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书城》二○一六年九月号上刊载的杨志先生的《穆旦的误译》是一篇难得的融考据、辞章和义理为一炉的好文章。从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文本的理解着眼，横纵视通，触及到了对于当今我国读书人而言依然具有本质意味的命题：如何看待传统、西学与当下的关系，以及在有意或无意地进入这一关系时，我们微妙、焦虑而特殊的心态。

穆旦，这是一个对新诗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汉译略有所知者都不会陌生的名字。杨志的文章，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出：穆旦的生活、创作与思想历程，是一个复杂而典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是一个持不同立场者都能从中发现自我源泉的重要对象。正像杨先生从翻译技术入手，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设问那样，穆旦的意义，绝不只是一位有点过时了的新诗诗人和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前辈。

“包括穆旦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跟士大夫前辈的不同，是慰藉资源增加了欧美选项，由此产生了取舍的文化冲突。而知识分子中，诗人‘以心为食，最为敏感，是此种文化冲突的‘心灵探针。”正如杨文所指出的，传统对于穆旦这新文化一代而言，固然曾是可诅咒的负担，但当时用来扫荡传统的西学精神，最终也与他们渐行渐远，形同陌路。这样，这本来极具创造性精神和能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一代人，最终就落入了传统与西学的缝隙之中。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评论来说，他们中间的有一些人很快就完全西化了，“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即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傳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应该承认，穆旦晚年的诗歌中最动人、最使人沉迷省思，也最具思想价值和艺术感染力的篇章，都无比深刻而有力地指向了这种心理状态。

我们借着杨先生的文章，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诗歌对于我们的时代的意味。“慰藉之有无，才是命门”。玩味诗人用心血凝成的词句，便是在理智与感受的对立争斗之后，再度折中于个人宝贵的经验。大约只有诗歌这种介于学术与艺术之间的方式，能让我们在对最后的归宿无法保持确定之际，获得一种持久、有效而几乎无害的慰藉。

——伍维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