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秧歌》自译中的改写研究

刘爱兰

张爱玲《秧歌》自译中的改写研究

刘爱兰

（广州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张爱玲自译《秧歌》是一种特殊的“回译”，翻译过程中，翻译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关系，这种动态关系主要体现在译者对译文的改写。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认为：翻译即改写，改写就是一种操纵，翻译本质上是不同文化资本较量下话语权利的表现。探讨张爱玲创作和自译《秧歌》的动机，译本《跋》中对故事真实性进行辩护的目的，同时，具体分析细节、文化词汇、故事情节、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等方面的改写内容，探究改写背后的话语权利表现，并评价其改写的效果。

秧歌；自译；意识形态；改写；操纵

1952年张爱玲独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因为经济的窘迫接受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的邀请，从事美国文学翻译工作。后来，张爱玲主动向“美新处”处长麦卡锡提出创作英文小说的愿望，在1954年创作了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接着自译成中文版《秧歌》。《秧歌》1954年在香港发表，而The Rice-Sprout Song一年后在美国出版。因此，《秧歌》并不以翻译的名义发表，而是以不同版本的名义发表的，并不是张爱玲“名正言顺”的翻译作品。然而张爱玲在给胡适信件中谈到《秧歌》时却表示:“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个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章，叙王同志的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1]63从张爱玲的措辞“译成中文的时候”，可以看出张爱玲是把《秧歌》当作翻译作品看待的，对于译本最后一章与原英文版本的不同，其原因是她在原英文版中增补的内容，在译本中却没来得及补上去，并不是译者刻意而为之。不同的是，张爱玲其它的自译作品《金锁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都是母语创作在先，然后自译成外文，而其《秧歌》，以及后来的《赤地之恋》却是外文创作在先，然后作者自己再用母语翻译过来。这种自译可以称为一种典型的“回译”，即原作者用非本族写成的作品，自己再译回母语。在“回译”的过程中，因为译者是原作者本人，译者具有其他译者所不具有的某种特殊的话语权利，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有更多程度上的创作自由。因此，在“回译”的翻译活动中，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会呈现译中有作、作中有译、亦译亦作的互动变化关系。遗憾的是，在翻译界我们往往会以译者拥有过多的创作自由来否定其翻译的定位和意义。然而，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问题，从作家自译中的某种创作自由，我们可以窥探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具有的话语权利，从而进一步肯定译者的主体性。细读《秧歌》译本，我们会发现张爱玲对故事的细节、情节、政治意识倾向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改写，这些改写本质上是译者主体性和话语权力的体现。勒菲弗尔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一书中指出，翻译即改写，而改写本质上是对翻译的操纵。包括译者在内的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文学系统外的翻译赞助人，译入语的主流诗学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完成对翻译的操纵[2]15-26[3]5。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可以看出翻译是复杂的社会文化活动实践活动，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背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每一种因素都代表着一种文化资本权利在这个网络中争夺最大的话语权。翻译中的话语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同文化资本在斗争中互相影响、制约、妥协的结果。结合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我们将具体探讨张爱玲自译《秧歌》中的改写以及改写背后不同因素对译本的影响和操纵。

一、张爱玲创作和自译《秧歌》的动机

张爱玲在“美新处”赞助下创作的《秧歌》与张爱玲之前作品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故事中明显的反共倾向。《秧歌》发生的背景是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故事讲述的是农民金根分到了土地，成了劳动模范，他的老婆月香也辞掉了在上海做佣人的差事，回到农村。然而月香却失望地发现虽然农民有了田地，然而大部分的粮食却交了公粮，农民被迫吃稀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新年将近，村里的干部强制村民每户要上交四十斤年糕和半只猪来犒劳军属。在上交的时候，农民提出借粮过年，与干部们发生争执并酿成暴乱，干部民兵向人群开枪。金根受重伤，唯一的女儿阿招被踩死，月香带着受伤的金根向金根的妹妹金花求救遭到拒绝。为了不连累妻子，金根投河自尽。月香在悲愤和绝望中放火烧了粮仓，毅然走入火海。新年到，农民张灯结彩向军属拜年，欢天喜地扭起了秧歌。应该说，张爱玲这部小说中明显的反共倾向与当时“美新处”的政治诉求是不谋而合的。“美新处”作为美国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的重要机关，其重要政治使命就是进一步遏制共产主义影响，推行“绿背文化”。当时“美新处”之所以邀请张爱玲等学者翻译美国作品也是配合其“绿背文化”宣扬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以此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抗衡。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诉求下，“美新处”不仅成了张爱玲翻译美国文学作品的赞助人，也成了张爱玲创作和翻译《秧歌》的赞助人。虽然当时的“美新处”处长麦卡锡表示“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我们绝对没有尝试籍讨论来操纵或‘帮助’《秧歌》的写作”[4]241-242来表明《秧歌》的创作纯粹是张爱玲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以此否认“美新处”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不管《秧歌》的创作完全是张爱玲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还是在“美新处”的示意下创作的，当时的张爱玲在《秧歌》中政治意识形态也会不谋而合地与“美新处”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符合张爱玲自己利益，也符合“美新处”的政治利益。在“美新处”的赞助和推介下，The Rice-Sprout Song在美国的发表，实现了张爱玲一直以来把自己的小说推向英语世界的愿望，The Rice-Sprout Song也作为美国本土的反共政治宣传作品在美国发表，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时代》杂志的书评认为The Rice-Sprout Song“可能是目前最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长篇小说。”[4]241而《秧歌》在“美新处”的中文杂志《今日世界》上发表，作为美国“绿背文化”的产物，正好配合了“美新处”在香港等华人地区进行的反共宣传。

二、译本中《跋》的增加

张爱玲在《秧歌》中最明显的改写是她在中文译本中专门撰写《跋》来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她在《跋》强调:“《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6]其依据是《秧歌》的故事来源于1952年《人民文学》刊载的一个共区年轻作家的自我检讨，张爱玲自己身边的朋友也都告知她一些有关乡下的农民在土改期间挨饿的情况。应该说，张爱玲在译本中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华人读者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政策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痛苦，从而制造反共情绪。基于张爱玲在《跋》中所提供的故事的来源，学者艾晓明、张文东后来也查找了1952年前后的《人民文学》，然而并没有找到张爱玲所提到年轻作家的检讨材料[3]12-13。虽然，我们无法以此来断定《秧歌》缺乏历史真实性，然而她在《跋》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可以看出当时张爱玲在小说中强烈的政治意识表达，不管这种政治意识表达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虽然，张爱玲之前出于对政治的本能厌恶，她的前期作品基本与政治绝缘，从她的文章我们也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事实上，大陆变色后，张爱玲以梁京笔名发表的小说《十八春》和《小艾》中还说过共产党的好话。然而她悄然在1952年离开大陆来到香港，也可以看出她与当时大陆社会政治环境格格不入。来到香港后的张爱玲在“美新处”的赞助下，自告奋勇创作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应该说，在“美新处”的赞助下，张爱玲有了创作和翻译反共小说的契机，也让她在作品里前所未有大胆地表明自己的反共立场。张爱玲既然选择创作并自译《秧歌》这样政治倾向很明显的作品，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她也无法摆脱其赞助人“美新处”在这本小说中的政治诉求。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秧歌》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故事基本上还是符合张爱玲一贯创作诗学。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然而她并没有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金根、月香、谭大娘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人物，他们挣扎的灵魂也切合张爱玲对的“人性”剖析，故事苍凉的结局也契合张爱玲作品中一贯的“苍凉的手势”。以张爱玲一贯的创作诗学，我们无法苛求她像丁玲、周立波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样的土改小说。然而不管怎样，张爱玲在《跋》中的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本质上也是她作为译者和其赞助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翻译的操纵。

三、译本中细节、文化词汇、情节的改写

笔者在对比《秧歌》的中英文版本中发现，张爱玲在翻译过程基本上按照原文的章节布局来翻译，除了最后一章对故事情节的改写之外，其他部分的改写大多都是一些细节的改写。而且这些细节改写的地方也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描写的作家，她对细节的描写非常在意。因此她在译文中对细节的改动并不是随意而为之，其改写的目的也有所不同。比如译文第一章节中，张爱玲基本上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原英文的行文结构来翻译，细节描写在译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第一章节译文里，张爱玲主要在两处细节进行了一定的增减和改动。

（1）原文：In this countrytown the first building in sight were a string of exactly identical thatched privies，about seven or eight of them.They had a deserted air despite the occasional whiff of faint odor in the wind.The afternoon sun shone palelyon the bleached thatch[5].

译文：一到了这个小镇上，第一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接连不断的十几个小茅棚，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微微发出臭气。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上白苍苍的茅草上[6]。

（2） 原文：Another shop displayed tidy stacks of coarse yellow toilet paper.In a glass showcase standing near the door there were tooth pastes and bags of tooth powder，all with colored photographs of Chinese film stars on them.The pictures of those charmers smiling brightly into the empty street somehow added to the feelingofdesolation.

译文：另一店柜台上一刀刀的草纸堆积如山靠门却悬空钉着个小玻璃橱，里面陈列着牙膏牙粉。牙粉的纸袋与发夹的纸板上，都印有五彩明星照片，李丽华、周曼华、周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的街道倩笑着。不知道怎么，更增加了那荒凉之感。

例（1）是小说的第一段，描写的是小镇上公共茅厕，原英文的描写也很细致，在译文中，张爱玲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增加了“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的细节，进一步凸显了乡村公共厕所的粗鄙、简陋。因为《秧歌》是“回译”，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张爱玲在中文译文中会刻意地增加更多的细节描写，使得描写更加精致、细腻、生动。这些细节的增加也符合张爱玲一贯的中文创作诗学，以细节描写烘托和渲染故事的氛围。例（2）中，张爱玲在译文中具体添加了李丽华、周曼华、周璇等明星的名字，因为译本的读者都是华人，熟知这些女明星，而在其原英文中，考虑到读者对中国影星的不了解，刻意省略了这些明星的名字。从这两个例句可以看出，出于读者的考虑，张爱玲会在译文中增减一些细节内容，这些内容增减是译者对译文的改写，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翻译中的创作成分，体现了作家在自译作品时一定的创作自由。

（3） 原文：On this ground，blessings abound and sons are born；Within this door，gold piles up and jade accumulates.

译文：聚福栖鸾地，堆金积玉门

这是一副对联的翻译，虽然说是英译中，但是张爱玲在英文创作的时候，却是把中文译英的过程。考虑读者的审美文化差异，张爱玲并没有把“鸾”（凤凰）这个中国文化传统意象直接翻译出来，而是用“sons are born”（多子多福）代替，这种文化词汇的改写，主要是出于文化差异的考虑。因为西方文化中的“phoenix”是亚述人的不死鸟和埃及的太阳鸟混合演变而来的，象征着复活、不朽和重生，因而在西方石棺上经常可以看到phoenix的形象。而“鸾”在中国文化寓意着喜庆、太平、幸福、吉祥，与“phoenix”的西方文化寓意有所不同。因此，张爱玲在“回译”的时候又重新用回了这个意象。在处理文化词汇方面，处理改写文化意象之外，张爱玲也会把原英文中详细解释文化词汇的内容在中文版本中直接省略掉。比如，《秧歌》译本就省略英文版中对“闹房”一词的详细介绍。

（3） 原文：It was after the feast that the real fun began，when the guests followed the newlyweds into the bridal chamber and thought up every means they could to embarrass the bride.In the old days it was a real carnival when most rules of propriety were relaxed，and uncles and grand uncles were at libertytotease the youngwoman marrying into their family.“Within three day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young and old，”as the saying went. Usually on the next day，though，conditions reverted back tonormal.

原英文中详细地向外国读者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闹房”习俗，这段英文可以翻译为：宴席过后，真正的乐趣才开始，客人们尾随新郎、新娘进入闹洞房，想尽一切法子为难新娘，让她面红耳赤，羞愧难当。在旧传统里只有“闹房”才是真正意义的“嘉年华”，一切清规戒律可以暂时放下，新郎的叔叔和叔公长辈们也趁着“闹房”调侃这位刚进门的媳妇。就像俗语说的“三天之内没大没小”，尽管到了第二天就恢复原来的样子。这些详细的介绍在中文译文里被改写成了简单的一句:“吃完了喜酒，照例洞房。”张爱玲改写的目的还是从读者出发，因为中文读者熟知这些文化习俗，自然没有必要过多的描写，这也体现了译入语的社会背景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制约，译者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存在，从而对译文进行一定改写。

张爱玲对情节的改写主要是故事的最后一章，对于两个版本结尾故事情节的不同，张爱玲的解释是：在原英文版本最后一章增补的内容，没有来得及在中文译本中补加上去。应该说，她的解释也算是合乎情理，事实上，她在英文中加入的其他一些章节，比如王同志过去和杀猪的章节，在译本中也及时加入进去了，因此，《秧歌》中英文版本的前16章的布局和故事情节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最后一章的内容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张爱玲在1954年创作了The Rice-Sprout Song后又迅速地自译成了中文，中文版本1954年就在香港就发表了，而英文版本The Rice-Sprout Song直到1955年才在美国发表。在英文版本发表之前，张爱玲考虑英文出版商对篇幅的要求增加了一些章节的内容，这些后来增添的内容的确有可能来不及在中文译本上补上，从而导致情节内容的不一样。张爱玲在英文版本最后一章补上的主要情节是：金花和老公来河边认领哥哥金根的尸体，并决意要过继谭大娘的一个孙子给金根延续香火。月香的尸体也烧得面目全非，没有人敢辨认她的尸体。这时，谭大娘的一个孙子生病了，因为害怕是月香的鬼魂作怪，谭大娘来到月香的坟前烧钱纸祭拜，不料看到豺狼正在月香的坟墓里偷吃尸体，谭大娘觉得豺狼都敢吃她的尸体，也犯不着害怕她的鬼魂了，钱纸还没有烧完就匆匆回家了。应该说，张爱玲在增加的内容里给了金花一个忏悔的机会，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在哥哥、嫂子走投无路时，害怕受连累，拒绝了嫂子的苦苦哀求。月香的尸体被烧得无法辨认，埋葬后还被豺狼吞食，其惨烈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而谭大娘最后烧纸钱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农村女人的迷信和愚昧。应该说，张爱玲在最后一章补充的内容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的凄惨，渲染了故事的悲壮意味，让读者为金根和月香凄惨的命运而感到悲愤不已。只可惜，在译文中，这些内容并没有及时补上去，只是简单地讲述了春节将至，谭大娘等村民向军属拜年扭起来秧歌，因而在内容上相比原英文失色不少。

四、译文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和强化

因为《秧歌》明显的反共政治意识，张爱玲在自译《秧歌》的过程中，对于原英文版本中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的句子也做了一定改写，从而弱化或者强化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弱化方面，张爱玲主要是省略了原英文中一些涉及政治因素的内容，比如，谭大娘背着干部埋怨共产党对农民剥削的话语在译本中就省略了。

（1）“Stupid!”Big Aunt had murmured when the kan was gone.“The American devils will never come tothis little village.Besides，these kan pu have left us so poor that there's nothing for the foreign devils to steal any-way!”

这段英文如果翻译成中文是:“骗人的把戏”，等干部走后，谭大娘咕噜着，“美国鬼子怎么厉害，也打不到这个村里旮旯。谁都知道，这些干部一来，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就算美国鬼子来了，一点油水也是榨不出来了噢！”应该说，谭大娘埋怨的话语是尖锐的，张爱玲在中文译本里省略这些内容，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政治色彩。当然，对于原英文中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的内容，张爱玲更多是强化其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对译文的改写，进一步批判共产党的党内政策，抹黑共产党干部的形象，强化农民的悲惨遭遇等等。

（2） 原文：The communists had always placed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decoration of places where the meetings were going to be held.A high-ranking officials would inspect the room personally before the meeting and rage at the kan pu in charge if the vase of the flowers on the platformwas not just so.

译文：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

原文描述的是共产党员对会场布置的苛刻，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嘲讽共产党形式主义的荒谬可笑。他们会在开会前派遣高级的官员来审视，如果对一瓶花的摆设不满意，就会大发雷霆。在译文的改写中，张爱玲首先刻意用“最”字进一步加强原文的语气，渲染了共产党员的形式主义和对细节的吹毛求疵。与此同时，她还增加了两处原文中没有的信息。首先，增加了官员巡视会场的细节“亲自巡视一周”，用一种更加夸张的黑色幽默来嘲笑共产党员在小事情上的兴师动众。另外增加的内容“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其严重程度在原有的“大发雷霆”上骤然升级，巡视的官员如果对花瓶的布置不满意，不但会很生气，甚至会以此来处理负责摆放的人，以此来强调突出共产党政策的残酷和荒谬。

（3） 原文：His thickly wadded uniform made him look much stouter than he was， and with a tight waistband it gave hima bosomand a bustle.

译文：身上穿着臃肿的旧棉制服，看上去比他本人胖了一大圈。腰带箍紧了，使他胸前高高的坟起，臀后耸起一排皱裥，撅得老远，倒有点像个西洋胖妇人的姿态。

这里是对村干部王同志的描写，应该说，张爱玲在中英文中的描写都很细致、生动。在译本中，张爱玲在原来细节的基础上加上了“倒有点像个西洋胖妇人的姿态”的内容。这个细节的增加，其目的也有抹黑和丑化王同志形象之嫌。在整个译本中，张爱玲都会刻意去丑化这个干部的形象。比如在故事的第六章，王同志为了打听妻子的下落威胁村民赵八哥的情景，张爱玲通过改写王同志对张八哥威胁的言语，进一步突显他的“阴险狡诈”。赵八哥因为担心王同志是特务打听女共产党员的信息，因而吞吞吐吐，王同志虽然知道赵八哥的苦衷，但还是威胁赵八哥说:“如果你不说实话，就死路一条。”（If you hide anything，it is at your own peril.） 这句威胁的话在中文版中被改写成了“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子都不要活着”。其恐吓的内容和威胁的语气显然要比原英文强硬许多。张爱玲改写的目的也是为了丑化和抹黑共产党的形象，突出他们对老百姓的残忍和狡诈，这些改写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译者和翻译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一种操纵。

结论

从张爱玲创作和自译《秧歌》的动机，《跋》中对故事真实性的辩护，以及在细节、文化词汇、情节、政治意识形态弱化或强化的改写，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自译《秧歌》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译文与原文的差别表面上是字句的差异，实质上是在不同文化资本的较量下权利话语的表现。在张爱玲《秧歌》自译改写的过程中，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译者的创作诗学，译者和其赞助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权利网络，从而完成对整个翻译过程的改写和操纵。

[1]张雪.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63.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15-26.

[3]杨洋.从操纵理论看张爱玲自译的小说《秧歌》[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5-13.

[4]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M].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241-242.

[5]Eileen Chang，The Rice-Sprout Song[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1-127.

[6]张爱玲.秧歌[M].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37-119.

Study of the Rewriting in the Self-translated The Rice-Sprout Song by Eileen Chan

LIU Ai-l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Guangzhou，Guangdong 511363）

Eileen Chan's self-translated work The Rice-Sprout Song is a kind of typical reversed translation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are in a dynamic state，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or's rewriting in the translated work.According to Andre.Lefevere，translation is rewriting and writing is manipulation，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s the weight of words in the fight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powers.This thesis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Eileen Chan's writing and self-translation of The Rice-Sprout Song，the intention to defend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tory in the epilogue of the translated work，at the same time，it is intended to analyze and account for the rewriting in details，cultural-loaded words，plot and tendency in political ideology so as to explore the power of word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 rewriting as well.

The Rice-Sprout Song；self-translation；political ideology；rewriting；manipulation

H315.9

A

1671－9743（2017）07－0105－05

2017-04-24

2015年广州市社科课题“张爱玲翻译艺术研究”（15G72）。

刘爱兰，1977年生，女，湖南攸县人，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