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对《穀梁传》的接受*

2017-03-22 22:28刘越峰
关键词:宋文宋人文风

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宋文对《穀梁传》的接受*

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春秋三传”之中的《穀梁传》,作为圣人经典之一在宋代又重新受到重视。在宋代疑经惑古思潮的影响下,宋代“榖梁学”也较前代有很大发展,出现了研究《榖梁传》的专家,如孙复、刘敞、孙觉和叶梦得等人,同时注重《榖梁传》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榖梁学”的兴盛是宋文接受其影响的重要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宋文对《穀梁传》的以人为本、重议论、设问句式、虚字运用以及清婉兼峻厉的风格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直接影响到了宋文关注现实、民生的现实主义特色,形成了宋文既简洁明快又摇曳多情的行文风格。而这种接受对经学和散文的发展以及深入研究都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主要包括宋文对《榖梁传》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宋人由道及文的治学理路,直接影响到宋文峻厉的文风以及为宋文风格形成找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源头等方面。

《穀梁传》;宋文;接受;表现;价值

“六经”是中国散文的源头,作为重要经典之一的《穀梁传》也应该成为散文家效法的典范。诚如吕留良所言:“笔之不妙,亦坐不读古。古不独经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说苑》、《大戴礼》、《韩诗外传》之类,若不曾读,亦不能尽用笔之变。”[1]3336但唐代散文作者对《穀梁传》文风绝少提及,只有柳宗元等人偶尔论之。宋人却一改唐人作法,对《穀梁传》的散文创作手法多有赞美之辞,如宋祁《宋景文笔记》言:“古人自有文语卓然可爱者,穀梁子曰:‘轻千乘之国则可矣,蹈道则未也。’故柳宗元以为洁。‘三军之士粲然皆笑。’粲,明也。知万众皆启齿,齿既白,以粲意包之。”[2]陈骙《文则》说:“载言之文,有不避重复,如《穀梁传》载丽姬故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故君谓世子曰:‘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畏苦”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此不避重复一也。”[3]19黄榦在《读左氏传杂说三条》中说:“隐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隐为是,《穀梁》以隐为非……惟《穀梁》之说以为《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乃为正论。”[4]因此,《穀梁传》也就成为宋人作文效法的对象之一。陈骙在《文则·序》中说:“恣阅古书,始知古人之作,叹曰:‘文当如是。’且《诗》、《书》、二《礼》、《易》、《春秋》所载,丘明、高、赤所传,老、庄、孟、荀之徒所著,皆学者所朝夕讽咏之文也。”[3]序3由此可见,宋人开始关注《穀梁传》文风,宋文也开始对《穀梁传》文风有所接受,以下就其基础、表现和认识价值等方面试做论述。

一、宋文对《穀梁传》接受的基础

宋代是中国学术变革的重要时期,从宋仁宗庆历时期开始,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复古大旗,对《春秋》《周礼》《周易》等经典大胆质疑,开启了疑经惑古的新时代。我们知道,一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必然会浸染到文学创作中,宋代这种以质疑、创新为核心的学术精神自然对包括宋代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陈植锷先生所论:“在北宋文化史的各个层面中,与儒家学派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代的散文,即古文。古文是宋学传播与传承的主要工具,北宋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最亲密的伙伴。无论是草创期还是繁荣期,站在儒学最重要位置上的学者,往往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5]宋代这种学风的转变、儒学的复兴和士人怀疑批判的精神正是宋文接受包括《穀梁传》在内的圣人经典影响的基础。尤其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穀梁学”研究在宋代有了不同于唐代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就使得宋文和《穀梁传》的联系更加密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宋代“穀梁学”的发展情况略述一二。

唐代于“春秋三传”中只重《左传》,“左传学”几乎成了唐代“春秋学”的代名词。宋代“公羊学”“穀梁学”研究较唐代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研究穀梁学的学者。北宋以研习《穀梁传》为主的代表作家主要有三位:孙复、刘敞和孙觉。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13卷,其观点多主《穀梁传》[6]。刘敞是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著有《春秋传》《春秋权衡》和《春秋意林》等作品。他在《先祖磨勘府君家传》中叙其祖上刘式“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经”[7]。刘敞能承祖业,本着三传并重、不信不废的原则,自出新义,尤其对《穀梁传》多有发明。《四库提要》评价刘敞“春秋学”的特点,认为:“其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8]孙觉著有《春秋经解》13卷,他在《春秋经解自序》中说“《穀梁》最为精深”,他治《春秋》“以《穀梁》为本”[9]。赵伯雄先生认为孙觉的春秋学“属于胡瑗、孙复一派,对孙复的继承尤多,特别注重发挥‘尊王’大义”[10]460。孙觉可算作宋代研究《穀梁传》的专家。

南宋以研习《穀梁传》为主的代表作家有以下三位:叶梦得、陈傅良和胡安国。叶梦得著有《春秋谳》,今存四库馆臣编订、整理《春秋谳》22卷,其中包括《穀梁谳》6卷。据《四库提要》载:“抉摘‘三传’是非,主于信经,不信传,犹沿啖助、孙复之余波,于《公羊》、《穀梁》多所驳诘。”[11]陈傅良著有《春秋后传》,其中引《穀梁传》处多达107条[12]。胡安国是孙复的再传弟子,著有《春秋传》,他非常重视对《春秋》经义的解说,明确反对《左传》中对诸多故事的繁琐叙述。据《宋史·胡安国传》记载:“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13]相对胡安国反对《左传》的繁琐叙事而言,他的《春秋传》对《穀梁传》的观点多有继承,书中多处涉及《穀梁传》的内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春秋传》解题载:“其传《春秋》事,按《左氏》义,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程明道、张横渠、程正叔之说以润色之。”[14]梁寅甚至批评胡安国的《春秋传》:“信《公》、《穀》之过,求褒贬之详,未免蹈先儒之谬,此胡康侯之失也。”[15]钟文烝在《春秋穀梁经传补注》“隐元年春王正月”补注中指出:“郑君(玄)谓《穀梁》善于经,啖助谓《穀梁》意深,陆淳、孙觉、胡安国等谓《穀梁》最精密,叶梦得谓《穀梁》所得多。”[16]3

除了以上所论“春秋学”专家以外,还有其他学者也十分注重对《穀梁传》的研读探讨,如苏颂评价刘格:“力儒自奋,治《左氏春秋》,兼通《公羊》、《穀梁》二传。”[17]史浩在《鄮峰真隐漫录》中说梅子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18]王十朋在《陞补上舍谢宰相》中自称:“不束高阁,兼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长;未得美泉,姑为啖先生、赵夫子、陆文通之凿。”[19]他赞扬丘崈状元:“明一王之旨,兼取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长;观三策之文,庶几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对。”[20]另外,欧阳修、苏轼、苏辙、程颢、陆佃、朱熹、晁说之、崔子方、程公说、王之望等人对《穀梁传》的征引、论述和评价更是不胜枚举。

综观有宋一代,虽然少有“穀梁学”的专家、专著出现,但研究《穀梁传》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四库馆臣在论述宋代春秋学的特点时,将宋春秋学者分成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21]其中所论三派春秋学代表学者都是深受《穀梁传》影响的名家。由此可知,宋代春秋学已经一改唐代以治《左传》为主的特点,在他们的带动下,当时学界营造出了研习《穀梁传》的氛围,“穀梁学”研究在宋代已不再寂寞,它是汉代、清代“穀梁学”两个繁荣期重要的过渡。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宋人的努力,在唐代几成绝学的“穀梁学”才得以薪火相续、不绝如缕。尤其重要的是,重视《穀梁传》的学者,大多是散文创作名家,使宋文有效地接受《穀梁传》成为可能。总体而言,宋代疑经惑古思潮和“穀梁学”研究的相对繁盛,正是宋代散文接受《穀梁传》影响的重要基础。

二、宋文对《穀梁传》接受的表现

姚斯认为:“文学的历史性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22]作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宋文同时兴起的“穀梁学”研究让更多的学者将《穀梁传》纳入到自己的创作视野中,进而接受了《穀梁传》的思想、行文特征以及文章风格等。细绎之,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宋文对《穀梁传》中重议论、关注现实民生思想的接受

胡安国曾指出:“义莫精于《穀梁》,或失之凿。”[23]。我们分析,这里所说的“义”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指议论经义,二指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而《穀梁传》中重议论、关注现实的特点正为宋人所接受,以下分论之。

《穀梁传》重议论,如杜浚在《杜氏文谱》中说:“《穀梁氏》善议论,简当精洁。左氏议论在序事中,穀梁氏议论在议论中,比看,各是一奇也。”[24]谭浚在《言文》中记载:“章氏曰:‘事备于《左传》,例明于《公羊》,义精于《穀梁》。’”[25]顾颉刚先生则对《穀梁传》议论有泛滥过甚之病加以批判:“皆据一二字各是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穀梁》尤甚焉。”[26]

由于时代、政治、学术等方面的原因,宋人散文重议论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因此宋人对《穀梁传》中议论这个特点也颇为关注与接受,如:“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27]“若夫三家之学,《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穀梁》词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词以义为主,则当习《公》、《穀》。”[28]“《左氏》熟于事,而《公》、《穀》深于理。”[29]

宋人文章重议论,前彦时贤多有论述,此不敢赘言,但尚需指出的是,这种议论风尚的形成应与《穀梁传》议论之风不无关系。宋人崔子方甚至说:“余始读《左氏》,爱其文辞,知有《左氏》而不知有《春秋》也。其后益读《公羊》、《穀梁》,爱其论说,又知有二书而不知有《春秋》也。”[30]由此可见一斑。

《穀梁传》有关注政治、民生的现实主义特色,这一点在“春秋三传”中尤为突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31]钟文烝在《穀梁补注》中也认为:“《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忧外夷之旨,明《春秋》为持世教之书也。”[16]29晚清江慎中甚至认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有千古者也。”[32]其实宋人也注意到了《穀梁传》这一特点,如晁说之在论述“三传”时就指出了《穀梁传》“重典刑”“崇信义”的特点:“《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纵,崇信义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变通矣,不免失之随也。”[33]王十朋也指出了《穀梁传》对现实风教的作用:“《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穀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34]

宋代散文中关注现实的特色与《穀梁传》中所宣扬的思想息息相关,从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王安石、苏轼、邓润甫到胡安国、朱熹、陆游,他们的文章莫不如是。如北宋以草制诰表启而著名的邓润甫在拟定关于建储的制诰中就直接用《穀梁传》的观点,据《四六丛话》记载:“《穀梁》‘隐四年’传注云:‘建储非以私亲,所以定名分。’邓润甫草《东宫制》云:‘建储非以私亲,盖明万世之统;主器莫若长子,兹本百王之谋。’盖出于此。”[35]

苏轼也在多篇文章中引述《穀梁传》的观点,如《问雩月何以为正》《问定何以无正月》《问鲁犹三望》《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论取郜大鼎于宋》《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论褅于太庙用致夫人》《论郊用》《论郑伯克段于鄢》《论会于澶渊宋灾故》等。其中对《穀梁传》的观点或臧或否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轼对《穀梁传》的认同取决于现实百姓的利与弊,如《问鲁作丘甲》一篇。《春秋·成公元年》有经:“三月,作丘甲”,杜预《左传注》载:“《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36]苏轼并不赞同《左传》的观点,原因有二:其一,“甸”之赋税,今鲁以“丘”出之,增加百姓负担;其二,变古易常为《春秋》所讥。他赞成与《左传》“相戾”的《穀梁传》的观点,据《穀梁传》载:“‘作’,为也,丘为甲也。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37]我们分析,杜预《左传》中所言鲁国“丘”的赋税增加四倍,这一解释并不一定正确,后世春秋学者对此多有辩驳,但是当时鲁国确实增加了赋税是符合史实的。而《穀梁传》中释“作”为“为”是否符合经义暂且不论,把“甲”解释为“铠甲”,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甲非人人之所能为”的议论,明显有误解之处。但苏轼还是赞同《穀梁传》而反对《左传》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对百姓轻减赋税、要求各司其职社会现实的关注。

苏轼具有反映现实、关心民瘼思想的文章也有源自《穀梁传》的,如著名的《喜雨亭记》,以百姓久旱得雨而喜名亭,高塘评价:“志喜不忘,是一篇命意。写喜雨,不脱亭字,方是三字题文字。字字拆开,字字倒叙,即是时文金针。”[38]其实,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命意明显来自于《穀梁传》,据平步青所论:“苏文忠公《喜雨亭记》云:‘亭以雨名,志喜也。’庸按:《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传:‘不雨者,勤雨也。’何休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传:‘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传:‘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传:‘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此忧雨,故时时别言之。’‘六月雨。’传:‘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忠名定,正用《穀梁传》。公时二十三,签判凤翔。谁谓文忠少年登第,疏于经学哉?”[39]

(二)宋文对《穀梁传》设问句式以及虚字运用的接受

《穀梁传》《公羊传》与《左传》的重叙事不同,前两者以释经为旨归,采用问答式的句子结构,其中多判断句。如孙万春所言:“《三传》中盲《左》最难模仿,惟《公》、《穀》断制多而叙事少,可以学也。”[40]因此《穀梁传》在行文中大量使用虚字,尤其是“也”出现次数相当可观。刘熙载指出了《穀梁传》中虚字运用的问题:“《春秋》本文,有实字,有虚字,有无字处,《公羊》、《穀梁》于实虚字皆有发明。”[41]钟文烝也认为:“《易》、《彖象传》释经有曰其位、其吉,有曰吝道也、安行也、遍辞也、志疑也。有止一字者曰穷也、明也、咎也、行也、下也、顺也、惫也。《穀梁》文句,多与相似。”[16]25杨德春先生就明确指出了《穀梁传》多设问、用虚字这两个特点:“问答式结构要求逐次回答问题,这就产生了层层推进的艺术效果,使文章有逻辑性和力量。要回答问题也就决定了《春秋穀梁传》大量使用判断句,大量使用判断句就会使文章有力量、有气势。《春秋穀梁传》又在结构层次中大量使用‘也’字。增强了句子的抒情性,使作者的主观情感灌注于句子之中。‘也’字还有将文气联结贯通的作用。”[42]

自设问答、简洁明快的行文特色在宋人散文中较常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敞。刘敞不但是重视《穀梁传》的春秋学者,而且他擅文章,有醇雅的西汉风格,正如吴子良所论:“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与欧阳公同时,为欧公名盛所掩,而欧、曾、苏、王亦不甚称其文。刘尝叹:‘百年后当有知我者。’至东莱编《文鉴》,多取原父文,几与欧、曾、苏、王并,而水心亦亟称之,于是方论定。”[43]四库馆臣也认为刘敞的文章“湛深经术,具有本原”[44],这重要“本原”之一就是《穀梁传》。朱熹亦认为:“刘原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穀》,文胜贡父。”[45]3313其实,刘敞学习《穀梁传》文风的作品绝不只是“几件”的问题,可以说从他的学术著作到一般性的散文创作都可见鲜明的《穀梁传》影响。赵伯雄先生在《春秋学史》中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氏的《春秋传》行文用语绝类《公》、《穀》,也是用那种自设问答的体裁,刘氏显然是把《公》、《穀》的文体视为解经之传的正宗的。”[10]456而这种《穀梁传》中表现出来的“自设问答的体裁”也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如《欣欣亭记》就采用这种设问写法,并多以“刘子曰”作答:“或曰:‘子之欣欣,杨之欣欣欤?’刘子曰:‘否。’‘可得而闻欤?’刘子曰:‘何为其不可也?吾得所以居此者,达亦欣欣也,穷亦欣欣也……’”[46]《齐不齐论》更是如此,通篇用四个问答式析事说理、层层递进。此外还有《谕客》《责和氏璧》《伊尹问》等均属此类。

另外,刘敞散文多用虚词、短句,风格简洁明快,这也可看作是对《穀梁传》文风接受的表现之一。如:“夫立功者有五重:有其志,无其术,一重也;有其术,无其时,二重也;有其时,无其位,三重也;有其位,无其主,四重也;有其主,无其事,五重也。五者俱得也,然后能立功。”(《贵功论》)“天下方患道,或问刘子曰:‘盗可除乎?’对曰:‘何为不可除也?顾盗有源,能止其源,何盗之患?’或曰:‘请问盗源?’曰:‘衣食不足,盗之源也;政赋不均,盗之源也;教化不修,盗之源也。一源慢,则探囊发箧以为盗矣;二源慢,则执兵刀,劫良民而为盗矣;三源慢,则攻城邑,略百姓而为盗矣。此所谓盗之源也。’”(《患盗论》)

除刘敞的文章以外,《穀梁传》这两个特点也被宋文广泛接受。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散文都有大量成功运用虚词的范文,其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祭吴尚书文》等就是擅用“也”的例子。就其渊源而论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源自《周易》,有的认为源自《诗经》《孟子》,有的认为源自《檀弓》等,这些当然都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公羊传》《穀梁传》也是宋人散文中“也”字运用的重要源头之一,宋人陈模就在《怀古录》中指出:“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字深得其体。虽只是叠‘也’字,却落落地一气相属,不觉藏得许多功夫,《公羊》之‘也’字亦然,如‘王正月者何?王正月也。’此等极简古。”[47]

这里只提到了《公羊传》,其实《穀梁传》在“也”字的运用上与《公羊传》如出一辙,因此说《穀梁传》在虚字“也”的运用上影响到了宋人的散文创作一点儿也不为过。尤其重要的是,在宋代的语言中虚词“也”有迅速发展的趋势,正如罗骥所论:“在老语气词迅速消亡的大趋势下,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个别老语气词不但没有很快地消亡,反而显得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就是陈述语气词‘也’。”[48]我们相信,作为古老语气词“也”字在宋代所以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与宋人在散文中接受《穀梁传》《公羊传》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一论题还有待后续的研究论证。

(三)宋文对《穀梁传》峻洁、清婉文风的接受

《穀梁传》文风“峻洁”。柳宗元曾指出:“《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49]这里的“峻洁”可以理解为“简约有力”,正如黄本骥所言:“史家叙事,类以减少字句为洁,所以有‘文损于前,事增于旧’之说。惟太史公往往于愈繁愈复处愈见其洁,所以独绝千古……此法不自史公创之,《左》、《国》、《檀弓》类皆如此,而公、穀二氏用之最精。”[50]

《穀梁传》简约有力的文风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如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中说:“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覈。”[51]叶元垲引杨慎语:“精者能简,命之曰‘要约’,《公羊》、《穀梁》是也。”[52]吕留良在评价《穀梁传》时也说:“古文中能缩大为小,第一算《公》、《穀》。以短节促拍为缥缈之势,令人读之不觉其短促,此《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纤为《公》、《穀》,失之远矣。”[1]3333这正指明了《穀梁传》文句短促有力的好处。而这里所论“峻洁”文风在宋代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如王正德在《余师录》中就引述柳宗元肯定《穀梁》峻洁的观点[53]。楼昉在《崇古文诀评文》中评价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辨难攻击之体,峻洁有力。”[54]刘克庄曾评价林光朝文章:“余尝评艾轩文高处迫《檀弓》、《穀梁》,平处犹与韩并驱。他人极力摹拟,不见其峻洁而古奥者,惟见其寂寥而稀短者。”[55]马天骥在《覆谥议》中也说:“发为文词,浑然简古,不事雕鎪,高处迫《檀弓》、《穀梁》,平处犹与韩并驾。开门延生徒,四万之士,相从问文章为事者,肩摩而袂接,益国周公以文名一代,平居相亲,犹有赖指暇之益。朱文公于当世之学间有异同,独于公尤家敬,谓公实为后学之所观瞻,声名既赫如也。”[56]

其实,《穀梁传》除了“峻洁”的文风以外,还有“清婉”的特点。晋代荀崧称《穀梁》:“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是有所订正。”[57]范宁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58]对《穀梁传》的这一评价多为后人所接受,朱荃宰赞同“《穀梁》之简婉”[59],《古文观止》评“虞师晋师灭夏阳”一段:“全篇总是写虞师主灭夏阳。笔端清婉,迅快无比。”[60]今人刘黎明先生在《〈春秋〉经传研究》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纵观《穀梁传》,言辞清朗,含义婉曲,简短明快,这确实是它的一个特点。范宁所说的‘短’,自然是过于简短、义不明了的意思,但把‘短’理解为简短明快也是可以的。”[61]

综合而论,《穀梁传》文风清淡委婉,但由于说理精切,其间具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俊迈之气,钟文烝的论说大体近之:“《穀梁》文章有二体,有详而畅者,有简而古者,要其辞清以淡,义该以贯,气峻以厉,意婉以平,征前典皆具正经,述古语特多精理,与《论语》、《礼记》最为相似。至其解经之妙,或专释,或通说,或备言相发,或省文相包,或一经而明众义,或阐义至于无文。”[16]29

而这种清婉兼峻洁的文风更是宋人追捧的行文风格,如欧阳修在《与陈之方书》中说:“若吾子之文,辩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变动往来,有驰有止,而皆中于节。”[62]1013在《与渑池徐宰》中云:“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62]2474秦观在《韩愈论》中指出“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63]。南宋李彭在《寄珍首座》中说:“观公秋怀作,峻洁仍纡余。”[64]王十朋在《东平万府君行状》中有言:“所为诗文虽不多,皆平淡造理,峻洁可爱。”[65]朱熹亦云:“使其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66]而陈骙在《文则》中就认同《考工记》的“宛曲而峻”[3]28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该文风正与《穀梁传》相同,陈傅良在评价他人作品时也认同《考工记》与《穀梁传》文风一致:“今观武书十三篇,盖与《考工记》、《穀梁子》相上下。”[67]由此可见,宋人追捧的清婉兼峻洁的文风与《穀梁传》的文风关系很深。

在宋人具体的散文作品中,类似《穀梁传》清婉、峻洁风格的优秀作品往往多见,例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曾巩的《齐州二堂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都是著名的篇章,正如《朱子语类》所作的评价:“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45]3309同时指出了王荆公文字也类曾南丰峻洁,只是加入了“巧”。薛福成在《论文集要》中更把王安石的文风与《穀梁传》并列,认为:“公、穀、韩非、王半山之文,极高峻难识,学之有得,便当舍去。”[68]类似文例众多,不再胪列。

三、宋文对《穀梁传》接受的认识价值

宋人接受《穀梁传》的影响,无论是在宋代学术,还是宋代文风、宋代散文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首先,从学术角度来讲,宋文对“穀梁学”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宋人由道及文的治学理路。唐人的散文创作虽也重六经,但总体而言属“文以贯道”一类,基本思路是由文及道的。也就是说,注重新奇古奥和生动叙事的散文追求引导着唐人对《左传》《尚书》等经典的广泛注意。也正因为此,才导致了作为小经且风格朴素的《穀梁传》很少被当时的散文创作者所关注,除了萧颖士、柳宗元等极少数作家以外。以至于刘熙载感叹道:“论文鲜有极称《穀梁》、孙、吴者,独柳宗元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69]

时至宋代,《穀梁传》依然是“小经”,在科举考试中不受重视,这一点其实与唐代没有根本区别。但与唐人相较,宋人对《穀梁传》无论是从学术角度还是文学角度都颇多关注与接受,这又如何解释?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与唐人一样,宋人依旧以圣人的经典作为散文学习借鉴的典范,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宋人对《穀梁传》的接受也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但宋人在学术、散文创作方面为跳脱唐人的影响,避重就轻,关注唐人少有问津的《穀梁传》,从这个角度而论,宋人对《穀梁传》的接受,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第二,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时代、政治、文化环境的转变,如前所论,从北宋庆历时期开始,新一轮儒学哲学化的历程逐渐兴起,尊经重道之风日炽,宋人标举《穀梁传》中以人为本、注重现实等学术主张,正因为如此,宋人进而关注、接受《穀梁传》的创作手法和文章风格。也就是说,宋人以由道及文的方式接受了《穀梁传》的文风。换言之,宋文对《穀梁传》文风的接受,实际上是宋人治学理路外化的表现。

其次,就散文风格而论,我们评价宋文大体上讲风格简易流畅,既有简易流畅而雍容者,又有简易流畅而峻厉者,而后者正与宋人接受《穀梁传》的文风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穀梁传》清婉兼峻厉的文风是宋人审美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种风格正好代表了宋代知识分子注重内省、外圆内方的儒者性格特征,而《穀梁传》的文风正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正如章炳麟所言:“大抵《穀梁》鲁学,有儒者之风,不甚重视王霸。”[70]因此,宋代散文大家如欧阳修、刘敞、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孙觉、胡安国、朱熹等人不断地从《穀梁传》中汲取营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在总体上认同《穀梁传》文风的同时,也同他们治《穀梁传》经一样,对其中过于夸张的缺点有清醒的认识。如程颢就曾批评《穀梁传》议论“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论,泥而失真”[71];朱熹也认为“《穀梁传》又较黠得些”[45]2153。对《穀梁传》文风带有批判性的接受,也是宋人创作大量张弛有度、形神兼美散文作品的重要保证。总体而言,《穀梁传》的文风特点与宋人文章审美追求的大体契合,不但是宋文辨证地接受《穀梁传》文风的逻辑起点,而且是促成有宋一代散文审美风范得以确立的重要保证。

最后,于散文研究而言,为宋文风格形成找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本源。关于宋文风格形成的源头问题,学界进行了积极探讨,得出了许多不同论断,有学习《史记》、韩柳文、《春秋》《左传》《檀弓》《周易》《庄子》《孟子》和《荀子》等多种说法,但很少论及宋文风格其实也与《穀梁传》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穀梁传》的民本思想、议论特点、行文特色以及语言风格等都对宋代的散文创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论,《穀梁传》也是宋代散文风格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如果这一点能够确定的话,宋代散文研究将会引出若干较新的话题。我们知道,“穀梁学”在汉代繁荣后便趋向寂寞,但在宋代又重新受到重视,正因如此才有可能迎来清代“穀梁学”的又一次振兴。学术上的研究价值我们暂且不提,重要的是,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穀梁传》的思想、文风在散文创作中有所表现,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影响到了宋以后各代对《穀梁传》文章特色的品鉴、评价大大增加,这对丰富和发展中国散文批评理论也有一定贡献。总而言之,如果能确定《穀梁传》是宋代散文的一个源头,那么在《穀梁传》与宋代散文在思想层面的互动、《穀梁传》与宋代散文风格形成的关系以及《穀梁传》对宋以后散文创作理论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都将有深入研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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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liang Annals”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ajor commentar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was once again attached with great importance as one of saint’s classics i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trend of suspecting the ancient thoughts in Song dynasty, the school of Guliang boosted greater compared with the school development in previous dynasties. In the wake of Guliang progress, experts of studying the “Guliang Annals” were booming, inclusive of Sun Fu, Liu Chang, Sun Jue, Ye Mengde, as well as a great number of scholar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Guliang Annals”. The school of Guliang was booming in Song dynast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eing embraced in So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e people-oriented ideology, emphasis on discussion, rhetorical question, application of function words and clear and stern expressive style of “Guliang Annals” were embraced by the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with varying degrees. For this reason, the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has been influenced to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realism, concerning the reali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writing style has been forged in Song dynasty being concise, lucid, lively and amorous. Such acceptance has great value to cognize and study deeply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roses, it mainly includes the acceptance of “Guliang Annals” by the proses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one side to show th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by the moral culture to study method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elegant and harsh style, and it also finds an overlooked source for the form of the poses in the Song dynasty, etc.

Keywords:“Guliang Annals”; proses in the Song dynasty; acceptance; performance; value

(编辑:李春英)

DiscussionontheAcceptanceoftheProsesintheSongDynastyto“GuliangAnnals”

LIU Yuefeng

(CollegeofLiterature,ShenyangNormalUniversity,Shenyang110034,China)

I206.2

A

1673- 8268(2017)05- 0112- 09

2016-11- 08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北宋园林文学研究(W201611)

刘越峰(1970-),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10.3969/j.issn.1673- 8268.2017.0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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