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可行性及方式设计
——以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为例

杨 琳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0031）

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可行性及方式设计
——以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为例

杨 琳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0031）

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隐喻是一种软性手段。从文化认知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两方面看，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通过概念隐喻方式、语篇隐喻方式和多模态隐喻方式塑造国家形象，激发人们的深层认知和具象思考，含蓄且富有美感，不易引起国外受众的抵触情绪。

国家形象；隐喻；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承载着各族人民共同的荣誉和梦想。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对长城的隐喻定位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有关国家的信息经过媒介的加工传播所产生的结果。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和传播渠道，其对信息加工的任何修辞策略都有可能影响国家形象的呈现。由此，本文以《长城，中国故事》为例来探究纪录片中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可行性和方式设计。

一、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可行性

“所谓隐喻，主要是因为所用语言字面意义与语境发生冲突时，所选择的与语境相符的另外一种解释。”[1]在这个过程中，人脑会根据自有的概念域和小概念包，构建出多个空间并进行映射，以得出符合语境的另一种解释。其实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文化认知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纪录片中隐喻的广泛应用和实现国家形象的塑造也是基于这两个因素，此时的隐喻已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和认知方式。

（一）文化认知因素

认知是一种用于思维、记忆、感知、认可、分类等活动的大脑过程。文化是历史地传承下来的符号、意义和规范系统。文化认知就是指对这些文化诸要素及文化特质等作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与信念，[2]即社会文化。它不仅能反映社会文化，也反作用于社会文化，同时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隐喻既根植于语言，又根植于文化，它是语言社会文化和经验的积淀，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

国家形象作为人们对某国的抽象认知，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而隐喻又深植于文化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体现着人们的生活文化模式，是构建文化现实的有力工具。因而隐喻可以通过一个个象征性的概念来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现一种价值观、人生观及行为特征，建构起反映本民族文化现实的文化隐喻，进而对抽象的国家形象进行塑造。长城作为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对于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人们有着各自的文化认知，形成不同的长城隐喻，突出、弱化和隐藏着长城不同层面的特征，并在历史的积淀中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因而通过长城隐喻可以塑造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的国家形象，进而把其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投射到受众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影响受众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二） 社会心理因素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愈发激烈，民族性和民族自我意识也得到强化。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尤其是当下“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语境下，如何理解、阐释和传播中国故事，显得尤为重要。国外受众在文化上与中国受众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崇尚个体自由和个性独立，习惯对事物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不习惯接受既定的或外界强加的观点。因而，当他们面对中国政治色彩和官方色彩浓厚的宣传时，会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在进行表态，而不是民间的真实观点，并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影响中国的对外传播效果。因而，对中国故事的讲述需要讲究叙事策略。而隐喻具有意识形态的构建功能，它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它表现为语言现象，却暗示出更具深意的心理现象。而任何心理现象都是文化现象的深层性展示，它可以通过“框架”的“框定”作用来表达丰富的政治含义和深刻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意识形态，对现实重组，创建一个隐喻性的现实，来影响人们的思维，重塑人们的态度，框定人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行动，从而服务于传播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的宏大需求。

二、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设计

纪录片中的隐喻在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方式。隐喻首先通过抽象的概念凸显着国家形象某个方面的特征，还会通过在整个语篇中构成一个个系统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某个侧面，同时通过多模态隐喻方式塑造一个多维立体的国家形象。

（一）概念隐喻方式

形象是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即人们对某事物产生的心理表征。然而，为了让语言对形象的建构能够引起受众的兴趣，修辞手法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夸张、拟人、对比等。而概念隐喻因其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创新认知、语言鲜活、易于传诵等特点而成为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

概念隐喻涉及两个认知域，即源域和目标域。[3]30利用隐喻理解或表达事物的过程就是这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过程，即用源域来感知目标域。国家形象话语中的长城隐喻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即使用生活中熟悉的体验或事物来描述抽象的国家形象。“根据体验哲学的基本原则可知，概念系统的核心是直接源自我们的体验，来自感知、身体运动以及对物质、社会的经历，不直接源自体验的概念主要是在直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隐喻形成的。隐喻是形成抽象概念，并进一步建构概念系统的必由之路。”[4]因此在概念隐喻的使用中，人们大多会选择约定俗成、熟悉度高的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或看法。这是因为广为人知的隐喻符合人们认知的原型效应，有利于人们的理解和认知。概念隐喻的意义生成离不开概念整合。概念隐喻是一种双域的映射，但其不足以解释概念隐喻意义的生成。为了阐释概念隐喻意义建构的过程，必须引入概念整合模式。该模式是4个心理空间（类属空间、输入空间1、输入空间2和合成空间）的映射，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的对应物之间存在着部分映射，属于跨空间映射。而映射的部分内容会产生类属空间，同时会投射到合成空间，通过一系列抽象的组合、完善和扩展等的信息整合来生成和建构意义。这种模式为意义的生成和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3]42

在《长城，中国故事》中，分别在第十集和第十二集出现了“长城是见证者”这一隐喻文本。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又如“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古老的长城，曾经见证着农耕与游牧两大组群的碰撞和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组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以“长城是见证者”这一隐喻文本为例，其塑造出来的历史中国形象可以看成是合成的结果。两个输入空间分别是1（见证者）和2（长城）。两个输入空间形成的跨空间映射的基础是：人-长城、眼睛-矗立、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民族的碰撞和融合。这种跨空间的映射反映了两个输入空间之间某种共同的抽象结构，即“某人见证了某件事情”，这种抽象结构存储在类属空间里。在合成空间里，有输入空间1（人、眼睛、事情的发生发展）的部分投射和输入空间2（长城、矗立、民族的碰撞和融合）的部分投射，以及这两个输入空间的共同投射的部分（某事情的历史发展），经过合成空间对信息组合、完善和扩展，塑造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形象。在解读概念隐喻意义的过程中，其意义并非是从喻体直接转移到本体的，即不是简单地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映射的过程，而是从合成空间里的元素组合过程中推理出来的，是合成空间独有的结构。

因而“长城是见证者”这一隐喻文本是利用长城和见证者这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通过概念整合这一模式构建出来的。长城作为长城内外民族碰撞和融合的见证者，见证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塑造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国家形象。而这一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见证者”这一概念的提出。

（二）语篇隐喻方式

隐喻作为一种语用现象，不仅是一种修辞格，也不仅是一种认知方式，还是一种语篇建构的重要手段，它具有语篇构建、衔接和连贯的功能。这是因为隐喻具有系统性的特征，创作者在选择了某一隐喻主题后，整个篇章就必须围绕这一中心概念展开。在纪录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创作者必须确定想说什么以及怎样有效地组织语篇，同时也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词语以及怎样把这些词语组织成句子甚至篇章。从语篇的层面去研究隐喻，不但可以揭示隐喻的功能,而且可以阐释语篇信息的发展、语篇组织机制和语篇的衔接、连贯性。[5]《长城，中国故事》的创作者选定长城这一主体，然后以“长城是中国”这一隐喻作为整部纪录片的主题，以此支配整部纪录片的脉络。纪录片按照长城隐喻的这一主题线索发展下去，从而决定了整个语篇的模式，形成了语篇的信息流。以一个隐喻贯穿语篇始终,形成一个核心隐喻,支配若干由隐喻或由一个中心意象引申出相关的次要意象，[6]然后这些隐喻性词语形成一个衔接套,使该语篇前后联系紧密自然。

纪录片通过隐喻产生的视觉意象、动觉意象，有助于受众更好地领会创作者的意图，进而享受语言的意象美，从而刺激人的感官，唤起某种感觉并暗示某种感情色彩，使受众能沿着意象所指引的方向迅速进入语篇的意境，形成对某国的印象，完成通过隐喻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从语篇的角度来研究纪录片中的隐喻，除了丰富隐喻研究的内容，澄清隐喻的形式特征和语义本质外，还可以使纪录片的受众更好地理解纪录片的内涵，增强受众的鉴赏力和洞察力，拉近受众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在创作者、文本与受众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和互动的纽带。

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中有关长城的隐喻有“巨龙”“界碑”“防御系统”“缓冲地带”“生命线”“文明基因”“地标”“安全岛”“驿站”“对峙”“史册”“见证者”“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和勤劳的结晶”“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血肉长城”“长城精神”“文化遗产”等，而这些隐喻又可以归类为地理长城、历史长城和文化长城。“巨龙”“界碑”“地标”“安全岛”“驿站”“生命线”等属于地理长城的范畴，“防御系统”“缓冲地带”“对峙”“史册”“见证者”等属于历史长城的范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基因”“智慧和勤劳的结晶”“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血肉长城”“长城精神”“文化遗产”等属于文化长城的范畴。而从地理长城到历史长城再到文化长城的塑造，是一个篇章层层递进的语篇隐喻构建过程。地理长城的系统隐喻塑造了一个地理中国的国家形象，历史长城的系统隐喻塑造了一个历史中国的国家形象，文化长城的系统隐喻塑造了一个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相应地，从地理中国到历史中国再到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也是一个篇章层层递进的语篇隐喻构建过程。

（三） 多模态隐喻方式

模态是“一种通过使用具体的感知进行阐释的符号系统”，[7]大致可以分为“图形、文本符号、口头符号、手势、声音、音乐、气味、味道、接触”9种。[8]根据实际交际过程中的隐喻使用，并结合具体交际中多种交际形式与模态混合使用的情况，模态分为“单模态隐喻”和“多模态隐喻”。不管在目标域还是源域，主要或者只用一种模态来展示的隐喻就是单模态隐喻，包括言语隐喻、图形或视觉隐喻；而在目标域和源域中分别采用不同模态来展示的隐喻，就是多模态隐喻。心智和思维模态可以概括为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即在体验的基础上运用隐喻的方式，从而形成抽象概念。[9]多模态隐喻调动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等多个感官，易于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其意义的生成，相较于单模态隐喻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潜势，是一个互动的、动态的和共生的过程；且意义的表征方式较为丰富，给受众以多重感官刺激从而达到目的。

纪录片《长城，中国故事》中的长城隐喻便是通过多模态的隐喻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包括字幕文本、听觉语言、动态影像、背景音乐等，形成一种复合的立体多模态隐喻，给受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觉感染力、冲击力和震撼力，从而使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更加立体、生动、直观，富有美感。

在第二集《帝国》的47:20处、第三集《出塞》的43:18处、第四集《远征》的17:17处和20:15处，纪录片影像在呈现的过程中，用动画合成长城的建造过程，有演员演绎长城内外入侵和保卫的历史瞬间，并配以恰当的背景音乐、对白和旁白，给受众以直观的感受来理解长城的历史，调动了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等多个感官，是一种由图像模态、语言模态与声音模态共同配合来完成的多模态隐喻。

在第五集《分界》的16:42处、第九集《开拓》的46:17处，分别有关于“长城是生命线”这一隐喻文本的描述。如“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和立足中原的强有力保障。”又如“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在这一隐喻文本的描述中，既有图像模态，如演员演绎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以动态的影像呈现长城南北的民族碰撞和融合；又有声音模态，包括旁白解说和背景音乐，来凸显长城的重要地位。这种多模态的输入，产生了一个冲突的意义，即长城是生命线。长城和生命线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一个是具象的，一个是抽象的，且两个概念第一层面的所指并不相同，意义产生了冲突。但建立在二者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一相似性的基础上，并通过概念隐喻的映射和意义合成，便形成“长城是生命线”这一隐喻，再通过相似性联想，使得这一隐喻的内涵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进而塑造地理的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随着评价主体接触信息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在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必须考虑信息传播的技术策略和修辞策略。隐喻便是构建国家形象的一种软性手段，它是人们通过自我认知和想象力构建的表达方式。纪录片可以通过概念隐喻方式、语篇隐喻方式和多模态隐喻方式塑造国家形象，激发人们的深层认知和具象思考，含蓄且富有美感，不易引起国外受众的抵触情绪，以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责任编辑 陶新艳）

[1]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36.

[2] 孙琳.论二语习得中的文化认知模式[J].科技创新，2010(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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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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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orceville,C.，E.Urios-Aparisi.The Role of NonverbalSound and Music in Multimodal Metaphor[C]. Berlin / NewYork: Mouton de Gruyter,2009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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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52

A

1671-5454（2017）04-0016-05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7.04.004

2017-06-07

杨琳（1990-），女，山西运城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

本文为2016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隐喻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编号：CYS16203）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