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报》崛起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兼及对当代报业的几点思考*

施 欣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新闻报》崛起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兼及对当代报业的几点思考*

施 欣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大报的《新闻报》，在报馆鳞次栉比、报业竞争激烈、大报强报众多的上海取得较大的成功与不俗的业绩，究其根柢缘于：一个能力强、视野阔、步子稳的主办(持)人；重商业、轻政治的办报宗旨和重业务、轻政论的编辑方针；重视本埠新闻的挖掘与注意本地信息的发布；注重新闻时效性和关心报纸质量；懂得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积极借鉴与大胆引介；狠抓经营管理和广告招徕；有强烈的报刊责任感和社会担当；常常深怀忧患意识和竞争精神。行止到民国中后期，该报却悄然由盛而衰、由强而弱，其逐步式微的主因归根于：丧失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忽视了民族气节；未能认清历史发展的大势，被国民政府收买、操纵和控制，从而沦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党报”。

《新闻报》；汪汉溪；报业；出版

引言

《新闻报》(1893—1949)，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以外国人丹福士、斐礼思和中国人张叔和为最主要出资人)共同组织、合资集款而得以创建与兴办，并以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和彼时中国常常采用的悬挂“洋旗”(亦即以外商的名义或外国商行的招牌、进行公司注册与合法登记)的方式展开经营及进行“股份制”运作。虽然，该报实际上的后台老板是英国人，而主持笔政的“总主笔”则为中国人蔡尔康。*在封建势力猖獗和专制独裁盛行的清季民初报界，挂洋牌、依托洋行、庇护于洋人往往是为了捏造报纸所有权的方便，旨在为自由报业和开明报人提供言论上的保护及出版上的便利。一般来说，他们与外国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不少外国朋友。因此，报社通过在外国领事馆(处)、以外国财产形式进行登记与注册，从而取得法外治权的地位与舆论特权。这既是早期报业的特殊情况，也是对于严苛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虽然，之后负责笔政的“前台”人士多次更换，但自始至终它的幕后老板并不过多地干预报纸经营，只负责制定报纸的发展战略、市场定位，强化报社的经济基础、注重引进先进设备与人才，并且还提供基本的记者和编辑的培训。换句话说，这些“洋人”老板更关心和注重的是报刊的营业性与赢利性，对于报纸的言论相对淡薄。1899年，独具慧眼、商业头脑精明的美国商人福开森*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其父为教会牧师，幼时即随全家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获得文学学士；1887年，不远万里来华，初在南京估衣廊居所开办学校并授课；1888年，受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位于上海)之邀，出任院长；1896年，受聘于洋务大臣盛宣怀所创建的上海南洋公学，参与筹建工作；1897年，辞去汇文书院院长，正式出任“监院”一职(直至1902年)；1898年，被两广总督刘坤一延请为幕僚；1899年，创办《新闻报》(上海)；1900年，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为幕僚，参赞“东南互保”事宜；1901年，募捐100万美金用于赈济中原大旱，被清廷赏封二品顶戴；1902年，亲自参与中国对日对美相关条约的修订事务；1908年，前往邮传部担任顾问，兼任“华洋义赈会”会长；1921年，以顾问身份奉派到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主要目的是遏制日本在华过快的侵略及妄图独享的扩张，损害了其他列强的利益)，他作为中国方面代表之一。率先收购该报，延请汪汉溪*在汪之后，汪伯奇、金煦生、李浩然等人，先后担任总经理，或相继出任总编辑，经管报社，操持报务。为总经理、汪伯奇为协理、李伯虞为总编辑，并将报馆设立于汉口路19号，报纸一般以5张为一期，短小精悍，文笔犀利。1906年，该报经过改组后改称“美国公司”，总董为福开森、董事为朱葆三、何丹书等人。1916年，该报在香港注册，后又改称“英国公司”(主要涉及产权的明晰与股份的厘清)。*此前，作为美国领事法庭的清算结果，《新闻报》由瑞生洋行从之前的所有者那里接手。该报一直以私人公司模式运营，后来适时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受到香港法律的约束，同时也变成“同人”性质的报社。随后，再次“华丽”转身为美国式公司，按照规定它又必须遵守美国相关法律。自《新闻报》成立公司以来，股票一直由中美双方持有，偶尔会有其他国家极少的股东。基本上，主持笔政、操持报务的均为国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报为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与报业演进形势，逐渐改革报纸的版面设计、栏目布局以及适时鼎新新闻主题、报道内容，摸准时代脉搏，精准媒体定位，转而以发布经济新闻为主体、以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商业信息为主要内容，成为经济新闻与商业信息行业首屈一指的大报(类似现在《经济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

尽管，该报自出版之日起便一直以“无党无偏”“不受干涉”“经济独立”“不受津贴”为标榜(即以之为办报原则和言论立场)，但在事实上，它还是致力于维护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商业集团的利益，究其本质，它始终是外国人在华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豢养的舆论工具。而且，正因为出于维护外人(尤其是美英)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的出发点，它的言论和观点随中国的进步反倒渐趋反动*譬如，极力污蔑与反对义和团运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亦持批评、否定的反动立场。，最后因销路不畅、发行锐减导致读者群体萎缩、报社经济困窘而不得不停刊。《新闻报》是旧中国立身扬名于上海众多报业中的重要一种，其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力甚至在一段时期内独占鳌头、堪称上海报界的翘楚。早期的《新闻报》不仅成功跻身于上海报坛，而且“随后便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中文报纸，仅次于申报”。[1]32乃至于它的发行量(最高时日发行15万份)曾一度超过老牌大报——《申报》而位居销售量榜首，成为与《申报》齐头并进、并驾齐驱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被社会及公众视为新闻业的“双子星座”。

一、《新闻报》崛兴的基本要素

新闻出版事业，作为当代一种需要赢利和亟需扩大盈利规模与空间的行业，本身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和占据有力的态势，“只有在减少报刊出版种类、增加发行量、扩大收入比例、加强采编队伍和采用先进设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2]133正因为《新闻报》在初期较好地做到了上述几点，才得以快速走上兴盛之路。归纳而言，经济上崛起、声名上揄扬的基本要素为：

1.一个能力强、视野阔、步子稳的经理。一份报纸或杂志的好坏良窳，和它的创办者、主持人的能力强弱和水平高低密不可分。创建、掌管和运作报纸，就像是指挥、率领一支军队，作为统帅的实际办刊者、主办人是“出奇制胜”的关键性因素。同样的道理，一个好的经营者(掌门人)可以把报纸做大做强、做优做活，形成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局面；恰恰相反，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经理人)则可能使报纸陷入每况愈下、难以为继的窘境，直至带来闭馆停刊的“灭顶之灾”。主持人汪汉溪是新闻战线上的老报人，对于办报创刊并不陌生。其实，他个人不仅对办报情有独钟、颇多心得，而且眼光独到、手法高明，拥有很强的综合的办报能力。再加上他的报刊实践经验丰富，知道如何驾驭报馆、引导报人，这些是该报取胜的关键性的要素。展开论述：其一，汪汉溪长期在上海这一新闻舆论中心活动，他本人对上海乃至整个报业市场的熟悉与了解程度颇高*就该报历史而言，汪汉溪管理《新闻报》的20余年，就是该报势头强劲、不断进步和开拓创新的20多年。。作为《新闻报》的“总理”，他对于上海的商业行情了然于心，对于资本市场的情况也十分熟稔，对于报刊的经营与管理更是驾轻就熟，因而，他就如何开拓报业市场、打开新局面是胸有成竹的。事实上，《新闻报》甫立，汪便对言论、新闻、副刊以及广告等版面或业务的处理恰到好处，使之迅速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文化及传媒事业。其二，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了解程度较深。汪汉溪对于上海滩的大大小小的报纸都略知一二，洞悉它们的运营手段和操作规律，特别是对于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申报》到了非常熟知的地步——他既知道它的长处和优势所在，更知道它的不足和劣势所在。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以他能够有针对性、切中实际地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同时，他也能够做到取长补短、斟酌损益(由此，则不难理解《新闻报》在《申报》最强盛的时期都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茁壮成长，可见它的生存能力、发展潜力确实非同一般)。因此，针对《申报》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反观自身、进行补救和改进，不断接受新的报业竞争的挑战，不断进行报业内部事务和人事制度的升级和改善，进而把自己的空白弥补和短板拉长，不断扩大该报的读者群、阅读率，不断扩大该报的覆盖面、到达率。总之，《新闻报》的经理人汪汉溪是一个富有经济头脑、实干精神和吃苦耐劳等气质特征的专业报人。俗话说：“将强强一伙，帅熊熊一窝”，正是有了这么一名精明能干的当家人，才使得《新闻报》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从而验证了人们常说的“有了领头雁、不怕飞不高；有了火车头，不怕走不远”。综观《新闻报》的整个发展历程，无论是处于高潮还是滑落低谷，大总管汪汉溪兢兢业业、夙夜在报，他的确扮演着主心骨、方向盘、掌舵手的角色，也恰如其分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尤其是在该报创建初期，他并不急于求成、盲目冲动，而是通过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步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2.重商业、轻政治的办报宗旨。《新闻报》的极大特色或者说区别于其他报刊的主要一点，就是“重商主义”办报精神与理念，即它不以言论、政论、评论取胜，不以观点的提出、参与社会活动为先机，反以商业情报、经济信息作为制胜之道，独辟蹊径地在众多报纸之中开辟出一条“特出”的发展之道。该报逐日介绍商情及市场动态，经济信息灵通，逐渐为工商界所重视与倚靠。其实，“一个媒介可以没有利润，但是不能没有影响力。反过来，影响力是利润的前提条件，没有影响力的媒介不可能有利润。”[3]2有影响力才会有传播力，有传播力才会有受众。就这个意义而言，营利或曰赢利，只不过是商业化媒介将其影响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自然效验，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纸媒彻底实施市场化的成果。

在《新闻报》的出版发行与传播发布的过程中，它重商业、重利润、轻政治、轻党派的特色一直贯穿其中，具体举措体现在：一是重视经济新闻。正如美国学者白瑞华所剀切指陈的那样，“中国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整天刊登单调新闻的报纸根本没有生存空间”。[2]5为此，《新闻报》在上海乃至全国林林总总的报纸中率先开辟“经济新闻专栏”的版块，经济新闻、商业资讯往往不受各报“待见”，这恰恰是其他大多数报纸所漠视、忽略的内容或栏目，而《新闻报》独创这样的版块，就很好地做到了人无我有、独树一帜。实际上，真正使得《新闻报》迅速脱颖而出、挺立报林的正是它所创设的“经济信息专栏”，该专栏内容丰富、信息确切，涵盖了“经济信息、市场报告与讨论、汇率和类似的信息”。[1]34显而易见，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商品经济发达、市场需求旺盛、商贸往来频繁，经济新闻则较好地迎合了资本家、实业家、银行家、投资家的迫切需求，也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该栏目以工商界精英、外商人士为主要阅读对象或者说读者群，登载有大量商业讯息(例如，物价涨幅、商船航期、货物来往等资讯)，这些都和商人个人及商业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深受他们的欢迎和喜欢，发行量和广告量自然而然会得到“双升”。二是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该报以“多报道、多事实、少评论、不评论”的态度涉足新闻领域，进行了确实可信的新闻报道和公正客观的新闻评论，撇开了党论争议、阴私攻伐、政治论战的弊端，摒弃了偏激的观点和主观的臆断，强调内容为王，提倡求是至上，独立言论，公道评价。事实上，人们常常厌恶絮絮叨叨的说教和长篇大论的“理论”，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他们更多的是想知道真实的事实、准确的新闻和客观的报道，对于喋喋不休的论说和狂轰滥炸的评议并不“感冒”。所谓“话多如水”，很多时候话说多了反倒不好，不仅起不到宣传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有时“莫言”反而是一种明智，能愈发显示出无形的力量，“沉默是金”的道理即在于此。此外，《新闻报》还突出“短评”特色，它的评论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犀利到位，一事一议，切中肯綮，不拖泥带水、不拖沓冗长、不唠叨啰嗦，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类似于现在的杂文和《半月谈》上的“千字文”，给人智慧，让人启迪，读者爱看爱读，且印象深刻。三是以“无党无偏”自居。《新闻报》是独立创办、自负责任的民营报刊，不受党派、团体或个人势力的左右或影响，它始终以“无党无派、无偏无私”为标榜，站在中立的位置，站在客观的立场，进行“真”“实”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和大众评论必以自己的编辑原则和出版理念为出发点，以自己的好坏喜恶、是非标准、公众舆论为评判标尺。事实上，它既骂过共产党、也批评过国民政府，对于哪个政党都不买账，也就没有政治观点的偏见和政治立场的倾向。简单来说，凡是利于国家统一和国民利益的事情，它就赞同、拥护并褒扬；凡是不利于国家福祉和国民福利的事情，它就批判、指摘并痛斥。这一点，比起那些被政党或个人操纵的带有明显偏见与私心的报纸，肯定更加得到受众亲睐。*任何时期、任何社会的人们，都需要一个真实的新闻传播体系和确切的新闻传播环境以保证自己的知情权、话语权及舆论监督权。与此同时，在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后，对周围环境做出及时且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四是报纸定位清晰准确。《新闻报》是一份面向商业人士和普通大众的报纸，读者主要集中在商界精英和普通市民。因而，在实际办报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从文笔到行文、从口吻到语气的都尽量符合他们的要求、迎合他们的趣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渐进，工商业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愈来愈大，文人论政或以言论取胜的报纸逐步丧失原有的显赫地位或作用了，已慢慢变得不适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了。报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特色与属性，每一个时期都有起主导作用的报刊思潮及出版定位。在商品经济越发达，工商业越充分发展的今天，人们需要的新闻信息和经济讯息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全，而且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不明确这一点，就会被报业发展的大潮所淘汰或吞没。

3.重视本埠(本土)新闻。《新闻报》对于报道上海本埠(包括江浙周边地区)的新闻是不遗余力的，也就是说，它十二分地重视上海本地新闻资讯。翻阅该报可知，它善于挖掘、捕捉和处理本地有用的信息，且能够迅速及时、详细翔实地加以报道、评论。实质上，它所热衷报道的本地新闻，往往与当地人的生活、工作、教育、经商，以及巡捕房、租界、法院、学校等紧密联系，也是本地人(市民阶层)所乐意了解和愿意知道或参与的身边事、身边人。由于与己相关、与己相熟，必然使该报引起广泛注意、获得大量“眼球”，让读众生成存在感和参与感，因此吸引了大量本市阅众，有的甚至成了“铁杆粉丝”。契合了“报人靠报纸而生存，报纸的发展则依赖于读者好恶的选择”[4]3运行的法则。基于此，该报注重社会新闻、民生信息的详尽报道，大力征求新闻线索和独家信息(公布爆料联系方式，并给予爆料人一定的奖励，构建起报纸与受众、作者与读者交流与反馈的畅行通道)。

4.注重管理经营，狠抓广告业务。《新闻报》之所以能在报馆林立、竞争激烈的上海滩站稳脚跟、快速发展，得益于高度重视广告业务。由于“一方报纸上之告白，可以觇一方实业之兴衰。津沪各报之告白，争奇角异……。”*这一点，《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业集团起步比较早、做得比较到位，主动策应了这一报纸大的发展趋势。它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他各报无疑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故此，该报创刊后十分注重经营管理，选用并推行报纸企业化营利模式，引进与实行制度化营业制度。而且，它还特别重视商业广告，对广告商(主)百般呵护、悉心培养。关于这一点，连外国记者柏德逊都看在眼里，他论说道：“中国的报纸广告仍处于利润丰厚的增长初期，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等报纸广告的商业成功便是明证。”[5]57-58

广告，是报纸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报业的血脉与食粮，搞好广告推广和广告营销对于一份报纸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广告部门是报社的重要部门，广告收入是报纸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是实现报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一环，也是报社迈向企业化、集团化的必由之路。《新闻报》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尽量扩大销售、打开销路、提高销量，普及文化，播散知识，目的是让更多的民众看得起报、买得起报，提高覆盖面和到达率。其实，报纸的收益不在于报纸的订阅或零售价格(甚至仅靠卖报的收入难以抵消成本、会造成亏损折本，更谈不上报业自身的发展及壮大)，换言之，报社的盈利不是靠卖报本身的收入，而是更多的在于广告的收益。工商业越发展、商品经济越繁荣、社会越稳定，商业信息即广告的需求就越大，对报纸而言固定广告客户越稳定。为扩大广告业务，《新闻报》一方面尽量扩大发行量，降低报纸价格，使人人买得起、看得到，以便吸引更多广告商和广告源，扩大招徕广告的规模与效应；另一方面，赢利的资本可以再投入到扩大生产、改进设备、吸纳人才、进行培训等方面上去，将报社实力壮大(包括硬件设备、软件人才及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样一来，最终形成该报发展的良好机制，造就可喜的循环局面：一方面大力促进广告业务的发展，使该报在诸多报纸当中性价比高，进而增加广告数量和版面，获取大量资金，实力逐步雄厚；另一方面，该报重视营销和营销人才的培养使用，不断反推报业的发展完善，用以扩大规模和再生产。由于广告收入大幅度增长和持续增加，报刊出版与发行才能齐头并进，并“成为一项利润丰厚、能自我支持的行业。”[5]57

二、衰落原因与启示

人们常说“物极必反”“盛极则衰”“花无百日红”。显然，任何事物的发展有萌芽就有成熟、有发展就有衰退、有高潮就有低谷、有全盛就有衰败。《新闻报》的横空出世、异军突起，是因为它符合了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契合了报界衍变的时代潮流、顺应了广大受众的内在需求，从而晋升为民国时期声名远播、享誉中外的大报名报，可谓大放光彩、一枝独秀，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反过来看，它放弃先觉之责、抛开铁肩辣手、忽略国运民瘼、无视赞划庙堂，甚至在日伪面前卑躬屈膝、在国民党手中放辟邪侈，自然也会被爱国的民众所指斥、亦被追求生活真谛的读者所摒弃。以上种种，都是值得当代报刊及报人惕厉自省、鞭逼著己的。如何发挥优势、如何扬长避短、如何立足特色，在《新闻报》的崛起与衰落中可得到参酌与启悟。

(一)衰落原因

1.丧失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本民族的立场，是任何一份报纸应该和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和安身立命的基础。报刊作为社会公器及民众权利的维护者，捍卫民族尊严、保障人民利益、维护国家权利是报纸印刷出版物等大众传播媒体所应有的题中之义。就此，“永续和黑暗和穷苦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6]1是报人报刊的不二之选。否则，一旦背离这一基本原则，任何报刊都难以生存下去。“八·一三”战事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占上海之后，该报竟然首先提出自愿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丧失民族气节、走向反动，沦落为一份没有将民族与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报纸，甚至做了报界耻辱的“汉奸报”。其实，任何违背了“勇敢地投入到时代的激流中去，与人民一起，紧扣时代的脉搏，追踪时代的脚步，讴歌时代的理想，舒展时代的画卷，解答时代的难题，用自己的笔匡扶正义、扬正祛邪”[7]71的报刊都将是萎靡不振、行之不远的。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坚定呼吁“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8]的《救亡日报》相较，该报毫无骨气；与“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用的使用”[9]75的践诺相比，该报奴颜媚骨。此后，它慑于敌伪的恫吓、威胁而不再(敢)刊登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任何报道(其实，在日军严酷的检查制度下也无法刊载)。自此，此报便失去原本支持自己的大量的忠实读者。不宁唯是，还受到善良正直的人们的鄙视和唾弃，在报业界地位一落千丈，发行量也大幅度减少。历史虽然残酷却是真实，《新闻报》刻骨铭心的教训告诫我们：万万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自我、在原则性问题上鬼迷心窍。

没有了读者的报纸，就像没有了雨露的花朵会迅速地枯萎。正如报业先驱李普曼所剀切指陈，“一份真正以读者的忠诚为靠山的报纸，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报纸。一个与报纸患难与共的读者群，其力量超过任何一家广告商。”[10]260果不其然，该报背弃了人民利益、丢掉了爱国的魂，便急速颓废凋败。时过不久，《新闻报》企图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义出版“新”的《新闻报》，其本意是以洋旗报的身份避免日本军方新闻检查，试图挽回颓势、找回尊严并恢复之前的独立自主的办报模式和理念，但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此时的抢救弥补已然无济于事了。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军强行占领和进驻租界，将“孤岛”苦苦挣扎的各种报刊统统接管(当然也包括《新闻报》)。紧接着，该报的报馆财产被日本军方所控制，日本扶植的代理人任报馆董事长和社长。就此，该报毫无反抗地、彻底沦为日本侵略者的舆论工具。在媚外求安全的幻想破灭和被人民齿冷的同时，终究没有逃脱停刊的命运、被钉在了中国报史的耻辱柱上。

2.国民政府对该报的收买、操纵和控制，使之从性质上蜕变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党“变相党报”。抗战胜利后，《新闻报》逃出侵略者魔爪、被日伪“松绑”，获得一次重拾信心、再创辉煌的机会。然而，国民政府却扼杀了这一希望，打着“接收敌产”的幌子乘机接管了(抑或更准确地说劫收了)《新闻报》，完全掌控了该报的财产、物资、设施和人员。为更好地实现国民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宣传目标，国民党随即进行了报社的人事改组：任命钱新之为董事长、程沧波为社长、赵敏恒为总编辑、詹文浒为总经理，并且拟定《改组〈申报〉、〈新闻报〉办法》条例，致使国民党在该报的股权占到51%，从而达到彻底控制、把牢该报目的。嗣后，原先民营性质、独立自主、不受干预、不拿津贴的《新闻报》，悄然蜕变为“未挂国民党党报招牌的党报”，不仅不能“权自我操”“新闻自由”，反而丧失独立地位与铮铮报格，不得不沦为国民党得心应手的“言论利刃”，在与国家前途及人民意愿的背离中慢慢走向衰微。最后，被迫捆绑于国民政府这辆“战车”上的《新闻报》，随着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失势与垮台而无奈陨落、寿终正寝，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风光、再也回不去当年的辉煌了。

(二)反省与启示

考察历史上的报刊活动或者说报刊史上的新闻实践，甚或就某份报纸(个案)的兴衰荣辱、跌宕起伏进行研析，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认清历史，更是为了“挖掘先人已有的真知灼见、英明创举，以启发今人继续创新，以更自觉、更深刻地服务当代”[11]11。诚然，我们越了解报纸的历史、越懂得报刊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会越高超、思考问题的深度便越卓远。就这个意义而言，《新闻报》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一样弥足珍贵，给予当代报刊不少鉴衡，同时也给报纸从业者诸多启示。

1.报刊应迎合报业集团化的历史趋势，强化企业化经营与管理。孙中山先生早已有言：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报纸的嬗递与演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报业集团化是延伸报纸传媒业产业链的有效途径：一是进行整合和扩展的基础，向外辐射、介入他产，最终达到“以报兴业，以业强报的目的”。[12]6但是，实现报业集团化和企业化经营与管理，因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当时的《新闻报》还不具备这样的“土壤”，它只是尝试着朝这样的方向迈出“一小步”。尽管，它没有最后成功，但依旧留给我们诸多启示：大报企业化、企业集团化以及多种经营化是报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和未来潮流。报业界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博大的胸襟、远见的卓识去主动迎合和顺应这股潮流，以适应社会需求和受众需求以及报业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否则，就会跟不上时代发展和形势，最终落伍出局、一败涂地。与其不情愿、被动接受，倒不如主动作为，抢占先机。二是大刀阔斧进行报业集团化鼎新，实现真正的企业化、现代化经营与管理。在现代化的新闻改革与行业转型中，“从经营管理上实现报社的企业化，已经成为一种新闻界的共识”[13]20。由此，尽量减少或戒除政府干预、团体干扰和个人(如官员)干涉，通过市场扩张、效率提升、内涵凝聚、思路灵活的方式或渠道获取规模竞争力和业内受众优势，打造价值链、品牌链，延伸产业链、市场链，增加知识价值、增添高尚旨趣、增进社会效益，打好“组合拳”、唱好“和谐调”、做好“升级功”。与此同时，还应尽力减少“散兵作战”、各自为谋的劣根性，摒弃以邻为壑、自我拘囿的通弊；也即是说，要在资源整合、优势组合、人事重构、信息共享的基础上集聚报刊内部的各大要素、组织报刊周围的各种资源，务使做大做强、做优做美，务必抱“团”发展、齐头并进。

2.报刊应主动作为、积极转型。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报刊印刷出版物等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海洋”里逐步丧失竞争优势、在自媒体、融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显得日渐式微、难以抗衡。早在2005年，报业的“寒冬”已然给我国的报界敲响了警钟，甚至有人发出了“拯救报纸”的担忧与呼吁。放眼全球，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规模大型、历史悠久的报业集团瞬间宣告破产或停刊，令人徒叹悲哀却无可奈何，也让新闻人陷入忧思与焦躁之中。

报业的崩塌、报纸的唱衰，并不是毫无征兆，亦非没有预警。如何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使传统的式微的报纸在信息社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与网络、手机、博客、微博等现代化传媒共同发展，是摆在报刊工作者面前的一道值得深思的课题。质言之，让报纸焕发生机与活力，取决于我们的媒介如何改进与作为，我们的媒体人如何思索与行动。笔者相信，不管时代怎么变迁，媒介怎么进化，报纸内在优势无法超越，报刊应有地位无法替换。

唯有策应媒介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的发展潮流，才能赢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独特的道路，而不至于被淹没和迷失在以互联网、手机、微博等电子媒介的汪洋里。这里，我们的报刊不能徘徊等待、犹豫观望，应积极作为、主动出击，否则将陷于被动的局面，最终导致失败的结果。在报道方式与言论态度上也要相机顺势而为——“改变过去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改变过去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谈的平等协调的方式；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14]4。究其根本，作为传统且强盛的大众传播媒体——报纸，一方面面临着其他纸质大众媒介如杂志与现代化的广播、电视、网络、手机乃至流媒体、自媒体的严峻挑战和竞争；再一方面，报业同行之间的竞争也日趋加重、甚至出现白热化的状态。由此，报纸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一枝独秀、长袖善舞。

诚哉斯言，“报纸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它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也是知识传承的载体，公众舆论的平台，环境守望的哨岗；同时，它还是人们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5]2面对广大受众的阅读口味变得更为挑剔、欣赏水平变得愈发高超、审美情趣变复杂多元的实际情况，报纸需要回应的还很多、学会策应的道路还很长。一言以蔽之，当下的报业要站在全国乃至世界报业转型升级的潮头，提升品位，贴近读者；如今的报界要敢于人先、敢于尝试、敢于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民族特色和切合报业发展规律的新路。此外，新闻传播媒体必须有其精神内核，新闻工作者亦必须具备“一点精神”。报人，需要彰显“文人气质”；报纸，需要涵咏“公平正义”。唯有如此，方能在任何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能保持一种冷静和理性的态度，进而从容面对挑战”[16]1-2，反思失败，拥抱成功。

3.强化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知识与日俱增的“信息大爆炸”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作为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社会责任。近几年以来，出现了极少数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淡漠、新闻道德失范和伦理滑坡的倾向。例如：有的新闻工作者，在金钱与权力的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名利，不惜制造着大量的有偿新闻、广告新闻、新闻炒作等——这些不端行为正在严重地啃噬着今天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警惕。新闻工作者，是信息大海上的舵手，掌控着舆论发展的方向；新闻工作者，是民情民意的监测者，为历史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好导航；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瞭望者，担负着规避风险、导引人民的社会任务。可以说，新闻人的责任重大且艰巨，必须把牢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淡化，则意味着职业道德素质的降低和缺失。因此，为有效净化新闻这块“净土”，新闻人员必须时刻认清自己手中的“权利”、不能滥用新闻“权力”，强化新闻工作者略显“遗忘”的报刊责任意识，揭露黑暗，报道先进，鞭笞丑恶，赞美光明。

新闻人的特殊身份何等庄严与沉重，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如此的重要与凸显，当代报业及其从业者应该自勉以惕厉。报业前辈、大公报老报人王芸生先生的话语重心长、言犹在耳，他谆谆教导说：“我们的人格操守是否如此严肃？我们的工作能力是否与之相称？我们的热忱与毅力是否足够充满？待自厚，笃自修，不改业，不辍功，以恒久的努力，求日新又新的进步，发展救国救世的抱负。”[17]倘若，新闻工作者要捍卫新闻工作的神圣性、纯洁性、坚守新闻职业道德，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上公正、客观、真实，就一定要增加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定要从根本上提升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人格修养，树立起牢不可破的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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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夏衍.懒寻旧梦录[M]//夏衍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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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彭伟步.星洲日报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

[17] 王芸生.社论[N].大公报，1942-9-1.

(责任编校：杨睿)

OntheExperienceandLessonsfromtheRiseandFallofthe“NewsReport”Newspaper

SHI Xi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HunanChangsha410081,China)

The “News Report” newspaper has made a good result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newspaper pr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Shanghai，mainly due to: a strong，broad vision and steady-pace manager, 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heavy commercial，casually mentioning political”,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ocal news and release on time, focus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the newspaper, learning from others then to make up for their own, strengthening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and advertisement, having a strong feeling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eping a strong sense of hardship, with deep hardship consciousness and competitive spirit. However, till to middle term and lat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is newspaper secretly became weak from strong, its main reason was its losing patriotic spirit, neglecting national style, having not known the bid trend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being bought, operated and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becoming practical Party Newspaper of Guomindang.

News Report；Wang Han-xi； newspaper industry; publication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5.014

2016-12-27

施欣(1984—)，男，江西宜春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研究。

G219.29

：A

：1672- 0598(2017)05- 0100-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