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关于中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话语建构差异*

符小丽

(1.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信阳 464000；2.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72)

《纽约时报》关于中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话语建构差异*

符小丽1，2

(1.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信阳 464000；2.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72)

围绕《纽约时报》关于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两篇报道展开，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出发，在Wodak的历史语篇分析法框架内，探讨了报道如何使用各种话语策略建构群内和群外并探讨其背后动因。通过互文性交叉检验发现：《纽约时报》把中国、中国科学家和黄军就的研究消极地建构为群外，而把英国科学家及尼亚坎的实验积极地建构为群内。《纽约时报》在建构中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上的差异源自其特定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符合其长期扭曲中国、联盟英国的政治意图。

RISPR/Cas9技术；基因编辑；历史语篇分析法；群内；群外

2015年4月18日，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黄军就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国内生物学学术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在线发表了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一个可能因突变导致β-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CRISPR/Cas9是2012年科学家发明的一种可直接编辑基因组的精准技术，该技术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它利用靶点特异性的RNA将Cas9核酸酶带到基因组上的具体靶点，从而对特定基因位点进行切割导致突变。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人类疾病的治疗提供有力的手段，主要途径是通过体外纠正致病基因并回输体内用于疾病治疗研究[1]。自2012年以来，CRISPR/Cas9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有效、低廉和容易的方法受到各国科学家们的青睐，广泛被用来编辑动物胚胎和成体干细胞，但成功应用于人类胚胎则由黄军就及其团队首开先河。

如果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真正的可发育的人类胚胎中，将会把修改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会给整个人类基因库带来怎样的后果不得而知，因此这一科研成果引发了对于CRISPR/Cas9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广泛关注与伦理争议。2015年6月30日，《纽约时报》科学版围绕黄军就及其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阐述了中西方就此事在伦理上的差异[2]。2016年2月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英国生物学家凯西·尼亚坎(Kathy Niakan)获准进行以研究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3]。两篇报道同样涉及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但两篇报道建构同一话题的方式是否存在差异？迄今为止尚没有语言工作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此类报道进行过深度质性分析，文章拟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视角出发，以历史语篇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简称DHA)为理论框架，依据互文性原则进行交叉验证，考察两篇报道对于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在话语建构上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

一、理论基础

CDA从根本上分析语言中所显示出来的透明以及不透明的统治、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即CDA旨在批判性地分析语言使用(或话语中)所表达的、所建构、所合法化的社会不平等[4]10。CDA发展至今已走过20多年的春秋，形成了三大主要流派，即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法，van Dijk的社会认知法以及Wodak的DHA[4]25-27。笔者将以DHA为理论框架来解读上述两篇报道。

DHA分析注重对语境的考察，这里的语境要从四个层次去理解，即即时语境(上下文)、互文性、情景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5]94。其中，互文性是指文本和其他文本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得以确立：通过明确指称一个话题或主要行为者；通过指称同样的事件；通过把主要观点从一个文本转移到另一个文本，等等[5]90。笔者根据互文性中明确指称同一话题选取上述两篇报道，并利用互文性的方法，把从一个文本中取得的语言数据在另一个文本中进行系统的检验、对比和确认，即系统地交叉验证，从而保证CDA分析的客观性[6]74。

DHA分析通过考察五大话语策略(即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弱化策略)对话语中的人、物、事件、现象等进行积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的他者表征，从而达到建构群内和群外的目的[7]73。命名策略是指从语言学角度如何命名、如何指称话语中的社会行为者、事件和现象，一般通过成员分类法(如专有名词、称谓、集体化等)来实现；述谓策略是指给社会行为者和事件赋予某种特征和属性，主要通过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性的语言，明确的谓词或谓词性的名词、形容词、代词等来实现；论辩策略旨在证明断言的合理性或质疑断言，通过论题或谬误实现；视角化策略旨在定位说/作者的观点以及表达说/作者的介入或疏远，通过指示成分、引语等实现；强化弱化策略旨在改变话语的言外之力，由模糊表达、虚拟语气、语气助词、夸张等实现[5]93。笔者将考察《纽约时报》的两篇报道如何使用这些策略来建构群内和群外，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二、有关黄军就研究的报道分析

通过对《中西伦理差异》的仔细分析，发现该报道通过使用专有名词(China; Huang Junjiu)、职业称谓(medical researchers in China; Chinese scientists; scientists in the West)、集体化(team; researchers; scientists)等命名策略把中国、中国科学家和黄军就及其团队的研究归为一类，把西方科学家归为另一类。报道开篇就使用经费谬误(fallacy of finances)、数字谬误(fallacy of numbers)、模糊表达等语言手段建构了中国的负面形象，为全文定下了消极基调，如：

(1)China is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nually in an effort to become a leader in biomedical research, building scores of laboratories and training thousands of scientists.(为了成为生物医药研究的领跑者，中国每年花费上千亿美元建造大量的实验室、培训成千上万名科学家。)

例(1)显示，报道使用hundreds of billions of、scores of和thousands of等模糊的数字表达和经费谬误，意在强化中国为了领先世界、不惜花费重金搞科研，同时这些不确切的数字构成了数字谬误。文中还有some、many等6处表示“许多”的模糊性表达，均属于数字谬误。这些词掩盖了真实的数字，或许是因为真实的数字不具有代表性，或者因为报道者不知道确切的数字[8]。

对于中国科学家，报道以集体的方式消极表征，无视其中的个性差异，如：

(2)Some experts worry that medical researchers in China are stepping over ethical boundaries long accepted in the West.(但一些专家担心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正跨越西方长期公认的伦理界限。)

例(2)中命名策略medical researchers in China(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把中国所有的医学研究人员看作一个整体，而实际上只是黄军就及其团队成员。这种“语言纳入(linguistic inclusion)”[9]47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跨越伦理界限”的指责仅与整体中的一个小群体有关，而报道以整体代部分，利用提喻修辞手法假装公平对待整体，实则把指责转移到中国医学研究者整体身上，报道中的不公平跃然纸上。语言表征中社会行为者的纳入对说/作者而言，可以满足不同的心理、社会或政治目的或利益[9]47，这里作者使用集合化职业称谓旨在消极表征这一群体。而谓词stepping over(跨越)则明确表达中国医学研究者正“跨越”西方长期公认的伦理界限，但全文都没提及一个事实，即黄军就实验仅让无法正常发育的三倍体胚胎发育了48小时，而西方公认的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为14天。通过背景化这些事实和使用数字谬误从“许多专家”的视角建构了中国科学家(实际上仅黄军就及其团队)跨越伦理界限这一负面形象，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外，报道使用了24次引语来证明中西在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方面伦理上的差异。从消息来源看，除一处用了非具体明确来源(many scientists)外，其他均为具体明确的来源，如Zhai Xiaomei、Deng Rui、Rao Yi等专家学者，增加了引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从转述方式看，这些引语包括直接引语(14)、间接引语(8)、自由直接引语(2)和警示引语(1)。警示引语(scare quotes)指一些被加上引号的词或短语；Geis认为它具有嘲讽作用[10]；这里采用高小丽的划分，把它归为间接引语[11]36。从作者对转述内容的介入程度看，自由直接引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介入程度依次增大[12]17。报道中多采用直接引语，说明作者不想过多介入转述内容，同时，直接引语能使报道更生动形象，而且还能增加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使报道对读者更具说服力和号召力[12]77，如：

(3)“The ‘red line’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are not too similar,” Deng Rui, a medical ethicist at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Ethics are a question of culture, and that is about tradition, especially where it touches on human life.”(山西医科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邓蕊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西方和中国的“红线”不太一样，伦理是个文化问题，有关传统，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时。”)

例(3)采用具体明确的消息来源和直接引语，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使用差异谬误(fallacy of difference)“真实、客观”地向读者证明中西伦理界限确实存在差异。下文又提到中国有设置界限，即可以用14天以下的胚胎做实验，但这一规定亟需更新。试问：中西都是14天，伦理差异在哪里？为何报道隐而不报西方公认的体外培养人类胚胎14天原则？报道看似采取疏远的视角化策略，给读者呈现客观的事实，但实则利用差异谬误，扭曲事实，负面表征中国、中国科学家和黄军就实验。

报道通过集合化职业称谓等话语策略积极表征西方科学家，如：

(4)Scientists in the West generally abjure this sort of research on the grounds that it amounts to genetic engineering of humans.(由于此类研究等于人类基因工程，西方科学家普遍放弃此类研究。)

例(4)中Scientists in the West(西方科学家)属于整体代部分的提喻修辞手法，旨在语言纳入，把西方科学家看作一个集体，从而和中国科学家对立起来。谓词abjure(放弃)的使用把西方科学家建构为反对利用CRISPR/Cas9技术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正面形象。此外，该例属于规范性正当性断言，被现实谬误所证实。例4断言黄军就的实验等同于人类基因工程，从正当性角度看西方科学家放弃这种实验是正确的。实际上，黄军就的实验只是使用了不能正常发育的三倍体胚胎，怎么就等同于人类基因工程了？可见，报道使用现实谬误等语言手段把西方科学家建构为群内。

可见，报道通过提喻、谓词、谬误等各种策略的语言手段把中国、中国科学家、黄军就的研究消极地表征为群外，而把西方科学家积极地表征为群内。

三、有关尼亚坎研究的报道分析

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提高CDA的科学性，增强其结论的有效性”[6]69，笔者按照互文性原则选取了《纽约时报》对于尼亚坎获准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报道。同样从DHA的五大策略入手，考察报道对话语事件和社会行为者的话语建构。

从命名策略看，该报道使用了指示成分、职业称谓和专有名词来指称英国研究人员(British researchers; they)、尼亚坎(a British researcher; Dr. Niakan; a developmental biologist; she)及其要进行的实验(The British experiment; Her experiment; This; the proposed experiment; Dr. Niakan’s study of human embryos)。从述谓策略看，该报道使用谓词(如has received; would not contravene; will let the embryos expire等)和谓词性形容词(如useful; consistent; critical等)来赋予英国科学家、尼亚坎及其实验积极的属性，如：

(5)The British experiment would not contravene the moratorium because there is no intention to implant the altered embryos in a womb.(因为英国的实验无意把改变的胚胎植入子宫，所以不会违反暂停。)

(6)This may prove useful in treating certain cases of infertility, given that many fertilized eggs fail before they reach the blastocyst stage.(考虑到许多受精卵尚未到达胚囊阶段就停止发育，尼亚坎的实验可能对于治疗特定的不育病例有用。)

例(5)中的“暂停”指2015年12月1日至3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由中国科学院、美国科学院、美国医学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协会共同组织举办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在目前状况下禁止用于人类生殖的相关细胞系的基因修饰和编辑[13]。报道使用虚拟语气would来强化尼亚坎的实验不会违背全世界的共识，使用人道主义论题(topos of humanitarianism)证明她实验的合理性，因为该实验不会把改变的胚胎植入子宫，不会传递给后代。例(6)中的指示词this指代尼亚坎的实验，这里直接用useful赋予实验的积极属性，利用有用论题(topos of usefulness)证明了她的实验可能对治疗不孕有用，从而积极地建构了该实验。

对于英国研究人员，报道采用明确的谓词和谓词性的形容词赋予其积极的属性，如：

(7)British researchers have pioneered many advances in reproductive biology……They may now be able to seize the lead in explo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human embryology.(英国科学家在生殖生物学方面已经开创了许多进展……现在他们或许能够抢占探索人类胚胎学初期阶段的先锋。)

例7中报道使用集合化职业称谓British researchers(英国研究人员)和指示代词They(他们)来指称英国研究人员这一群体，谓词have pioneered(已经开创了)和谓词性形容词able(能够)说明报道赋予英国研究人员积极的属性，同时many(许多)表明报道使用数字论题(topos of numbers)证明英国研究人员在生殖生物学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无疑建构了该群体积极的群内形象。

此外，报道使用了3次直接引语和1次间接引语表达对尼亚坎实验的积极建构，消息来源均为具体明确的专家学者，如：

(8)George Daley, a stem cell biologist at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said Dr. Niakan’s study of human embryos was “critical because we know them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embryos of mice”.(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干细胞生物学家乔治?戴利说，尼亚坎博士的人类胚胎研究“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同于老鼠的胚胎”。)

例(8)中开头使用间接言语，再过渡到直接言语，被称为“预先调整的直接引语”，实质上是“半叙述半转述，预先调整读者对直接言语的感知”，属于直接引语[11]36，报道采用疏远的视角化策略和谓词性形容词critical(至关重要)，真实客观地向读者表达了尼亚坎的实验至关重要。其中，we(我们)属于内包型用法，包括所有读者，know(知道)属于强化策略，旨在增强话语的言外之力，即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胚胎不同于老鼠的胚胎，所以尼亚坎的人胚实验意义非凡。

综上，该报道通过职业称谓、谓词、谓词性形容词、论题等各种策略的具体手段积极地表征了英国研究人员、尼亚坎及其实验。

四、报道引发的思考

有关黄军就研究的报道泾渭分明地把中国、中国科学家和黄军就研究负面地建构成群外，凸显了中西科学伦理的差异。而在关于尼亚坎的报道中，只字未提伦理二字，全文用积极的笔调建构了英国研究人员、尼亚坎及其实验的群内形象。两篇报道均涉及使用CRISPR/Cas9技术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且实际上黄军就的研究使用的是不能正常发育的三倍体胚胎，而尼亚坎要进行的实验将使用健康的可发育的胚胎，但前者却被建构成群外，后者却被建构成群内，值得深思。

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在给《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邮件回复中指出，就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而言，我国科学家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不可存活的人的三倍体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的研究，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14]。实际上，黄军就团队所使用的是人工授精过程中出现异常的、无法正常发育的三倍体胚胎[15]364，一个卵子异常地被两个精子受精，因此包含三组染色体，而正常的、可发育的胚胎中仅有两组染色体。这些三倍体胚胎通常会经历第一阶段的发育，止于看似细胞球(胚囊)的阶段，因此不会发育出任何器官、任何感觉细胞、任何神经细胞等类似胎儿的特征[16]117。

此外，黄军就团队只让这些受精卵发育48小时，到达8细胞阶段，然后这些受精卵就得到破坏，用于靶基因编辑效力的分析[15]364。2006年成立的欣克斯顿小组曾表示精原干细胞、配子、在体外培养的人类胚胎应遵守14天规则，以测试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这14天的限制是英国最早提出的，现已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广泛认可，14天是限制整体人类胚胎可在体外培养的最大时间长度[17]。由此可见，黄军就及其团队在基因修饰后很快破坏了受精卵，显然遵守了国际上广为接受的有关人类胚胎研究的指导方针。并且，他们在文章中还指出，成功基因编辑的相对低效以及脱靶替换的高风险对于把这项技术应用到可发育的人类胚胎上而言是一大障碍，并且明确表明，除非发现更精确的方法，否则的话，这项技术不应该应用到真正的人类胚胎的临床研究中[15]364，368。

实际上，黄军就及其团队使用了一个比其他动物模型系统更好的模型系统，来确定CRISPR/Cas9技术在编辑人类细胞的基因方面效果如何，并得出结论：这一技术不应该应用于真正的可发育的人类胚胎[16]118。显然，只有在把这些通常由生育机构丢弃的、不能发育的三倍体看作是实际的“胚胎”或完整的人时，才会出现伦理顾虑。显然，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并不这么看，他们一致同意黄军就及其团队的研究没有错。黄军就及其团队的研究实际上就CRISPR/Cas9技术的缺点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强调该项技术用于任何潜在的治疗目的之前需要更多数据来评估风险[16]118。

《纽约时报》背景化我国科学家使用不能发育的三倍体胚胎、遵守国际公认的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的14天原则等事实，突出报道中国在CRISPR/Cas9技术编辑人类胚胎基因方面的伦理缺失，不受西方伦理指引，这体现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开创之举的质疑、诋毁和否定。而对英国科学家使用同样的技术编辑健康的人类胚胎基因则满溢褒奖之词，毫无伦理争议的悬念。究其原因，美媒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控制话语的内容及其表达和理解的方式，扭曲中国符合其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而相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使其积极地建构英国科学家及其实验。

结 语

通过互文性交叉检验，发现《纽约时报》对同一主题—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在话语建构上的差异：把中国、中国科学家和黄军就研究消极地建构为群外，把英国科学家和尼亚坎的实验积极地建构为群内。如此差异建构受制于《纽约时报》所代表的美国精英团体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可见，采用DHA理论从微观语言层面剖析新闻语篇所表征的“现实”，便于细致观察细微的建构差异，揭露媒体机构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此外，互文性方法的使用增强了CDA分析的科学性，确保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应在新闻语篇分析中加以提倡。同时，作为读者，应批判地解读此类语篇，避免盲目信从，不断增强自己的批判阅读意识和批判思维能力。

对于《纽约时报》的不公平报道，我国生命伦理学家对其进行了强烈抨击[17]5。诚然，就目前而言，基因编辑技术还不成熟，靶向效率低而脱靶突变率高，因而，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以估计的高风险；一旦干预失败，不仅对受试者自身，而且也将对他们的后代造成不可逆的医源性疾病[17]6。因此，笔者认为，鉴于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人类胚胎基因修饰尚存在很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国家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伦理法规，在相关科研项目申报方面增加伦理监管这一环节，加强对相关科研人员的伦理培训，而相关科研人员本身也要摈弃“科研无界限”的观点，强化伦理意识，负责任地开展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关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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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ISIGL, M.，R.WODAK.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C]//In R. WODAK，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n.). London: Sag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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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燕萍)

DifferencesinDiscursiveConstructionsofChineseandBritishHumanEmbryos’GeneEditinginNewYorkTimes

Fu Xiaoli1，2

(1.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Department,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wo reports inNewYorkTimesabout using the CRISPR/Cas9 technique on editing human embryo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odak’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t explores how discursive strategies are used to construct in-groups and out-groups in the reports and the hidden reasons. Through mutual testing of intertextuality, it is found that China, Chinese scientists and Huang’s research are negatively represented as out-groups while British researchers and Niakan’s experiment are constructed as in-groups. The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Chinese scientists and their research and the positive representation of British researchers and their experiment inNewYorkTimesare driven by its specific ideology, political stance and valu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its political intention of distorting China and aligning Britain.

CRISPR/Cas9 technique; human embryo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groups; out-groups

H0-06

A

1672-7991(2017)03-0018-06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3.00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Ruth Wodak政治语篇分析的学术思想研究”(15BYY177)；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世界文学视阈下的朗费罗诗歌研究”(15YJA752008)；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15GGJS-03)。

2017-09-20；

2017-10-10

符小丽(1985-)，女，河南省淮滨县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篇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