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述评

纪洪江++徐绍华++王颖

摘要：作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亦成为当今学术界深入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其研究范畴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历史发展机遇、主要内容、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建议等。当前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现实针对性和较强的多元性，但仍存在研究成果不够系统、学术影响力尚需提高，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等不足。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创新，未来一定时期内，“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将在理论深化、内容扩展、方法创新等方面拓展其研究空间，也将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具体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和镜鉴。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现实针对性；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G32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7）01-0010-08

A Review o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I Hongjianga，XU Shaohuab， WANG Yinga

（a.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Abstract：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s a major el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A variety of topics on the issue have been addressed in current studies， including driving factor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cus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 and comments. The studies at present represent a striking feature of practical relevance and diversity. However， there still leaves room for future studies， including scattered and unsystematic results， comparatively low academic influence and more qualitative but less empirical studies. With the undergoing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uture studies in this regard will find more room in theorization， broadening of research dim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approach， thus providing mor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in this new era as well.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realistic pertinence， pluralism

作为新时期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为21世纪国际合作创生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已成为我国对外展示大国气象的“新名片”，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开放”[1]。教育部指出：“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之本，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2]。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尝试回顾现有“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概括，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激发学界对本领域的关注和思考，并为“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参考和镜鉴。

一、合作基础研究

（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内涵界定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下教育发展所必然面临的历史选择和客观发展方向。“高等教育国际化通常是指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即一个国家面向世界发展本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论、国际化活动以及与他国开展的相互交流与合作。”[3]通过教育对外开放，了解与世界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之间的差距，引进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做法，以推进和实现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对于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目的，卫道治指出，“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我国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主要目标”[5]。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各国实现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

习近平指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促进我国同沿线国家教育、旅游、学术、艺术等人文交流，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6]。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教育举足轻重，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7]。“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教育特色鲜明、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巨大”[2]。古丝绸之路既是通商之路，也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交融之路[8]130。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在持续推进，无论是合作与交流的主体，还是合作与交流的途径及内容，都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这是“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坚实基础，也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纪洪江， 徐绍华，王颖：“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述评 郑刚等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悠久的教育交流史是今天各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厚重积淀，沿线各国间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协定和联合声明等是法制保障，各国商定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实施机制则有助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序开展[9]21-22。李星云指出：“教育因其文化、文明的传承性与包容性、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全方位性以及决策服务的前瞻性成为其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所在。”[10]1-2

（三）“一带一路”战略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历史发展机遇

习近平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11]杨恕认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必不可少[12]。郑刚等指出，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推进沿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融和共享，有利于争取民心，增进互信，夯实合作的民意基础，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9]20-21。陈鹏认为，沿线各国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而渐趋频繁，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词[13]3。曾君认为，沿线各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将搭上“一带一路”这趟历史性的快车[14]。柯森指出，“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它既要求各国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要求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的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将迈进一個“升级换代”的新阶段[15]12。曾天山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开通教育快车道，努力扩大教育开放，加快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发挥其桥梁作用，增进相关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信任[16]4。白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才培养和学术组织的国际化以及校际合作国家化等新型理念与合作模式，将改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以“请进来”之“一条腿”为主的发展路径，继而转向为“请进来”与“走出去”“两条腿”并进的双向发展路径，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创造新的历史机遇——这也符合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17]121。周满生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地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相对落后的我国西部地区教育将借此实现新的腾飞[18]。王焰新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化，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19]13。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把世界主要文明连接起来，必将为全球一体化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20]。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 （一）国际化人才培养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需要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周谷平等认为，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愿景与行动”中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实现端赖于“民心相通”，取决于能否培养和造就满足“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海外华人华侨人才、非通用语言人才、急需领域专业人才和海外高端人才[21]4-7。辛越优等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内各项内容的深层推进都离不开复合型、高素质、外向型国际化人才队伍：“政策沟通”需要全球领导型的国际化人才，“设施联通”需要高端技术型的国际化人才，“贸易畅通”需要创新创业型的国际化人才，“资金融通”需要金融领军型的国际化人才，“民心相通”需要人文交流的国际化人才[22]。文君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急需国际化资本运作人才、具有创造性的新型国际贸易人才、新型复合型且文化素质高的外向型人才和各类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管理人才[23]154-155。罗亚萍认为，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人才重点应强调精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国际视野，能在全球化竞争中创造和把握机会[24]110。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马来西亚交通部长的廖中莱也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是人才，东盟国家的青年群体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思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优势[25]。

（二）国际科技合作

孙存良等指出，“一带一路”牵涉东亚至欧洲的诸多国家和广大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科技合作潜力，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将获得巨大的助推力；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将使各国间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各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间在学术交流、人才流动和科技合作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将与日俱增，极大地促进沿线国家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26]18。邢光远等认为，科技发展应成为各国寻求国际科技合作的突破口，应把合作中遇到的问题科学化，各国开展协同研究一一化解，从技术层面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27]3。王焰新分析认为，对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其产业水平还处在开发利用和综合治理的起步时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相互学习借鉴，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科技协同创新化解彼此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19]13。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提出了以科技创新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开放合作。有关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企业和机构积极探讨交流与合作方式，努力使更多人民和更广泛的区域获益。第二，平等互利。科技合作应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各国努力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努力构建相互融合、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创新共同体。第三，需求导向。积极对接彼此的科技发展战略，以各国重点领域的发展需求和合作需求为中心，通过科技创新支撑和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遵守国际规则，发挥市场、企业和政府作用，促进科技合作[28]。

（三）留学教育

刘强等指出，国际间人员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留学教育，它能促进各国间的人文交流，强化合作，加强互信，提升国家影响力，“一带一路”战略为全面打造留学生教育升级版提供了机遇[29]10。王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为来华留学教育提供了更多机遇，而来华留学教育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有力的人力和智力支撑，有效推进倡议的实施进程，两方面互动互助，相得益彰；来华留学生可以利用在中国的所学所获直接参与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将在中国的所见所感带回母国，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爱华人士[30]65。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牵头制定并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要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其他优秀人才提供支持。在我国政策扶持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呈稳定增长态势，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10%，年均增长率1411%[29]11。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认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对于将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1]。

（四）境外办学

随着我国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外对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潜在需求日益增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闫炳辰说，“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邀请我国到其国家开展境外办学，有的甚至已建好中国大学，就等着我方高校和教师入驻[14]7。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加多特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教育合作中，企业的深度参与必不可少，只有紧紧盯住合作项目和产业布局，方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及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14]7。目前，苏州大学在老挝建立的老挝苏州大学[32]、厦门大学与马来西亚建设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吉隆坡分校等是我国境外办学的代表。冯宗宪指出，境外办学是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我国高校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体现，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正在加速前进[13]3。

（五）教育学术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推动事有成。杨小卜认为，通过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论坛等学术交流形式，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共同合作，开展教育外交和学术外交，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开展交流与合作，深化教育和文化交流，提升各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認可[33]170。罗亚萍认为，通过学术论坛和学术研讨等多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交流过程中达成共识，可促进各国之间在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合作，促进沿线区域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弱化冲突和接受不同文化，强化互信和促成合作，为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24]110。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挑战“一带一路”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64个国家，沿线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迥异，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多样，利益诉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必然面临诸多挑战。田惠敏等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间的合作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联不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其中“民心不通”从沿线各国历史上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即可感知一二——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民心不通”的问题自古有之[34]73。郑刚等分析，挑战包括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民族文化差异、宗教渗透干扰、教育体制差异，以及国内各省市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与潜在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相关国家和地区对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抱有程度不一的期望值等[9]23-24。贾少学认为，推进“一带一路”科技交流的环境复杂，在“会吞食欧洲市场”“有利于引进欧洲技术”“对欧洲发展无益”等舆论影响下，会遭受质疑甚至排斥[35]12。“国际中亚和亚洲内陆学术研究联合会”即是一个例证，该组织由欧美国家于2014年8月在蒙古乌兰巴托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提议成立，完全把我国学术界排除在外[36]。李星云指出，当前高校的语言人才培养状况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造成非通用语言人才短缺，这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顺利推进的最大障碍；而我国整体人才培养质量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以及高等教育“东高、西低、中间一般”的“中西部陷阱”现象，都制约着当前及未来我国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10]3。在区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祁亚辉认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规模不大，层次不高，影响有限，企业参与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程度很低[37]25。吴晓松等认为，云南的高等教育还处于初步阶段，学生结构、教师队伍和专业课程的国际化水平较低，教育合作项目不多，合作领域还不够宽[38]。曾君则强调与企业的融合度不够是目前制约我国境外办学的又一短板[14]7。

四、“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路径在顶层设计方面，刘复兴认为，要把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教育政策规划与“十三五”教育规划紧密结合，以战略眼光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关键性、节点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39]。郑刚等建议加强高层沟通，增进政策协调，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先行先试，增强校际合作、扩大教育国际影响力，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发展教育贸易合作[9]24-26。李星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应科学规划，调整高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10]3-5。刘宝存则提醒，要避免以我为中心的“射线”式思维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对外教育合作政策，并处理好各利益主体的关系[7]。

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曾天山建议，积极探索跨国培养和跨境流动的人才培养机制，各国联合设立政府奖学金，对“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优先培养，开展特色领域的合作办学，推进优秀青年人才联合培养，实施专业技能人才培训，支持沿线国家智库建设，创设多样化的人文交流机制，增进国际理解，开展汉语国际教育，开展在线教育，推进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16]4。文君等认为，要创新人才观和人才培养模式，注重人才培养的过程管理、协同创新与联动结合，突破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瓶颈，从“人才进口—过程培育—成才出口”三个基本环节着手，选拔具有创新潜力的国际化人才[23]155-160。周谷平等认为，在“内生”路径上高校应强化国际意识与能力、深化课程教学改革、鼓励出国留学和海外实践、加强高校与产业界合作、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在“外延”路径上应加强来华留学教育、开展多层次海外办学，努力实现“内生”和“外延”双轮驱动，积极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优秀人才[21]7-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两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表明，把国际、地区和各国的有关情况反映到高等教育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40]。在日常课程、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也须融入国际化维度[41]。

在科技合作方面，邢光远等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高校应积极整合优势学科资源，努力拓展跨境、跨区域合作关系，创设“一带一路”发展主题论坛，推进多样化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以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为核心，建立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设立研究项目，提供跨国、跨区域联合科学基金，进行科技攻关，实现科技合作广度与深度的双向拓展[27]5。贾少学建议，在推进与各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时，还需要不断加强国内科技文化的建设，鼓励支持学术科研，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提升国家科技软实力[35]12。

在留学教育方面，刘强等认为，需要一个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规划，为留学教育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政策支持；应借机扩大留学人员规模，优化留学人员的分布格局；提升教育质量，增强留学效益[29]13。孙存良等建议，通过实施各项“留学中国计划”，扩大外国学生来华留学规模，让更多青年参与到地区合作交流中来[26]18。王娟认为，我国高校应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进行需求导向型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培养、缔结高校联盟进行开放式培养、为政府或企业进行订单式培养等多种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来华留学生培养成人文交流型、技术应用型、经贸合作型、政策法规型、创新创业型、政府职能型等复合型人才[30]65-67。王焰新认为，高校需尽快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调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扩大其来华留学生的招生培养规模，努力培养出一批知华友华、学有所成的国际化人才[19]13。

在境外办学方面，杨小卜认为，孔子学院的建立和推广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作用巨大，应继续扩大规模；国家还需适度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扶持境外办学项目[33]172。杨恕则指出，孔子学院不能承担高层次的交流，为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应在“一带一路”沿线选取一些国家，有计划地积极开展海外办学[8]130。罗亚萍建议加大境外办学力度，通过共建大学和开办分校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教育的影响力[24]110。王焰新赞成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以此为平台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教育合作，实现科技协同创新，把联盟学校努力建设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19]13。

在教育学术交流方面，田惠敏等建议，国内各大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学术资源优势和多语种优势，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外交活动，阐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立场[34]70。卫志民认为，应加强教育文化领域的合作，发挥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文化桥梁增强认同感[42]。

在区域教育融合方面，祁亚辉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间可商签“教育合作投资开发议定书”，鼓励区域内各国之间、各类投资主体之间、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之间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兴办跨国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形成教育要素、教育对象和人力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合作局面[37]25-26。刘静建议，在缅甸共建孔子学院，推进应用型教学和高端学术合作的发展，积极创新滇缅合作模式和合作渠道，深化滇缅教育合作[43]。段从宇等认为，云南高等教育理应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采用“集中发展+同心化+复合多样化”战略[44]。白鹭建议，培养国际化人才、开展丰富的教育学术交流、增进与沿线各国的文化理解是重中之重，以融合发展理念推动建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以协同创新理念积极打造丝绸之路学术带，此为重要推手[17]121。国玉奇等建议，完善课程设置，改革俄语教育，开设俄罗斯学专业，努力培养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人才[45]。穆虹认为，应充分发扬古丝绸之路的友好传统，积极丰富“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内涵，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实施境外办学，努力开拓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大民众，构筑坚实的民意基础[46]。张蕴岭认为，要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充分调动众多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积极性，坚持共同建设、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享利益，使“一带一路”战略变成大家的战略[47]。

五、“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基本评价 （一）基本特点

1现实性。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便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明确针对“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则发端于2013年我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推进是中外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的现实背景，研究成果也为教育界乃至政府部门、地方决策者和广大企业提供了有益的理論依据和实践参考。

2多元性。基于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丰富内涵，研究主题也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宏观层面涉及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内涵、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等；中观层面涉及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实践研究，如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科技合作、留学生教育、境外办学等；微观层面涉及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过程管理乃至外语教学改革等。研究领域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等学科范畴。研究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家安全等视角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特点。

（二）不足之处

1研究成果不系统，学术影响力尚需提高。应该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三年多时间，有关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少，但不少研究成果非科学性缺陷明显，许多研究缺乏深刻的学理探究，学科规范性亦有待加强。同时，研究内容重复、观点雷同的现象较多，真正有价值和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2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实证研究较少。这或许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尚处于起始阶段，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容还不够丰富，相关研究缺乏更多的来源和载体，“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需要来源和载体，也有持续化和系统化的内在需要，以获得现实意义和发挥实际作用”[15]13；抑或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太多、区域太广，无形中增加了实证研究的难度和成本。因此，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国情、省情和市情的区域性分析，或是对某一问题的具体论证，宏观国际视野的分析较为少见，跨国、跨境、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也不多[48]。不难看出，定性研究偏向经验性和操作性，研究难免停留在抽象的认识和思辨上，难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也缺少从全球视野进行全面审视的独创性思考。

（三）研究趋势

1加强理论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推进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对这些具体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将催生新的理论。加强理论研究在未来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中将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毕竟，“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更需要源于实践活动的科学理论对其进行反哺式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49]。

2 拓展研究内容。各国间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离不开对彼此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理解把握，但对各国教育政策和制度的精准把握又离不开对各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未来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不应囿于微观具体内容的分析，还应拓展至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政策、历史、文化观念等跨领域的宏观系统探究。

3 创新研究方法。鉴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空间维度上，未来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离不开跨国、跨境、跨区域的联合与协同；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佐证、微观分析和宏观探讨相辅助，如此方能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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