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研究鼓与鸣
——为《文化学刊》创刊10周年而作

郑强胜

【文化学刊十年】

为文化研究鼓与鸣
——为《文化学刊》创刊10周年而作

郑强胜

近二十余年，在学术界最热闹的莫过于“文化研究”，各种各样的文化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在人文科学领域，任何事物的研究都可以冠之“文化”，文化成了时髦词汇，也成了时尚研究领域，只要与文化沾上边，就会吸引人们的关注。

然而，文化的概念又太大，几乎无所不包，尽管历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定义，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它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既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但凡能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对于什么是文化，人们一般将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如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政治制度、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隐性文化，如文学、哲学、政治、艺术、道德等方面。

狭义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狭义文化的内容概括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因为文化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人们对文化的划分，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的，有两分说，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分说，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四分说，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还有六分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

就是因为文化如此多样和复杂，所以文化研究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也都是从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和各自从事的职业进行研究，这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作为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大的期许就是让学术界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文化服务、为社会服务和为现实服务，也只有如此，学术研究的成果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想一想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文化学者，孜孜以求于自己钟情的学术领地，谁又愿意将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束之高阁，以待后来之伯乐？

然而文化研究如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无不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功利研究，一种是传承研究。功利研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或许于己有一时之利，但对文化的传承没有任何的意义，属于一种应时性的研究，当然也就不会在文化史上留下印痕，有补于后世。传承性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学者发于心、潜心钻研的真知灼见，是学者发现问题并有所贡献的成果，这样的文化研究成果是真正的研究成果，可以垂之后世，彪炳史册。考察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长河，真正留下来为中华民族所传承的文化史巨著，不是应时之作，而是为文化传承而潜心研究的皇皇巨著。

文化研究的传承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研究成果的刊布，没有文化成果的刊布手段和方式，也就没有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最基本的手段就是书籍的刊印和发表文章的平台。从文化传承的历史轨迹来看，长期以来主要手段就是手抄—雕印—活字印刷—机器印刷—网络出版。这是文化传播史的主线，也是出版史的发展轨迹，但这一轨迹长期以来都被奉为书籍出版的主要形式，也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

在文化传播的历史上，相较于图书出版，报刊出版是另外一种形式，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较后产生、却发展迅速，并占据传播主流的一种传播手段。从历史来看，期刊这种传播形式的出现，是欧洲人的发明，期刊形成于欧洲人在罢工、罢课或战争中的宣传小册子。这种类似于报纸的注重时效的手册，兼顾了更加详尽的评论。最早出版的一本期刊是1665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由法国人萨罗(DenysdeSallo)出版的《学者期刊》。1704年，伦敦出版了第一种介于报纸和期刊之间的定期刊物，刊物名叫《评论》，篇幅为四小页，共发行九年。中国最早的期刊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行时间延续5年多，版式采用中国传统书本样式，刊期使用清代帝王纪年。

可以说自从期刊这种传媒传入中国，就和图书出版一样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大家公认的方式，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长期成为人们接受文化、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尤其在学术界、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学术期刊的钟情甚于书籍出版和报纸出版，学术期刊不仅是发表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更是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主要渠道。于是乎在学者看来，学术期刊的重要性远较其他传媒重要。

学术期刊为何在学者心目中、在文化传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因为每一本学术期刊围绕刊物固有的内容刊发相对集中的学术论文，而这些学术论文又都是某一学术领域较为前沿的学术话题，研究的成果又是某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故而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因此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的价值不在于发行量多大，而在于所刊发文章的学术价值，这种学术价值既是对过去学术的总结，又是对过去学术成果的超越，更是对未来学术走向的预测。尤其是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总结超越过去的文化研究，更是对文化在将来发展态势的洞察。所以一本刊物能有如此的价值，也才能彰显学术期刊的真正价值。

正是由于学术期刊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所以很多有识之士、学者专家都想创办一本刊物，为文化传承、为文化传播、为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更有力的平台。在这些痴情办刊物的学者中，曲彦斌先生应该是对办刊物最热心的学者之一。

曲先生是一个大家，在民俗学、语言学界闻名甚广，他不仅广闻博观，为学深厚，举凡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商业史，金融史、网络社会学、民俗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等领域，无所不包，多有建树。更甚者其研究成果创造了当代学者多个“第一”，出版个人专著、译注、校注等30余种，约600万言，在当代学者中可谓高产学者。曲先生不仅钟情学术，对刊物更是钟情有加。与曲先生交往十五年，除互相切磋学问，最多的话题的就是办刊物。11年前曲先生来郑公干，在小旅馆我们畅谈数个小时，期间曲先生告知正在筹办一本文化期刊，并征询意见。我们谈了很多，想不到曲先生对办刊物还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可以想见他想办的刊物将是一本不同凡响的刊物。

10年前的今天，在曲先生一手操持下，一本反映文化研究的学术刊物——《文化学刊》破茧而出。第一手得读该刊，就被刊物的内容深深吸引，尤其是其发刊词。

《文化学刊》便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园地，载负相关信息的一叶新舟。

《文化学刊》作为中文社科文化学术理论期刊，力求创新、求是、争鸣、前沿，发表高品质学术成果，搭建人文社会科学自由、平等的学术平台，为发现和扶持学术新人创造机会、提供园地，并以此参与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对话中去。

《文化学刊》办刊主旨：继承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探索导引现代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人文社会。

《文化学刊》办刊方略：以瞩目学术前沿创新使学界瞩目，因关注现实文化问题让社会关注。

《文化学刊》是各路文化学者的学术家园，欢迎和渴望多领域专家学者组织参与和支持。

《文化学刊》以文史为主，古今并重；以自己的独特视点，关注社会，思考人生；力求选题前沿、创新、厚重，独具视点，独具匠心。

一本新创办的刊物，敢在几千家刊物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和标新求异，不同凡响，尤其是在那些已有几十年办刊历程的名刊、大刊面前提出她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园地”，自谦自己是“一叶新舟”，可这叶新舟的容量让众多大刊名刊为之汗颜，“力求创新、求是、争鸣、前沿，发表高品质学术成果，搭建人文社会科学自由、平等的学术平台，为发现和扶持学术新人创造机会、提供园地，并以此参与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对话中去”，大肚量、大气派，已然昭示《文化学刊》必将为学界瞩目，必将为社会关注。

“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中《文化学刊》已经走过十个年头。对于这十年，曲先生言：“十年甘苦寸心知”，言之十年不易，“十年辛苦不寻常”，也只有如此辛劳，才会有“十年气息一日芳”。积蓄十年的能量并不只是博得一日芬芳，而是日日芬芳。如此说来，《文化学刊》的十年就是成长、成熟的十年。其成长成熟的标志，不仅仅刊发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而且在文化思想、时代前沿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文化学刊》办了十年，我也读了十年，学习了十年。作为同仁，很多想法、很多选题都是在读《文化学刊》中悟得。每每读来，虽不如小说读来激情澎湃，与主人公的命运沉浮相感动，也不如诗歌散文，读来朗朗上，意气风发。读论文就是读思想，有思想、有见地的文章才能催人成长，才能催人成熟。有思想、有见地的理论文章，才会给人智慧，才会思考人生和社会。而这些在《文化学刊》的每期文章中都能发现灵光。如这些年在中国文化学界出现了一股贬损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先人的潮流，细究之就是否定传统、否定民族、否定祖先的做法，这些人的做法并不是出于学理的研究，而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利不惜歪曲历史，迎合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的抹黑中国的需要，对于这股逆流，学界必须拨乱反正，《文化学刊》没有迎合这股潮流，而是以“科学诠释鲁迅乃民族大义”为主题，集中刊发了《贬损、亵渎鲁迅：中国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新常态”》《卮议“五个鲁迅”》和《鲁迅：说不尽的话题》三篇长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捍卫“旗帜和民族魂”的鲁迅是捍卫民族大义之所在，研究鲁迅，应在科学理性的批判中继承、弘扬鲁迅所代表的民族智慧、民族正义与民族精神，不容肆意甚至恶意污损、诽谤“旗手与民族魂”成为一种社会病毒似的消极时尚，通过妖魔化成为误导社会的阴霾。这是历史和未来所赋予国人的社会责任，也是所有期刊的担当，但很多期刊缺乏这样的魄力，要么沉默，要么随波逐流，唯独《文化学刊》担当起大任，令人敬服。

作为同道，虽在期刊界滚打摸爬三十载，资深办刊人不敢当，但对办刊还是有点想法。做事情尤其是做一件事，时间久了就会有点惰性，或沉湎于既有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或看淡一切而不思进取，这两种心态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文化学刊》十年，历经风雨，才见彩虹。

《文化学刊》十年，已在文化研究领域独领风骚，愿未来的《文化学刊》再创辉煌。

个人简介

郑强胜，河南济源人，1964年5月出生。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先后任《中州学刊》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1年受聘《寻根》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兼任编辑部主任。2004年调入大象出版社，任《寻根》杂志社主编、编审。兼任中国汉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史料学会理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社会史、姓氏文化、出版史、书籍史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著有《中国文化通史·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社会通史·宋辽金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原文化大典·中原出版·五代宋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竹林七贤与魏晋社会》(大象出版社2006年)、《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大象出版社2008年)、《家长里短说儒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郑氏规范(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10)、《中国出版大词典(出版史)》(大百科出版社)等。同时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州学刊》《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寻根》《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领导科学》等国内较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