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张力与文本的深意
——再解读莫言《白狗秋千架》*

杜克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叙事的张力与文本的深意
——再解读莫言《白狗秋千架》*

杜克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第一次“打起高密东北乡的旗号”的重要的作品之一。莫言运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使文本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与张力，并改写了五四以来的“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赋予“秋千架”这一核心意象以隐喻深意，充分体现了他将表层叙事与深层意旨巧妙结合的独特艺术手法，以及他一直以来对底层农民悲剧命运与生活苦难的深刻思考。

第一人称；故乡与返乡；悲剧命运；底层苦难

《白狗秋千架》写一个“读书人回乡”的故事，这是“五四”以来乡土小说惯用的故事模式，这种手法并不新鲜。新鲜的在于作者对残酷命运的讲述。做大学教师的“我”衣锦还乡，偶遇年少时的亲密玩伴暖。十年前，年少的暖姣好如花，却在和“我”荡秋千时发生意外而失去了一只眼睛。十年后再相遇时，瞎眼破相的暖嫁给了邻村粗暴的哑巴，还生了三个小哑巴，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痛苦的生活。结尾写“我”从暖家回来的路上，暖提出希望“我”能帮她生个会说话的孩子。故事并不复杂，但作者别具匠心的讲述，使文本具有了巨大的张力与强烈的感染力，让读者对变幻无常的命运与底层沉痛的生活苦难有了深刻幽微的感悟。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切入，深入分析文本叙事人称、故事模式、意象叙事功能与意义，阐释文本独特的艺术魅力，探究作者对底层农民悲剧命运与生活苦难的叙述，揭示文本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深层意义，从而完成对小说的再解读，实现文本的增值。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产生的感染力与文本张力

《白狗秋千架》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知识分子“我”的返乡经历，这一人称选择在返乡小说中极为常见。在小说创作中，许多作家都有自己偏爱的叙事人称。这当然和作家个人的写作习惯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出于叙事的考虑，为达到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因此，即便都是第一人称叙事，在叙述者与聚焦点、叙述功能等方面，也会因作家与文本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必须深入分析具体文本才能揭示出其独特的魅力与意义。

在《白狗秋千架》中，叙述始终执着于“我”在返乡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我”似乎是个取景框，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通过“我”的观察与体验进入叙述视野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把这种叙事类型称为“内焦点叙事”。具体到文本中，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以“我”为“聚焦点”展开叙事的：“我”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偶遇少时要好的玩伴暖，回忆起年少的懵懂时光；“我”对多年前撺掇暖荡秋千，导致她意外失明而心怀愧疚；“我”在得知暖嫁到邻村哑巴家后前去探望，在看到她的生活现状后无比痛心；最后，小说以“我”面对暖要个孩子的荒唐要求时的无语结束。

“在内聚焦中，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做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1］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人称“我”既是叙述者也是感知者，还是故事中的人物，文本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叙述者经验的世界。这样的叙事策略有利于表达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与情感体验，并且显得真挚可信，大大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我”对暖是爱，还是愧疚，那种说不清的复杂情感，似乎也只能是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才能表现的那么真切与富有感染力：“她左腮上的肌肉联动这眼眶的睫毛和眶上的眉毛，微微地抽搐着，造成了一种凄凉古怪的表情。别人看见她不会动心，我看见她无法不动心……”；“我很希望能在桥头再碰到她和白狗，如果再有那么一大捆高粱叶子，我豁出命也要帮她背回家”。［2］（229）

在文本中“我”还清楚地描述了暖在蒸笼一样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辛劳滋味，观察描绘了暖哑巴丈夫的狂状与邋遢。经由“我”的细致观察与选择性描述，暖痛苦无望的生存现状呈现出原生态的生活质感。而“我”心弦随之颤动流露出的愧疚、心疼等复杂情绪也显得自然真实，而不是矫情做作。正是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方法，“我”对暖的复杂感情才得以叙述的真实可信，暖的悲剧性命运才变得触动人心且令人动容，文本也因此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此外，返乡的实际路途经历与触景生情产生的回忆是并行的过程，在文本叙述中其实是两个第一人称内聚焦者。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说：“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3］

的确，在《白狗秋千架》中有着两个叙述聚焦者：一个是多年以后衣锦还乡心情复杂的成年的“我”，一个是少年时代懵懂单纯的“我”。依据现实与回忆的交替，可以将文本分为三个部分：偶遇暖后，她的现状引发“我”的回忆；去暖家后，她的生活现状引发“我”回忆；最后，重归现实苦难的困境。可以大致概括为“现实／回忆——现实／回忆——现实”，两个“我”交叉展开视野、叙述感受，暖的现在与过去分别在两个“我”的视野中呈现。

现实的故乡与暖当下的苦痛现状，是以成年的“我”的视角叙述的。比如，“我”在偶遇暖时的叙述：“她的脸上，早已是凄凉的景色了。汗水依然浸着，将一缕干枯的头发粘到腮边。黝黑的脸上透出灰白来。左眼里有明亮的水光闪烁……”［2］（224）。暖被苦难折磨的容颜枯槁，不再对生活抱有热切的希望，在成年的“我”看来满眼凄凉。仔细品味文本中这些类似的对当下现实人事的叙述，可以体会到叙述者的感伤与沉痛，叙述风格的灰暗、压抑。

当叙述进行到少年时代与暖有关的美好回忆时，叙述者便换成了年少时懵懂的“我”。比如，当年“我”和暖赌气的对话：“后来，你坦率地对我说，他在临走前一个晚上，抱着你的头，轻轻地亲了一下……为此我心中有过无名的恼怒。你说：‘当了兵，我就嫁给他。’我说：‘别做美梦了！倒贴上两百斤猪肉，蔡队长也不要你”。［2］（231）这显然是“我”当年懵懂的孩子口气，同时也侧面刻画出了少年暖的单纯与美好，表现了“我”与暖两小无猜的亲密关系，让人觉得温馨、明丽。

可以看出，现实中成年的“我”与回忆中年少的“我”构成不同时空的两个叙述主体。两个叙述者的叙述心境与叙述对象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与变化，形成鲜明对比，以致形成了宽阔丰富的时空对话，使文本极富张力。“由现在和过去两个时间向度组成的对比性张力时间结构是一种形式结构，也是一种意义结构，它通过两个叙事焦点的转换来完成。”［4］今昔对比产生的对话与张力不仅仅是叙事形式上的分析重点，还是走向作品丰富意义分析的关键点。暖的过去越是美丽单纯，她的现在就越显得悲惨痛苦，对比性张力时间结构与暖命运前后反差的残忍断裂感相呼应，凸显了底层农民悲剧性命运与沉重生活苦难。作者对故乡底层农民命运与苦难的关注也由此进入到我们的分析视野，下面我们从文本的“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入手进一步探究作者对农民悲剧命运与生活苦难的独特叙述，发掘文本深层意义。

二、“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的引用以及意义开拓

对于返乡人来说，时间流逝了许多，故乡的空间也发生了改变，而返乡人经历过故乡之外的空间，故乡的空间又与外面的空间形成了潜在比较。时间的流逝使人有故事可讲，空间的对比更是抒发各种复杂感受和思考的最好场所。所以，“返乡”模式是非常适合讲故事的模式，深受古今中外作家的喜欢。古代文学中传统的“返乡”故事大多只注重书写个体自我体验，叙事的关注对象主要是离乡者或返乡者，表现离乡者或返乡者的经历、思想或情感变化，是“作为文人（或士大夫）为自己写作”。

从鲁迅开始，在“五四”启蒙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故乡与返乡”小说关注的对象发生了明显的移位，那就是由离乡者或返乡者转向了“故乡人”，特别是重点关注故乡底层的生命状态。鲁迅开辟了一条现代哲学思想照耀下的“故乡与返乡”书写之路，这种故事模式也渐渐成为了一个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现代神话”。许多现代作家的返乡书写都是对鲁迅的追随，但莫言的“故乡与返乡”书写与他人不同，他对鲁迅是反叛式地接受与发展，从而拓展了“故乡与返乡”的书写与意义。

《白狗秋千架》的冷峻色调、视角，还有自然插入的回忆叙述，显然都与鲁迅的《故乡》《祝福》极为相似。与鲁迅的《故乡》一样，《白狗秋千架》也重点关注与思考故乡农民的命运遭遇，文本中农民的生活都是艰难窘迫的，他们的人生都呈现出某种悲剧色彩：闰土由月下英雄变为寡言的“木偶人”，暖由姣好纯洁的少女变成邋遢绝望的村妇。但与《故乡》相比，《白狗秋千架》对底层农民悲剧命运的思索与表达也有着很大不同，体现了莫言对鲁迅返乡小说的转化与发展。

从文艺理论角度出发分析，返乡必然具有目的，目的也可以理解为追寻某种东西，一个叙事性文本就是追寻过程的展开，作家赋予返乡不同的目的，以便寄托自己的思考，不同的追寻恰是意义生成的关键。如果说鲁迅借助于“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追寻的是从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出发，展现苦难对于人心灵的扭曲和变异，表达对乡村文化的批判，对苦难怀有启蒙救赎的希望。那么，莫言则不一样。他是试图站在乡村内部、立足于乡村人的角度，去表达乡村沉重苦难的真实状态，他的创作立场和态度与鲁迅已截然不同，也因此开拓出“故乡与返乡”模式的新的意义空间。

与鲁迅等作家不同，莫言从小生活在农村，他是地道的高密东北乡农民出身，而不像鲁迅、沈从文那种只是接触过农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是对民间苦难怀着同情与启蒙心态的“旁观者”，而莫言则对农民的处境有着切身体会，是底层生活苦难的“经历者”，他的创作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立场，而是走向了民间立场。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第一次“打起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创作［5］，当时正处于新时期文化寻根热，置身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莫言所采取的民间立场叙述无疑是挣脱、放弃了“五四”启蒙话语。在文本中，作者持民间创作立场“作为老百姓写作”，表现了农民自我言说的渴望，而知识分子话语窘迫成为被言说客体。比如，在与暖桥头重逢对话时，身为大学讲师的“我”在暖的挖苦与反驳中败下阵来，感到讷讷无言、面红耳热；故乡人对“我”的牛仔裤投以鄙夷的目光，弄的“我”狼狈不堪，文中重复出现的牛仔裤似乎具有一种文化隐喻意味。这都表达了民间力量对知识分子身份和话语的反抗，体现了作者的民间创作立场。

在小说结尾，暖“要个会说话的孩子”的要求颇有深意，这是故乡饱经创伤的农民向返乡知识分子提出的唯一要求。莫言的小说中常有一些哑巴或不说话的人物，如《透明的红萝卜》的黑孩、《枯河》的小虎、《丰乳肥臀》的哑巴。莫言在谈到自己的笔名时，说是为了“告诫自己要少说话”［6］，还说自己“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后来被压迫住了”［7］。或许，莫言意识到以往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反映的大多不是原生态的、民间的乡村现实，农民不过是没有话语权的“默言”人，而他的“故乡与返乡”创作目的、追求，似乎就是要作为民间人“发声”，讲诉真实的原生态的民间生存，即便这真实显得过于残忍与无望。

莫言站在民间立场，真切叙述底层苦难生活，这一创作立场的转变使他对苦难的叙述态度与鲁迅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乡》的“我”对童年的生活与闰土怀着美好的记忆，最后对救赎苦难怀有希望与想象，将希望寄托到下一代的身上。而《白狗秋千架》的“我”切身体会过农民生活的辛劳，深知农村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无望，在最后面对暖希望要个孩子的要求时无言以对，拒绝对救赎苦难予以回答。这种对苦难的态度，决定了作者对底层农民悲剧命运与生活苦难的特殊叙述：美好事物悲剧性的幻灭，命运难以掌控的残酷。

莫言“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的开拓意义就在于此：他不试图“纸上谈兵”地指出底层农民悲剧命运与沉重苦难的超脱之道，而是从自己切痛的底层生活经验出发，站在民间立场对命运与苦难进行令人战栗的真实书写，唤起我们直面民间现实的意识。在莫言对底层农民命运与苦难的真切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底层农民悲剧命运的偶然性与宿命性的关注。在试图对这偶然性与宿命性加以论述的时候，文本中的核心意象以及它的隐喻意义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这个意象就是小说题目中的“秋千架”。

三、“秋千架”的叙事功能以及隐喻意义

庞德对意象有过一个界定：“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它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而存在。“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2］（225）在《白狗秋千架》中，阴森的秋千架不再是简单的描述，它有着重要的叙述功能，成为一种隐喻。隐喻势必生成意义。那么，在文本中秋千架究竟隐喻着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一个美丽可人的乡村少女变成邋遢的农妇，在千百年的中国乡村史中是最寻常不过的生命过程。估计很多人在生活中见到类似情景时，都不会给予太多注意。但为什么在《白狗秋千架》中暖的故事就变得如此令人动容呢？是因为这个故事过于偶然的残忍命运“转折”。仅仅是一次毫无预兆的偶然性秋千架事故，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路向。莫言冷峻而深情地讲诉着美好事物悲剧性的幻灭与命运难以掌控的残酷，让人读之“触目惊心”。秋千架这个意象在叙事中的重要功能就体现在了这里，它是文本叙事潜在的决定性因素与转折点。正是秋千架改变了暖的命运，使“我”对暖心怀愧疚，才有了归乡后的故事。

正如暖所说，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年少时的暖也曾“胡思乱想”，希望能通过参军从农村走出去，跟喜欢自己的蔡队长在一起，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一场偶然的事故将她推至了社会的最底层。暖的悲剧有偶然性，更多的是命运悲剧，带有宿命论色彩。通过暖的经历人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命运的残酷，以及人在许多时候受命运宰割的无能为力。暖的命运就像半空中摇摆的秋千架，飘来荡去，不由自己做主，全由外力推动，而且随时可能会掉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秋千架隐喻了暖命运的不可把握性。多年的农民生活让莫言认识到，在变幻莫测的命运面前，特别是在环境恶劣的乡村，人生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与不可把握性，在底层农民的命运悲剧面前，任何的启蒙话语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都无法预言与避免悲剧的上演。

暖命运的残忍转折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暖所经历的底层乡村生活的苦难却并非个例。7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凋敝、贫困，无数像暖这样的农民不停的辛苦劳作，却仍是徒然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难以温饱。莫言自己也曾直接表述过农村的惨痛生活经验：“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战栗。一切都看厌：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8］。莫言所说的破旧的茅屋、干涸的河流也是暖生活的乡村“背景”，艰苦的劳作与生活的无望也正是暖的苦难生活现状。暖背后站着一个隐身的莫言，她其实是莫言在文本中的代言者，是历史与社会中底层农民的代表。

按道理说，在家乡生活了二十年的人远离故土，一定会恋恋不舍、泪流满面。可莫言的反应却是毫不留恋，甚至说出“绝不再回来”的话。莫言显然不会不爱故乡，不爱他家乡的亲人，但是无望的贫困与艰辛的劳作给他造成了太多的伤害和侮辱，而参军离开则是他当时摆脱底层农民宿命性苦难生活的唯一办法。莫言1955年出生，1976年离家参军，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从酝酿、发动到高潮最为剧烈的时期。在历史与社会的激烈变革中，被强行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亿万中国农民辛苦劳作却依然挣扎在贫困与饥饿中，他们的命运也像秋千架那样在半空中晃荡着，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充满了不安全感。［9］

当秋千架在半空中掉下来时，没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秋千架的叙述功能不是推动世俗爱情，而是在于隐喻，它不仅隐喻了暖命运的不可把握性，还隐喻了农村底层生活的不安全感。虽然莫言通过参军成功地离开了故乡，摆脱了在黄土地上艰辛劳作的宿命，但早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几乎成为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创伤，那种不安全感时刻存在着，是他创作中难以克服的心理情结。从他早期的《白狗秋千架》《透明的胡萝卜》等中短篇小说，到他后来的《蛙》《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莫言一直都有对历史与社会浪潮下底层农民面临的残酷命运与沉重生活苦难的关注与思考。在他的笔下，农村是社会最底层与最薄弱的地方，每当历史与社会变动的大浪袭来时，农民的命运便如同河中小舟与风中秋千，随时面临着倾覆的危险，有着难以掌控的悲剧性。莫言的这些关注与思考正是《白狗秋千架》的文本深层意义所在，体现在了作者对暖悲剧命运与苦难生活的叙述上。

莫言曾在接受访问时说：“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10］。或许，对于莫言来说，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切痛体验就是他灵魂深处最难以磨灭的创伤与痛处，所以他才会对底层农民的悲剧性命运与沉痛生活苦难孜孜不倦的一再书写。而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以及他试图叙写底层农民在历史与社会下的宿命性生活苦难的写作追求，都再次得到了印证。研究文本叙事的意义在于发现文本形式与内容的巧妙结合，更在于发现文本形式与叙事技巧背后的叙述目的，从而最终发掘文本表层背后的作者思想与深层意旨。至此，从《白狗秋千架》的叙事分析出发，逐步发掘作者的叙述目的，最终抵达文本深层的思想内涵与意义的探究也大致完成。

［1］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2］莫言．白狗秋千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李惠，施军．叙事的张力——鲁迅《故乡》的文本解读［J］．名作欣赏，2009（2）：23－25．

［5］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新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6］莫言．我平时是孙子写作时色胆包天［N］．钱江晚报，2012．10．12．

［7］李乃清．莫言惟一一个报信者［J］．南方人物周刊，2010（2）：8．

［8］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2）：5－7．

［9］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08）：12－14．

［10］陈俊珺，王一．莫言：我狂不起来［N］．解放日报，2014．3．17．

On the Narrative Tension and Context Im p lications——Re－interpretation of Mo Yan’s White Dog Swing

DU Ke－ji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Guangxi530006，China）

White Dog Swing is one ofMo Yan＇s important literatures，which is firstly publiciz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area．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makes the text produce a great appeal and tension and rewrites the storymode of hometown and returning home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hich gives the novel core image to expressmetaphormeaning，fully embodies his unique artistic techniques by combining surface narrative and the profound intention and expresses his deep thinking of tragic fate and lifemisery of the bottom peasants．

first person；hometown and returning home；core image；tragic fate；bottom misery

I207．427

：A

1673－2103（2017）01－0049－05

（责任编辑：谭淑娟）

2016－09－15

杜克洁（1990－），女，河南安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