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谈起

胡敬霞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嵇康之死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谈起

胡敬霞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对于魏晋名士嵇康之死，现在学者们历来观点不一，或从政治局面或从嵇康自身思想、性格片面的分析其死因。但是他们几乎都忽略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嵇康之死的直接联系。本文通过考证《绝交书》作年，认定《绝交书》是导致嵇康死亡的直接原因。后又从嵇康内儒外道的矛盾思想以及身为曹魏女婿与当世名流的双重身份两方面分析嵇康之死。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魏晋；死亡

公元263年（曹魏景元四年），魏晋名士嵇康被司马氏以莫须有的罪名“不孝”而被杀害。关于当时行刑场面，《晋书·嵇康传》有相关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1]P1374王莽杀鲍子都而西汉终， 曹操杀孔文举而东汉亡，司马昭杀嵇叔夜而曹魏灭。司马氏用嵇康之死，恫吓当时的文士，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他们的臣服。但按常理来讲，当时司马氏弑君篡位，悖逆儒家正统教条，为天下士人所耻，他们正需以名教为遮羞布，需要迫切挽回自己的声誉，为什么非要枉顾三千太学生请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置嵇康于死地？又或者说嵇康不得不死的原因是什么？

一、嵇康之死文献综述

关于嵇康之死，历来认为直接原因是因为钟会的谮言，借吕安事件发挥，污康之不孝，从而把嵇康送上断头台。据《晋书·嵇康传》：“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及是，（钟会）言于文帝（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贯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1]P1373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中认为：“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学，大半则是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2]P33余嘉锡先生则认为嵇康是死于他的刚直性格之下，他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嵇、阮虽以放诞鸣高，然皆狭中不能容物。如康之箕踞不礼钟会，与山涛绝交书自言‘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辄发’。又幽愤诗曰‘惟此褊心，显明臧否’。皆足见其刚直任性，不合时宜。……康卒掇杀身之祸。”[3]P680建国以后，学术界对嵇康研究颇丰，对其死亡原因考探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或从外在原因（政治局面、吕安事件、毋丘俭事件）亦或从内在原因（嵇康自身思想、性格方面）来分析造成嵇康之死的主要原因。认为嵇康之死主要是由于外在原因（政治局面、毋丘俭事件、吕安事件）的论文有：刘焱《合法危机下的必然选择—析嵇康之死》①、张骏《魏晋隐逸文化与嵇康之死》②、姚汉荣、姚益心的《嵇康之死考辨》③何光顺《权力中的诗人—从“嵇康之死”谈起》④；认为嵇康之死主要是由于内在原因（自身思想、性格）的论文有：刘海滨的《嵇康之死与嵇康的思想人格》⑤、刘世明《从庄学的角度窥测嵇康之死》⑥、周斌《嵇康之死及其矛盾心理的发展》⑦、王彤《谈谈嵇康之死》⑧、唐先武《论嵇康之死》⑨、张廷银《汉末晋初的才性之辨与嵇康之死》⑩、易健贤《“子玉之败”和嵇康之死》11。不可否认，嵇康之死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最后结果。但是大家在分析嵇康死亡原因之时，几乎都忽略了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下简称为《绝交书》）与他的死之间的直接关系。

二、嵇康之死原因探析

1.《绝交书》直接导致嵇康之死

一般多数学者认为《绝交书》只是导致嵇康之死的非必要条件而非直接原因。关于《绝交书》的作年学术界多认为作于公元261年即景元二年，此时距嵇康死亡还有两年时间。如果按此时间，那么绝交书只是导致嵇康之死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不是司马氏向他痛下杀手的直接原因。因此明确《绝交书》是否是导致嵇康死亡的直接原因，首先要确定《绝交书》的作年。

据《绝交书》：“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1]P1370从这里 我们可得知两点：一、山涛曾经举荐过嵇康，不过未能成功；二、山涛升官了。《世说新语·栖逸》卷引刘孝标注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3]P652也说明山涛是在升官后又一次举荐嵇康，嵇康才与之写《绝交书》。那么山涛是在哪一年升官的呢？据《三国志·魏志·王璨传·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4]P607关于嵇康所说“前年从河东还”史料亦有相关记载：《三国志·魏志·王璨传》引《魏氏春秋》：“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 ”[4]P607选曹郎即是吏部郎，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上赏谢朓之功，迁尚书吏部郎。”胡三省注：“《唐六典》曰：吏部郎，职在选举。魏晋用人，妙於时选，其诸曹郎功高者，迁吏部郎，歷代品秩皆高於诸曹郎。”[5]P4429由此可知，山涛在作吏部郎之时，就欲举康自代，不过事未能成。在升迁之时候，他又一次想让嵇康来做吏部郎位置。山涛在景元二年担任吏部郎，与嵇康《绝交书》中之“前年”相应，那么由此，嵇康《绝交书》应写于景元四年也就是嵇康被杀的当年确定无疑。

但是在《绝交书》中嵇康亦提到：“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1]P1372嵇康是断然不会记错自己儿子的年龄，因此在《绝交书》中嵇康“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最为可信。所以在写此《绝交书》时，即景元四年嵇康的儿子嵇绍年仅八岁。而据《晋书·卷八十九》：“ 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谨。”[1]P2298《绝交书》作于景元四年，嵇绍十岁时系咸熙二年。据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景元四年即公元264年）自邓艾、钟会率众伐蜀，所至辄克。是月，蜀主刘禅诣艾降，巴、蜀皆平。 ”[4]P149后钟会反于蜀，为众所讨，邓艾亦被杀。由此，钟会在公元264年已前去伐蜀，又如何能够谮言嵇康？又《晋书·文帝》：“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寝，时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 ”[1]P44嵇绍十岁时，钟会伐蜀，之后造反被杀，而司马昭亦于咸熙二年病逝，所以嵇康不可能被杀于嵇绍十岁那年。《晋书》所言“十岁而孤”应是举其成数。因此，《绝交书》应是嵇康引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

这封招致嵇康杀身之祸的《绝交书》，历来被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且不说以嵇叔夜傲岸不羁、旷迈不群的性子，写出的这般气势磅礴的文章，单看其表述的观点，就已经够让当时推崇名教的司马氏拍案而起了。嵇康在《绝交书》中表达自己不愿做官，不愿被束缚，说自己“不堪者七”“不可者二”。不堪者一竟是为早起。哪里听说过历史上的那些个儒家名人圣人，有喜欢晚起的呢？且不说晚起，孔子的弟子宰予在白天睡了个小觉，就被孔子嘲讽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况且《论语》中还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的就是时间流逝太快，人应当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君子就应该好好利用时间。所以白天怎么能睡觉！时间如此宝贵，早上为什么就不能早起呢？嵇康这是犯了儒家一忌。再者，他还说他不堪“危坐一时”，又不喜欢作书，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而且耐心也不好，不能忍受繁缛。这些虽不都是人伦之常，但生活于社会的传统士子，大多都会遵守这样的一般行为准则。嵇康如此地鄙弃，这明显是与当时朝廷、官场、礼物法所相悖逆，嵇康在公然与当时司马氏所推崇的名教唱反调。他又在《绝交书》中怒斥山涛，表达自己绝不出仕的决心，还说自己会使自己沾上“腥臊之气”。因此，这封绝交书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惹恼了司马氏，让司马氏高高抬起的屠刀终于放下，对他痛下杀手，《绝交书》竟成了嵇康的催命符。而吕安事件不过是给了司马氏一个杀掉嵇康的借口，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

2.内儒外道的复杂思想

后世提起嵇康都认为他的思想源于老庄，就连嵇康自己也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1]P1371因此亦有人把他的死归结于是他的玄学思想的自然选择12。其实这是忽略了玄学前期的政治性。玄学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大盛其风，也是由于政权主导的结果。正始年间，是曹魏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天下三分，但是曹魏却是三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玄学的开创性人物何晏、王弼都欲借此机会一展政治抱负。当初三国鼎立，天下不稳，战乱纷纷，战后的休养生息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能安定人心的。汉朝刚建立之初，吕后、文帝、景帝都是崇尚黄老之学，选择“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所以汉朝才有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有了武帝时期的国力强盛，击退匈奴。曹丕即位后，还曾写过一篇《汉文帝论》（又作《太宗论》），表达对无为而治的欣赏，并把文章昭示天下，对当时的士人影响极大。因此，最初的玄学是试图将政治思想诠释于其中，儒道兼修，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因此当时玄学中的政治目的性显而易见。况且嵇康的思想是复杂的，也不能以玄学思想一概而论。一方面他崇尚老庄，畅谈玄学，表达他的理想生活就是“采薇山阿”，另一方面他又做不到真正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就算在隐居之时，也在密切关注当时的时局，对谋权纂位司马氏进行口诛笔伐。

纵观嵇康的一生，不难分析出他的复杂思想是来源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根据其兄嵇喜所撰《嵇康传》引裴松之注曰：“家世儒学，少有隽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4]P605且从嵇康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儒家五经是十分的熟悉，而且能够运用自如，据统计，在嵇康诗中，取意或直接取自《诗经》的地方多达50余处。引用过的儒家经典如：《诗经》、《论语》《尚书》、《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的作品在他写作时运用的了然自如，在《绝交书》中就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他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四：“陟彼高冈，言刈其楚”……如果没有十分深厚的儒学功底，决然很难做到对儒家经典信手拈来。生长在儒学世家，且少年时期是曹魏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那个时候的嵇康亦曾有一种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鸿鹄之志。在《绝交书》中我们能够窥测早年嵇康对功名的态度：“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 ”[1]P1371这就是说年少时的嵇康确确实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想要功成名，兼济天下。只是后来由于曹魏政权的衰落，司马氏与曹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触目惊心。君不见魏嘉平元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族灭曹爽、何晏等人，波及三族，诛杀上千人；嘉平三年，司马懿杀曹彪及其党人，同样是夷灭三族，暴尸三天。嵇康既受儒学影响，那么在他眼里曹魏才是王室正统，他对司马氏的篡权谋位持否定态度也就不足为怪。而司马氏的疯狂屠戮异己，所表现出来的阴狠凶残面目也使嵇康对其日益憎恶。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嵇康心向曹魏，不满于司马氏集团，但是实际上又不得不处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之下，于是嵇康只能游心太玄，去老庄那儿去寻找精神寄托，力求在精神上能够超脱。可以说，潜心玄学是在黑暗的现实压抑下，嵇康最无奈的选择。最能看出其儒家思想的是嵇康临终前写的《家诫》。在文中他教导儿子首先要立志，要谨慎行事，懂得人情世故，要求儿子“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6]P1342很明显他对儿子的要求是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这与他本人“非汤武而薄周孔”、“七不堪”等言行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对儿子期望才是他内心真正的渴望，想让儿子能够践行儒学之观念。所以，他之前的种种表现就可理解为“披着道家之皮，行着儒者之事”了。嵇康看似放荡的言论之下，为的是天下，是国家。这样的情怀，不正是儒家士子所秉持的吗？从这方面来看，嵇康可以被看做一个“伪老庄者”。不可否认嵇康向往老庄的自由洒脱，他亦想在乱世之中寻得一处世外桃源，但是由于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又使他无法超脱物外，时时关心政治，使他终究摆脱不得现实的羁绊。正他是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使他不愿意承认司马氏政权，更不愿意归顺与他们，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红楼梦》里有段话很有意思：“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7]P33嵇康即是这秉持正义之气之人，无奈这“餐霞之人”，却生在乱世，哀矣。

3.双重身份下的生命危机

嵇康身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再加上其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个人形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极具影响力，这一点从他将行刑时，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中就可窥探一二。他所交游之人亦俱是名士，竹林七贤整日游于竹林之下，弹琴吟啸，酣饮畅怀，共倡玄学新风。但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身份，那就是曹魏女婿。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曰：“案《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4]P583曹林为曹操第十子，如此嵇康便是曹林的孙女婿。司马氏弑君篡位，违背了儒家正统，最害怕的莫过于天下悠悠众口。于是司马氏集团一方面大力拉拢士人，倡导名教，宣扬以孝治天下；一方面大力肃清异己。当时的嵇康声名显著且又是曹魏的女婿，很显然是司马氏最好的拉拢对象。如果能够拉拢到嵇康，让嵇康为司马氏效力，那么也就堵住了天下人之口，司马氏也就会消除弑君篡位的舆论危机。

但是嵇康非但不合作，还屡屡写文明讥暗讽司马氏。正元二年，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讨司马师，后兵败被杀。嵇康竟然在毋丘俭事件后，作了《管蔡论》。他的《管蔡论》为历来被指“顽恶显著”的管叔、蔡叔公然翻案，认为他们殉义而亡，忠诚自然。将历史上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的作乱作了另一种阐释：周公践位非为武王所托，成王当时年纪又太小。管、蔡、霍三人都是服膺礼教的，只是不怎么能够通达圣人之权变。他们认为周公摄政天下，是有着不臣之心，出于对王室安危的担忧，这才带领自己的国民为国除患。其出发点是周礼的那套“忠”与“贤”。 “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6]P1335邵公是当时公认的贤良之人，他对周公摄政的态度都是如此，更何况管蔡之辈？按照这个观点，毋丘俭起兵是为义，合情合理。而他后来在《绝交书》中所提到的“不堪者七，不可者二”更是让司马氏如芒在背。如果说“不堪者七”只是他个人的恣意洒脱，那么“不可者二”则是他对名教的宣言书。“不可者二”其一为“非汤武而薄周孔”，其二则为其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商汤、周武王皆为讨伐无道昏君的易代明主，是天意所授，周公姬旦与孔子历来都被认为是制定礼乐的圣人。在这四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堪为名教之楷模。然而，嵇康却提出明确了非周薄孔，这简直就是与司马氏唱反调。不过，换一个角度想嵇康是真的是“非汤武而薄周孔”吗？当时嵇康所生活的晋朝，是司马氏通过弑君篡位得来的天下。司马氏篡位与管蔡之事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无论司马氏如何提倡名教，倡导孝道，都无法掩盖其不忠的本质。在儒学传统理念中：弑君者，人臣之极恶也[8]。孔子亦有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臣子，就该忠君。即使皇帝昏庸无能，作为臣子的也只能尽力劝谏而不是谋权夺位，以下犯上。如此看来嵇康非的是当权者的汤武，薄的亦是当权者的周孔。就连《绝交书》中的山涛恐怕都只是一个意义上的符号。嵇康如此的冥顽不灵，司马氏又如何会容得下一个跟自己不合作又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曹魏女婿？众所周知，司马氏倒行逆施，公然犯上弑君，引起天下臣民的不满，谤声四起。虽然事后司马氏为了善后，推出成济作为替罪羊，又有王肃、杜预等人为其行为的正统性提供各种理论支持，但是依然不能平息一边倒的社会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对于司马氏来说，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臣服于皇权下的嵇康，利用嵇康的社会影响力和他的曹魏女婿身份制造社会舆论，为自己挽回天下臣民、为自己正名而已。嵇康只要能为司马氏所用，就算性格乖张、狂辟又如何？同是竹林七贤的阮籍，他亦性格狂狷、乖张，但他却与嵇康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阮籍不肯与司马氏合作，他虽未公然反抗司马氏，但是他的文章寓意深刻，以醉酒、佯狂来逃避现实，还经常以“青白眼”示人，司马氏麾下亦是文士众多，难道司马氏会不知他的不满？司马氏之所以没有杀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与司马氏顾忌天下人之口，想要一个宽容的名声不无关系。不得不说，嵇康之死与其双重身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历来学者们都割裂的看待嵇康的两种身份，认为嵇康之死或由于他是曹魏的女婿或由于他的社会影响力太大又不与司马氏合作造成的。殊不知，司马氏可以容忍一个默然不语的曹魏女婿博得一个宽容的名声亦可以容忍一个不合作的社会名士。从这一点中也可以看出，嵇康之死其实与他的刚直的性格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嵇康之死，是中国魏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死代表着一种士人精神的消失，文人集体对司马氏政权禁声妥协，向秀不就在嵇康死后入洛了吗？司马氏政权取代曹魏逐渐得到士人的认可。嵇康生前最后一曲绝响《广陵散》亦如嵇康所代表的士人精神一般不复再现。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2298.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3.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652-680.

[4][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583-607.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4429.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35-1342.

[7][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3.

[8][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1.

胡敬霞（1988-），女，山东枣庄人，广西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