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静查汗通古烽燧遗址调查

2017-03-09 07:10王忻李宇奇
吐鲁番学研究 2017年2期
关键词:烽燧遗址

王忻 李宇奇

查汗通古(又称察汗通古)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城西北,距县政府驻地10.8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42°23'45.29",东经86°18'58.87"。遗址内主要遗存为东西向排列的两座土质烽燧。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目前两座烽燧保存状况均较差,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针对这一状况,2016年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局将这两座烽燧纳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烽火台遗址保护工程”,开始对其进行维修加固。为配合此项工程,和静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工程开始前对两座烽燧进行了C14样本采集、烽体测量、拍照和无人机航拍及建模等工作,施工期间还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采集了烽燧周边出土的各类遗物,并对周边老居民进行了采访。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保护和研究查汗通古烽燧遗址本身搜集到大量资料,也为今后其他地区开展针对中小型土遗址的调查与记录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现将此次调查的方法和成果汇报如下。

一、遗址概况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虽然地处由天山山前两个冲积扇交汇形成的查汗通古沟内,但由于周边地势由西北略向东南倾斜,且地形整体较为缓和,视野仍比较开阔,便于充分发挥烽燧的监视和通讯作用。从区位条件上来看,查汗通古烽燧西北距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老巴仑台沟沟口8.3千米,东南距焉耆绿洲的主体部分12.1千米,周边紧邻沟通两者的206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图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焉耆绿洲沿查汗通古沟延伸出一片狭长区域,查汗通古烽燧遗址即位于此延伸地带与天山山前荒漠的交界处。这样的位置既利于为绿洲居民提供最外围的警戒,也便于烽燧守备人员屯田自养①王旭送:《论唐代西域烽铺屯田》,《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古人将这两座烽燧选址于此,或许暗示这里从古至今就一直是焉耆绿洲的最边缘。这一点虽无史料支持,但从1964年Corona卫星拍摄的和静区域照片来看,至少过去50余年间查汗通古烽燧周边的绿洲范围都一直保持稳定,很可能这种稳定性在历史上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图一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地理位置图

查汗通古遗址内的两座烽燧原名均已不可考,现名来自周边地名,在蒙古语中意为白色的芨芨草。两处烽燧呈东西向排列,相距约50米,平面均近似方形。砌筑方法均为在夯土基础之上用土坯垒砌,并用植物夹层加固。夯土和土坯土质颗粒较细,不同于周边地表的粉砂土质,应为修筑烽燧时自其他地方运入。西烽燧(CHTG1)底面边长在17米左右,烽体存高6.05米,其中基部夯土层高约0.4-0.6米。基部夯土层之上为第一层植物夹层,向上相隔0.90米为第二层植物夹层,再向上0.94米为第三层植物夹层。第四层也就是最后一层植物夹层距第三层约0.66米。四层植物夹层内所夹植物均既有胡杨树枝又有大量芦苇。土坯层所用土坯长45厘米,宽20厘米,厚9厘米,采用顺砖错缝法砌筑。东烽燧(CHTG2)底面边长在14至16.5米之间,立面呈梯形,顶部边长约7米,基部夯土层最高处距现今地面0.5至0.65米,烽燧整体存高6.3米。砌筑方法大致与西烽燧相同,亦为顺砖错缝砌法,使用芦苇、细胡杨树枝和一些较粗的木棍作为植物夹层。另外,东烽燧土坯规格也较西烽燧稍小,一般长约37厘米,宽18厘米,厚10厘米。东烽燧上部有被包砌过的外立面在外层被侵蚀后再次裸露的迹象(图二),估计该烽燧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整修扩建。该烽燧上部南侧一些土坯可见烧灼痕迹,并有残留的炭化木头遗留,可能与古代烽燧的使用有关。

二、采访信息

由于关于查汗通古烽燧遗址的影像资料和文献记载都十分匮乏,笔者主要通过采访附近年长的居民来尽可能搜集遗址相关信息。提供给我们信息最多的是一位自1975年退伍复员后即来到附近的砖厂工作、现仍在遗址周边务农的维吾尔族老人,名叫克热木。据他回忆,这两处烽燧在70年代末仍基本保存完好,底面大体呈正方形,从烽燧底部向上部逐渐收分,立面呈梯形,整体为棱台形,高度可达现今的两倍,在附近观察烽燧顶部需费力仰视。烽燧拐角处均为圆角,烽燧顶部有长约1.8至2.5米、高近2米的雉堞,并留有瞭望孔。两处烽燧均在东侧和南侧设门,通过曲折的土台阶可以登临烽燧顶部。此外,烽燧南门附近还均有一拱券形小门,通往烽体内部留出的一处空间。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70年代末的查汗通古遗址除两座烽燧外,尚有一些今已不存的其他遗迹。这些遗迹包括一条连接两座烽燧的笔直小路,四个环绕分布于烽燧周围四个方向的石圈,和多个储物窖等设施(图三)。联通两座烽燧的小路宽约一米,并有用较小石块铺成的路牙。四个石圈距烽燧约5-10米,直径都在5米左右,均用石块围成,可能是安扎营帐时所留。储物窖分布于烽燧周边,口大底小,深约0.5至1米,内壁铺有芦苇,其上敷有草拌泥。周边村民曾在这些储物窖中发现过玉米、小麦、燕麦、食盐等遗物。

进入80年代,查汗通古遗址开始遭到大规模破坏。其中,尤以附近水泥厂对两座烽燧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其时,由于计划架设的输电线路恰好从烽燧所在位置通过,该厂遂使用大型机械推掉了西烽燧顶部大部,和东烽燧顶部一部分。因此坍落的大量土坯,除部分被附近村民运走用于肥田外,大部分仍堆积于烽燧附近,直到此次维修工程中将其清理并平摊至烽燧周边。据克热木老人估计,如此一来,烽燧周边地面大约比七十年代抬高了约0.7至0.8米。

三、无人机航拍

土遗址加固维修工程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对遗址原貌造成一定改变,因而在此次维修工程开始前,笔者重点采用无人机航拍和三维建模的方式对两座烽燧原貌进行了记录。此次无人机航拍采用设备为深圳大疆公司出品的精灵3专业版无人机,其预装相机采用索尼EXMOR 1/2.3英寸CMOS图像传感器,有效像素约为1240万,照片最大分辨率为4000*3000,相机镜头视野(FOV)为94度,焦距为20毫米(35毫米格式等效),光圈为2.8。为避免过多阴影对航片质量造成不良的影响,所有航片均在正午时分拍摄。东、西烽燧的航拍各由一架次飞行完成,最大航拍高度为60米,共获得西烽燧航片158张,东烽燧航片156张。在航片采集过程中均使用RAW格式保存,以最大限度获得原始信息,便于后期处理。开始建模前,对航片的基本处理包括剔除明显质量较低的航片和统一航片的感光度。建模过程中,笔者选用了目前已得到广泛使用的Agisoft Photoscan软件以摄影测量方法完成建模。为了保证精度,笔者手动对软件难以识别的电线、人、天空等均做了遮挡处理。最终生成的三维模型成功重建了两座烽燧在维修工程开始前的形态,达到了预期目的(图四)。如需进一步提高烽燧模型精度,还可继续使用Agisoft Photoscan软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叠加使用手持相机拍摄的照片。

四、采集遗物和样本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人员曾在查汗通古烽燧附近采集到红泥厚陶片及瓷片,并据此对遗址年代作出了推断,但三普复查时,遗址周边已无任何遗物。据当地村民反映,以前这两座烽燧附近还曾出土古代铜钱,但现已无处查寻。本次维修加固工程施工期间,笔者和施工单位在两座烽燧周边共发现石器、陶片、动物骨骼和木块四类古代遗物,共20件。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陶片9件。其中4件采集于西烽燧附近,5件采集于东烽燧附近。主要为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

器底1件(CHTG1∶1;图五,1)。夹砂红陶,残高 3.2、最大宽度8.1、底厚0.9厘米。

器耳1件(CHTG1∶2;图五,2)。夹砂红陶,残高5.4 、壁厚0.6厘米。

口沿 2件。标本(CHTG1∶3;图五,3),夹砂红陶,轮制。长11.9、高5.7、剖面高5.4、壁厚0.8厘米。尖唇,束颈,鼓腹。标本(CHTG2∶3 ;图五,4),夹砂红陶。残高8.3、宽6.6、壁厚1.1厘米。微侈口,尖方唇,束颈,内外壁均有烟炱痕。

其他陶片 5件。标本(CHTG2∶1),夹砂灰褐陶,外壁呈红褐色,内壁和断面呈灰色,手制。最大长7.3、宽5.4、厚 1.7厘 米 。 标 本(CHTG2∶2),夹砂红陶,一侧边缘带有弧度,采集地点与标本(CHTG2∶1)接近,外壁颜色、厚度接近,估计两者有一定联系。最大长4.8、宽4.7、壁厚1.7厘米。标本(CHTG1∶4;图五,5),夹砂灰陶,质地较粗糙,轮制,可能为陶器颈部至腹部残片。残高10.9、最大宽10.5、壁厚1.2厘米。标本(CHTG2∶4),夹砂灰陶,质地粗糙,内壁有明显起伏,手制。残长6.4、宽5.7、厚1.3~1.6厘米。标本(CHTG2∶5),夹砂灰陶,残长5、宽2.9、厚0.6~0.7厘米。

图五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附近采集到的部分陶片和石瓦(1.器底CHTG1∶1;2.器耳CHTG1∶2;3.口沿CHTG1∶3;4.口沿CHTG2∶3;5.器壁CHTG1∶4;6.石瓦CHTG2∶S1)

石器 5件。包括石夯头4件,石瓦1件。其中,3件石夯头发现位置靠近西烽燧,另外一件发现于东烽燧附近。

石夯头 标本(CHTG1∶S1;图六,1)残,长22.0、最大径14.6厘米,青灰色花岗岩石质。标本(CHTG1∶S2;图六,2)残,长9.0、最大径7.2厘米,青灰色花岗岩石质。标本(CHTG1∶S3;图六,3)残,长21.5、最大径8.1厘米,灰褐色花岗岩石质。标本(CHTG2∶S2;图六,4),完整,长14.3、最大径5.2厘米。青灰色花岗岩石质。

石瓦 1件(CHTG2∶S1;图五,6)。残,长8.8、宽7.0、厚1.2~1.7厘米。褐红色砂岩材质,一侧表面有三道平行沟槽。

动物骨骼 4块。采集于西烽燧附近,均为马骨,主要包括1块股骨近端残块,1块桡骨近端残块,和2块长骨残片。

木块2块。采集于东烽燧附近,分别长约12、16厘米,表面均有炭化痕迹,可能为烽燧木质构件残骸。

图六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附近采集到的石夯头(1.CHTG1∶S1;2.CHTG1∶S2;3.CHTG1∶S3;4.CHTG2∶S2)

五、讨 论

本次调查之前,文献中对于两处烽燧的年代有一定争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人员根据烽燧形制和遗址周边采集到的遗物,判断这两处烽燧均可能早至唐代,并一直沿用到清代。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人员根据烽燧形制、结构再次判定其可能早至唐代,但亦指出该遗址是否沿用到清代,由于缺乏依据,尚难判定。而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下)·第五十三卷·文物》记载,查汗通古烽燧为清代新建。另外,还有一些巴音郭楞州的当地学者,如覃大海先生认为查汗通古烽燧的初建年代可能早至汉代。

在新疆的烽燧兴建史上,汉代、唐代、清代可以说是三大高峰,上文提到的年代猜测都有一定可能。为确认两座烽燧的年代,笔者对两处烽燧均进行了C14样本采集和测年。采样时一方面考虑从靠近烽燧基部的位置采样,以反映烽燧的始建年代,另一方面注意寻找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细小枝条,避免受到“老木效应”的影响。其中,东烽燧样本的采集点为遗址侧夯土层之上的植物夹层,所测样本为细小红柳树枝;西烽燧样本的采集地点为烽体西侧第一层植物夹层,所测样本为芦苇。从测年结果来看,两处烽燧修筑时间非常接近,西烽燧样品(CHTG1-1)的未校正年代为距今1270±30年(1σ),东烽燧样品(CHTG2-1)的未校正年代为距今1307±31年(1σ)。经树轮校正后,两个样本年代反映出查汗通古东西烽燧最可能都修筑于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中晚期(图七),也就是唐高宗至唐代宗年间(649~779)。

图七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上:东烽燧;下:西烽燧)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查汗通古烽燧的C14测年结果与唐政府对焉耆盆地的统治时段以及烽燧修筑活动都非常吻合。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下载,贞观十八年(644)唐政府在焉耆设立都督府。此后,唐朝势力在焉耆盆地虽有消长乃至暂时消失,但大体上仍维持到了贞元三年(787)之前一段时期①尚永亮:《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这显然与查汗通古烽燧可能的修筑时期相契合。而且,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抵御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曾在东起西州,经焉耆、龟兹至疏勒,里程长达千余公里的丝绸之路中道沿线修筑了大量烽燧,且仍有50余座保留至今②张安福、田海峰:《环塔里木丝绸之路沿线汉唐时期历史遗存调查》,《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查汗通古烽燧估计就是这条烽燧线上的重要一员。从形制上看,查汗通古烽燧与一些保留至今的唐代烽燧在整体形态和建筑方式上也确有相似之处。

综合以上讨论,查汗通古烽燧的主要修筑时代是在唐代应该没有太大疑问,但是其最初修筑时间和最后使用时间则还需进一步研究。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东烽燧有明显的二次修筑痕迹,其初始修筑年代很可能要比C14所测年代更早。考虑到汉代也曾在焉耆盆地大规模修筑烽燧,保留至今的仍有焉耆阿克墩烽火台与和硕四十里大墩烽火台等,东烽燧的初始修筑时间可能确如一些学者所言,早至汉代。至于这两座烽燧的最后使用时代,有数条线索都暗示可能是在清代。首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调查人员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很可能他们根据的是一些今已不存的地表采集物品。另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中将此遗址直接定为清代,或许当地的一些资料中记载了一些清代对该遗址的使用情况。最后,从笔者此次调查的采访信息中也可知七十年代,查汗通古遗址仍保留有不少曾经的使用迹象,石圈、地窖等虽不能排除为牧民迁徙途中所留,但至少有两个迹象暗示这些遗迹应和烽燧的使用有关。其一,据克热木老人回忆,遗址内的四个石圈颇有规律地环绕于两座烽燧外围,明显不便于一般牧民生活,而更有利于守卫烽燧。其二,克热木老人特别提到联结两座烽燧的有一条小路,其服务对象显然是烽燧的使用者,而不是随意扎营在附近的牧民。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和地窖中的大量植物性遗物能保存至七十年代,其很大可能显然是遗留自距此尚不太遥远且仍在使用烽燧的清代。

从新疆目前保存的烽燧遗址来看,一般均为单体烽燧,像查汗通古遗址这样两座烽燧并立的情况较为罕见。据笔者了解,类似的情况还见于位于轮台县群巴克镇的拉依苏烽燧遗址。拉依苏遗址的两座烽火台亦呈东西排列,不过两者间距更近,仅有约20余米。据考证,这两座烽火台一座修筑于汉代,另一座修筑于唐代①张岩:《汉唐龟兹关亭烽隧景观考略》,《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因而,拉依苏双烽燧的形成可能反应了唐人利用前代烽燧时的一种习惯。考虑到查汗通古东烽燧的初始修筑年代也可能早于唐代,唐人的这一习惯或许也可解释此遗址双烽并立的原因。至于唐人为何不直接将前代烽燧扩建为更大的单体烽燧,而要在其近旁再修筑一座烽燧的原因,或许在于双烽燧在传递信息方面相对于单烽燧有某些独特优势。按照唐代烽燧制度,放烽时火炬(或烟柱)数量及其明灭变化都可以用来指示入侵敌人的数量和战略意图②刘锡涛、古丽扎帕尔:《浅谈唐代的军警预报制度——烽堠制度:兼谈唐代西域的烽堠分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所以,双烽燧的设置可能是为了在邻近中心城镇的某些战略要地传递更为丰富的预警信息。

六、结 语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所在的焉耆绿洲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且地处丝绸之路中道沿线,自汉唐至清代,都是中原王朝经略新疆过程中重点控制的区域。而自该遗址向北,自老巴伦台沟进入裕勒都斯盆地后,就是我国第二大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这里水草丰茂,西接伊犁河谷、北连准噶尔盆地,很早就是游牧人群的重要活动区域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5期;阿里甫江·尼亚孜、王永强:《新疆和静县巴仑台—伊尔根铁路沿线考古调查与发掘》,《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中原王朝在西域统治受到的最大威胁往往也源自此地,如在唐代早期西突厥就活跃于此④苏北海:《西突厥初期的王庭位置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查汗通古烽燧扼守老巴伦台沟沟口,兼负为焉耆绿洲上的唐朝据点提供预警的重任。同时,还与周边发现的其他唐代烽燧,如焉耆哈曼沟路烽燧、千间房南烽燧、霍拉沟口烽燧、托克逊阿拉沟烽燧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等共同构成唐代丝绸之路中道烽燧线。而且,查汗通古的两座烽燧尚保留基本形态,且呈独特的双烽并立特点,因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次调查首次确认了其主要修筑年代,并搜集了遗物、照片、采访资料等各类信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对东烽燧顶部可能的早期修筑痕迹做碳十四分析,确定其初始修筑年代;还可对采集到的遗物进行详细分析,确定它们与烽燧本身的共时性;如果条件合适还可开展发掘工作,寻找戍卒的居住遗址以及储物窖等。这些工作都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查汗通古烽燧和唐朝在西域统治策略的认识。

查汗通古烽燧遗址作为新疆典型的中小型土遗址,此次调查中笔者针对其采用的一套调查方法对研究其他同类遗址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对各地的土遗址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每年都有大量脆弱的土遗址被加固维修。然而,由于土遗址本身的性质,这些加固和维修工作往往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遗址的原貌。如果在此类工程开始之前对遗址的调查记录工作不够,加固维修工作反而会影响土遗址的学术价值。因而,如何设计一套简便易行,同时又能有效做好土遗址记录和调查工作的方法成为摆在各地基层文物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笔者通过此次对和静查汗通古烽燧遗址的个案研究对此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希望能为其他基层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一定的借鉴。笔者认为,在此类针对土遗址的调查工作中至少应做好以下三项工作:1.运用多种方法对遗址进行记录。如有条件可用消费级无人机或手持摄像机对遗址进行多角度拍照,用于生成较精准的三维模型,尽力保留遗址原貌。2.及时采集样本。此处的样本主要指遗址地面遗物以及施工过程中随工程扰动出土的地下遗物。另外,对于年代不太确定的遗址,至少还应做好C14样本的采集,以免维修后新添加材料和遗址原有材料产生混淆,影响后续采样。如有条件还可以考虑采集光释光土壤样本、土壤微结构样本等用于对此类遗址的建筑年代、修筑方法进行更全面的科学分析。3.充分挖掘遗址周边居民的相关记忆。这一点在文献资料缺乏时,尤为重要。虽然居民的记忆不应被直接视为历史的真实记录,但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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