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炽职业教育思想探析

潘晓

摘 要 陈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为探索救国与富强之路，陈炽深研经济学，形成丰富深邃的经济思想，并为国家经济近代化设计了实施方案。在他的近代化方案中，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发展职业教育以富国强国与富民养民，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以发展职业教育。陈炽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当时的变革资源，而且其职业教育思想中重视场景实训、重视多元参与和重视职业补习教育对今天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陈炽；维新派；职业教育；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7-0072-05陈炽（1855-1900），字克昌，号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陈炽更全面、更系統研究经济问题，尤其重视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陈炽教育思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陈炽职业教育思想尚缺少专门论述①。

一、陈炽职业教育思想的缘起

（一）民族危机背景下的救世情怀

陈炽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侵略加剧，中国传统社会新陈代谢深化的时代，用陈炽的话说，“今万国通商，千古非常之变也”[1]。前所未有的社会“奇变”直接撞击着各阶层人士的心灵，引发了他们强烈的思想躁动。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许多爱国志士积极投身于救世中，陈炽亦不例外，“自髫龀至于弱冠，闻长老述庚申之变，亦常流涕太息，深恶而痛绝之”[2]，遂留心时务，探索救国与富强之路。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此不惜耗巨资购进新式船炮，编练海军。然而，买到的舰船与武器或是西方淘汰的，或是工匠不会维修，或是士兵不会使用，在战争中难以发挥威力，“江南制造局所用者，英国之旧法也；北洋船坞海军机器各局所用者，英德两国之旧法也。如法配镶，绝无新得，每用一物一料，皆须购自外洋，西匠未必贤能，华工不求精进，见闻孤陋，材料不全，欲整顿而无方，欲考求而无地，不明各学之理，不知各器之源”[3]，“曩者法越失和，海防孔亟，中外束手，患于有器而无人”[4]。如此的装备，如此的士兵，在战争中怎能不节节溃退呢？但如何改变中国器不如人、艺不如人之现实呢？陈炽提出了解决之道：“考诸学及工艺商务之本原”，“选上等英才之质，窥西师制造之源”[5]，学习专门知识和技能，解决国家发展所急需的人才问题。

（二）探求匡世良策的社会经历

陈炽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社会经历、交游有着密切的联系。入仕后，他“留心天下利病”，有意识地游历通商口岸，考察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周历于金复登莱、江浙闽粤沿海诸要区大埠，登澳门、香港之颠，览其形势，诇其情伪”，阅读介绍西方知识的书籍，结交了解西方情形的知识分子，“博采之已译西书，广征诸华人之游历出使者，参稽互证，悉其统宗，然后知内也外也”[6]，例如他曾翻译英国人法思德的《富国策》，深悉其书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的宗旨。又如他结交曾任洋行买办，参与洋务，游历南洋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为其《盛世危言》撰序，思想深受郑氏的影响[7]。

广泛的游历与结交，使得陈炽眼界开阔，能够广泛而深入感知中国的内忧外患，了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情，洞悉中国内忧外患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知内也外也，无外之非内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8]。在此种经历下，陈炽形成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线，系统研究经济问题的思想体系，“这既是陈炽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思想的主要归宿，因而也就是解读其思想的秘钥”[9]。陈炽认为：工商业是西方国家赖以富强的根本原因，“见闻愈拓，知工商二事，实泰西立国之本原”，而中国发展工商各业，首先要推行职业教育，“广设工艺学堂，选募聪颖纯正之生童，分门学习”[10]，训练工商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以收外泄之利源，而还之中国者”[11]。

（三）传统思想的影响

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致用”。受此思潮影响，陈炽虽热衷科举功名，但关注时务，追求“龚魏”称道的君子之学，志在改造衰世。陈炽认为改革自强为君子人格，“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内治既清，则外忧自息不言”[12]。传统君子人格成为陈炽致力于维新的精神力量源泉[13] 。与同时期维新派相似，陈炽在大声疾呼仿西法“劝工强国”、“分建学堂”的同时，也在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教育近代化的资源。他指出中国自古便有职业教育以富国养民，然而西汉后专门记述工艺教育的著作《冬官》逸失，“考工之政阙然不修，器用苦窳，规模简陋，百工居肆，夷诸贱隶，无一聪明才智之人”，而西方各国，“转得以奇技巧思，出而炫我”[14]，夺中国财源。陈炽断定适时调整变化才是圣人之道，假定孔子生活在当世，肯定也会支持开艺学科。他批评守旧派说：“今之因循守旧者，深闭固拒，动称圣人，诚不解圣人之对哀公其《劝百工》一章，何以列于九经之内也。”[15]

从中国近代取法西方资源的历程看，传统资源也被同时用来为现实的目的和需要服务。柯文在研究近代的另一位早期维新派王韬时指出：传统“在瞬息万变的19～20世纪中国史中，是一种引起极度感情冲动的对象，是某种为人信仰、辩护或者反对的东西。在中国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相重合的地方，近代中国人就不太需要抛弃早先的思维习惯，而应更多地强调连续或复兴。”[16]所以，在陈炽的思想中，对西方职业教育的接受，有其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

二、陈炽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炽一生“留心天下利弊，深研经济学”，孜孜以求富国之道，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形成侧重经济的维新思想[17] 。他既重视职业教育在富国强国中的作用，也注重其在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中的意义，要求打破“重道轻艺”的教育观念。

（一）发展职业教育以富国强国

身处19世纪后期的陈炽，深受当时“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生产才是“富国之源”，主张大力发展经济，抵御列强的经济渗透与经济侵略，维护国家利权[18]。他强调指出“各国之强，皆原于富”[19]，提出杂中国发展农矿工商各业，“为华民广一分生计，即为薄海塞一分漏卮；为中国增一分物业，即为外国减一分利权”[20]。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一批官僚购买外国机器，聘请西洋技师，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陈炽极为关注洋务企业的弊病，他批评洋务派不重视人才的培养，“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21]，以致与西方相比，“工则彼巧而我拙，商则彼富而我贫”[22]，“工师贫匮而器用苦窳，商贾愚蠢而货财日绌”[23]。他指出：洋务派购进“外国轮船、轮车、电报、火器以及机器制作之属，入中国者永须用西人管理”，但中国人却难以胜任职业要求，“瞠目直视，束手而无可如何”[24]。此种境况下，收回利权无异于痴人说梦，如“轮船商局之开二十有余载矣，各船船主大副仍用西人，岁费薪资六十余万，局中每岁盈利亦不过数十万金，是名曰收回利权，而此项权利实永与西人共之，而无日可以收复者也。”他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新月异，认为“日本通商后于中国，仿行西方仅三十年，今其国兵轮商轮皆自行管驾，遍历五洲，无一西人羼杂，即此一事论之，其优劣巧拙之相去远矣”。他分析形成中日两国在此方面差距的原因：“无他，一学一不学故也”[25]，即是否发展职业教育。

陈炽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各行业专门人才的培养。他介绍西方职业教育说：“西人于通商辟埠之区皆安家业，长子孙，设商学”，根据学生资质，分途授学，“其学之浅者，本国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算学会计而已矣”，“其深者则天文地舆、测量绘画、文事武备、光重化电诸学”。他推崇西方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各行业人才，“分设学堂，如轮船公司，则有管轮学堂也，驾驶学堂也，轮车则有铁路学堂也，电报则有电报学堂也，丝业则有蚕桑学堂也，制茶、制糖、制瓷、制酒、制一切食用各物，无不有学堂，开煤炼钢则有煤铁学堂也，织布则有织作学堂也，每创一业必立学堂”[26]。他认为正是职业教育发达，西方各行业人才辈出，商品精益求精，“遂能创开大利之源，尽夺华民之业”。怎样才能“收外泄之利源，而还中国者”呢？陈炽回答：“分建学堂”，“中西制造各事，每创一业，开一厂，设一局，均应设一学堂”，推行职业教育，今后“无论扩充何事，推广何业，分布何地，制造何工”，都能满足对人才的需求，“所赢之利终在中华”[27]。

（二）发展职业教育以富民

陈炽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富民思想融入职业教育中，把职业教育看作富民之道。他主张治国当以富国为本，而富民则是富国根基和归宿，指出“养民之道，富国之源”[28]，“不能养民，何以富国”[29]。

怎样实现富民呢？陈炽提出：“万国通商，人贵自立，只须能制一物，能成一艺，能执一业，能创一法，风行一世者，即可立致巨富，创业成名，无贵贱大小”[30]，而职业教育是职业技能养成，实现养民富民的有效途径，“西国之因事设学，以教民而养民”[31]。陈炽十分推崇西方职业教育对解决人们生计问题的意义，“贫民子弟自五岁以上，皆令入塾读书，并习工商之事，弃而不学者，罪其父母”，“更有富人自制练船，招致贫民学习驾驶，设立监督，期限二年，分派商船充当水手”[32]。残疾人、犯人等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弃民。陈炽主张学习西方，对这些特殊群体进行职业教育，使其能依靠技能实现自立，如介绍英国的残疾人职业教育，残疾人能“读书其中，就其所能，教以工作”，能“习工艺，所得工资，均存备本人之用”[33]。陈炽也注意到职业教育对改造犯人的作用，指出西方“罪人入狱，必习一业，男执技艺，女督缝纫，工资半给本人，半充公用，出罪之日，则资本倶足，学业已成，所谓施职事以耻之者”[34]。

陈炽还是中国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较早提倡者。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妇女职业和女子教育资源，指出中国“古者女史、女祝，各有职业”，“其妇功所职，如女红、中馈、蚕桑、纺织之类”，但后世“妇学失传”，“其秀颖知文者，或转为女德之累”，“禁不令读书识字”，“裹足之风遍于天下”，阻碍妇女受教的机会。而西方各国重视女子职业教育，“凡女子纺绣工作艺术，皆有女塾”，因此陈炽建议禁止妇女缠足，广设女学，让妇女接受教育。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挖掘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而陈炽把女子职业教育看做是“富国强兵之本计”[35]，即包含此方面的思想。

（三）改革科举制度以发展职业教育

晚清以降，在内忧外患与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科举制度难以选拔出经济社会需要的真才，造成中国人才匮乏，国力衰弱，因而要求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制度，“通商以后，時势变迁，论者忧国步之多艰，感书生之无用，遂有欲废科目之义”[36]。陈炽虽不像郑观应等人猛烈抨击科举制的弊端，不主张废除科举制，认为“科目之制，变而通之，推而广之，可也，因而废之，不可也”，但他对比中西教育目的后强调“西国读书不独为作官，并有益于各业”[37]，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向了职业教育。

陈炽认为各种职业的人都应进行相应的教育，“士非学，无以兴礼乐，立制度，开太平；农非学，无以辨菽麦，别肥硗，尽地力；工非学，无以区美恶，审良楛，制械用；商非学，无以察时变，精确算，殖货财”[38]。而要建立职业教育，首先要破除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技艺与文学并重于国，无轩轾之分、贵贱之别”[39]，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增设艺学科，所命题目，宜切艺学，别于诸生考古证今，致诸实用”[40]。至于职业教育学生来源，陈炽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夫以天下之人，不乏精思奇巧之士，习其性之所近，以专名而名家，诚使宏开特科，号召招致”，“至轮船洋枪，则宜令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受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者员肄业其事”[41]，“多设各种工艺学堂”，最终“一洗官场习气，始得日臻上理，与各大国争衡”[42]。

陈炽的职业教育思想来源于其对近代富国之道的寻求和探索。与西方争利，不仅需要引进西方近代的科技、制度与思想文化，更需要对内革除一系列中国传统的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思想观念、经济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些变革因素相互影响下，近代中国社会之新陈代谢的步伐大大向前迈进了。

三、陈炽职业教育思想的启示

（一）重视场景实训

陈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在工商各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因业设学，因厂设校”，将教育与工作场所相结合，重实践操作的教学方式。如他在《庸书·铁政》主张到西方制铁工厂实地学习制铁技术，“宜选聪俊子弟，随节出洋，于克虏伯及著名各厂，专门学习”[43]。在《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中，他进一步提出：“每创一业，开一厂，设一局，均设一学堂，学成后入船入厂，习练有成。愚拙者为工人，聪颖者为总管。”[44]这是我国近代较早提出在厂矿等工作场所设立附属学堂，实行“工读结合”性质职业教育的思想。

当前，那种职业知识脱离工作情境，“知识—技能”、“理论—实践”、“学校—工作场所”对立的职业教育模式正在受到教育界的批判，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职业教育回归工作世界”[45]。工作场所学习能够提供职业所需的社会性、真实性和学习迁移需求，促进职业技术和职业素养的提高。职业教育在教学方式上侧重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理论的学习，也要创设尽量真实的实训场景，赋予学生真实身份和真实工作任务，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综合职业能力。

（二）重视多元参与

陈炽十分推崇西方企业行业等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兴办，“有富人自制练船，招致贫民学习驾驶，设立监督，期限二年，分派商船充当水手”[46]。他倡导中国社会资本或企业等仿效西法参与到职业教育举办中，“官商制造各局，宜抽拨专款，自立学堂，教练人才，以储异日之用”[47]，“今中国商业资本数十万数百万或数千万金者，自宜各提取公积倡立学堂”，举办的形式可以是“独立创兴，或数家合办”[48]，为企业培养发展所需的专门人才。

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的人才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满足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从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学校根据市场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实用人才[49]。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等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政策鼓励支持企业等参与职業教育，实现职业教育与企业、市场需求紧密对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沟通的校企合作的工作网络，发挥企业在学校管理、课程制定、评估机制、实习就业等多个环节的作用。

（三）重视职业补习教育

陈炽的职业教育思想中十分重视职业技术知识向已经从事某职业人员的传授，即职业补习教育的推行。如农业职业补习教育方面，陈炽主张搜集中外农学著作加以编修，“颁布学官，散给生童，转教农人之识字者”[50]，或“觅养蚕妇女，详教以浴蚕上箔之方”[51]。在商业职业补习教育方面，陈炽提出“将英美各国公司章程择要删繁，通行刊布，使商人传诵揣摩，以明其理”[52]。

这种职业补习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终身学习已经成为社会趋势，而职业补习教育是实施终身学习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现有各职业群体能够通过自学、培训等方式掌握职业知识和技能，提升职业素养，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陈炽的职业教育思想产生于内忧外患的时代，来源于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察和对西方知识的学习，但囿于时代与个人的视野，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尽管如此，陈炽的职业教育思想还是极大丰富了中国职业教育的思想资源，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如有的思想史研究者所言：“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每一代人都为世界贡献了某些新东西，并就此为下一代人改变这种限制提供可能性”[53]。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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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登德.陈炽交游述论[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1-35.

[9]徐妍.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J].清史研究，2001（2）：93-104.

[13]赵炎才.晚清民初道德观念嬗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6.

[16][53]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7-58.8.

[17]张登德.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5：128.

[18]袁为鹏.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5）：120-127.

[45]徐瑾劼.论职业教育回归工作世界：工作场所学习视角[J].职教论坛，2010（36）：12-15.

[49]段素菊，庄曼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对北京部分大型企业的调查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3）：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