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视域下的英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适应性研究

薛真真

摘 要：起源于英美的后现代主义，为英美文学提供发展动力，同时，它也在其语言学形诸于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产生了既内聚于英美文学又扩散于全球的受英美文学影响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泛文化式的适应性。

关键词：语言学；英美文学；后现代主义；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13-02

英美语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英美语言文字是一种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与象形文化相比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英美是后现代主义起源之地，表面上貌似难以读懂的后现代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学的碎片化倾向，这种后现代主义使得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出现了趋同倾向，并反过来影响文学本身。

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语言学视域中的英美文学的特点

（一）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有着后现代作家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康纳德·巴塞尔曾声明过，他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由此可见，“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原则。“不确定性”具有多重的含义，例如异端、多元论、模糊性以及散漫性等，不确定性揭示了后现人主义的精神品格。当代的美国后现代派作家罗伯特？库弗深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对创作方法进行的探索，创作出幻想与现实界限模糊的作品。在他的小说中，既有纯粹的虚构性又有现实的虚构性，很好的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通过把事实与虚构相融为一炉，也呈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这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不确定性打破了读者建立在传统文学上的审美经验，通过拉开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进而引发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思考。

（二）多元化的创作方法。后现代主义中的不确定原则导致了其创作方法上的多元化，因此，多元化也是后现代主义英美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多元主义促进了多样性的互动，允许读者以不同的诠释框架进行相互的交流，并通过参与有效的避免相互的隔绝。

（三）语言实验与话语的游戏。在很多人看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后現代主义则是以“语言”为中心。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并且高度关注有关语言的游戏与实验，热衷于开发语言过程的符号与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而不是表现世界、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隐秘，用语言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极力淡化、取消文学作品所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基本功能。在消解了现实的真实性之后，后现代主义者更相信语言本身就是意义，语言不需要依付于其他现实的基础上。例如史蒂文斯的代表作品《风琴》，就是采用了纯粹的语言游戏，从而改变了美国诗歌中的语言风格。后现代主义下的英美文学以游戏性的叙述，使得读者有够从阅读中得到极大的愉悦。

二、语言学视域下英美文学的环境适应性

（一）语言学文化政治适应性。从英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溯源过程中我们看到，英美文学受其大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语言学视角观察，文化及政治就是环境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文学对文化政治就有一定的被动适应性。文学、语言学本身提供了一个极具交互性的大环境，在英美文化政治的强大支撑之下，英美文学获得了强势的且恣肆的生长，英美文学的这种生长既得益于文化政治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政治环境。自从语言学出现以来，就为英美文学带来了更为复杂性范式。在文学的复杂性范式之中，文化政治环境是文学环境不可或缺的。文化政治的主导性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勿庸置疑的绝对的影响力量，在英美国家亦是如此。

（二）语言学纯文学适应性。从语言学的视角而言，语言学、语言、文学等及其大环境都具有共生性，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会为语言构成媒介层、文学层、语言学层等，并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且是由表及里的。反过来，语言学、语言、文学等亦会对大环境施加反馈式的影响，这就是语言的交互与更新，亦是语言的纯文学性的适应性过程。在后现代主义时代，这种表现尤为强烈，其原因不仅在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语言交互的频繁性，亦在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语言自治性，在于纯文学后现代化为文化所带来的艰深性[1]。这种艰深性不仅使得传统的阅读受到极大的挑战，就连传统的文学意识也遭遇到了极大的不适应性。从纯文学的视角而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潮流试图在摆脱文化政治的环境影响反而使得诸多作品之中显露出文化政治逆影响下的混乱取向。

（三）语言学社会适应性。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的30年代末初露端倪，但是，它与现代主义的分野直至30年后才出现，长达30年的时间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积淀与语言学意义上的升华及其向社会泛化提供了时空准备。语言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无关理论观念与风格方法，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其模糊抽象的特质一道成为现代批评家与学者既爱且憎、既无奈又难以割舍的一种时代符号。后现代主义自其甫一出现即具备了泛文化式的环境适应性，在在文学之外形成了强大的绵延及今的影响力。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不仅语言学的文化政治环境会对文学产生影响，即便是纯文学亦会在语言学的环境影响下出现适应性反应。社会化对于文学的影响亦因后现代主义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而正在不断加深，同样地，后现代主义在英美文学的现代世纪已经成为环境适应性的明证。

三、语言学视域下英美文学的生活输入适应性

（一）政治形态影响适应性。后现代主义形成于时代环境中，亦对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后现代主义还对建筑、摄影、影视、服装、家具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对于英美文学亦产生了由后现代主义聚焦下的多维度的大环境影响，加剧了其更加广谱化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适应性，也就此为广受英美文学影响的国家带来了基于多维度思考的输入适应性。在所有的输入适应性之中，政治形态影响下的生活输入尤为显著，政治形态的自上而下的后现代主义输入使得英美文学出现语言学视域下的共时性转折。同时，政治形态亦势必会对英美文学带来基于生活输入的语言学的适应性影响。政治形态所主导的政治中枢会潜移默化地将政治形态的影响施加并融入英美文学内涵中，并以文学取材的生活柔化掩饰其政治形态本质，进而完成政治形态对英美文学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输入过程。

（二）社会经济影响适应性。英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较长，形成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现象，某些社会经济现象是超验的。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所代表的英美文学的反传统的以及由此而演化而来的非理性、荒谬怪诞等可能在英美文化所涵养的英美文学中能够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但是，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而言是逆输入性的，是社会经济刺激式的被动输入[2]。从语言学的视域来看，英美的后现代文化观与审美观的输入对其社会经济而言属于一种文化缓释效应。

（三）文化意识影响适应性。对英美文学的语言学视域下的输入性，我们来看看火遍全球的《哈里波特》系列作品，其作者罗琳女士是失去社会适应性，因而被迫成为作家，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其作品必然出现务虚性，其作品的理性深度与学术价值显然也是值得反思的。务虚现象在披上后现代主义的外衣后，反而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这种务虚作品，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精神麻醉剂，这样的语言学视角下逆向输入的作品对于任何被输入文化而言都很难说其存在着多少文化适应性。

四、语言学视域下英美文学的输出适应性

（一）综合与拌合。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为语言学的文学输出及其适应性都带来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包括语言本身的某些特质，也包括语言组织结构、创作形式以及表现方法。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学术语境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论证与厘清。后现代主义在文学领域，尤其是英美文学领域内进行了文化集成式、文化简约式、文化反智式等诸多引起争议的大融合，与其说这种大融合是基于文化本身的，倒不如说是基于语言学视域下的技术层面的“技穷式”拌合，所以屡遭质疑[3]。人类既掌握语言的内在自倾性，亦有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且完善语言的内在自驱性，因此造就了环境影响与输入下的文学的变迁。

（二）意识与幻象。后现代主义支撑之下的英美文学，其后现代性首先表现在强烈的潜意识性，这种潜意识性已经使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输入性形成了较大的游离，同时亦为英美文学的肖象式苏醒带来了较大程度的转捩。早在20世纪30年代，乔伊斯即以其后现代主义为英美文学以及语言学带来了超语言式的文学“梦语”。出乎乔伊斯意料的是，数十年之后，这种“梦语”甚至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学的“梦呓”，并且出现了一种幻觉的适应症，文学之中开始出现魔幻、奇幻、玄幻等成分，这一切都是以英美文学为急先锋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潜意识幻觉性的幻象的延伸。

（三）反噬与劣化。英美文学强势输出对我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反噬作用与劣化影响较大，不同体系、不同制度下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绝对的无法适应性，一旦盲目吸纳与过度硬性融合则必然都会在文化冲突过程中出现较大程度反噬，反噬的结果要么是本土文化被削弱，要么是本土文化受到劣化，二者或必有其一甚至同时发生。因此，任何对英美文学的盲从与媚俗都是不理智的，都是对本土文化的不负责。对后现代主义的过度硬性融合，反而会使本土文化遭到劣化[4]。人类历史上许多被殖民国家，其本土文化及其语言文字等被输入继而被消亡就是最强有力的实证。

后現代主义影响下的英美文学及其为现代社会带来的适应性，其实更像是一曲由语言学认知文本所写就的、由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经济环境所伴奏的形之于英美文学的现代牧歌。就后现代主义输入与输出方向上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先进性显然是占据绝对优势一方，从本质上而言，后现代主义其实自先天即带有一种解构化的叛逆性成分。在针对英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噬与劣化的理性分析、理性阐释与理性批判之后，笔者所期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Derrida，J. The Ear of the Other： Oc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cques Derrida，1985.56-57.

〔2〕陈成龙.真语文是“真知”“真教”“真学”的融合[J].语文建设，2013，（25）：17-18.

〔3〕王予红.论言语交际中的认知语用研究[J].语文建设，2015，（29）：29-30.

〔4〕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