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制度研究

孙 烨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南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制度研究

孙 烨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太上皇制度在其初期积极作用明显。随着唐宋皇权的不断集中，政治利益与孝道产生冲突，这一制度的弊端不断突显。光宗朝在南宋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南宋由盛转衰的时期。宋光宗对待太上皇宋孝宗的态度，可以窥见皇权与孝道斗争下的父子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南宋；太上皇制度；宋光宗

太上皇，又称太上皇帝，简称上皇，是中国历史上给予退位皇帝或当朝皇帝在世父亲的头衔，通常给予的对象是在世但已禅位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一共有21位太上皇。在一定时段内，太上皇的存在能有效解决皇室内部矛盾。目前，学界对太上皇制度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唐、宋和清，如胡戟的《唐代的太上皇》(西安出版社，2013年)，详细论述唐代太上皇与新帝为达到政治平衡而心照不宣的默契；严忠良的《唐宋太上皇问题探析》(《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第4期)，探究政治军事对太上皇的影响；王德利的《太上皇与北宋靖康政局》(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认为太上皇的出现加速了北宋灭亡，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在皇权、父权的暗地较量中，削弱了政权及抵御外辱的能力；柳立言的《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6年)，不仅论述了宋孝宗与太上皇宋高宗为分割皇权而做出的努力，还细致地描述了宋孝宗在宋高宗影子政权下的心路历程；贾连港的《宋代内禅政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分析了内禅主导势力的变迁及宋代皇权的发展趋势。以上论著分别从权力斗争、心态变化、军事压力等角度，探讨了不同时期太上皇制度的政治影响，但对南宋光宗朝涉及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将探讨南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制度及其影响。

一、太上皇制度沿革

太上皇制度源于战国。时赵武灵王传位给其子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并主持军政，地位如同太上皇；秦始皇嬴政称帝后，追尊其父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而汉太祖高皇帝刘邦之父刘太公，是第一位健在时即被尊称为太上皇的人。太上皇制度“由北魏发明，被后来的许多王朝(尤其唐朝)沿用”[1]。有唐一代，共出现6位太上皇，分别是唐高祖李渊、唐睿宗李旦、圣神皇帝武曌、唐玄宗李隆基、唐顺宗李诵和唐昭宗李晔。此6人得以成为太上皇，多与宫廷政治斗争有关。如安史之乱爆发的次年，即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经历马嵬坡事变的唐玄宗加速西逃，被在战乱中即位的唐肃宗李亨尊为太上皇。太上皇唐玄宗对在位皇帝唐肃宗言，“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2]7044，是唐玄宗被敬重奉养的体现。实际上，太上皇得到优待的情况并不多见，皇帝一退位便被要求搬离原居处，脱离政治中心，且多受新皇帝猜忌，行动较为受限。

北宋后期，金兵大举南下，战乱突起，政局混乱。本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密切关注时局的宋徽宗赵佶，因无法抵御金军的攻势，仓皇将皇位内禅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宋徽宗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上香为由，在童贯、高俅等带兵护卫下，南逃至远离京城的镇江(今江苏镇江)。宋徽宗身边聚集了一群南逃的官员，他们劫夺递往朝廷的文书和供给，阻拦南方兵马北上抗金等，俨然成了南方小朝廷，使新即位的宋钦宗颇受牵制，加重了抗金负担。所以，京城广泛传言宋徽宗“将复辟于镇江”[3]8639，闹得人心惶惶，给即位不久的宋钦宗带来很大压力。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掳走宋徽宗、宋钦宗等皇族宗室及宫人北去[3]416-419，史称“靖康之变”“靖康之耻”“靖康之难”等，北宋灭亡。“靖康之变”后，宋钦宗弟弟赵构(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为确保政权合法性，赵构遥尊其父宋徽宗为太上皇，开始了长达35年的统治。

南宋共有3位太上皇，分别是宋高宗赵构、宋孝宗赵昚和宋光宗赵惇。天资聪明但早年经历坎坷的宋高宗即位后，仍面临金兵南侵的压力。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奔袭扬州，受到惊吓的宋高宗自此患上了不育之症，仅有的儿子赵旉被册立为太子。太子夭折后，储君之位空悬。经过长期考核，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册立宋太祖的后人——普安郡王赵昚为太子，这使赵昚对宋高宗产生了感激和依赖之情。在南宋军民一致抗金的大背景下，宋高宗却坚持主和，不敢抗金。推行投降政策的宋高宗，以“在位许久，早已厌倦政事”[3]617为由宣布退位，主战的赵昚(宋孝宗)即位。没想到的是，具有抗击金兵、恢复中原雄心壮志的宋孝宗，却被一直尊奉的“孝”所拖累。尽管朝中主和派强力阻挠、主战派人才凋零，宋孝宗仍有发挥执政能力的空间。可当退居幕后的太上皇宋高宗要左右朝政时，作为继子的宋孝宗并不敢违背其父的旨意，宋孝宗中兴大业也因此付之东流。宋高宗死后，宋孝宗服丧3年以尽孝心，让太子赵惇参政。一年多后，宋孝宗以力不从心，疲于朝政为由[3]669，将皇位内禅给赵惇(宋光宗)，自己则居住在重华宫，继续服丧。已近中年的赵惇在焦急等待后终于即位，且不甘心像其父受限于宋高宗影子政权般再被压制。所以，宋光宗长期不去重华宫探望宋孝宗，致使宋孝宗心郁难平。加之皇后李凤娘的挑拨，父子关系进一步恶化。即位之初似大有可为的宋光宗，没有处理好父子关系便开始尝试夺权。病情加重后的宋光宗更是久久不去重华宫为宋孝宗侍疾，引起朝臣普遍不满，最终被迫禅位给其子赵扩(宋宁宗)。南宋三代太上皇，尤其是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宋孝宗，受到宋光宗即位前后明显差别的对待的原因，值得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二、南宋光宗朝太上皇制度下的孝道与政统

皇帝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理论上，太上皇在皇帝之上，应当具有更为尊崇的地位和更广泛的权力，实则不然。太上皇与新帝的矛盾关系，可视为孝道和皇权的碰撞。孝道属于伦理道德，皇权类从政治。父子之道，君臣之义，在皇权社会下，势必要让位于政统。

(一)宋光宗即位前的父子关系

宋孝宗与原配郭皇后共育有4子，长子即太子邓王赵愭，次子为魏王赵恺，三子恭王赵惇，四子邵悼肃王赵恪早夭。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太子病逝，这成为其他皇子争夺皇位的导火索。宋孝宗没有采纳朝臣们按照长幼次序册立次子魏王赵恺为太子的建议，而是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立三子恭王赵惇为太子，可见宋孝宗对赵惇的偏爱。宋孝宗常对丞相赵雄说，“太子资质甚美，每遣人来问安，朕必戒以留意问学”[3]246。此时，父慈子孝，和乐融融。

恭王赵惇得以即位主要得力于五个方面：一是吴太后、李皇后的助力。宋光宗皇后李凤娘，相传早年被道士皇甫真人算出有“皇后命”[4]56，后宋高宗为赵惇和李凤娘保媒，可见赵惇甚得宋高宗夫妇的欢心。赵惇岳父李道为“庆远军节度使”[3]8653，是南宋王朝所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为了尽早即位，赵惇还请宋高宗妻吴皇后出面劝说宋孝宗，“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5]19，劝说宋孝宗早点退位。二是宋孝宗的偏爱。与性格宽厚的魏王赵恺相比，用力最勤、“英武类己”[3]693的恭王赵惇，更得宋孝宗欢心。宋孝宗还将自己即位前的潜邸赐予赵惇，以示喜爱。三是潜邸幕僚的谋划。赵惇历恭王、皇太子及兼临安府尹，故其潜邸旧臣包括恭王王邸出身的官员、东宫官员及部分临安府的僚属。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六月，“邓王(赵愭)夫人钱氏生子，太上甚喜。先两月(四月十五日)恭王亦生子”[6]515。赵惇潜邸出身的官员王淮以“年钧以长，义钧择贤”[6]516的名义，为赵惇之子争夺“皇嫡孙”的名分。虽暂时失败，但在太子病逝后重新立储时，前期的造势为赵惇的皇储形象增分不少。四是辅政大臣的推动。禅位前，宋孝宗为保证权力运作符合自己的模式，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进(周)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相，王蔺、葛邲并自尚书擢为执政官”[6]524。这样的调整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教导、辅助赵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既定方针忠实有效地执行。五是契机。契机之一是宋高宗病逝。宋孝宗为尽孝服丧，决定让太子赵惇参决机务。赵惇“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参决”[3]694，没有实际处理政事的权力，赵惇则认为自己年纪不小了，孝宗不禅位其罪已“过翁翁(高宗)”[5]19。契机之二是金世宗逝世。金世宗完颜雍与宋孝宗几乎同时在位，两人都求治图强。为收复中原，宋孝宗起用老将张浚进行北伐，结果失败，遂派主和派汤思退与金议和，签订“隆兴和议”。等到视为劲敌的金世宗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驾崩，宋孝宗失去雪耻目标的失落感也不期而至。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宋孝宗需尊称新继位并且小自己二十多岁的金章宗完颜璟为叔父，这实在不能让其接受。以上因素的共同发力，使宋孝宗提前下诏禅位，被尊为太上皇。即位后，宋光宗对皇权严加把控，与宋孝宗既定政策相悖，父慈子孝的大好局面并未继续下去。

(二)宋光宗即位后的父子关系

宋孝宗内禅后，新帝宋光宗不再是那个事事以宋孝宗为先的恭王赵惇，父子矛盾突显。

1.揽权自重，父子矛盾始现

宋孝宗提前禅位的决定掩藏着对宋光宗孝行回报的期待。宋孝宗期望宋光宗能够重现自己在宋高宗内禅后冒雨“掖辇以行”[3]617的孝行，这种高度的心理期待，被急于即位、顾忌宋孝宗仍握有实权的宋光宗忽视，为父子关系留下了瑕疵。虽然，宋光宗寄希望于“卿为旧人，非他人可比”[3]12007的罗点等人，让他们去“为朕调护”[3]12007父子关系，但效果却难如人意。本来用耐心和诚意还可以调和的父子关系，在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被急于揽权的宋光宗进行的人员调整推向恶化。这年五月，宋光宗授意，“何澹为司业……至是为谏长，遂首劾(周)必大”[3]11971，宋孝宗信任的周必大被罢去相位。宋光宗倚仗潜邸旧臣，信任姜特立，任用“久在朕心”[3]695的刘光祖、孙逢吉、彭龟年等人为台谏官。即位不满3个月，宋光宗便开始夺权，这超出了宋孝宗的预想。

2.精神打击，父子不和加剧

宋光宗在位时间总计近5年半，且以精神病著称。简·奥格登指出，“生病本身就是一个压力事件”[7]238，压力与疾病之间存在联系。具体说来，“压力通过慢性过程(与慢性压力有关)和急性过程(与急性压力有关)引发疾病”[7]262，这两个过程涉及行为与生理的改变，加速了疾病的生成。宋光宗性情较为焦躁，受宋孝宗责善(对其督责劝勉)时容易产生误解，心理状态极不稳定，致使朝政和父子关系深受影响。此外，宋光宗妻李凤娘本就是个悍妒多事的女人，当上皇后后更加肆无忌惮。因宋光宗“尝宫中浣手，睹宫人手白，悦之”[3]8654，皇后李凤娘便“遣人送食盒于帝，启之，则宫人两手也”[3]8654，制造了“锦盒断手”事件。李凤娘妒忌黄贵妃受宠，便借宋光宗郊祀留宿别宫时，杀害黄贵妃，并谎称其为暴死。在圜丘正忙于祭天地的宋光宗听闻这件事时，刚好风雨大作，宋光宗匆忙终止行礼，从此对李凤娘的忌惮更甚。宋光宗病情日益加重，不视朝政的情况增多，政事多由皇后专断。李凤娘多次阻挠宋光宗朝拜重华宫，离间宋孝宗、宋光宗父子关系，致使宋光宗一度疑心宋孝宗有废立之意。父子不和日益加剧。

3.病情恶化，孝道不再

宋孝宗、宋光宗父子不和愈发明显，不少朝臣努力调解，试图缓和这种紧张局势。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中书舍人黄裳便上疏劝慰宋光宗，“寿皇老且病，乃颐神北宫，以保康宁，而以天下付之陛下，非有争心也……父子责善本生于爱”[3]12003，可是收效甚微。宋孝宗晚年身体虚弱，时常病重在床，身为儿子的宋光宗却迟迟不去看望。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重阳节这天，也是宋光宗的生日，于国于家本该到重华宫看望宋孝宗的宋光宗，由于病情加重，加之李凤娘的阻挠，终未能成行。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病危前的太上皇宋孝宗想见宋光宗一面，在朝臣和嘉王赵扩力请下，宋光宗仍未现身，宋孝宗于忧愤中死去。从宋孝宗病重卧床到去世，宋光宗始终未去重华宫为宋孝宗侍疾。朝臣不满宋光宗的不孝行为，越闹越凶，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不仅如此，宋光宗还拒不主持丧事，朝廷之上一片哗然。最终，在潜邸官员的奏请下，由“太皇太后(吴太后)代行祭奠之礼”[3]12105。在宋光宗不能正常主持朝政的情况下，独相多年的留正又“去国于危难之际”[6]567，致使南宋王朝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嘉王赵扩潜邸出身的官员多与宰执赵汝愚交好，两方官员共同谋划，并且得到了外戚韩侂胄、宋高宗妻吴皇后的支持，和平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宋光宗禅位给其子赵扩，平稳完成政权交接。《宋史》载“宁宗之禅，独当事势之难，能不失礼节焉，斯可谓善处矣”[3]781，所以“为不孝以对天下”[8]802的不孝之君宋光宗，成为赵宋王朝唯一被迫禅位的皇帝。

三、南宋光宗朝太上皇制度的影响

在帝制时代，皇权对统治者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退居幕后的太上皇不甘心权力下放而干涉皇权，新登帝位的皇帝为把控朝政而迫切收权。不同于宋孝宗朝，宋光宗朝强化了对皇权的把控，使得朝臣虽对宋光宗不合孝道的行为不满，但仍要以当位者即宋光宗为重。南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制度不仅影响当时政局变动，对后期政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对当时政局的影响

与宋光宗朝相比，宋孝宗朝政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政治较为清明。宋孝宗入继大统后，“能尽宫廷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3]692。故宋孝宗之庙号“孝”，诚然不虚。宋孝宗朝的父权孝道超越了正统皇权。长寿的宋高宗虽退居幕后，但在其长期影子政权的影响下，宋孝宗振兴国家的雄心被久久压制。此外，宋孝宗提拔重用的张浚、史浩、蒋芾等人也难以托付重任。故有“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9]40之说，实不虚也。宋孝宗朝外交上签订的“隆兴和议”，较之宋高宗朝的“绍兴和议”，屈辱程度有所降低，如宋不再对金称臣，而是改为金宋以叔侄相称。其二，经济恢复发展。宋孝宗朝“隆兴和议”的签订，为“乾淳盛世”的出现，赢得了40余年的宝贵发展期。其三，宋孝宗身体较为康健。史泠歌认为，“皇帝们在中国帝制时代处于专制集权的最顶端，执掌家天下大权，他们身体、精神疾病时，会影响统治阶级上层的稳定”[10]122。与患有精神病且疑心较重的宋光宗不同，精神生理较为健康的宋孝宗，更有助于稳定朝政。

宋孝宗历时27年用心治理的盛世大局，其退位后，并未在新帝宋光宗的治理下得以延续。宋光宗即位后体弱多病，不听谏言，疏远儒士；又受到既妒且悍的皇后李凤娘在旁不断干扰，病情加重。加之与宋孝宗既定政策相悖的集权方式，使得父子失和。“政治日昏，孝养日怠”[3]710，导致宋孝宗费心经营的“乾、淳至业衰焉”[3]710。宋孝宗建立的稳定局面，自此而衰。宋光宗朝的太上皇制度，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时政局的负担，延缓了政治经济的发展速度。

(二)对后期政局的影响

引起朝臣普遍不满的宋光宗，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经宋高宗妻吴皇后的授意，被迫禅位给其子赵扩(宋宁宗)，成为南宋最后一位太上皇。《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11]1。如果能以孝道治理天下，便会达到天下太平。虽然，宋光宗朝外无强敌压境、草泽兵变，内无宗室窥觎、大臣逼篡，衰落却始于此。在南宋光宗朝太上皇制度影响下，国势渐趋衰弱。理政无方的宋宁宗即位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为相。二人不和，在朝堂之上形成对立的两派，斗争激烈，相继擅权。宋宁宗于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定理学为伪学，加剧了党争。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又在韩侂胄的建议下，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以战败告终，史弥远趁势掌权。南宋后期，权臣当道，争利夺势，党争不断，国家局势动荡不安，使得民生渐趋凋敝。

由此可知，孝道的宣扬与践行，有助于形成更为健康和善的道德风尚，塑造更为健全的国民品格，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四、 结 论

南宋光宗朝太上皇制度的异变，从根本上看是皇权与父权、政统与孝道的矛盾冲突的具体化。太上皇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仅依赖于传承者与继承者之间对皇权与孝道关系的微妙把握。在旧皇退位、新皇登基、政治利益再分配之时，任何一方的心存芥蒂及不克制都会造成太上皇制度的反作用。宋孝宗在位27年，悉心料理朝政，用心治理国家，而新即位的宋光宗并没有对此用心呵护。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执政能力，宋光宗都无法延续宋孝宗建立的稳定局面，南宋中兴的大好局面未能得以延续，南宋朝廷自此而衰。

[1] 艾安迪，杨英.北魏太上皇制度及其重要意义[J].国际汉学,2005(2):112-130.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7] 简·奥格登.健康心理学[M].严建雯，陈传锋，金一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8] 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刘一清.钱塘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 史泠歌.帝王的健康与政治——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2.

[11] 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闫丽环)

Study of Overlord System During Emperor Guangzong′s Reig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SUN Y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Overlord system in its early stag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However, with the constant centralization of imperial power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nflicts between the political interest and filial piety within the system rose and disadvantage of this system cropped up continuously. Emperor Guangzong′s reign maintained an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marked the key period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fore, judging Emperor Guangzong′s attitude toward his father Emperor Xiaozong, we can peep into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imperial power and filial piety.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verlord system; emperor Guangzong

2014-01-06

孙 烨(1991-)，女，河南长葛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3.014

K245

A

1674-5035(2017)03-006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