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研究

□ 赵蕾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研究

□ 赵蕾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文章将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步形成阶段（1950-1964年）、初步发展阶段（1965-1970年）、快速增长阶段（1971-1978年）、结构调整阶段（1979-1991年）以及理性回归阶段（1992年至今）等五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希望能够借此抓住历史发展的脉搏，为当前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对外援助 体育 发展历程

体育对外援助，不但是各国体育对外交往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的是援助国或者是国际组织向被援助国或者是国际组织以无偿或优惠的方式提供与体育相关的硬件，如：体育器材、体育设施等以及与体育相关的软件，如：体育教练员、体育专家以及体育科研信息等帮助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以体育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对外援助行为。体育对外援助不但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同时对于我国与其它国家良好关系的巩固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为了抓住历史发展的脉搏，充分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本文就针对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够借此为当前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1、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起步形成阶段（1950-1964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对外交往中，我们实际上更多的是以输入为主、以对外学习为主的，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输入和对外学习来逐步的建立起我国的体育制度，并在普及和发展我国群众体育的同时，来逐步的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所以说，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所以在梳理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程时，就将这一阶段划分为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是从无到有，逐步开展起来的。在1957年，经过了中央的同意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之后，原国家体委就向越南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位体育援外教练员，而这也正是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的第一步，自此之后，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开展的，例如：古巴、柬埔寨以及越南等等。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也开始逐渐的与一些新兴的亚非拉国家进行了体育交流，并开展了体育对外援助工作，如，在1962年我国就向加纳派出了一支体育教练员队伍，为加纳的体育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

2、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初步发展阶段（1965-1970年）

在1965年之后，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为了配合和促进国家外交政策的顺利开展，原国家体委在1965年专门成立了援外办公室，而自此之后，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开始正式进入了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做出了一系列的体育对外援助举措，例如：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就向刚果（布）青年和体育部无偿捐赠了一批体育器材；1966年5月我国向索马里派出了一支体育教练员队伍，与此同时还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了一支体育教练员队伍；同年的6月，我国向法国派出了一名体育教练员，在法国从事体育工作；1966年为了顺利举办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向柬埔寨无偿援助建设了一座体育馆、一个可以供上千名运动员住宿的国际村，同时还捐赠了一批体育器材和一部分大会经费；1967年我国还向刚果（布）派出了体育援外教练。

虽然说，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甚至由于“三线建设”规模过大和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仍然是非常频繁的，我国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向第三世界无偿进行了体育援助，这不仅为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友谊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使得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逐渐进入了发展阶段。

3、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快速增长阶段（1971-1978年）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并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了进入了联合国。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联合国，与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私援助是分不开的，正是我国的无私援助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这其中就包括了体育对外援助所做的贡献。

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对外交往也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领导人根据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了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一战略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因此，在这一阶段不但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体育运动训练工作和体育国际赛事参与工作开始恢复，为了配合国家新制定的战略发展思想和政策路线，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也开始迅速发展，外派的体育援外教练员人数急剧增多，据统计在1971-1978年间，我国共派出了485名援外教练员，援助的对象涉及到了亚洲、欧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58个国家，不但有“一大片”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还包括了巴基斯坦、墨西哥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一条线”战略中的部分国家，成为了这段时期体育对外援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1971年中国分别向伊拉克、几内亚以及尼泊尔等国家援助了一批体育器材，并在同年援助尼泊尔建设了一个可容纳3.5万人的体育场；1972年我国应索马里政府要求援建了面积约21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万人的摩加迪沙体育场，援助叙利亚共和国建设了占地面积7.6万平方米，建设面积2.1299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7000余人次的大马士革体育馆，并向毛里塔尼亚和科威特以及加纳等国家援助了大量的体育器材；1973年援助塞拉利昂建设了占地面积12公顷，总建筑面积达3.3474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万人的西亚卡·史蒂文斯体育场；1974年援助贝宁建设了占地面积约13公顷，总建筑面积为4.88043万平方米的友谊体育场。

由此可知，在1971-1978年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无论是对外援助的教练员数量还是对外援助的体育器材亦或是对外援建的体育场馆项目数量都呈现出了急剧增加的态势。

4、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结构调整阶段（1979-1991年）

1978年，我国的第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发展方向，相应的我国的国家战略重点也就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层面上来，而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为了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所以，在1978年之后，从1979年开始到1991年为止，我国开始进入了体育对外援助的调整阶段。为了配合我国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也进行了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调整，进入了结构调整的阶段。开始从“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究实效、共同发展”的思想出发，将快速增长阶段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转变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就是说，在物质和资金援助上要量力而行，但是在精神上要尽力而为。

所以，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相较于以往所开展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而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和增长阶段，我国曾经受被援助国的要求援建了一大批“纪念碑”式的体育场馆，但是在援建之后却发现，这类体育场馆不但需要大量的建设和维修保养费用，而且在建成之后利用率并不高。所以，如果过多的援建类似的项目，是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实际的，势必会给我国的财政造成负担。因此，我国就及时调整了体育对外援助的政策，根据本国的经济实际，确定了原则上不再援助“楼、堂、馆、所”这一类别的项目，以便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体育对外援助资金。

在这一时期对我国的体育外援政策进行了合理调整的同时，我国体育援外“尽力而为”的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我国的体操教练苏师尧在被外派到科威特工作之后，在科威特辛勤执教十年，培养了大批的体操运动员，被科威特体操协会秘书长称赞为“科威特体操的开拓者、科威特体操之父”。中国外派到马来西亚的羽毛球教练方凯翔在1988年举行的汤姆斯杯赛上淘汰了当时的世界头号羽毛球大国印度尼西亚队夺得了亚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上述这些案例也验证了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成功。

5、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理性回归阶段（1992年至今）

在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缓和，“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了时代发展的主题；二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三是，多极化的趋势同样也日益明显，各国之间的多极化发展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新的改革总目标，即：要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的历史任务对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政策和相关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98年，为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高效的开展体育对外援助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并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下设了办公室、人才信息部、人事代理部、国际人才交流部和人才服务部等多个部门。另外，为了确保对外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这一时期，我国还建立了以商务部、外交部以及财政部等三个部门为主，23个部委和地方省区商务部门共同参与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这一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建立为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同时，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工作也出现了诸多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以经营性质为主的市场化援助行为日渐增多，而以往发展历程中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的援助行为开始减少，逐渐步入了理性回归的阶段。例如：1995年我国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援外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之后，我国体育援外教练制度开始更加科学规范，不但派出的援外教练员人数开始趋于稳定，而且在援助地区分布和不同援助地区的人数分配比例等层面也均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和稳定的水平，为我国外交工作的推进和世界体育运动水平的提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结语

通过全文的分析可知，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形成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增长阶段、结构调整阶段以及理性回归阶段等五个主要的时期，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情的不断发展，在促进国家外交局面的改善，提高国家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体育对外援助作为我国重要的外交形式，仍然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为了能够在日渐复杂的国际竞争形势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的改革、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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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8902-（2017）-10-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