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南阳教案探析

何永涛

晚清南阳教案探析

何永涛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近代以来，法国传教士以征服者姿态依靠条约特权，引发多起还堂案，南阳教案就是其中一起。南阳教案由法国天主教妄图霸占南阳城内的江浙会馆事件引起，中间夹杂着置产风波等事件，过程曲折复杂。南阳教案交涉期间，官、绅、民三方因立场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倾向，朝廷和地方官或据理力争或委曲求全，士绅与官府既合作又斗争，民众则是反教的坚定支持者。最终，官、绅、民三者联合起来成功阻止了传教士入城设堂。南阳教案所引起的民教矛盾，影响着南阳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晚清；教案；南阳；义和团；传教士

近代中国教案迭起，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全国共发生1 600多起教案（粗略统计），南阳教案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教案，但目前学界对南阳教案的研究较少①，对南阳教案的历史渊源与义和团的联系论述也较少。介于南阳教案的研究对于近代教案史（教案的地域性和多样性）和河南地方史（天主教在河南的发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试图以新的视角和史料，在借鉴相关论著的前提下，对南阳教案进行再一次的研究。

一、南阳教案历史渊源

明朝末年，西学东渐，西方宗教也随之进入中国。据文献记载，明朝崇祯十七年，法国传教士安恩利首次来到南阳靳岗传播天主教并建立教堂，天主教从此在南阳地区活动开来。清朝顺治十八年，外籍传教士又进入南阳城内进行传教活动，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下令查处天主教（即所谓的百年教禁），传教活动有所收敛，但他们藐视中国法令和主权，继续在南阳地区从事非法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嘉庆年间，传教士已深入南阳下属各县，并将南阳城的靳岗地区作为大本营。法国是个具有传教传统的国家，“传教事业的兴旺‘是民族强盛的标志之一’”[1]322，“百年教禁”期间，南阳地区是法国传教士在河南活动的一个主要据点。1844年，罗马教廷为深入河南地区传教，在河南设立独立教区，法国传教士安若望·巴都被任命为河南天主教首届助教，在靳岗设立“总堂府”，河南省教徒从2 000多人骤增到3 500多人。南阳地区是天主教“苦心经营”的大本营，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从受压制者一跃而变为特权阶层”[2]13，依靠条约特权趁机扩大其在华利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前者第八款规定:“凡大法国人欲至内地及船只不准进入之埠头游行，皆准前往，然务必于本国钦差大臣或领事等官预领中、法合写盖印执照，其执照上仍应有中华地方官钤印以为凭”[3]105，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后者则更详细地规定:“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3]147该条款为以后传教士勒索强占人民财产提供法理依据，同时也确立了法国是同清朝当局交涉还堂案的唯一合法代表。法国传教士凭借条约特权，擅自在各省任意指称“教产”，强取豪夺公私房产。从1861到1868年，历史上有过教堂的所在地，都遭到“还堂”的灾难[4]106，传教士已经站在征服者的立场，强行追回原不应该归还的产业。江浙会馆亦被传教士妄称为教产，这与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心理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征服者的优越感使法国传教士的心理产生变化。“在长期禁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教难，使传教士们普遍都有一种讨‘血债’的报复心态”[4]124，有武力为后盾的法国传教士，态度傲慢地俯视中国。传教士也看到了腐败无能的清朝当局、庞大的人口基础、极少的宗教信仰等有利传教因素，以“传播上帝福祉”为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进行各种侵略活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殖民扩张的倾向更加明显，“如果说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并非自觉地充当殖民扩张的先锋的角色，那么，鸦片战争后的部分传教士，却十分自觉担任了该角色”[4]118。这种心理和行为的变化，是其三番五次索要江浙会馆的重要原因，也导致南阳教案异常地复杂和持久。

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在条约特权的保护下，以还堂案为契机，挑起南阳教案，趁机扩大在南阳地区的教会势力。

二、南阳教案交涉

南阳教案以还堂案为起点，绅民、总理衙门、南阳地方官反复交涉谈判，其过程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实属罕见，最后以南阳靳岗圩寨的修建而结束。

（一）还堂案的发生

1861年，靳岗意大利籍传教士见南阳城内江浙会馆富丽堂皇，便想据江浙会馆为己有，指认江浙会堂会址为康熙年间天主教所建教堂旧址。意大利传教士安西满在“节略”中谎称：据“西史”记载，康熙5年，外国传教士曾在南阳活动，雍正2年8月14日，因清廷禁教，施姓传教士丢下南阳城内的教堂逃走后，道光年间以500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春源等字号，改作江浙会馆，并有碑记和西洋圣物为凭[5]517。传教士以此为依据，通过法国驻京公使，要求总理衙门咨请河南当局归还。

1861年7月25日，总理衙门咨询河南巡抚，称法国天主教会南阳主教声言南阳城旧江浙会馆，系康熙年间该教教堂旧址，要求查明退还，希望河南秉公办理，并张贴法国驻京公使送来之中法北京条约“和约告示”[6]477。南阳地方官员查访城内老住户时从未听说江浙会馆是天主教堂旧址，是否在城内建过教堂无从考证。南阳士绅也指出，“查南阳自开国以来并无天主教在此立堂，郡志可考而知，即职等食毛践土，二百余年，自祖父乙递更，故老之传闻，亦并不知有天主堂者，今忽造为还堂之说，本无所谓借，又安何为还”[7]516。再次，传教士安西满所谓的“西史”和碑记并没有所谓的文字记载，同时也未呈送给清朝当局。《江浙会馆碑记》记载：道光13年（1833年），南阳县丞挪住荆子关，道光22年（1842年）徐县令将县丞衙署变价解司，当时，旧衙署只有“瓦房十八间，历年久远，均已坍塌，木料亦皆朽坏，地二亩六分七厘”，春源号首事陈树堂等用“银二百零八两一钱六分”购买了该衙署，徐县令还发给他们执照为凭。此后，陈树堂又添购了周围许多民房和地基，“统计用钱八千五百余串”（约合银500余两），才建成江浙会馆，“共计瓦草房一百二十四间”[8]778。南阳地方官员见绅民同心，态度坚决，也对“洋教”心存戒心，不敢接受还堂的无礼要求，“该地方官随后尽反前议，于还堂一事概不商办”[9]391。1865年5月，法使柏尔德照会总理衙门称“将该处旧天主堂一所立即查还，否则另择相当妥善房地抵给，以偿改主教等所受委屈”[9]437。南阳知府迫于压力，将城外破旧的高真观送给传教士，但遭教士拒绝。“还堂案”一时难以解决，中间的“置产风波”使其进一步复杂化。

（二）置产风波

1866年，南阳县民周祥歧、周宗耀在南阳城内共有一处房地产，合计瓦房75间，草房13间，经中间人张同霖作价3 800串卖给举人曹学彬等，作为改建书院之用。9月，舞阳教徒刘清波唆使周宗耀抬高价格，作价4 200串卖给传教士贺安德用来改建教堂，随后在中间人刘清波的见证下立契约但是并未报官交税。房产共有者周祥歧和原购房者曹学彬毫不知情。曹学彬知道后去县衙状告周宗耀。南阳绅民知道此事后演戏鸣锣聚众，坚决反对天主教在城内置产设堂，而且设法到天主教堂索要非法契约。

1865年，“中法议定章程”规定:“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人姓名）卖与本处天主堂公’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以明仍系中国地土，…嗣后卖业之人，须令於未卖之先，报明该处地方官，请示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不得径将己业私行卖给，如有私卖者，立加惩处”[3]227。1868年春，贺安德进京寻求法使帮助，妄称“南阳还堂案之事，和约载有明文，又系按理，案竟悬多年未完结”[9]600。法使依据贺安德所言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其间有勉强周姓之人，做此颠倒之事”[10]20。9月，清政府按照大清律法和中法议定章程判定房产归先买之人曹学彬，贺安德的买房契约作废，从而挫败外国传教士通过自置产业在城内设堂传教的阴谋。法国公使和贺安德并不甘心失败，拒绝向政府交出非法的房契，并且领取预交周宗耀的房价，置产案一时难以解决。旷日持久的还堂案使传教士与南阳绅民矛盾进一步激化，总理衙门特派河南巡抚实地解决南阳教案。

（三）还堂案再交涉

1867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委派南汝光道蒯贺荪前往南阳处理南阳还堂案。蒯贺荪与法国传教士谈判，对方执意索取江浙会馆，谈判无果。1868年秋，南阳城内绅民散发传单称:“风闻府、县官府已与本地士绅勾通，欲将江浙会馆给天主教会，我等久沐朝廷之化，素习孔孟之书，断不可……信从其教，致令终身有垢，后悔无及”，应互相稽查，如有入天主教者，共同驱逐[6]486。他们决心把天主教驱逐出南阳境内，对教民和隐匿的传教士也要毁其房屋，呼吁绅民凡是典当或租赁给教堂的房产要赶快赎回。

鉴于事态严重，总理衙门致信李鹤年要求其加快办理南阳还堂案。1873年5月，“南阳天主教堂副主教至开封，进见巡抚钱鼎铭，陈述无理要求，遭开封商民抵制，次日离汴”[11]644。1878年，南阳地区发生旱灾，天主教赈济灾民收养了300多名婴儿，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幌子下，请求总理衙门将南阳教堂不是庙宇民居的地方给予传教士或者在南阳城内置换一块地。总理衙门复信南阳当局妥善处置此事。南阳地方官反复和绅民商议时，绅民表示南阳城内本无教堂之地，何谓置换，民教关系不好，如果在南阳城内建教堂怕滋生事端。南阳知府也知此事的利害关系不敢勉强从事。

1879年，安西满从汉口回到南阳靳岗教堂，头戴黄帽，身穿红袍，乘坐绿昵大轿，威风凛凛，俨然一副清朝大员的嘴脸。随行队伍有旗帜和四个高脚牌，上面写着“钦命化洽中州”、“钦命升腾古越”、“钦命惊梦指迷”、“钦命振聋发聩”、“钦命法国使臣”等。南阳绅民见安西满的嚣张气焰，纷纷走散。河南巡抚钱鼎铭也看不下去，致函总理衙门请求交涉，报告称，近年来天主教者入南阳甚多，安西满等传教士为此嚣张跋扈借以“饰智惊愚，一新耳目”[3]490，天主教者通过教徒，在那样私自买房，后患日大，继续解决“南阳还堂积案”。1879年2月，天主教又要求南阳地方官员准其在南阳城内置产建房，南阳绅民群情激愤，官府也没有答应。后安西满进城同知县、绅士等商议，安西满归还已买的周姓房屋，并且愿意不再要求进城设堂。闰三月，南阳知府、知县又邀请绅士当面契、价两还，永无纠纷。总理衙门据此证据照会法国驻京公使，但7月法国公使却照会总理衙门称安西满只愿退回周房，至于答应不再城内建堂传教，断无此事。河南巡抚职高先将双方争议搁置一旁。南阳还堂案在反复交涉博弈中悬而不决，日益地复杂化和长期化，成了一桩旷日难决的讼案，最终不得不相互妥协了结此案。

（四）还堂案的解决

1881年，南阳绅民本与南阳天主教积怨甚深，又听闻法国入侵，欲拆毁南阳天主教堂，逐杀传教士。主教安西德仓皇逃亡汉口避难，南阳地方官员多次弹压百姓。次年春，均忙于“竭力开导（绅民），舌敝唇焦；时时保护（教堂），有日不暇之势”[6]499。反洋教斗争日益高涨，索要江浙会馆和城内置产日益成为泡影，外国传教士危机感越来越重，不得不另谋出路。因而，安西德等逐渐放弃索要江浙会馆以图进城传教，决定在靳岗教堂筑寨自保，武装自卫。1893年，南阳天主教主教安西德通过法国驻京公使李梅向总理衙门提出筑寨交涉。总理衙门予以拒绝，同时认为“遍查各国条约，均无准在建堂处所建筑圩寨明文”[12]567，同时声明称“设各国教堂纷纷来请，何以应之，势不能不度其渐也”[12]571，考虑到“百姓借端滋事，所有围寨均不准修筑，今传教士修寨，深恐愚民无知，反致别酿衅端”[12]670。1894年，天主教主教安西德为修筑圩寨亲赴北京。八月十四日（9月13日），法国驻京公使施阿兰照会总理衙门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第一，南阳天主教永不索取南阳城内房地——江浙会馆；第二，准许南阳天主教堂出资修建圩寨借以自卫[12]689，否则继续坚持索要江浙会馆和收回周姓房屋。总理衙门再次拒绝其无理要求。1895年，“四川等省教堂变起，该教士益生戒心，请自行筹款修寨，以资保证”[10]629，总理衙门防患于未然，同意靳岗修筑圩寨，“并以自筑圩寨，非条约所载，虑及效尤滋事……毋庸该教士自行出资修造，以免特处援引”[10]629。最后，南阳府耗资10 210两代修圩寨，南阳教案“结案”。

南阳教案以修筑教堂圩寨而结束，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南阳教案的“结案”没有缓和双方的矛盾，反而加深了彼此间的冲突，深深影响着1900年间南阳地区的义和团运动。

三、南阳教案后的报复与反报复

义和团运动之前安西满等天主教士和南阳绅民在还堂案上积怨已深，河南地区天主教主教安西满早已是南阳地区的“太上皇”。教会势力的欺凌，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发了义和团团民揭竿而起扶清灭洋，对教民加以报复。教民由于人身安全受威胁，宗教信仰受挫，在列强支持之下对团民进行了反报复”[13]，最终伤害最大的还是普通民众。义和团运动期间，南阳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反对靳岗地区传教士，进行击杀传教士、焚烧教堂的报复行为。义和团运动后，法国传教士进行反报复，迫使清政府停止科举考试。1900年，南阳地区旱灾严重，颗粒无收，到处流传着“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的谚语，民众正酝酿反洋教斗争。7月6日，南阳县白河以东7 000多人包围了靳岗教堂，南阳城内还有许多士兵自发加入群众队伍，跟随前来。义和团运动之前，河南各地的1 500多名传教士和教徒逃到靳岗教堂避难，这些“逃难者”拥有洋枪100多支，凭着有利的防御工事，向群众扫射，打死多人。南阳县令袁福龄亲自出马劝说群众，义和团被迫解散，但愤怒的群众涌进南阳城内，将城内的天主教堂拆毁，毁掉许多教民的房屋。7月9日，南阳地区又聚集数万人，从东、南、北三面会攻教堂，烧毁寨外教民房产。“南阳主教安西满下令向群众开枪，纪司铎等率领马队冲向群众、幼童，造成多人死伤，抓回八人严刑拷打”[14]136，威逼利诱，这更激起绅民的愤怒，南阳绅民展开更大规模的围攻。法国驻汉口领事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救，希望清军援助靳岗教堂。张之洞致信南阳镇府，要求保护教堂，南阳知府博飙接到信函后，出兵对反对者进行镇压。7月7日，清朝当局保护从内黄等地逃出的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南阳当局心向靳岗教堂，并未和绅民站在一起，传教士带着40多箱行李逃亡老河口，途径南阳被义和团包围，说“外国人欺负咱中国，真是到头了，清家不敢惹他，咱老百姓要教训教训他！”立马保卫新店烧毁40多箱行李，外国人在清军的保护下开枪突围，是为“砸洋车”之役[15]。

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屈服于洋人的武力威胁，使南阳县受到严重的惩罚，南阳县支付赔款35 948两白银，铜钱29 083串。媚外的清政府诏令南阳县举子停考五年以示惩戒，“农民无辜受株连和知识分子无辜被括掉‘功名’者颇多”[16]204。《南阳市志》大事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以南阳教案‘戕害凌虐’外国传教士诏令停县试五年。”[17]27封建社会视参加一系列的科举考试为荣誉，南阳的历史竟出现停试五年的重罚。

从全国范围来看，南阳地区的义和团处于边缘地带，而不像山东、直隶、北京、东北等北方地区激烈，不过我们也应到看到南阳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异常广大，自发性也更加明显。

四、结语

法国传教士盘踞南阳已久，鸦片战争后，以征服者的姿态依靠条约传教特权肆意妄为，妄称江浙会馆为“教堂旧产”引发南阳教案。李亦钊指出：“南阳教案过程的持久性与反复性、反教行动的相对平和性以及官、绅、民之间既合作又猜疑的关系，都是其显著特点。”[18]交涉中，传教士依靠传教特权肆意捏造伪证，交涉时无理取闹、多番纠缠，侵略色彩浓厚。教案处理时，作为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官绅他们既不敢与民众决裂也不敢得罪传教士，不得不在传教士、上峰及民众中左右逢源，地位颇为尴尬。教案发生时，传教士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肯定，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南阳教案致使民教矛盾激化，义和团运动前后，民教间持续进行报复与反报复活动，冲突激烈，导致赔款和停考，广大绅民深受其害。

注释：

①南阳教案的研究只有赵书好先生的《南阳还堂案述评》、李亦钊先生的《近代“南阳教案”的特点与动因分析》、柴俊青先生的《南阳教案与近代首座圩寨的出现》等数篇专题论文，其他如《晚清教案交涉研究》亦提及南阳教案。

[1]卫青心，黄庆华译注.法国对华传教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赵树好.晚清教案交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上海：三联书店，1957.

[4]鲜于浩，田永秀.近代中华关系史稿[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12）.

[5]台北“中央”研究院.教务教案档（第三辑）[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6]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7]台北“中央”研究院.教务教案档（第二辑）[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8]台北“中央”研究院.教务教案档（第一辑）[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开封市地方志纂委员会.开封市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2]台北“中央”研究院.教务教案档（第五辑）[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13]张东琳.晚清教案冲突之后的报复与反报复[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2）：43.

[14]戴逸，郭大松.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

[15]开封师范大学历史系调查组.义和团运动前后南阳人民的反帝斗争（调查报告）[J].史学月刊，2016（8）：5.

[16]程国珍.方城县教育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7]南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市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8]李亦钊.近代“南阳教案”的特点和动因分析[J].安阳师范学院，2013（4）：52.

Analysis of the Nanyang Church Ca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Yong-t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In modern times，the French missionaries to rely on the privilege of the conqueror to rely on the treaty，led to more than also the case，Nanyang Church Case is one of them.Nanyang Church Case by the French Catholic Church in an attempt to occupy the city of Nanyang city hall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events，the middle mixed with the home turmoil and other events，the process tortuous complex.During the negotiations in Nanyang，the officials，gentry and people showed different behaviors and tendenci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The court and magistrate，or the local government，argued or compromised，the gentry and the government both cooperated and struggled.The people were the strong supporters of anti-.Ultimately，the official，gentry，people together to prevent the success of the missionaries into the city hall.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religion caused by the Nanyang Church Case affecte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nyang Boxers movement.

Late Qing Dynasty；the Church Case；the Nanyang；Boxers；missionary

K25

A

1671－9743（2017）07－0065－04

2017-06-16

何永涛，1992年生，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与中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