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陶器装饰概说

摘 要：装饰的叠加使得陶器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渡到熔铸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于一体。这种熔铸使得史前陶器装饰往往蕴含着文化、时代特征，也表现着人们的认知和观念。因此，解读史前陶器的装饰母题、特点、发展流变及其规律，除美学价值外还有剖析史前造物思想的因素和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拍印；刻划；锥刺；捏塑；镶嵌；衬花；彩绘

陶器从产生伊始就带有类似于编织物一样的纹饰，“起初它们可能只是对藤编器物肌理的模仿和移植，而后逐渐演化为纯粹的装饰”[1]。从“肌理移植”到“纯粹装饰”，装饰意识和观念的叠加使得陶器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渡到熔铸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于一体。这种熔铸让史前陶器装饰往往蕴含着文化、时代特征，也表现着人们的认知和观念。因此，解读史前陶器的装饰，除美学价值外还有剖析史前造物思想的因素和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一、史前陶器装饰的分类

史前陶器上的装饰多元而繁复，结合陶器制作工艺可以先简单地分做“塑”和“绘”两个大类。“塑”包括捏塑、刻划、锥刺、拍印和镶嵌等工艺手段，以形态上的高低起伏变化产生装饰效果，是偏向“三维空间”的艺术；而“绘”则是以陶器表面为素底，用矿物质颜料绘制图形、图案，以色彩的差异制造装饰效果，是“二维空间”的艺术。当然，面对具体的器物，其装饰是以具体的形态和特定的样式出现的，结合装饰方式、方法，介绍如下。

（一）拍印和印绳纹，包括使用绳子、辫子一类的编织物在未干的陶丕上拓印而形成的纹理，也包括藤条或蔑状植物交织成的席纹以及各种各样通过拍印，在陶器上形成的肌理性纹样。早阶段的陶器上多通体带有印绳纹，其产生可能源自对藤编器物肌理的写实性模仿，但最初的模仿很快便转化成有意识的装饰行为。印绳纹除了装饰因素之外，也有增加摩擦力以利于捧持的功能效用，具备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特点。

（二）刻划、锥刺和刻划纹、锥刺纹，顾名思義就是在陶器表面上以尖状工具通过剔刻和削划而产生的纹饰。最早的刻划纹多做交错排列，以几何纹、绕圈而制的带状纹最为常见，亦有具像的动物纹及符号，甚至有少量符号特征很强的类似于文字的纹饰。仰韶文化时期，产生了以锥刺的圆形孔洞聚点成形的锥刺纹，锥刺纹由刻划纹发展而来，是其变体。

（三）堆塑和附加堆纹，指在器物表面使用与坯体相同质地的陶泥附加堆贴成一定的图案。这种装饰样式在老官台文化中就已经出现。此类手法有时候是实用和装饰相结合的，堆塑在陶器分体制作的连接处时可使之牢固。

（四）捏塑与器物仿生，仿生指造型模仿人、动物甚至是人造物的器具，一般以捏塑方式完成，具有雕塑一般的观赏价值。最早的仿生器物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壶以及习见的葫芦瓶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此后诸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几乎件件都是史前陶器的精品。（图1）

（五）镶嵌，在齐家文化陶器中开始出现将动物骨骼磨成的珠子、管状物嵌入陶体的做法，之后陆续出土镶嵌以绿松石、玉做成的片状物的陶器，辛店文化中发现羼和碎石英、云母片的陶器，致使器物满身布满闪光的碎点，都属于首次出现，具有发生学意义。（图2）

（六）衬花和磨光，一般是以压剔刻划的阴纹为衬底，以磨光面为纹饰，通过质地、肌理的差别相互映衬展现出多种光感，以表现图案。“衬花陶主要发现于四川西南，云南和西藏地区的史前遗址中”[2]，被视为加地、减地装饰工艺的源头。（图3）

（七）彩绘，是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中最常见的手法，可分两类，先烧后绘的称之为彩绘陶；先绘后烧的称之为彩陶。最早的彩陶属于大地湾文化，该器“口沿外周围抹光，上绘红色宽带纹”[3]。彩绘是陶器装饰最为重要、最常用、效果最丰富多变的装饰手段。

二、史前陶器装饰的特点

中国是世界上彩陶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经历四千余年的的发展拥有鲜明的特点，且自成体系。装饰方法丰富，现出很强的设计感和多样性，具体分析中国史前陶器装饰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器形与装饰图案并重。中国史前陶器造型多样而繁复，在不同造型的器物上或不同位置上附加装饰时选择的骨式也不相同，经常随着器形的变化而变化，依据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装饰选择在面积较大最合适的部位以最适宜的骨式展开，二是充分考虑到观看者的视点和器物的位置关系。

一般情况下，装饰的骨格结构与器形相成相反。高度较高的瓶罐装饰图案往往从上至下被分作几段；而横向展开的又被分为坚组，作连续排列；陶器的器表成曲折变化的和凹凸变化的，装饰一般饰于凸处；陶器造型做收束变化的花纹常顺应器形向上向下或做靠拢或作由繁至简的收束变化。以盆为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多尺寸较大，口沿宽并外侈，所以彩饰图案多处于盆边和盆内，至庙底沟类型盆的高度被加大，并从口沿处向下先外扩，到一多半处又猛然内收，这种腹部曲折的盆子，饰彩的部位自然移至上腹部，并多做横向二方连续排列。马家窑时期的彩陶盆底部更大，口沿更宽，故而内彩发达、图案多以盆中心为发散点，分三组或多组旋动展开。另外，史前陶器的装饰非常注重人的观看视角，在人与器物的关系中，人是动的而器物是固定的，史前也没有桌椅之类的家具，陶器多被放置于平地上，视点多采取俯视，故而陶器装饰多以外侈的口沿和上腹为中心。同时，又特别重视对视点的多角度把握，例如，半山和马厂的彩陶罐，从上俯视往往是以口为中心的单独纹样，似大理花层层盛开，而平视时则又是分层的二方连续，骨式清晰，层次分明。

（二）多种装饰手法并用，集多种装饰手法于一身是中国史前陶器装饰的一个传统。老官台文化起，就出现印绳纹或刻划纹与彩绘配合的装饰物，仰韶文化中出现了精美的陶塑；马家窑文化不仅把彩绘发展到极致，在精美的彩饰下，马家窑器物还进行捏塑装饰，并且出现塑绘结合的独特形式，利用塑和绘两种不同的造型方式表现同一物象，习见的有人面和动物造型（图4）。这种把三维的塑和二维的绘结合在一起而摹写同一物象的手法体现了史前先民对视觉形式把握的宏观性和整体性体特质。齐家文化中，彩陶比例降低，但装饰水平并未下降，堆塑、刻划、拍印、锥刺等方式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比如齐家文化中有一类宽耳器，耳饰外侈，极其宽大，本身就体现出强烈的象征意味，有礼器的特点，而其中多含三耳、四耳者，更有于宽耳上刻划，锥刺、镂空各种各样的图案者，装饰效果非常独特。

（三）不遗余力的再装饰，就艺术水平而论中国彩陶“可谓中亚新石器时代未叶陶器之冠”[4]。特别是马家窑文化陶器，装饰体现出精益求精、不遗余力的一面，许多器物装饰上再附加装饰。如半山类型，彩绘多饰以黑红双色，特别是在黑彩绘制的线条上一般再饰以细小的锯齿纹进一步装饰，使主体线条体现出特别的趣味；又如辛店文化对红色的主体纹饰以黑彩细线做多道平行的再装饰。马厂类型中的蛇纹和肢爪纹也多对红彩进行黑色包边的再裝饰。齐家文化彩陶有的结合镶嵌。这种在主体纹样上附加装饰的多重装饰表现手法。对后来雕馈满目的青铜器装饰造成一定影响，也对热烈华贵的西北地区民间美术影响深远，西北民间剪纸的锯齿状线条就有可能直接脱胎于半山彩陶上的锯齿。

（四）特殊的骨式，半坡类型中二方连续的骨式已经很好地运用在彩绘当中，庙底沟类型骨骼多做斜列，并加入旋动和变化，使得图案于规整中取得一种动态的变化。这种动感的骨式结构在马家窑文化中被发展到极致。马家窑类型多采用以圆点定位的方法，一般为奇数，常以正三角形为骨式，图案既有某种稳定感，又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动而不乱，变化无穷。半山类型的旋纹在二方连续的骨式里多做相反相承的旋动，像转动的辐辏一样，充满动感。唐汪类型中的平置S纹，相互勾联，也充满动感。张朋川先生认为：“史前陶器上装饰花纹动感形成的根本原因源自史前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动感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自然的常态”[5] 。

（五）装饰成序列发展，中国陶器自成体系的最核心证明便是各文化类型中的典型纹饰都成系列地有序发展。半坡类型中的代表性纹饰是鱼纹，早期的鱼纹以写实为主，并且突出地表现鱼的头、齿、鳍等典型性特征，中期开始简化，出现以局部代替整体的现象，晚期通过各种方式分解、复合，转化为各式各样的几何纹；又如庙沟类型的鸟形纹，早期无论是正面的鸟还是侧面的鸟都非常地写实，中期鸟头被简化为圆点，羽翅被简化为钩曲纹饰，通过这种勾羽图点纹，鸟纹也被演化为形形色色的抽象纹饰；再如马家窑文化的旋纹，源自石岭下类型中变体鸟纹，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马家窑类型时变为抽象的水旋纹，至半山时简化成围绕中心绕动的几何纹样。

主题图案成系列地有序发展，为类型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为各考古文化之间的演进关系提供了实物例证，更加为解读其母题、语义，还原史前人们的认知和观念提供了材料。

（六）包含多种形式法则，史前陶器的装饰很少出现即兴式的或随意描绘的图案，大多数是经深思熟虑而绘制的，因此，装饰的体例和形式都有一定的序列性和稳定性，当然也有随机应变的一面。相同的装饰方式和图式在不同的器物中会有一些创造、变化和发展，总而言之，史前陶器装饰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多种形式法则。能恰当地运用点、线、面，制造曲直、斜正、疏与密，方与圆的对比。也能利用简与繁的变化突出主题。还能熟练地运用反复、对称、相错等较为复杂的形式法则。甚至能很好地制造共生、借用、正负形等独特的图形表现手法，

三、结语

最早的装饰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距今四万年前的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中，就有用鸵鸟蛋皮磨制而成的圆形穿孔饰物”[6]。尽管装饰品是先于陶器出现的，然而，探讨陶器装饰仍然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装饰行为及对美的追求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并不断扩展其范围的；另一方面史前陶器确实以其庞大的数量，完整的体系以及高超的水平决定了其研究史前文明的不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88.

[2]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20.

[3]韩博文.甘肃彩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7.

[4]安特生.甘肃考古纪[M].乐森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1.

[5]张朋川.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88.

[6]钟侃，张国典，董居安.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04）：445.

作者简介：

王立夫泰州学院美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设计理论和美术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