小，计有机器厂，纺织厂，印刷厂，无线电材料厂及手工业程度之纸厂，及其他家庭工业等。政府当局急谋建设，除前函提及拟筹备一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技术之堡垒外，更积极欢迎外界投资，开发边区，此地原料异常丰富，煤、铁、羊毛、[ ] [ ]铁、碱、盐等，举凡重要工业原料应有尽有，外边之技术人才亦采取尽量吸收之方针。儿之转往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事，尚需待今月之底方能决定。盖该所窑洞尚未修全也。据说邮寄书籍相当贵，前拜托购买日文字典，一俟抵港后，可转托八路军办事处转寄此地（如香港有八路军办事处），不然托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亦可。哥处因敌人检查关系，不便通信，儿亦未接得他们来信。如有人赴上海，可把儿与父亲之信带去……

在同一天寄给兄弟及妹妹们的信中，刘念悌写道：“大、二、三、四、五哥，七、九弟，小妹妹：好久没有和你们通信了。你们大概从父亲处听到我某些消息吧，我也从父亲的信中知道些关于你们的事。首先值得庆祝的是四哥的订婚和五哥的返国。我虽然不能见到你们，却始终没有忘掉你们。我最希望知道的就是你们对于你们住在上海的感想。上海比我离开时要变的很多吧。现你们在上海是否有很多事做？……你们现在还住在霞飞路吗？希望你们能都能给信我，父亲可以转寄给我的。我倒希望你们能到重庆等地去看一次。恕我不多写了，将来在可能的时候，我想把我要和你们说的话都写在纸上……”

鼓励同胞手足走向社会求更大发展

1939年10月1日，刘念悌致信母亲和兄弟妹妹，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誓死抗战的决心：

亲爱底母亲、哥哥、弟弟、妹妹们：

你们大概想不到在这时会从重庆接到我的信吧。我在一个多月前到了重庆，不几天后就碰见由香港来的父亲。我们现同住在华业火柴厂。父亲曾早就叫我写信给你们的，我因为不愿意我来此及将赴上海的消息给广泛的传播出去，所以我没有照父亲的指示做去。现在我已决定在下次的飞机班次随同章华的程年彭先生飞港来沪，所以我想现在可以给信你们了。但是我仍旧希望你们不要把这消息传到外边去。

我过去曾同父亲通过信，因为他在香港通信可以不受很大的阻碍。亲爱底母亲，我特别要请求你原谅我，我没有给你知道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后来又没有给信你——虽说处在那时那地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通信的。不用父亲这次告诉我，我早就知道母亲同我亲爱的兄弟姊妹都很怀念着我的。其实我也同样怀念着你们。所幸我们家里个个无恙，这是值得庆幸的。

我们别后两年，别说整个世界，整个中国的每个角落里起了重大的变化，单说我们家里也变了不少呢。不过，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家庭同我们的国家一样，是向着进步的一方面变化着。虽说在物质方面，我们是蒙受着重大的损失。“抗战建国”！在这两年中，西南大后方确有惊人的建设，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在这两年中有了很多的“建设”。母亲娶了新（媳）妇、女婿，又抱孙子孙女，这不是很大的“建设”吗？怕的是，我这次回家，要做生人了。

父亲现仍继续在这里筹设毛织厂事。我想不到五旬余的老父亲精神还是百倍，尤其是对于事业的进取心，他决不落后于任何一个青年人。他身体非常好，请你们安心好了。

我很高兴这次能回到家里见到我要见的每个人，最后仍请你们弗把我将来沪的消息向外泄露。祝平安健康！

你们的念悌 十月一日

重庆的空袭，有了堅固的防空壕，没有丝毫恐惧，请放心。

1940年1月18日，他写信给哥哥、弟弟，希望他们走向社会，寻求更大的发展：前关于八弟在美读书，感觉生活孤独，心境不乐事，曾函陈念礼，并商请解救办法，未知兄弟等商谈结果如何？兹因父亲大人返港期迫，关于该问题兄弟等如已商得切实解救具案，祈请早日函此，盖该问题在一日解决。八弟即可在一日获解脱孤独之苦也。弟自迁住坪州后，身心俱见进步，读书亦感觉有兴趣。兄弟等最近阅何良书，可为介绍否？弟觉长留“孤岛”（指上海）不是办法，兄弟中最好能设法摆脱锁链，在内地或香港展开新局面。青年志须奔放，尤须在大环境下生活。七弟未婚，身尤自由，如能为将来大利益，捐弃目前小利益，抑将是个人之大幸福也。我深信无论内地香港，父亲大人能安插一适当位置，做小事无妨，在小环境下做小人乃大碍耳。

1940年1月29日，他在写给同胞手足的信中继续提出这一建议：“我终觉得你们在这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不去看看内地，投入祖国的怀抱，是件憾事。如果二、三、四哥真正离不了上海——在被控制着的上海只能替家做事，不能替国做事——五哥、七弟不妨想法出来，我想只要医生允许，五哥去内地也可以，并且内地的大都市近来医务也进步了，何况内地和香港经常有飞机搭载旅客？！父亲在内地兴办了许多事，终有地方需要你们工作的，只要你们要求父亲，我想决不成问题，即退一步，我看香港也要比上海好多呢，至少精神粮食可以自由摄取。”

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刘念悌绝对是一个“富二代”，但在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他追求进步，投身抗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经营管理刘鸿生家族企业的掩护下，长期从事党所委派的各项工作。据刘鸿生四子刘念智在《实业家刘鸿生传略》一书中回忆，在上海临近解放时，刘念悌曾在家庭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为了说服刘鸿生留下来，他还请出当时住在他们家里的一位姓王的朋友做解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刘念悌为刘鸿生企业参与、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整理分析这位红色“富二代”的战时家信，是对中国近代企业家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了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