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组织 渐进方针 意识形态发展

龚万达

摘 要：习近平认为，革命胜利后的初始政治制度安排是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某些国家之所以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分裂，甚至人亡政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上的错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而这些正是政治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是政治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政治发展；国家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7）01-00031-06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1]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所谓政治发展，实质上也就是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发展要求的、由进步阶级、阶层或集团推动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政治体制的调整过程。”[2]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态。政治革命是政治制度的质变过程，它导致政治形态的新旧更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少数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局面，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场最伟大的变革。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1]习近平同志为什么把这个问题视作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呢？因为革命胜利后的初始政治制度安排是该国政治发展的原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个国家今后政治发展道路的方向！鉴往知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等社会危机的出现大多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紧密相关。事实上，某些国家政治发展原点选择上的错误已经为这种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仅就初始政治制度安排中的一党制和联邦制来说，它们造成苏联政治发展回旋余地过小，是苏联后续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政治发展寸步难行，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苏俄一党制和联邦制的形成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可以认为是历史的选择，但却不能认为是历史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主观能动性对政治制度的选择至关重要，选择何种制度并非完全是被动的。事实上，十月革命前后，苏俄存在着多个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政党。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还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联合执政、分掌政权的协议。这个联合政府存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直到1918年3月15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外交事务的分歧退出了联合政府。也就是说，苏俄建国时并非不具备多党合作的形势，列宁当时也并非没有多党合作的思想。但之后列宁政党制度思想的变化，是苏联形成一党政治的重要原因。

1918年，列宁说：“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3]286次年，列宁在《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4]1922年春，俄共“十一大”宣布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合法的政党”。

1927年9月，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5]1936年他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重申：“至于說到各种政党存在的自由，那么在我们这里却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6]也就是说，在苏联不存在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当然也就没有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存在的自由的基础。

列宁和继任者斯大林对“一党专政”的不断强化，使得一党制在苏联政治制度中固化下来，成为不得触碰的红线。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之时，由于缺少多党合作的回旋余地，政党制度不可逆转地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最终使得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在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约占30%。会议选举产生了包括27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由56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人民政协的成立为标志，正式宣告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发展中走向成熟，多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逐步扩大，这一制度有力地推进和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

至于联邦制，列宁的本意是要在俄国建立各民族完全统一的中央集中单一制国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设想遇到重大障碍而无法立即实现，只得采用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但这只是为了实现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和权宜之计。“在真正民主制度下，特别是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联邦制往往只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和将要实行的联邦制，正是把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3]139后来由于新生政权面对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加之列宁积劳成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明联邦制向中央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和如何过渡，这就为后来苏联的政治发展遗留了一个重大问题。

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设计影响重大，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解决民族问题的设想的影响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前的相关文件表述中更多采用的是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苏联已在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的原则下运转了二十年，民族矛盾尚未凸显出来，运行状况基本良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普遍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样板来学习的年代，摆脱既有模式和理论的束缚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分析了中苏各自的国情，认为两国历史不同、民族构成与分布不同、革命发展模式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第六章民族政策”部分第五十一条即规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7]历代中共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之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成为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而来的，并依此而存。如果这个源头变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所依赖的根本法理基础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会产生连锁的多米诺反应。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规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8]

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政治发展的任务就由政治改革来完成了。“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1]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了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以下简称《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深刻阐发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规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8]他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作出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结论，深刻阐述了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处的基础性地位以及两者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本质联系，为我们解答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了“钥匙”。也即是说，要想找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疑难问题的正确答案，必须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去探寻。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继承与发展。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 1878年，时隔近20年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根据时代的发展对这一原理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而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10]

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从经济体制开始启动的，这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要求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变化。具体说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公开性和竞争性等属性，相应要求上层建筑必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建设；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制经济，这又需要上层建筑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等等。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引起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本原因，而上层建筑变革的答案往往又需要到经济基础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也就意味着上层建筑的变革总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他认为，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改革的生动实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总体上还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积累经验之中，若要此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不可能设计一个明确的路线图，也不可能制定准确的时间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8]凡是经济基础有了相应变化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具备了条件的，都应该及时展开和尽快完成，诸如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民主法制等等，凡是目前条件不够成熟的，应该积极创造经济基础的相应条件，待时机成熟了再进行。总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国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前苏联改革失败留下的教训都在于此。

虽然习近平同志发表《时代意义》一文迄今为止已经18年了，但是文章所阐发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11]这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2]513

在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决定一》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12]519-520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方案》提出：“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12]224以上论述强调了政治发展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为基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发展思路，科学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为人们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流动障碍和社会分层凝固，不利于把大批优秀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仅就政治上层建筑而言，干部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意志的执行者，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能否反映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干部是关键。以往的干部人事制度在选人用人机制、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公务员分类制度、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干部部门化、“官本位”现象有待克服，这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亟需改革。《决定一》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12]544-545

加强民主法制方面。2014年10月，《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二》）由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二》中“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14]3“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14]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13]12等一系列论述，无不清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政治发展思路。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5]168-169——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是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既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所谓精神文明，不但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而且必然包括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以及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诸多内容。“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16]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这时的核心价值观突出的是富强、文明两个要素。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17]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在党的基本路线中明确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7]十三大在富强、文明两个要素的基础上把“民主”加入了核心价值观。富強、民主、文明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要素，与政治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高度契合。

中共十六大报告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第一条就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18]明确把政治发展的目的落脚在“人”上。同时提出“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8]“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政治发展“以人为本”的目的高度一致。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在富强、民主、文明之后加上了“和谐”的要素，与之前十六大已经加入的“人的全面发展”一起又一次与时俱进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2]24这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8] [19]之后，执政党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作出的重大提升与发展。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2]20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民主。什么是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20]是人类社会组织政权、实行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一种特定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5]168-169习近平所说的三个“什么样”的问题，正是政治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把作为意识形态核心部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和政治发展明确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是政治发展。

“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21]意识形态的发展之所以是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具有引领社会思潮、坚定自信、凝聚共识等促进政治发展的功能，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一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体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思想体系的制度化。任何社会，只要还称得上是“社会”，它就一定是制度化的组织，而任何制度都必然是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无论制度先进与否，价值体系总是被包含在制度之中的，一个制度体系本质上是为实现某种价值体系的制度化，是价值使制度活了起来。所以，习近平同志认为，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处于关键环节。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只有如此，才能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以此为前提，才能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三个“什么样”的重大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价值上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论证。这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深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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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鲍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