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就是平静地迎接暴风雨的力量

2017-03-22 16:03余泽民
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4期
关键词:泰斯凯尔年龄

这种镇定与羞涩、坦然与紧张、自信与敬畏的复杂气质,凝聚成一种超越青春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这样的年龄才有资格拥有。

以前我总觉得,像“半个世纪”这类的词只适合说别人——那些秃头、长髯、满脸风霜的老者。由于漂泊的缘故,无休止的变化使我误觉岁月的流逝与自己无关。直到买裤子时腰围不得不加码,追车后觉得呼哧带喘,几天不刮胡子就满脸胡子茬,第一滴雨落下头皮就能够敏感地觉察……

不久前回国,一位昔日的好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你变主意啦?”

“变什么主意?”我被问得莫名其妙。

“当初你不是说,活到50岁就自杀?”

朋友记得并没错,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确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说过,而且不止一次。想来那时的自己腰围只有二尺一,俊逸不输小虎队,享受着青春和生理的燃烧,距离衰老还太远太远,远得从未具体地去想,感觉50岁就该是“弯腰拄拐、满脸皱纹、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的人生尽头。

现在回想,我在年轻时有过一个误区,就是认定年轻是生命的黄金时代,以为燃烧青春是个体存活的绝对价值。于是,我放纵骨子里的不安分,从画画到弹琴,从学临床医学到学艺术心理,体内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和行动力——《迷墙》的反叛劲加重金属的节奏。那时我把学业当成了副业,兴奋点放在积攒朋友的数量。

特别是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每次回家打开房门,都不能预料谁在等我。经常,十来平米的小屋挤十几个人,弹琴,唱歌,看录像,打扑克。即使午夜过后,也有人加入,有人离开。

那群人里后来出了许多行业大腕儿,可当时都还青涩得像蓄大胡子的克林顿。80年代的年轻人爱谈理想,乌托邦式的;憧憬未来,但并不具体。想来,那时我们对社会、世界所知甚少。

后来,一夜之间,如鸟兽散,无数年轻人卷入出国潮,像水一样哗地泼了出去。我自己也是。

从那时至今,脚下的路像倒流的水,向后流走。掐指算算,离乡那年我26岁,之后又过了26年。感觉弹指一挥,但光阴却在我身上流过了半个世纪,而且是不带引号的。

走了也有走了的好,现在我可以狡辩自己“只有26岁”,因为1991年将我的生命切割成两半——前一半属于集体的,后一半属于个体的;前一段属于计划的,后一段属于自由的;前一段是“度过的”,后一半是“活过的”。两段年龄,两段生命。其实这也不全是狡辩,想当年,当列车驶离雪花飘舞、寒风呼啸的二连海关时,我真觉得自己是被再次娩出了。

回顾前后这两段时光,不仅是时空的改变,更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内容与节奏、机会与方向、强度与速度、色调与质感……所有的一切,改变是如此彻底、微妙和决绝,并总暗藏或天降意外的兴奋与危机。

对我而言,出国是生命的一道分水岭。经常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离开?我说不为什么,就想一个人到世界上光着脚走走。并且,无知者无畏,我相信年轻就是一切的本钱。

我常回想起那次不可重复的漫长旅行。

褪色的画面里,三四十位亲友在老北京站的国际站台上为我送行。之前的一夜,我们一起唱歌,低语,憋了一肚子话却只能沉默。我在父母琐碎的唠叨中收拾行李。铅灰的霜晨,熙攘的站台,由于送行人太多,父母没机会单独嘱咐我,父亲耐心地为我和朋友们一张张地合影。几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唯独忘了跟父亲合影,但意识到时父亲已经去世了。

列车开动的刹那,母亲向前冲出几步,隔着满是划痕的双层玻璃摸我哭变形了的脸。那一刻,我真觉得是永远……

接着是十天险象环生的颠簸。之后在布达佩斯东火车站,我拎着重量超过我体重的皮革黑箱跳下站台,等到所有人散尽,看到一个瘦高个子的陌生人手捏一张我北医时的照片朝我走来,带我去了两百公里外的塞格德小城。

一幕落下,一幕拉开。接下来的十几年青春是更纯粹的燃烧,燃烧岁月与荷尔蒙。自从像婴儿般孤独地被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本能地学习语言,适应生存,经营情感。虽然一无所有,但有大把的朋友和大把的时间,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活下来,最根本的,是在漂泊中学会做本色的自己。

那些年,我读了许多书,记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下素材。我记得很清楚出国后读的头两本小说——英文原版的《在路上》和《鸟人》。那时并无当作家的野心,顶多曾经这样想过:等我死前,写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至于后来做文学翻译,更是命运的安排。想来我没正经学过一天的匈语,纯粹靠听靠读靠交流靠理解,再有是靠无意中受到的文学熏陶。刚到匈牙利不久,我就遇到了文史学家海尔奈先生,并在他家结识了《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后来在拉斯洛家,我又见到了艾斯特哈兹、凯尔泰斯和更多的作家。不过,当时无论他们还是我,都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成为他们作品的译者。

1998年我陪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中国的十座城市,回到布達佩斯后,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巧得不能再巧,当时我寄宿在海尔奈先生家,他刚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顺便递给我了一本,于是我搬着字典开始了阅读,并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翻译了一个短篇《茹兹的陷阱》。从那之后,我翻译成瘾,直到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海尔奈到凯尔泰斯,他们都是我生活中的贵人。

第一本译著《英国旗》问世,我39岁;第一本小说《匈牙利舞曲》出版,我刚好40岁。我带着年轻的惯性跨入了中年,接着是典型的中年打拼,十年里出了二十多本书。虽然透支,但不觉疲惫。文字成了我的第三只眼,不管是看世界还是看自己,都有了新的视角和维度。

也许在被技术、物质掌控的今天,文学确实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能够改变一个人。读书能为个体修筑精神的城堡,写作能将个体的存在夯实,擎起,让他的目光越过庸众的头顶寻找同类。现身说法地讲,我因为文学而活得实在而沉着,因为文学而透视到人性与历史,过去所有的知识和阅历都开始发酵。我享受这种人到中年后的窖藏式的成长,一步步更接近自己。

如果将年轻比喻成冲浪,那么该把中年比喻成航行。“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一方面由于这生活竟然如此地不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意识总在不断地窥伺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相。”凯尔泰斯写在《船夫日记》里的这句话,正道出了中年生存的智慧。年轻人对生活的承受力源于未知,中年人则在于认知。

一个人活过半个世纪,可以说已经“经风历雨”。开始怀旧,是人到中年典型的心理变化。然而怀旧不能止于回忆,还应该有所反思。中年人的记忆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深层地剖析,发现自己与历史的联系。

我去年写完的《纸鱼缸》就基于这样的中年理性。这部小说前后历经十几年,从日记而短篇、中篇、长篇,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内心的成长。我意识到了个体对于历史的责任,听从了用个体记忆抵抗集体失忆的内心呼唤。

当然,作为学过医的人,我更明白中年后肌体功能走下坡路的事实,也明白焦虑于事无补。那样只会掉入“中年危机”的陷阱,让生活变得一团糟。应对生理的衰,该采用心理的盛。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静制动,以心理上的继续成长,平衡生理上的由盛至衰。

与同龄人相比,我为人父的年龄较晚,客观上将青春期延长了许多年。孩子的出生,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成长。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的年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疲惫,不仅没有抱怨,相反充满感恩。我在心理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追求平等的爱,而是享受于无条件的付出。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充满感激,感激他们不会拒绝我爱的给予。我突然明白,年轻时的不安、冲动和不计能量的追逐,不仅仅由于荷尔蒙过剩,还由于情感、身份乃至存在上的“怕被拒绝”。实际上,一个人能够付出而不被拒绝,也是人生中一种简单、真实的幸福。

如果说青春是燃烧,那么中年就是辐射。你的热力不再取决于你的强壮和速度,而是取决于你的心智和定力。一个活过半个世纪的人,不仅知识丰富、心智成熟,而且知识和心智能接地气,拥有扎实、可靠的社会关系,沉淀出类似局外人的判断力,在幸存之后回望历史,审视,反思,由合唱变独唱。总之,只有人到中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苏轼所说的“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境界。

前些日子,我泡在热得发烫的洗澡水里读《谁,在我呼喊时》。读了一会儿,将书合上,作为休息,看了一会儿微信。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一条关于帕蒂·史密斯的消息击中了。

鲍勃·迪伦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挚友、摇滚桂冠诗人帕蒂·史密斯代为领奖,并演唱了鲍勃·迪伦的经典名曲《暴雨将至》。演唱中她一度忘词,请求道:“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我们可以重新来过这段吗?”台下掌声雷动。

看第一遍时,我鼻子酸了。后来连看数遍,哭得淚流满面。中年之后,我大概从来没这样哭过。并不是伤感,而是感动。我感动于70岁的歌者始终如一的真诚,我见证了,努力的成长能够赋予年龄以如此的美好。这种镇定与羞涩、坦然与紧张、自信与敬畏的复杂气质,凝聚成一种超越青春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这样的年龄才有资格拥有。这是继续成长的力量,平静地迎接暴风雨的力量。

从浴缸里爬出的时候,我怀着强烈的渴望:镇定地成长到帕蒂·史密斯的年龄,看自己的生命能沉积下什么。

余泽民

作家,翻译家,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讲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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