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存在
——性别叙事下的《极花》*

兰奂铮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我”该如何存在
——性别叙事下的《极花》*

兰奂铮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城市经济迅速崛起的背后，一种新型的买卖式婚姻在凋敝的农村中轰然兴起。作家贾平凹改自一位老乡女儿真实经历的现实主义新作《极花》讲述了农村女孩胡蝶被拐卖、被解救后又逃离原生家庭回归买主家庭的故事。以被拐女性的心理视角为切入点，探究被拐女性“去与留”的生存困境以及在传统伦理、道德立场与社会法治的夹缝中演绎着的矛盾生命形态。

原生家庭；买主家庭；道德偏见；伦理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城乡人口不平衡，加之新生儿性别偏好强、适婚女性短缺等因素的影响，拐卖妇女成为持续困扰中国发展的社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3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853件，判处犯罪分子1362人。”［1］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被拐女性被解救后面临的双重困境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6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刊登了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以被拐女性跌宕起伏的故事为核心，凸显了当代被拐女性在社会大转型期涌现出的诸多矛盾、困惑和焦虑，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和直面现实的书写方式再次引发了对于买卖妇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农村——城市——农村”的行走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到了2000年变为116．9。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11月1日，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9．92：100。”［2］适婚女性的大量缺失，严重影响着男性婚配观，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俨然成为贫困落后地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极花》中农村女孩胡蝶初中毕业后迫于生活压力，辍学进城帮母亲收购废品，供养弟弟上学并维持单亲家庭的开支。买小西服、穿高跟鞋、照穿衣镜、学说普通话、有意走小步，她竭力地想融入城市中，并为自己的巴掌脸能迎合城市人的审美更是多了一份骄傲。Pamela Abbott在《女性主义社会学》中（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指出：“相较于男性，人们更常以女性的身体、肉体属性来定义他们。”［3］148“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男性始终是政治、文化、礼法、宗族等结构的中心，女性作为男性的被动附属品，她们的身影往往难以走出家庭的限制。”［4］75父权心理的缺失下，胡蝶对于家庭有一种天然的奉献使命，她要担负起家庭责任的重担，要外出求职并让娘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她把自己打扮的像个城里人的样子去求职，也恰恰是这次求职她被人贩子稀里糊涂地拐卖到了西北偏远小乡村。

贫瘠、闭塞、落后紧紧包裹着这个叫圪梁村的小地方，以破旧的窑洞为背景，上演着一幕幕买卖人口的续集，呈现出人类最原始的兽性。市场化对极花的大量需求驱使他们荒废了庄稼跑去挖极花；市场化吸走了农村大量姑娘，他们就从城里来的人贩子手里买。黑亮父子同守着乡间田地的男人们一样，不断为自身的婚姻、生育感到焦虑、恐慌。“这些年来，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光棍却越来越多……他爹一有空就做石头女人，做好一个放到这个村道口，再做好一个放到那个村道口，村里已经有了几十个石头女人了……那些还没有媳妇的光棍，就给村里的石头女人都起了名，以大小高矮胖瘦认定是谁谁谁的媳妇了，谁谁谁就常去用手抚摸，抚摸得石头女人的脸全成了黑的，黑明超亮。”［5］23三十年前，黑亮爹为哑巴弟弟张罗娶媳妇的事情落空了，三十年后又戏剧性的轮到了自己儿子的婚事，所以他不得不倾全家之力通过买卖性婚姻来保证血脉的延续。在凋敝的圪梁村里，人人都以传宗接代的理由维护着买卖妇女的合法存在，形成了以买主为核心的群体性自觉监督。在熟人网编织而成的中国农村，派出所和村长形同虚设的存在更是间接地充当了买卖妇女犯罪活动的帮凶。小说中，在当地人对人口买卖的狂热和集体性自觉监督下，被拐妇女合理的被认定为买主的“合法财产”。当警察和记者解救胡蝶时身份暴露，全村人都拿着铁锨、农具前来拖拽她，村长更是指挥着村民要把胡蝶抢过来，双方互相撕扯衣服。女性犹如一件物品，在城市和小乡村之间、原生家庭与买主家庭之间展开一场拉锯战。

二、回不去的城市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出自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案件，是指在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中，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了某种依赖的情感，受控于此种情感的受害者甚至会反过来帮助犯罪者。”［6］45胡蝶的“出走”很自然的能够联想到心理学中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拐卖到圪梁村后，在与买主家庭进行没日没夜的的抗争中，胡蝶一开始是坚决排斥的。她每过一天都要用石子在窑壁上刻道儿计算天数、想方设法的拨通村长家电话、在酒席上伺机逃走。然而，长期的规劝、囚禁、加之强暴后意外怀孕、生子，她逐渐动摇了逃跑的念头并发出一连串疑问：“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这村子里的人了？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以后永远也属于这村子的人？”［5］124她逐渐学会收拾家务，认黑亮的爹为爹，并学会做西北地区的饭菜。她会在与买主黑亮激烈争吵后，转而担心他雨夜里开手扶拖拉机会不会有危险；会在被解救回家后疯狂思念被逼生下的儿子，甚至激烈反驳前来安慰自己的母亲：“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却没了。”［5］198被拐女性在买主家庭的驯化、规劝下逐渐认可自己的命运，并在被拐生活中逐渐产生一种天然的同情感。在种种动态因素的影响之下，胡蝶与其他被拐女性一样，用顺从换取基本的生存空间，逐步接受被拐的命运且与买主家庭建立了亲情联系。

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推动下，男女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各项维护妇女权益、支持妇女进步的活动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女性被物化、被歧视的伦理系统依然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性运作。“贞洁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约束妇女的伦理要求，在家庭和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持续左右着国人的心理和行为。”［4］76《极花》中黑亮从人贩子手中以三万五千块钱的高价买来媳妇胡蝶，非法囚禁了将近一年后，在全村人的怂恿下强暴了她，自此才稍稍放松对她的警惕。美国学者苏珊·桑格塔（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曾论述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如何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或政治态度。”［7］1获救后的被拐女性重回原生家庭后，社会群体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她们的被拐经历；在熟人、朋友的圈子里，这些被拐经历被当作一生都无法洗掉的污点；她们无法外出工作、无法进行正常社会交往，并且缺乏相应的心理疏导。贞洁成为阻碍被拐女性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轨道的绊脚石，种种动态性的因素之下，她们更容易选择禁锢自身，回避或逃离社会现实。

作家詹姆斯·巴里在小说《彼得·潘》提出了“永无乡”的概念，描写了一群生活在孤岛上的人，这些人们永远长不大。所以“永无乡”也在隐喻永远的童年、无法回归的家园。21世纪的“胡蝶们”，有着一定的文化水平，曾经在城市打工谋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充满着各种美好的憧憬。但是，经历被拐卖、逃跑、被迫生育的丑闻后，社会各个群体对她们的道德偏见使得原生家庭对她们而言竟成了近似“永无乡”的概念。在类似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展示了被拐女性无路可走的困境：她们是被拐卖的受害者，但是在长期的规劝、囚禁中对加害者逐渐产生情感依赖，被解救后无法摆脱社会上形成的由来已久的贞操观念和“旁观者”的道德偏见，只好选择重新回归买主家庭。

（二）“旁观者”的道德偏见

在中国农村甚至城市，充满性别歧视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偏见依然随处可见。

鲁迅曾描写过这种国人劣根性的看客心态：“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8］具有看客心态的社会大众，在围观被拐妇女这个特殊群体时，往往更倾向于在弱者的痛苦中获得由来已久的满足感。被解救回出租屋后，胡蝶回到了口中心心念念的城市，可整日面对的是弟弟的反复质疑和责难，争吵成为阻碍她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的第一道关卡。母亲急急忙忙安排她嫁给租户远在河南的残疾侄子，理由竟是嫁的远远的就没有人知道曾经被拐的事情了。在胡蝶看来，命运早已不是自己所能够掌握的了，单一家庭结构中的她只不过是一具骷髅而已。在被拐家庭与原生家庭之间，作为当事人的被拐女性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以远嫁的方式抹掉自身的污迹，避免给家族的声誉带来二度损伤。

在道德偏见与社会法治的矛盾纠葛中，被拐女性终究难逃充满悲剧意味的命运。被解救的胡蝶重回城市后，面对着摄像机镜头重复着感谢社会各界关注的话，各大报纸媒体也报道着这次解救行动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受害人出门在外被人指指点点。在家族文化的教养和时代的影响之下，这些“胡蝶们”为了家族的利益只能牺牲自身的情感，重返乡村，因此，营救后的“出走”成为她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贩卖者、购买者和“看客”共同葬送了女性原本正常的人生道路，于是我们一次次看到，被拐女性这个特殊的群体在短暂的“回归”后，最终只能逃离原生家庭而重回买主家庭。

三、论争后的反思

《极花》中的圪梁村是中国无数个传统乡村的一叶缩影，尽管具有文学性的虚拟成分，但是它真实映射了这个时代或隐或现的价值判断。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近年来被公安部列为专项整治工作，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打拐”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往在对待拐卖妇女问题时，我们都会将矛头直指落后、野蛮的乡村，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无数个像圪梁村这样落后、野蛮的小乡村，才组成了拐卖妇女的庞大市场。城市经济的“快餐化”发展吸走了农村的女性，抽走了农村的活力，更夺走了农村的财富。当城市里的男性在享受丰富女性资源的同时，无数个类似于圪梁村这样落后地区的男性是否拥有与城市男性同等的性资源问题，便成为萦绕在山区男性心目中挥之不去的伤痛。谁会关注他们的生理苦闷？谁会在意他们延续香火的难题？市场化的畸形发展，无数个圪梁村的男性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但被拐女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充满性别歧视的底层乡村，女性被物化的社会规则依然深植于男性意识中，依靠买卖关系的媳妇在接近原始生活方式的村里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女性在社会大转型中俨然沦为延续家族命脉的生育工具。无论是麻子婶、祥子媳妇、马角媳妇，还是与胡蝶结成姐妹的訾米，她们作为被拐卖的妇女，只能对现有的社会事实顺从、接受。被警方营救回到城市后，长期受到社会贞洁观的束缚难以从被拐的黑暗历史中走出，受到原生家庭的排斥和周围社会群体的舆论压力，再婚时由于市场化的婚姻性质其自身价值大大贬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逼迫着这个贴有被拐女性标签的特殊群体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困境。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从乡村生活的积淀中发觉人的道德美，探讨家庭伦理的嬗变，关注现实人伦问题，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承担着文学的道德使命感，对当下农村中存在的道德丑陋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贾平凹的创作在现今整体浮躁的文学创作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极花》这部小说构建着人性中的真善美、仁爱、侠义，同时又写出了人性的自私、自利、庸俗、愚昧，将隐藏在社会底层中的丑陋现象挖掘出来，凸显了现代文明之下的野蛮与暴力。它以畸形的婚姻模式——拐卖妇女为圆心，展示了乡村在当下时代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丑陋与无奈。对于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作家秉持的是绝对性零容忍态度。然而，小说在展示被拐妇女问题之外，着力凸显的是被拐女性无路可走的困境。在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中，农村的资源、财富、女性逐渐被城市吞噬，在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下，被拐女性的去与留成为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严峻问题。

［1］新华网［EB／OL］．（2016－03－08）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308c＿128780997．htm．

［2］王映．男女比例失调将危及民族素质［N］．河南日报，2005－01－26（2）．

［3］Pamela Abbott，ClaireWallace．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M］．London：Psychology Press，1997：148．

［4］杨一．性别叙事下当代被拐女性生存困境分析与反思——以贾平凹新作《极花》为中心［J］．妇女研究论丛，2016（7）：71－79．

［5］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王春林．乡村书写与艺术的反转——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J］．小说评论，2016（4）：40－47．

［7］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 and，AIDS and Its Metaphors［M］．London：Penguin Books，1991．

［8］鲁迅．热风［M］，香港：三联书店，1958．

［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1．

Where can IGo——The Extreme Flower under Gender Narrative

LAN Huan－z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Behind the city＇s rapid economic rise，a new type ofmercenarymarriage rises up in the depressed rural areas．The Extreme Flower by Jia Pingwa is a new realistic novel based on the real experience of a girl from his hometown．It tells the story of Hu Die，a rural abducted girl who was rescued but then fled away from her birth family back to the buyer’s．Based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abducted females，the paper explores their living dilemma and contradictory life forms among the traditional ethics，moral stand and social rule of law．

birth family；buyer’s family；moral prejudice；ethics

I 207．67

：A

1673－2103（2017）01－0062－04

（责任编辑：谭淑娟）

2016－11－10

兰奂铮（1991－），女，河南叶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