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让敌人丧胆的红色组织

李金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后，保卫和情报机构也在斗争中产生、演变。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31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共中央机关在白色恐怖下危机重重，中共军事秘密工作机构中央特科逆势诞生。

1928年，中共中央建立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特委由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特委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决策机关，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特委下辖中央特科，周恩来直接指挥特科，特科负责人由顾顺章担任。因此，海外资料中，也称周恩来为中共特工鼻祖。

中央特科的组织结构

中央特科成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内部进行了分工：

中央特科一科（总务科）。一科的职责是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负责安排会场。此外，一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一科总揽下来。一科科长为洪扬生（在长征时叛变，上世纪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撰写特科史），主要成员有阚思颖（女，又名甘棠，四川省南溪县人，担任交通员）、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情报科情报员宋再生的妻子，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张杏华（女，顾顺章的妻子，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联络任务）、张阿桃（顾顺章岳父）、张陆氏（女，顾顺章岳母）、张爱宝（女，顾顺章的妻妹）、叶小妹（女，顾顺章妻子的表妹）、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吴韵兰（女，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朱胜（真实姓名不详，湖南人，古玩店老板）、周青（四川人）、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阿四（真实姓名不详，广东人，总务科司机）、张克诚（真实姓名不详，北方人，木器店老板）、松江阿姨（真实姓名不详，在木器店烧饭）等。

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二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二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3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上海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机关打入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上海帮派的人员“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洞悉敌人的动向。情报科首任科长是陈赓。主要成员有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安徽巢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为解放军上将）、钱壮飞（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中共情报前“三杰”之一）、胡底（又名胡北風，安徽舒城人，中共情报前“三杰”之一）、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养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柯麟（化名柯达文，广东省海丰县人，与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秘密联络点）、贺诚（四川省射洪县人）、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宋荣华（宋再生胞弟）、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抗战著名女烈士）、陈彭年（山东济宁人，1931年调任中央交通局汕头站站长）、陈立年（山东济宁人，陈彭年胞弟）、项与年（原名项廷椿，福建省连城县人）、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牧师）、吴先清（刘鼎的夫人）、安娥（又名张红惠，田汉夫人）、连德生（1928年6月从苏联学习特工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1929年10月受陈赓派遣担任杨登瀛的保镖和小车司机，1930年8月撤回）等。

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三科又称为“打狗队”。这个科的主要职能就是惩处叛徒，震慑敌人。三科对外则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早在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最初由李剑如、姜维新、刘怀青、陶议和、王三、王四、谢德金七人组成，后来杨福林也参加进来。1926年12月中旬，由从苏联学习回国的顾顺章联系，将“打狗队”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1927年1月12日，顾顺章命令李剑如和姜维新等人持枪处决英商电车公司走狗倪天生。1927年2月下旬，李剑如、杨福林和姜维新等人打死沪南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浑名“两脚马”的恶霸杨家模，又堵门打死了沪西的大流氓刘金荣。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惩处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说：“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要打大的。”这就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避难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周恩来组建特科时，将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务股和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红队”合并，后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和根据地调入一些人，组成了行动科。在革命低潮时期，党内出现了多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对付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成为情报侦察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特科专门建立“红队”，用以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警、宪、特组织，把锄奸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此时的“红队”与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的“红队”，在概念上、组成上、目标上完全不同。

三科首任科长由顾顺章兼任。顾顺章是中共保卫和情报史上的一个重要且复杂的人物。从苏联受训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他先于陈赓参与中央特科工作，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故而担任了特科的第一负责人。陈赓担任了第二负责人，成为了顾顺章的副手。顾顺章兼任行动科科长，陈赓兼任情报科科长。曾在共产国际情侦“科班”系统学习过的顾顺章、陈赓，既是领导又是教员，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特科人员进行系统传授。到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40多名行动队员，几乎人人是神枪手、快枪手，大部分人会伪装、会驾驶汽车。他们除了装备各种型号的手枪，还装备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则扔出这种手榴弹阻滞敌人。遇有大型行动，“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枪。“红队”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行动科不像总务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和情报科那样隐秘低调。他们动则惊天动地，使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屡屡横尸街头。1930年5月5日至2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特科担任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大会结束时，49名代表全部安然无恙，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然而，这其中有一个人又自己潜回上海，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卑鄙可耻的叛徒，他就是黄第洪。黄第洪是江苏扬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回到上海后，他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住了下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很紧，不得已又回到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周恩来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蒋介石将信转给陈立夫，陈立夫立即批转让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徐恩曾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供出周恩来的亲笔信。特科情报人员得知这个消息，感到情况严重，第一时间报告给了上级。

7月26日，黄第洪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了城隍庙准备接头，以配合中统密捕中共要人。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荫下站定，就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由东向西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只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共产党中央特科的卓越行动，把国民党特务们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徐恩曾说：“真奇怪，怎么共党的消息这么快呢？”

“红队”行动多，影响也大，局外人包括敌人都把“红队”等同于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四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起初的职责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根据地，改为无线电通讯科后，主要负责制造、设置、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四科科长是李强（1932年至1934年，李强还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用英文给各国党员讲授数学、物理、无线电原理。回到延安后，李强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部长等）。该科的主要成员有陈寿昌（浙江镇海人。1931年冬，奉中共中央派遣，离上海赴中央苏区工作）、张沈川（1928年10月受周恩来指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成為中共第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厅长、湖南省政协常委等职）、涂作潮（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教员）、毛齐华（上海市嘉定县人。1930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在四科担任机务技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方仲如（又名方廷桢，陕西咸阳县人）、沈侃夫（又名陈宝礼）、李元杰、蔡叔厚（在上海浦东有恒路开设“绍敦电机公司”，储藏中共特科四科电器）、黄尚英（浙江乐清人。1929年，跟随李强、张沈川等人学习收发报技术，是中共在初创无线电通讯事业时的第一个学员）、伍云甫（又名吴晋生，湖南耒阳人，1930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湖南人，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等职）、吴克坚（湖南省平江县人。先后任交通员、行动科队员、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程祖怡（上海中央局国际台报务员）、王有才（上海中央局中央台报务员）、翁瑛（上海中央局机务技师）、蒲秋潮（四川省广安县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1929年特科在沪西英租界极司非尔路福康里九号一幢三层楼石门房子建立第一座秘密电台，蒲秋潮参与收发报）、于昆（于益之，住秘密电台机关）、李云（上海留守处最后一名报务员）、宋季仁（交通员）、黄杰（中央组织局交通员。后为中共元帅徐向前夫人）、夏之栩（女，中央组织局交通员）、李果毅（女，上海中央局军委机关交通员）等。

中共特科四科是后来中共技术侦查情报的奠基者。它使得上海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以后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部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四科的评价是“设备简陋决心大，绝密电台立奇功”。

四科的工作人员先后送出了帮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四科在特科中独立性较强，军史上一般把它和中央苏区的王诤电台大队作为后来总参谋部通讯部（三部）的雏形。

中央特科的北方机构

1931年4月初，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当时，曾在中共中央特科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顾顺章已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虽然保住了，但由于顾顺章在党内多年，对许多机构、交通站以及基层组织的基本工作方式掌握不少，共产党组织损失惨重。“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在天津潜伏工作一事，顾顺章很清楚。顾顺章叛变以后，周恩来速命胡底从天津撤出。另外，在上海的陈赓作为中央特科的领导之一，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音译，是前苏联情报组织）受过训，两人除了在革命信仰的坚定性上截然不同外，可以说是知根知底熟透了。为防不测，周恩来命陈赓立即离开上海，转移至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受命北上天津。他打扮成商贾，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挂着商贾惯有的笑容。随行的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账房先生”陈养山、“帮工”张麻子。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人员，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抵津，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一行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是来天津开店做生意的。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当时为国共两党效力的高级情报员）。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平津大批中共黨员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人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

陈养山没找到胡鄂公，却设法与留在天津的共产党负责人杨献珍联系上了。杨献珍得知陈赓到天津了，马上把陈赓和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秘密请到自己住处，汇报了情况。胡鄂公到上海后，周恩来得知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人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指示胡鄂公设法营救。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

胡鄂公立即物色人选，他第一个找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平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的出色领导能力。吴成方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刚结束对军阀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平。吴成方希望特科建在北平，因为他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他很快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已多方了解天津和北平的情况，也认为特科建在北平比建在天津更有利。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好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方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归谁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方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3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吴成方告别陈赓后，立即回北平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吴成方首先联络到肖明。肖明是湖南省新田县人，原名肖鸣，早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二七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教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部长、敌工部部长。北京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肖明欣然同意做吴成方的搭档。随后，二人又找到了周怡。周怡与吴成方是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的同学加同乡，与吴成方一样，有一颗追求革命的心。就这样，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作为核心力量的北方特科成立了。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吴成方首先把原中共北平市委隶属的妇女支部书记张玉琴发展为特科成员。张玉琴是个耿直的女性，因上司粗鲁、武断，1929年她一气之下脱离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吴成方深知她本质好，有做革命工作的基础，故而将她吸收为特科成员。张玉琴参加特科后，又把原北平妇女支部的韩桂琴（韩幽桐）带进了特科。肖明则动员曾与自己一起反对过王明的曾是中共北平市委骨干成员的赵作霖（赵梅生）、王定南（王佐宾）加入特科。肖明还把自己的妻子赵铃（赵师昭）以及刘继曾、冀丕扬、吴化之、朱其文、袁静等一起共过事的人争取过来，作为特科的工作关系。

北方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的中共谍报人员中，韩子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正是在北方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装疯卖傻，为党组织传递消息，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他是长篇小说《红岩》渣滓洞监狱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除了韩子栋，春秋书店还走出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如杨青林（杨俊山）、潘东周等。

杨青林是1928年入党的，任顺直省委秘书的时候被捕，写了悔过书后获释。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法官，所以获释后仍然从事法院工作。在北方特科的动员下，杨青林继续为党工作。在审理一宗“共产党”案件的时候，一个被捕党员变节，把保定地区党组织准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情况出卖给了敌人，杨青林把情报及时送出，保定地区党组织马上取消了会议，避免了一场劫难。

潘东周是北京特科新发展的又一名出色的特工。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与博古有着很好的关系。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潘东周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潘东周做了李立三的秘书。正当潘东周努力为党工作的时候，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把持了中共的领导权，潘东周不幸成为他排挤的对象。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在潘东周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做编辑。在莫斯科过惯了安定生活的王明，低估了中国的白色恐怖，经常出入上海的繁华场所，被租界的巡捕盯上并抓住进行审查。巡捕让王明弄一笔钱来就放他走，脱逃心切的他立即写信让巡捕送给潘东周，这完全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把党组织置于危险境地。潘东周接到巡捕送来的信后，立即稳住巡捕，迅速出后门向中共中央报了警。中央火速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地址的同志转移，以防中敌圈套，遭到破坏。巡捕没从潘东周那里拿到钱，并未马上释放王明。后来，王明被共产国际保释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不检讨自身过错，反而对潘东周怀恨在心。在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北方的环境十分险恶的时刻，王明把潘东周贬到顺直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导致潘东周在北平被捕入狱。在监狱里，无奈的潘东周写了悔过书声明退党。被释放出狱后，他情绪消沉，闲在北平家中。其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赏识他的才华，劝他与国民党合作，被他婉言拒绝。苦闷中，他闭门钻研学问，潜心翻译《资本论》。

吴成方认为，怀才不遇的潘东周有条件为特科服务，就派特科成员王继之和李光伟分别去做潘东周的工作。王继之和李光伟是潘东周的同乡和好友，他们鼓励潘东周振作精神，继续为党工作。潘东周心里有顾虑，但经过慎重思考后，接受了王继之和李光伟的建议，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东周决定重新为党工作的时候，杨青林给北京特科提供了一份情报：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个情报是杨青林审理案件的时候获取的。他了解到，天津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每月向南京政府上缴一份工作报告，以换取每人每月80元的活动经费。北方特科得知这个情况后，指示杨青林打着张学良的旗号与天津特务机构联系，把报送南京的工作报告抄送一份给张学良，使张学良也能看到情报。张学良看后很高兴，也给这些搜集情报的人每月80元的经费。于是，北方特科不仅掌握了天津特务活动的情况，也获取了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得到了张学良的信任和资金。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决定说服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李渤海知道潘东周曾经加入共产党，又被捕、悔过过，就答应帮助他投靠新主。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博学多才，特别是对时事入木三分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张学良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同时，他还特别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的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何以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安排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潘东周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后，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方特科，北方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北方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的一个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北方特科在开展活动中，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報、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因此，工作卓有成效，一直持续了3年多。

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搞史志的同志去采访当年的北方特科人员张友渔，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张友渔，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时，难抑激动情绪，提笔写下了“北方赤色之剑”6个字，勾勒出北方特科当年在云谲波诡、错综复杂的特殊环境下，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在历史烟云里留下一缕不息光辉的情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