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笙交游考

李景梅

摘 要：周桂笙在晚清文学界影响较大，曾被称为侦探小说的“译作能手”、“输入侦探小说到中国来的最有力的一人”。诸多研究者将周桂笙与吴趼人两人合称为“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将徐念慈与之并誉为“晚清译界两颗熠熠辉映的彗星”。本文拟通过考辨周桂笙交游，为时人研究周桂笙及其他晚清文人和社会活动提供一些材料。

关键词：周桂笙；交游；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23-04

周桂笙从事职业较多，交游也较为广泛，接触的人物有文人、商界人士、革命同志等，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本文主要选择周桂笙几位重要的友人来加以考证。

一、周桂笙与吴趼人

周桂笙的一生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朋友，一位是吴趼人，另一位是李怀霜，均为莫逆之交。吴趼人（1867-1910年），比周桂笙稍长，原名宝震，又名沃尧，清代谴责小说家，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佛山）人，号沃尧，出生于北京，因居佛山镇，在佛山度过青少年时代，自称我佛山人。以此为笔名，写了大量的小说、寓言和杂文，名声大噪，成为近代“谴责小说”的巨子，清末小说家。吴趼人曾言：“余旅沪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则周子是也。”{1}周桂笙在其文学作品中也曾说：“吴君为南海荷屋中丞公之曾孙。家学渊源，文名籍甚。生有奇气，素负大志，与余交最莫逆。”{2}二人相识后，在文学创作上相互合作，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他们曾互相为对方的作品写序并撰写书评。其中，周桂笙为吴趼人所作评点的小说有《大改革》、《电术奇谈》，并为吴趼人著名小说《恨海》、《胡宝玉》做过书评，而且还积极向吴趼人主笔的《采风报》和《寓言报》等杂志投稿。因为有周桂笙的参与，在当时曾经使得两种报纸增加了很多读者。而且周桂笙在两种报纸上发表的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据考证成为中国对以上两部作品的首次翻译，其首创之功，不可泯灭，同时也成为研究周桂笙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史料。吴趼人也积极参与周桂笙作品的评点，他评点了周桂笙第一部长篇白话翻译侦探小说《毒蛇圈》，虽然大多为赞美之词，但仍为我们研究周桂笙对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周桂笙的翻译文学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作为好友，吴趼人还为周桂笙的文集《新庵谐译初编》、《新盦笔记》、《新盦译屑》做序点评。周吴二人“日惟以商榷文字为事，厥后交愈益密，情愈益深，日惟道义相劝勉，以知识相交换，商榷文字一事，转视为偶然之举矣”。{3}这种从文友到密友的关系使得两人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我们从文献资料的记载中，也随处可感觉到周吴二人的深厚情谊。吴趼人先生为周桂笙《新庵谐译初编》所作的序中提到：“周子桂笙，余之爱友亦余之畏友也。余旅居上海，忝承时流，假以颜色，许囊日报笔政，周子辄为赞助焉。…周子通英法文学，而尤肆力于祖国之古体文，顾殊不自满，好学下问。己亥之秋，因彭君伴渔介绍，余方识之。”1903年开始，周桂笙和吴趼人二人同时在《新小说》杂志就职，周桂笙从事翻译工作，吴趼人从事小说原创，二人笔墨几乎占据了《新小说》的大部分。《新小说》在当时影响极大，发行量极广，在当时被评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不无二人贡献。《新小说》停刊后，汪庆祺在上海创办了《月月小说》杂志。因闻名找到周吴二人，并聘请吴趼人为总撰述，周桂笙为总译述，为了以二人之名扩大《月月小说》影响力，连续在《月月小说》上为二人刊登广告，并附两人照片。有了周吴二人的帮助，《月月小说》成为当时发行量较大、影响也较为深远的杂志，后《月月小说》亦被评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周桂笙和吴趼人的作品在《月月小说》的版面中更是占据了“什居六七”，当时各大报纸也纷纷登载关于《月月小说》的赞誉之文。因为《新小说》、《月月小说》的影响，周桂笙和吴趼人两人被尊称“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二人从朋友到同事，“交愈益密，情愈益深”，{4}在当时影响也亦愈盛。

“君子和而不同”，周桂笙和吴趼人两人在对一些事情的具体看法上也存在分歧。周桂笙在当时是新派人物代表，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并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将国外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管理办法等新思想介绍给我国民众，周桂笙反对一些腐朽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主张维新，改革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体制。而他的好友吴趼人则主张要恢复传统旧道德，并提倡保存国粹，他是典型的守旧派人物。吴趼人自己在作品中曾说：“余与译者（周桂笙）论时事，每格格不相入，盖译者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5}关于这一点，从二人的照片上也可看出，周桂笙是身着西装梳短发，吴趼人着长衫、梳一条长长的辫子。用正常思维思考，二人性格本应相差较大、格格不入，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周吴二人不仅在生活中互相影响，在事业上也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吴趼人在进行中国本土传统小说创作的时候，不断吸收周桂笙介绍来的一些国外文学创作养分，并运用到本国小说创作上；周桂笙在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的时候，同时又注意遵守吴趼人所要保留的中国的一些优秀传统旧道德。在周桂笙的影响下，吴趼人较早地开启了外国独有我国独无的侦探小说的实践，并开启了本国侦探小说的创作。1906年由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短篇小说集《中国侦探案》。虽然该书被指并不完全具备侦探小说的特点，也不完全符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形式，然而作者在借鉴刚刚输入的那些外国侦探小说的一些理论观念和文体特点，在中国当时文坛少之又少这种“从旧公案小说中追寻侦探小说之根，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开启了侦探小说民族化之路”，这更多应得益于他的好友周桂笙。

二人的情谊之笃，到后来甚至达到了不容许他人指正朋友过错的地步。在晚清，虽然报刊业与以前相比有了长足发展，但当时稿酬制才刚刚开始，即使作为高产大家，如果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生活上也会较为拮据，吴趼人便是其中一位。吴趼人一生清贫，经常会囊中羞涩，加之工作上的劳累，1910年10月就在上海逝世了，死时身上仅有四角小洋，只能由朋友为其治丧。他的遗体在上海闸北一放就是20年，直到1931年9月21日才焚化。吴趼人去世后，“某报刊娄西庸子投函”说：“吴研人先生，小说巨子，其在横滨，则著《痛史》；在歇浦则作《上海游骖录》與《怪现状》，识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还我灵魂记》，又何说也！因作挽联云‘百战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是完人”。滌庵评价：“评说确切，盖棺定论，研人有知，当亦俯首矣”。{6}庸子、滌庵的这种唱和行为，却惹怒了周桂笙，立即撰《吴趼人》一文，为好友进行辩护：“按趼人原字茧人，某女士为画扇误署“茧仁”，趼人唶曰：“僵蚕我矣！”及易为“趼人”，盖“茧”“趼”同音也。《滌庵丛话》竟体误作“研人”，则滌庵、庸子二人之所以知趼人者，亦云仅矣。趼人性强毅，平生不欲下人，坐是坎壇没身，死而有知，讵俯首于此一二无聊之语，吾知必不然矣。趼人先生及余，皆常任横滨新小说社译著事，自沪邮稿，虽后先东渡日本，然别有所营，非事著书也。其在沪所成小说，无虑三十余种，《游骖录》、《怪现状》特九牛之一；且所著亦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态，触类旁通，辄以命笔，一无成见，而文章自臻妙境，其为读者敬爱，讵止此三作乎哉？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先生为市侩作《还我灵魂记》，犹是失言之过，所作应酬文字，类此者，不知凡几，殆亦文人通病，乌得以咎趼人？是记别辟溪径，文致殊佳，惜天不永年，遂使此药与斯文同腐，于先生何憾焉？同时日报主笔如病鸳、云水、玉声诸君，且受庸药肆剧场，专事歌颂，则又何说？古人有为文谀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独不可以谀药邪？《还我灵魂记》甫脱稿，市侩立奉三百金以去，先生即资以寿老母，开筵称觞，名流毕集。李怀霜先生尝为骈俪之文，庆其有古稀现存，刊载《天铎报》，信而有征。为人子者，苟同此心，何必前死十年，始为完人乎。夫完人界说，亦至泛滥，将以功业盖世、声施烂然无纤毫疵病者为完人乎？则趼人怒目翕张，不屑为也，瑕瑜互见，即非完人，则势必胥纳天下人于伪君子之涂而后可，是岂趼人先生之所自许哉？余知趼人最稔，不得不写其真以告滌庵、庸子。”文中作者多次反问，言语也咄咄逼人。以现在眼光来看，周桂笙对吴趼人已不仅是单纯辩护，甚至是有些袒护了。且滌庵当时与周桂笙二人同在《天铎报》任职，{7}属于同事关系，周桂笙甚至不惜得罪了在世的同事，去为自己的亡友申辩，二君情谊之深可见一斑。吴趼人因病谢世，周桂笙“笃念故谊，拟汇刻挽言以传”，写道：“今之屠沽驵卒，少获凭藉，苟蜕然委化，犹有群什伯之众为追悼者。吾友卓然有气节，能文章，死后焉可以不纪。”并写信给二人共同好友吴县沈悦庵，悦庵得书深佩周桂笙不忘死友，附寄挽诗。{8}

二、周桂笙与李怀霜

如果说周桂笙和吴趼人二人主要是文学事业的往来，那么周桂笙与李怀霜之交则是由于二人共同的革命事业。李怀霜（1874～1950），原名李葭荣字蒹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大路街人。李怀霜是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学者和编辑，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家，他曾主编《天铎报》、《珠江日刊》，著有《弞庵文存》1卷，《弞庵诗辑》3卷（已散佚）。据《祭李母林太孺人文》记载：“有清末叶，怀霜日据席主讲授生徒，夜簪笔操牍著论议，议论满族盗吾国，且覆吾国，道国人当大革命，瘏口敝舌涪恤，卒有辛亥之役，日月重光，论者归功报章，怀霜亦劳最多。南京临时政府，爰颁旌义状旌之，而怀霜独欿然以忧，谓得之财如振蒙，人有幸心，天未厌祸，且有司发难者，遒辞讲市，益专心治报事，论列时事利病得失，树奎辱君敦迫，实左右之居，亡何，前总统袁世凯以武力诡道当选，而党人不肖者，平首鼠持两端，司篡奸利，孙清亡国诸臣，复挟世凯自重，以躏共和，世凯羽翼既丰，浸以盗国，怀霜知不可为，遒以报事仓皇付树奎而袱被历宁、皖、赣、湘、粤诸省，图制世凯不克，终窜匿烟瘴，辟地南荒仍以笔舌自效于祖国。”{9}

李怀霜曾说：“怀霜于树奎为道谊至爱，数共文字之役。”{10}周桂笙称其为自己的“性命之交”。{11}其实，吴李周三人当时均为莫逆之交。李为吴所作《我佛山人传》，成为后人研究吴趼人的重要资料。根据李怀霜所言，三人常常在一起饮酒作诗：“恒以余（李怀霜）不能饮，周君不能诗为恨。”不过，周桂笙与李怀霜之间的关系和吴趼人不一样，李怀霜创办的《天铎报》，与吴趼人创办的《采风报》、《寓言报》及周、吴人共同供职的《月月小说》、《新小说》性质不同。《天铎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天铎报》上所刊载的文章，大多都是政治性极强的时评和实事一类，它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更多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1912年，因当时革命形势变化，李怀霜“遒以报事仓皇付树奎”，{12}周桂笙于是担任《天铎报》的主笔，继承了李怀霜之志并不负嘱托，在《天铎报》发表大量文章，同时为革命党奔走效劳。1920年，周桂笙因为对革命事业的付出而获得了四等嘉和奖章，并得到李均烈题词褒奖：“辛壬癸甲间，树奎从民党诸君子侧身草野，颇阴效奔走。亡何，袁氏畔国，以术胁诱党人，无守者往往受羁縻，独树奎龂龂。先君复勖以大终。八年秋，知清远事李君怀霜，呈请参谋部长李君烈钧言，数奎劳于军政府，优予奖励，繇内部咨陈政务会议核准，九年一月十五日，奉军政府令，给树奎四等嘉禾章。”{13}他们之间除了在事业方面的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以外，也像其他文人一样，信守着君子以文会友的观念。李怀霜曾经为周桂笙继母作《吴孺人墓志铭》；周桂笙也为李母撰写了《祭李母林太孺人》一文。周桂笙为自己父亲所作《先考子云府君行略》等文中，也曾多次提到他和李怀霜之间的交往。周桂笙晚年为自己的斋额更名之时，作《辛庵记》一文，也不忘记要交代“性命之交信宜李怀霜为之书”。{14}

三、周桂笙与彭伴渔

彭伴渔是介绍吴趼人与周桂笙相识的中间人，是当时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周桂笙《新盦笔记·彭伴渔》中记载：“华亭彭伴渔先生绳祖，博学能文，尚气节，书法亦挺秀可喜。乡试不售，即决意进取，随父习申韩术，游幕楚北，旋弃去，以医济世，悬壶海上三十余载，活人无算。内子陈，产后受惊，友人休宁汪惟父，劳伤病瘵，云间少谔，痰迷心窍，皆九死一生，屡濒于危，得先生诊治，始化险为夷。至今令人感不能忘。汪君剂中需人参，无力至之，先生辄以自藏者见赠，病愈亦不索酬，其重友谊如此。此外耳闻目睹，一切疑难杂症，经先生治愈者，莫可殚述。平生喜与文人学生游，无时医习气。余获交于吴君趼人，实先生为之介绍也。”吴趼人也曾说：“因彭君伴渔介绍，余方识之（周桂笙）。”更为有意思的是，吴趼人于自创小说《恨海》和《上海游骖录》中，还将彭伴渔作为自己小说的人物，而且姓名和职业都未做改动。

四、周桂笙与其他文人及社会活动家

虽然周桂笙朋友众多，交游较广，但由于文献记载有限，大都是在其作品《新盦笔记》或其他作品中偶有一提，他们具体交往事宜目前已无从考证。从现有文献中我们知道，他的友人还有卢公耀、汪庆祺、任堇叔、朱云僧、万福华、章太炎、蒋智由、曾志斋、李伯元、刘紫英、沈习之等。这些人都曾在周桂笙作品中提及，如卢公耀，他是一位著名建筑家，但因公殉职，年仅27岁。周桂笙以卢公耀的未亡友的身份，作了《卢公耀家传》一文，并征集当时上海友人，为卢公耀做挽联，周桂笙还辑录了一部《卢公耀先生哀挽录》来纪念好友。当时维新代表人、浙路总理、《天铎报》创办者汤寿潜为此书题词。周桂笙附论：“今之慷慨赴义者，死政治，效死国家，尚矣。以吾所闻，或有蔽而自画，不若效死社会及人类之为愈。君舍生于交通之工，非为社会及人类以死乎？乌呼，可以风矣！”{15}任堇叔为画家任伯年之子，是周桂笙密友，曾续办过李伯元创办的《繁华报》，因言论问题遭受过“缧绁之辱”，周桂笙对此事颇感不平并作文以记之：“堇叔性亢爽，往往为人受过而不辞，卒以此贾祸，《繁华报》创始至今，垂十一载，任堇叔，反以能作数篇文、数首诗之伎俩，而遂不免于缧绁之辱。夫堇叔能有数篇文、数首诗之伎俩，穷年假题发挥，玩世不恭，忽而嬉笑忽而怒骂，其怨毒之于人，固已深矣，然今日之狱，出其罪欤？初堇叔据录访稿，载吴娼蟾月楼事，被控辍笔，越七月，始被逮，知复有怡情别墅事，堇叔明知无与于己，然无从自辩。”{16}任堇叔也曾为周桂笙的《新盦笔记》作序：“余友新庵，不谋假文章以自见者也。顾余识新庵夙矣。其为人恂恂如古儒者；其为学务钩索；其为文，务质；其余事旁及者，为移译。著译屑若干卷，皆四国之为鳞爪从残，蒐采惟谨…余为报受恶，通国呰病，而新庵独谓余冤，齿诸朋好，气类之感，有独挚矣。顾论文之旨，终与余迁，余重新庵，时迁让其说，以求谐和，而不能返余艰涩之积重。”汪庆祺为《月月小说》创办者，字惟父。《月月小说》创办之初，汪庆祺极力邀请好友周桂笙和吴趼人加盟，二人不负所托，将《月月小说》一举创办成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据《月月小说》记：“先是本社创办之初，首承上海周桂笙先生之竭力相助，苦心辟画，无微不至。既而本报第一期出版以后，海上各日报，无不异口同声，称誉有加，则皆总撰述吴趼人先生主持之力也。至于各西报馆之揄扬备至，则周君之所致云。盖周君与上海西商，相习已久，尤能不惮笔舌之劳，与彼国人士相周旋，务使其尽晓”。由此可知，周桂笙在助汪庆祺创办《月月小说》是功不可没的。据胡寄尘所言：“《月月小说》为休宁汪君惟甫创办，闻趼人名，敦聘主其事，当时任译述者为周君桂笙，三人朝夕相处，相知亦最深。”{17}据周桂笙所言，朱云僧是当时一名师范学院高才生，后当小学教师，“颂貌温文，举止端庄……总角与陈琴轩、张慕莲、腾克勤诸君友善，余因之恒共讌游与君联坐，酒性酣豪，欢笑未央，余日鲜与晤言，文字之切磋，无所及不知其造诣。而室家之不宜，则有方之古名其陆放翁而过之者”。{18}这里所谓的“室家之不宜”，根据周桂笙在《朱云僧传》中所述，朱云僧非常孝顺，但他的母与妻子不和，而朱云僧本人具有极强的封建家长观念，虽然已有一女，最终还是听从母亲意愿将妻子逐出家门。妻子被逐出门之后，朱云僧又非常思念妻子但又不能相见，自己还不能和母亲决裂，最终抑郁成疾，因病而卒。周桂笙作文记录，还并对朱云僧这种愚孝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万福华与章太炎和周桂笙具体交往时间，囿于资料所限，尚难确考。在《新盦笔记》中，存在关于二人的文章。万福华与章太炎都曾因革命事业入狱，入狱期间周桂笙曾经参与营救。周桂笙在《新盦笔记·万福华》中记载：“甲辰十月中瀚，万君福华击王之春不中，事败被逮，其亲若友，咸为奔走營救，而苦无资。余与朋辈微有所助，后其家人尽出万岁君所藏书售之，余亦购得《古文词类篡》一部。案定，判禁西牢十年，照章须送县办理，会审公廨无判决监禁五年以上之权，时王以堂堂抚军为原告，地求严办刺客，不暇为国家保全主权，良足嗟叹，会以闹监役，疑万君唆使，增益十年，余意今生不复得见万君矣！民国肇兴，交涉累月，万君居然出狱，然已羁身囹圄十阅春秋矣。元年十二月万君演说于沪城豫园听雨楼，有受牢狱黑暗之苦，及种种荼毒，谅同胞所共知等语，令人闻之不禁愀然兴悲…太炎入狱之前数日，余尝数数与总巡捕房交涉。盖章谓满清官吏所欲得而甘心之人，而原断则监禁期满，即行逐出租界之判，故不能预为之地也。余见章太炎出狱，身体肥胖，脱卸犯衣后，旧有之贴肉衫袴竟不能穿。”由于并未见到周桂笙与万、章二君具体往来的其他史料，在此不敢妄下定论。还有一些其他社会活动家与周桂笙交往的简单记录，只是在周桂笙作品中略提一二，他们之间的具体交往事宜已不可考。

注 释：

{1}吴趼人.新庵谐译初编序[A].吴趼人全集（卷九）[C].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303.

{2}周桂笙.新庵谐译初编序[A].吴趼人全集（卷九）[C].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303.

{3}{4}吴趼人.新盦译屑序[A].新盦笔记[C].古今图书局，中华民国三年.

{5}吴趼人.新盦译屑·自由结婚[A].新盦笔记[C].古今图书局，中华民国三年.

{6}周桂笙.新盦笔记·吴趼人[M].古今图书局，中华民国三年.

{7}笔者在查阅《天铎报》时发现，《天铎报》中刊载了《滌庵丛话》故得此说。

{8}{17}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18.

{9}{12}周桂笙.祭李母林太孺人文[A].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C].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10}李怀霜.吴孺人墓志铭[A].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C].社会科学文献，1994.

{11}{14}周桂笙.辛盦记[A].南社丛刻（二十一集）[C].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13}周桂笙.先考子云府君行略[A].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C].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15}周桂笙.卢公耀先生哀挽录[M].同益图书公司代印，中华民国三年.

{16}周桂笙.新盦笔记·书繁华狱后[A].新盦笔记[C].古今图书局，中华民国三年.

{18}周桂笙.朱云僧传[A].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C].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M].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1993.

〔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4〕时萌.中国近代文學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连燕堂.中国近代文学百题[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6〕徐念慈.余之小说观[M].上海：《小说林》出版社社，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