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海关职员题名录》述评

佘建明



海关史

中国近代海关《海关职员题名录》述评

佘建明*

“题名录”是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编制、记载海关职员基本情况的名册，但并未将近代海关全部人员列入登记。“题名录”内容详细丰富，时间持续长达70余年。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容或编排方式有调整和变化，既有连续性、稳定性，也有随机性。具有重视职务分类管理、华员与洋员分别统计、抗战时期重庆总税务司署与伪上海总税务司公署对“题名录” 并行编制等特点。通过解读和分析“题名录”，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近代海关主要机构的演变、海关人员的归属变化、华洋关员地位的不平等、海关开设后人员的增减以及各口岸的兴衰等情况。

中国近代海关；题名录；登科记；海关人力资源；海关管理

“题名录”是中国近代海关对海关人员情况的记载，1875年，总税务司署开始编制“题名录”，一直至1948年。在不同的时期，“题名录”的名称有所不同，计有《海关题名录》、《海关职员录》、《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以及《海关职员题名录》等。这一记载涉及海关机构设置、职员姓名、在职职员所在部门、薪资等方方面面。本文针对目前所能查阅到的“题名录”，对其做一评述。

一、关于“题名录”

“题名录”也称“登科记”，是我国封建科举时代考试及第者的名册。有乡试及第者的举人题名录和会试及第者的进士题名录两种。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张静斋说的“适才看见题名录”云云，是举人题名录，而《官场现形记》中赵温参加会试后买的题名录则是进士题名录。*周吉胜、艾荷：《何谓“题名录”》，《语文月刊》1997年第9期。“题名录”的表现形式一般有两类：一类是题写或刻石，另一类是汇订成册。《海关题名录》即属于后一种。这种形式的“题名录”始于唐代。清代人赵翼在《陔余丛考·题名录》中记载：“题名录，此盖本唐时进士登科记之例也。”在《辞源》中，“登科记”记录：“科举时代及第士人的名录。唐代极重进士，登科称为登龙门，好事者因举及第人姓名编次为登科记。”*周吉胜、艾荷：《何谓“题名录”》，《语文月刊》1997年第9期。“题名录”所录内容广泛，除了及第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和中试的名次外，还有及第后所授的官职和主考官、同考官的姓名及本次考试的题目等等。封建科举时代的名录，有着夸耀、联谊或激励后进之意，随着吏治腐败、官场险恶，为官者十分注重互相拉拢，互结党援，于是“题名录”逐渐成为官吏们互相攀扯的重要纽带。

海关“题名录”相当于我们当今所说的花名册，主要包括近代海关人员的姓名、所在部门、国籍、职位等级、服务起始时间等，涉及内容广泛，在不同历史时期，“题名录”的内容或编排方式等会有所调整和变化。

二、中国近代海关“题名录”的特点

赫德作为时任总税务司，在海关管理方面将西方的文官制度引入海关，总税务司署上海造册处主持编印的“题名录”具有以下特点。

(一)“题名录”记载洋关机构、职位和部分人员基本情况，而非近代海关完整的人员花名册

中国近代海关设立之初按条约约定聘用洋员，同时也聘用华员。但“题名录”一开始只记载洋关机构、职位和洋员基本情况，对华员只记人数，不登记姓名。如中国近代海关第一本“题名录”始于1875年，这一年海关总人数为1830人，但“题名录”进行基本情况登记的只有413人，*根据SERVICE LIST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75.占洋关大多数的华员并没有录入。1876年“题名录”开始有征税部华员姓名登记，分供事、文案、书办等，而船钞部的华员则未具体列名登记。1877年“题名录”中征税项下计有华员1470人，其中，有姓名登记在册的仅有91人。船钞部的226名华员中无1人登记在册。*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Third Issue：Ist August,1877，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77.登记在册的华员占华员总数1696人的5.4%，占当年海关人员总数2195人的4.1%。20世纪30年代，海关人数已近万人。以1935年为例：该年度计有9182人，其中华员8408人，洋员774人。在这些人员中，列入“题名录”的华洋人员不再分开列名入册，而是以职位分类为基准登记入册。“题名录”的“国籍”一栏中则记为“Nationality or Family Home(Province)”，洋员记录其国籍，华员则记录其籍贯。*根据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SIXTY-FIRST ISSUE，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5.在8000余名华员中，未进行姓名等基本情况登记的华员为5609人，洋员为25人。*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题名录”中，共有华洋人员7848人，其中3881名华员未列名入册。*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因此，不管是在近代海关建立之初，还是至其即将终结的解放前夕，处于验货称货、水手巡役、听差跟役、匠役杂差等岗位华员虽列入人数统计，但未有名单入列。分析“题名录”采取完整记载洋员基本情况，选择性记载华员情况(列入姓名登记的只是主要岗位、重要职位人员)的编制做法，笔者认为，既有洋员人数少、职位高，洋关管理层有掌握洋员基本情况的管理需求，也有对人数众多、岗位、职务不太重要的华员的歧视因素。

(二)采用职位与关别交错的编排方式

1.以职位分类为横轴编制“题名录”。1875年“题名录”只有不到50页，但是却奠定了往后历年“题名录”的编印基础。“题名录”将所有海关人员划分为征税部和船钞部，征税部人员再分为内班、外班和海班后，以职位分类形式进行统计，如内班洋员分为总税务司、税务司、副税务司、头等帮办、二等帮办、三等帮办、四等帮办等；外班洋员分为头等总巡、二等总巡、头等验货、二等验货、三等验货、头等钤子手、二等钤子手、三等钤子手等；海班洋员分为主事人、大副、二副、三幅、营轮正、营轮副等。*根据SERVICE LIST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75.每一类职位分类之下绘制表格，记录该名海关关员现职位的任命时间、在此之前的服务年限、关员姓名、国籍、首次任命时间等。

2.以关别为纵轴统计关员人数。在“题名录”中，不仅以职位分类来统计海关人员，还将每个关的人数进行统计。1875年只是初次尝试，以一张表格的形式，按照征税部、船钞部的分类，对各关人数依照职位分类统计，并未将各关人员分别列明，只记录各关人数的总数。当年开设海关的数量较少，只有江海关、津海关等14个海关和北京总税务司署的人员情况记载。

自1876年开始，“题名录”在页首增加了“目录”，计四个部分：一是征税部，分内班、外班、海班和华员四个部分；二是船钞部，分营造处、理船厅、灯塔处、华员四个部分；三是按关别对征税、船钞部洋员分类登记；四是记录离职人员，以内班和外班分类统计。此外，与1875年不同的是，在以职位分类的人员中，每个人员情况的最后增加了服务关别。*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 Second Issue：1st August,1876,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77.

(三)华员与洋员分别统计的编排方式

海关“题名录”在编排时采用华员和洋员分开统计的方式。从最初的“题名录”编印开始，洋员与华员即分开统计。

1.最初华员只是人数记录。1875年“题名录”中华员的统计只是一页纸面中的5行字：征税部中国职员，包括通事、熟练雇员、差役、海班人员等四类人员，没有登记华员的姓名、服务时间等基本情况。

2.部分华员开始列明姓名。1876年，“题名录”开始将征税部的华员列明登记，其分供事、文案、书办等，每位华员除了记录现职位的任命时间、在此之前的服务年限、关员姓名、籍贯、首次任命时间、关别外，还比洋员多记录了月薪和方言两项。而船钞部的华员则未具体列名登记。

3.离职人员开始华洋分开统计。离职人员包括辞职、解雇、亡故等人员。1878年及之前的离职人员的名录中，是按照内班和外班分类统计，且不统计华员情况。*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 Fourth Issue ：Corrected to 31st July,1878,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自1879年，这一部分的统计除了原先的内、外班洋员统计外，还增加了离职内班华员的记录。*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FIFTH ISSUE ：Corrected to 31st July,1879,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直至1881年，在制作名录时，明确地将离职人员分为华员和洋员两类，然后再按照部门进行统计。*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FIFTH ISSUE ：Corrected to 31st July,1881,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4.华洋人员分开索引。1879年，“题名录”在最后编排人员索引，华、洋人员分开记录，均以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为序，索引包括人员姓名、职位以及该职员在“题名录”中出现的页码。*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FIFTH ISSUE ：Corrected to 31st July,1879,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华员的索引仅包括供事、文案和书办人员。

5.灯塔处华洋人员编列变化。1881年及之前的灯塔处人员，只有洋员名录而无华员，华员只不过是统计数字。1882年开始，在四等值事人中将华、洋人员分别列名，华员的姓名、职衔的授予时间、服务关别等均予以登记。*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EIGHTH ISSUE ：Corrected to 31st July,1881,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6.华员名册逐步规范完善。自1890年开始，中国职员的统计开始全面而具体，称之为华属内班；1891年华属职员统计的口径较1890年有所不一；华属内班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同文供事，同文供事一般分超等、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候补、额外等级别，“题名录”一般在列名中文姓名的同时，对应英文翻译，对所列人员的姓名、籍贯、所在关区、方言口语、首次任命和最后一次晋升时间以及每月的薪俸均有记载，通过上述记载，可以大致了解一个职员的最基本的情况。在这一类华员中，还记录了大量试用期华员的姓名，记载格式与正式人员相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员在海关地位的逐步提升。

华属内班的另一类是文案、书办和杂项三项。记载时虽然是中英文相对应，但是在具体内容上与同文供事有所不同，除了姓名、籍贯外，还有首次任命时间和当时薪俸的确定时间，以及薪俸的具体数额。此外，将总税务司署和各口岸海关的人员分别列名。通过这一部分的记载，可以较为清晰地确定：1.口岸开设的具体时间和开关时人员情况。2.通过口岸人员状况，可推断口岸的业务量状况。3.只有文案和书办人员具体列名，杂项人员只有总数记载，尚无具体列名。4.较为特殊的体现是津海关一栏中除了文案和书办外，还记录了一名名为钟穆生的广东籍医生，这在其他口岸均无体现。

(四)统计总表的编排变化和作用

“题名录”自1875年编辑起，每年都设置一份人员统计总表，用英文表述。表格以关别为纵轴，横轴分“REVENUE DEPARTMENT”和“MARINE DEPARTMENT”两部分，第一部分从“IN-DOOR”、“OUT-DOOR”、“COAST”和“CHINESE”四个方面统计；第二部分从“ENGINEERS”、“HARBOURS”、“LIGHTS”和“CHINESE” 四个方面统计。

至1891年，“题名录”开始将此表分别用中英文表述，中文表述为“差委数目清单”。 列表统计各关各职位分类人员的数目，直观地反映了各关人数的多少及关员的组成。1911年及之后的“题名录”不再列有“差委数目清单”。采取在篇次目录部分即将各部分人员数量分类列明、再汇总华洋人员总数的记录方式，在开篇即了解该年度人员的基本情况。在按照职位分类具体列名记录后，对于未列名的水手巡役等杂役人员，依照关别分别记录各关人员数量。

由于“题名录”重视职务分类管理，将不同地区和关别的同类职务合编排列，不太注意以各地海关为单元来统计与记载机构和人员情况，给习惯于从服务单位入手掌握人员变化的现代人了解近代各地海关情况带来困难。但是以每年“题名录”的统计总表为纲，以统计总表中各关人数为索引，结合所记载的关员基本情况，还是可以了解各地海关人员数量的多少和组成结构及调整变化。1911年后，“题名录”编制方式进行了改进，如1914年“题名录”，在以机构和职位分类记录人员后，又以各地海关为单元，记载各关机构和人员情况。*根据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4.这一方法结合了“差委数目清单”的优点，并加以完善，便于从整体把握全国海关职位分类的人员配置情况，也利于查阅各关记录在册人员名单和所在部门。

(五)“题名录”是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记载，既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有随机性

一是“题名录”的有些记载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从1881年始，“题名录”增列休假人员名录。主要统计江海关和粤海关征税部的休假人员，分内班和外班两部分统计。名录包括休假人员的姓名、职位、所在关别、休假时间以及拟到岗日期等。*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EIGHTH ISSUE ：Corrected to 31st July,1881,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1891年，“题名录”的休假人员记录与此前稍有不同，原先全部是英文记录，该年开始左侧页面是中文记录，右侧为英文，英文记录格式与此前相同，中文增加姓名、职位、关名和假期。此外，该年休假人员记录的位置改变，将1890年及之前列于《差委数目清单》之后的休假人员调至同文馆人员之后，并配有中文翻译，主要统计：上海、广州口岸的征税项下人员，分内、外班和海班统计；船钞项下的营造处人员；以及总税务司署、津海关和厦门关的杂项人员。*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SEVENTE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1891,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增列休假人员名录的做法持续到1948年，该年列名记录在假人员36人，内容包括姓名、职衔、休假前服务处所、假期的起止日期等。*根据海关总税务司署人事科编：《海关职员题名录》，1948年，第257-258页。

还有增列华洋人员授予荣誉情况。1891年，清政府设置“双龙宝星”勋章，是光绪早期仅颁给洋员的勋章。*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SEVENTE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1891,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92年，“题名录”增加附录部分，记录华洋职员获得荣誉、奖章、学位等情况。洋员与华员分开记录，洋员记录姓名、中文名字、现有职衔、分别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荣誉、奖章等，以及获奖时间，当时将清政府任命的三品衔、五品衔等衔级也认为是获得的荣誉；华员则是记录姓名、现有职衔、官衔，以及获奖的方式和时间。*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EIGHTE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1892,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被授予荣誉的记载从1891年持续到1948年。

二是“题名录”有些记载具有随机性。如1882的“题名录”中，在征税部外班巡役人员中，单独将女巡役分列出来，这是一位名叫申那德的葡萄牙人，1881年10月首次任职于粤海关，这一记载一直至1888年。自1889年始，“题名录”中无女巡役的记录。1892年，在巡役的“杂项”下列名一名女巡役，为九龙关的“莫尔氏”。次年巡役杂项中列名的九龙关女巡役，不再是“莫尔氏”，而是“卫士敦氏”。

三是临时增加的附注解释有特殊作用。“题名录”为补充相关内容、防止借用关员重复登记等问题，在其页面下方有附注解释：

(1)对人物身份的补充说明。如1875年的“题名录”中对金登干的说明，金登干的名字置于“税务司”职位之下，在附注中说明其退休后重新任职情况。

(2)注明洋员学习中文情况。海关洋员大多来自英、美等国，有的从未学过中文。初期“题名录”中对于洋员是否学过中文进行附注，便于总税务司署掌握各位洋员运用中文语言的能力。如1875年“题名录”记载来自美国的施坚吉、英国的支业士等人均未学过中文。

(3)对借调人员附注提醒。“题名录”中对于某些洋员的记载，虽已经列明其所在关别，但是其本人却身在其他海关工作。“题名录”所在人员名字的页面下附注其实际所在关别。如1913年的“题名录”中超等帮办德拉图什本在“津海关”，附注则记录其“驻皇”。

(4)附注提示洋员在常关工作。“题名录”中的洋员一般在海关工作，但有一些洋员在常关工作，“题名录”中将这些人员列名，附注提示所在地点。如1914年，法国人巴第与其他洋关人员均列于超等帮办前班职位之下，所在页面下附注其属于常关人员，工作地点在上海。此外，在内班一些职位中也有类似记载。

(5)提示造册处人员归属。1873年10月，造册处成立，其人员虽在上海，但编制一直属于总税务司署。如1914年的“题名录”中英国人周理是三等帮办前班，属于总税务司署造册处，工作地点在上海。

(6)增设退休返聘人员名录。在1934年的“题名录”中，将已经退休仍保留服务合同的人员专门列于一类，1934的在用人员记录有魏尔特和奚理满服务于上海总税务司署；麻振服务于伦敦办事处；莫霏服务于蒙自关。每年返聘在岗人员多则10人，少则3人，主要集中在上海、东海关、威海卫关和龙口等关。抗战期间，返聘人员以日籍人员为主。抗战胜利之后，返聘人员则以中国人和英国人为主。

(7)增加“勘误”说明。1900年的“题名录”在首页即登记一段关于勘误的说明，大概意思是：由于北京总税务司署档案遗失，以及各口岸接受讯息不可避免地延迟，致使清单没有及时更正。而且，一些错误在印刷之后才发现。《勘误表》罗列出现的错误，并将更正之后的条目列于其后。该期“题名录”勘误条目较多，计40多条。这也是“题名录”首次将“勘误表”在正文之前汇总罗列。*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TWENTY-SIX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1900,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1年“题名录”中也有《勘误表》，涉及9个页面的错误。但“题名录”并非每年都有当年相关错误的记载，1902年的“题名录”无“勘误表”。

(六)完整版与简略版相辅相成

“题名录”有完整版和简略版之分，目前看到的清末民初的“题名录”中有完整版和简略版。完整版包括征税、船钞项下、教习人员、休假人员、各关人员分配、离职人员等等。排版时采用原先的横排排列方式。

简略版的编排结构变化较大。以1911年“题名录”为例，其编排结构变化较大。主要体现在一是“题名录”的整个编排从横排调整为竖排。二是目录分为两类，一类是征税、船钞和教习人员的职位分类，另一类是华洋人员总数按照征税、船钞和教习人员的统计。三是在人员基本情况记录中增加“官衔宝星”一列，记录洋员获得中国政府官衔、授予宝星以及华员的官衔情况。四是总税务司署的文案人员分类较隶属海关更加细微，分为领班文案、文案、録事以及教读人员，其余省份一般仍由文案和书办人员组成。五是1911年8月，邮传部正式接管全国驿站，邮政脱离海关由邮传部接管。邮政业务移出海关后，邮政人员不再出现在“题名录”的统计名录之中。

(七)重庆总税务司署与伪上海总税务司公署对“题名录” 的并行编制及差异

1.两个总税务司署各自编制“题名录”。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美、英宣战，日军攻入上海租界，占领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和江海关，12月11日，汪伪政府任命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已撤退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在重庆重建总税务司署，1942年1月，总税务司署成立，在原重庆关办公场所内办公，继续统辖全国海关事务。云南腾越关英籍税务司周骊(P.B.Goly)代理总税务司职务。周骊到任后，通令各关听命于重庆总税务司署，不得接受伪总税务司署发出的任何指令。

重庆与上海两个海关机构均编印“题名录”。汪伪政府由上海总税务司公署统计处印《海关职员录》，重庆方面由海关总税务司署人事科编《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陈诗启先生在《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的附录二《1912-1948年海关职员人数统计表》1942、1944、1945年的人员数据均采用海关总税务司署人事科编《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数据，1943年空缺，并在表后说明未采用1942-1945年日伪上海总税务司公署所编印的《海关职员录》数据。*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页。

2.编排方式各不相同。重庆总税务司署仍然沿袭原先竖排的编排方式，而上海总税务司公署则采用横排的方式。因大批人员滞留沦陷区，因此，重庆总税务司署的人员统计只有2358人，远远少于上海的6477人。重庆的“题名录”目录是：“民国三十三年海关华洋职员人数一览表”、“ 民国三十三年海关各项职员数目表”、“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税务职员”、“海务职员”、“特用职员”、“呈准暂时离职人员”、“退职人员”、“调服军职陷留敌区及留资停薪等各项洋员”。而上海总税务司公署的目录与此相比在分类和表述方面有所不同，主要目录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华外籍职员人数一览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海关各项职员数目表”、“本编所用符号表”、“总税务司”、“税务职员”、“海务职员”、 “特用职员”、“医务职员”以及“退职人员”，此外是一系列的附表。

在重庆的“题名录”中设有“退职人员”一项，对“陷留敌区”的人员一般采用“强制退休”的形式，这一形式在上海总税务司公署所编“题名录”的目录中没有体现。

3.伪上海总税务司公署编制的“题名录”特点。上海总税务司公署统计处1942年印发的“海关职员录”，仍将海关职员分为税务职员和海务职员。总税务司署的机构除了总税务司外，其他部门是以“处”命名：总务处、秘书处、汉文处、人事处、企划处、审计处、财务处、税则处、缉私处、统计处、海务处。其他各关主要机构以江海关为例：海关长、副海关长、总务科长、秘书科长、汉文科长、审计科长、鑑定科长、邮包收税科长、监查科长、港务科长、额外税务司、其他职员[监察人员、验货人员、估验人员、巡视人员(联星巡缉船)、港务人员(海港检疫所人员、港口警察)]。在江海关序列之下，还有江海关南京转口税征收所以及税务官办理江汉关事务等机构。

1944年，上海总税务司公署统计处印发的《海关职员录》附表名称和内容进一步丰富。目录显示海关职员除总税务司外，分为税务职员、海务职员、特用职员、医务职员以及退职人员5类。税务职员分为行政人员、监察及验货人员、估验人员和巡视人员。海务职员分为海务江务及工务人员、港务人员、灯台看守人员、运输人员。该年的《海关职员录》在目录安排上的一大特点是列明了附表：《印籍额外巡役及印籍司关人数一览表》、《各关杂役人数一览表》、《各关支所员役人数一览表》、《税务运输巡缉等船艇名称及夫役人数一览表》、《海务运输船艇名称及夫役人数一览表》、《各关海务杂项员役人数一览表》、《得有勋位勋章学位及其他荣誉职员一览表》、《海关职员姓名索引》。近代海关其他时期“题名录”的各种附表未在目录中以如此明确的名称进行表达。

三、中国近代海关编制“题名录”的作用

(一)体现了近代海关机构的变迁

中国近代海关主要机构的设置、变迁等一般记载于总税务司署通令之中。1869年11月1日的总税务司署通令“海关内部调整建制之说明”的附录《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中，记录了机构设置、任职级别、薪资津贴等。1930年1月7日海关总税务司署第4021号通令，规定从1930年1月1日起，营造股并入总税务司署铨叙科，不久“成为总税务司署关产股之组成部分”，“工务科今后将不复存在”。此外，在一些民国时期的著述中，也有关于机构的介绍，如黄序鹓的《海关通志》、*黄序鹓：《海关通志》，上海科学仪器馆民国十年九月发行。杨德森的《中国海关制度沿革》、*杨德森：《中国海关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周念明的《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周念明：《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华民的《中国海关之实际状况》*华民：《中国海关之实际状况 》，神州国光社发行民国二十二年三月版。等。现代主要有：魏尔特(英)的《赫德与中国海关》、*魏尔特(英)：《赫德与中国海关》，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民国)、*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民国)，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1999年版。孙修福的《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海关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关通志》、*《中国海关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关通志》，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姚永超、王晓刚的《中国海关史十六讲》。*姚永超、王晓刚：《中国海关史十六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涉及总税务司署内设机构的主要文章有：刘武坤的《旧海关总税务司署简介》、*刘武坤：《旧海关总税务司署简介》，《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文松的《近代海关内部业务分工结构及衍变述略》等。*文松：《近代海关内部业务分工结构及衍变述略》，《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这些文献的记载在某些程度上并不能直观地反映机构设置的真实性，有的甚至在解读过程中产生错误。海关“题名录”则在一定程度比较直观地体现了海关机构的设置，同时，通过历年“题名录”的记载，可以看到近代海关机构的变迁。

一是直观反映海关主要机构的演变。1896年，清政府成立“大清邮政”，委派赫德为“总邮政司”。该年，“题名录”新增邮政局的统计，成立之初只有总办和司事2个职位。翌年，邮政局分类职位由最初的2个增加至邮政局总办、邮政局副总办、邮政局司事、供事和华属人员，人员由5人增至146人。1912年，近代海关机构较前期变化较大，“题名录”编排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其机构由原先的征税和船钞两大部门，调整为税课、海政、工程三大类，工程局包括营造科、图画科、督工科以及杂役人员，设立总工程师、工程师、建筑师、监理员、制图员等职位。1930年以后，机构有较大调整，工程局并入海务部门，机构分为税务和海务部门。在海务部门中加上工程人员。海务部门在1929年原先海务人员、港务人员、灯船人员、船务人员以及杂项人员等5类人员的组成中，增加了工程人员，计6类人员。

近代海关职务设置变化在“题名录”上也有所反映。如海班中曾专设委办缉私船税务司。1887年，征税部的海班中增设委办缉私船税务司职位，首任税务司为葛雷森，至1891年该职位不再设立。又如1888年，“题名录”中增加“同文馆”人员，当年，同文馆有京都同文馆和粤省同文馆两家，京都同文馆的人员有丁韪良、毕利干等9人，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毕利干任化学教习，而粤省同文馆只记录来自英国的三顺1人。*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FOURTE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1888,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1902年，京都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该年度京都同文馆记录有欧礼斐和骆三畏2人，粤省同文馆记录申玛士、清安和萨则畿3人。至1907年，“题名录”中无同文馆人员数量记录。*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8.

二是体现部分机构人员的归属变化。近代海关总税务司署内设机构人员未如现代海关实行上下机构的一一对应关系。总税务司署成立之初，未有内设机构，而是通过设置分工明确的职位管理全国海关。海务、港务是近代海关主要业务，但长期以来(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设置海务科之前)，总税务司署一直没有设置管理这项业务的专管部门，由总税务司署的内班即征税部门掌控，向总税务司负责。而且近代海关从节约成本，讲求效率考虑，设置机构不拘一格。如总税务司署于1868年设立船钞部，由于其运作中出现不协调现象，立即限制其首领权力，将机构下放到各口岸税务司管理。1912年，总税务司增设由总营造司负责的工程局，人员包括总营造司均隶属江海关，通过授权主管全国关产，这样不仅节约人力，还由于江海关独特的地理和业务优势使其管理更贴近实际。因此，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思维看待和分析近代海关机构，即下面(直属和基层海关)有某项重要业务，上面(总署)就一定有相应的内设机构。“题名录” 打破机构设置框架，虽然没有显示总税务司署和口岸关内设机构情况，但记述海关职位分类情况，侧重反映各口岸关各类人员的分布和多寡，通过“题名录”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一些机构和人员的归属。如1876～1910年《新关题名录》将海务部门人员列入口岸关。如1876年，营造处总工程师韩得善在上海，副工程师毕诗礼和魏斯勒在厦门；理船厅的巡工司威基谒和毕士璧在上海；灯塔处人员则在上海、厦门、福州、宁波等口岸关。*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 Second Issue ：1st August,1876,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77,第62-69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总税务司署由内班即征税部门掌管海务，未设立专门的内设机构。因此，当我们考察总税务司署的内设机构时，可以以总税务司署发布的通令为依据，“题名录”作为补充和佐证。

(二)体现了华洋人数占比的变化以及洋员对华员的绝对统治

“题名录”从单纯记录洋员、到华员洋员分开记录、到部分职位华洋人员合并记录，体现了华洋人员占比的变化以及华员地位的逐步提高，也从另一侧面反映洋关对华员的歧视及中国政府和华员的抗争。

首先，华洋关员地位的不平等，华员受到歧视。在中国近代海关，洋员人数虽未占多数，但却长期占据高中级职位。近代海关的5任总税务司全部是洋人，3任副总税务司中仅有丁贵堂一名华人。1875年，海关洋员总数为413人，*据1875年《海关职员录》。本文所写年份的数字若无专门标明，则均出自当年《海关职员录》，也称《新关题名录》。其中总税务司、税务司、副税务司、各级帮办等内班高中级职员126人，全部是洋员。当年海关总人数1830人，洋员约占23%。在洋关招聘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以前，所招聘的华员均是低级职位的外班职员，一般为钤子手。即使供职在内班也只是供事，重要职位由洋员担任。这与“题名录”中对华洋人员的记录一致。

其次，随着海关人数的增加，洋员把持海关统治的情况未改变。综观历年“题名录”，除1942-1945年期间重庆的海关总税务司署人事科编《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职员人数较少外，其余各年，海关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1910年，海关总人数19169人，达人数最高的年份。1911年，邮政业务被邮传部接管，总人数减至7230人，洋员为1345人，占当年海关总人数的18.6%。海关高中级洋员达309人，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税务司、副税务司以及204位帮办都是洋员。华员中仅有张玉堂等25人担任中级职员，他们的最高级别是超等帮办后班。在近代海关史上，华员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副总税务司丁贵堂，1943年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后，他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此为中国人首次执掌海关领导权。但2个月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委任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丁贵堂任副总税务司。

此外，华洋职员晋升不平等。即便是税务学校的华员毕业生，与洋员相比晋升仍不平等。内班洋员入关即是帮办，无试用期，而华员必须有试用期；在赫德任总税务司期间，洋员一般8至10年升任税务司，而华员入关服务30年以上，有的只升至超等帮办，只有极少数人升为副税务司、税务司，有的甚至在海关服务几十年仍是超等前班同文供事。

(三)体现近代海关口岸的开设和兴衰情况

中国近代海关口岸开设情况可以从条约的约定中体现。每年的“题名录”不仅能显示口岸的开设状况，还能显示口岸开设后海关人员的增减、口岸的关闭等情况。我们可以从自“题名录”发行开始的某些职位人员的记录看到近代海关口岸的兴衰发展。

1.汉阳、仁川、釜山以及元山等口岸曾纳入中国近代海关的口岸。1891年“题名录”对征税项下华属外班各关人员的记载中，记录了朝鲜汉阳、仁川、釜山以及元山等口岸人员的情况，人数分别为11、21、23、11人，并且记载了四关华属外班人员中验货称货人员6人，水手巡役人员35人，听差跟役人员22人，轿夫更夫门役1人，匠役杂差等2人，计66人。*根据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V.-SERVICE SERIES ：No.1.SEVENTE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1891,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对于当年近代海关征税项下华属外班各关人员的记载，虽“题名录”记录时与中国近代各口岸分开，专门显示朝鲜各关，但却将朝鲜海关人员记入该项记录的总数，这一记录一直延续至1894年。1895年开始，“题名录”的记录中不再显示朝鲜海关的相关记录。这与中国政府派遣穆麟德参与朝鲜海关的筹建不无关系。穆麟德曾在海关工作5年，他的继任者墨贤理也来自中国海关，穆麟德参照中国海关所实行的制度，制定了《朝鲜海关章程》，规定了朝鲜海关的运作方式。19世纪90年代，对于朝鲜来说是多事之秋，一系列农民斗争的结果是引发了甲午农民战争，釜山等地爆发农民起义，中国海关的“题名录”中对朝鲜海关职员的记载也只是昙花一现。

2.体现了口岸开关、发展情况。一是通过每年的“题名录”，可以看出海关的设立情况。1875的一份表格清楚展现了当年开设的海关有：山海关、津海关、东海关、江汉关、九江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淡水关、打狗关、厦门关、潮海关、粤海关和镇江关计14个海关。通过表中的人数情况，可对其业务量略知一二。二是通过“题名录”可看出战争期间海关的变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芜湖、金陵、镇江、苏州、杭州等海关及所属分卡，因沦入战区而先后闭关。海关人员随着战区的变化而调整，相关人员的安置情况可以从“题名录”中反映出来。1938年的“题名录”中，无金陵、镇江、苏州、杭州四个海关征税项下的华属内班人员的记录。外班杂项人员记录也有变化，人员波动较大的有九江、芜湖、金陵、苏州等海关：江汉关接受撤离的总税务司署1人、金陵关7人、镇江关4人；九江关接受30名从芜湖撤离的海关关员；江海关接受12名金陵关和13名苏州关的海关关员；瓯海关接受7名来自杭州的关员。该年度的海务部门的杂项人员在一些海关变化也比较大，主要涉及宜昌、江汉关、九江、芜湖等海关：江汉关接受35名芜湖关撤离关员，九江关接受18名芜湖关撤离关员，芜湖关仅剩15人。又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原有海关人员等原因，海关人员急速增加，全国海关人员在1946年为7848人，1947年为10601人，比1946年增加35%，到1948年为11705人，又比1947年增加10%。*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当然既有海关业务发展的需要，但也有国民党政府战后腐败等因素的影响。

(责任编辑 赵世璐)

The Register of Staff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She Jianming

The Register of Staff was the profile recording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customs officer，which was compiled by the Register Office of the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Thought not all the staff were registered，it recorded abundant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as many as 70 years.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the content or the way of compilation was adjusted or modified consistently and coherently，though sometimes randomly.The Register reveal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categorized management of functions，separate registers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staff，paralleling registers of Chongqing and Shanghai Puppet Inspector-General of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gister can help us understand better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composition of customs staff，inferior status of Chinese officers，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the staff and the vicissitude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The Register of Staff；Registration Section；Customs Human Resources；Customs Administration

佘建明，南京海关所属苏州工业园区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