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从文：明代长洲军户家族彭氏之转型

黄阿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易武从文：明代长洲军户家族彭氏之转型

黄阿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江南地区是家族的重要聚集地，明清时期家族兴盛发达。学者们按照一定标准将江南地区的家族分成若干类型。但这些分类失之片面性和简单化，缺乏长时段的动态观察。其实江南地区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家族，军户家族就是一类，比如长洲彭氏家族。明初清江彭学一以军户征调苏州卫，成为寓居苏州的卫所军户。彭学一身故无嗣，有司从原籍勾取其姐夫杨海忠长子补役而被迫改姓彭氏。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彭氏四世祖彭淳决定弃武从文，走业儒科举之路，彭氏从第五世起接连出现举人、进士，逐渐实现由武而文、由客而土的家族转型，但仍是隶属卫籍的军户家族。在彭氏家族发展转型过程中，苏州彭氏始迁祖选择彭学一还是杨海忠成为困扰彭氏家族的一个严肃问题。随着世系承衍，彭氏最终选择了彭学一作为长洲彭氏家族始迁祖，并以宗谱形式确立下来，从而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始迁祖之争。明代长洲军户家族彭氏的个案探讨，为全面认识江南地区的家族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明代；长洲；彭氏家族；军户；转型；始迁祖之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家族或宗族的重要聚集地，江南家族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探究江南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地方政治的重要入口。学界关于明清江南地区的家族或宗族史研究成果丰硕，近年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参见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于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406页；该文又收录进徐茂明等《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的“绪论”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总序》，载于徐茂明等《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8页。有学者认为，江南的望族或说家族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型家族。[1]1又有学者认为，明清江南地区的世族主要可以分成商贾巨族、官宦世家和文化世家三种类型[2]370，具体到苏州文化世族时，大致可分为官宦型的文化世族、学术型的文化世族和儒商型的文化世族[3]49-51。这样的分类主要是着眼于清代的静态观察与划分，缺乏从中长时段对明清两个不同时期江南地区的家族进行持续的动态观察*为避免“家族”与“宗族”的概念纠纷，出于行文方便考虑，本文统一使用“家族”一词展开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家族中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军户家族、工匠家族，在明清两代的演变情形就很难将其简单地归入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如长洲彭氏家族、苏州陶氏家族和嘉定周氏家族等。其中，长洲彭氏是江南地区军户家族中的代表，可以为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这一类家族的演生史提供一个典型样本。

关于明清时期长洲彭氏家族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清代长洲彭氏家族的人口婚姻与家庭、科举、文教和慈善等方面，但囿于研究主题关系，鲜有学者对明代长洲彭氏家族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探讨。*相关研究主要有，余新忠：《从苏州〈彭氏宗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兼论谱牒与人口史研究》，《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吴建华：《家族社会与姓氏文化研究——以中华彭姓为例》，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吴建华：《“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依旧时”——明清彭氏的寻根活动与根性认同意识》，载于《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4页；胡艳杰：《清代苏州科举世家研究——以长洲彭氏家族为例》，苏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后胡艳杰以此为基础，撰写《长洲彭氏的科举道路及其家学》一文，收入徐茂明等著《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91页)；葛慧烨：《清代慈善家彭绍升研究》，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卫平、黄鸿山：《继承与创新：清代前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以彭绍升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沈欣：《仕途之外：清代士绅的文教作用——以长洲彭氏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笔者拟就明代长洲军户彭氏来源、家庭状况、家族转型以及家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始迁祖认同诸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以期对江南地区军户家族之演变提供个案研究，从而获得对明清江南地区家族更为全面的观察和认识。

一、明初长洲军户彭氏

清代长洲彭氏号称“三吴望族”，有“一门鼎贵，三吴望族”[4]173之誉。清中叶嘉兴钱陈群曰：“国朝文治蔚兴，宗工辈出，而海内言理学、科目者则必举长洲彭氏云。”[5]436实际上，长洲彭氏既非素来望族，亦非吴中土著，更非科举世家，而是出自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之彭氏，起于习武之家。

明初，长洲彭氏自江西临江府清江县迁徙而来，落户苏州长洲，易武从文，由客而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吴郡新土著家族。*关于明清长洲彭氏来源与发展情况，吴建华已有简述，但对于清江彭氏究竟是如何迁徙苏州的真实过程却基本空缺。参见吴建华：《“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依旧时”——明清彭氏的寻根活动与根性认同意识》，《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第21-64页。世人为了区别于江南另一彭氏——海盐彭氏，称其为长洲彭氏或苏州彭氏。元季海内扰攘，各地绅衿世家纷纷组练乡兵义勇，结砦保民，江西临江路清江县崇学乡彭氏家族族人彭学一，起而倡义，保障乡里，后归于明军，调至苏州，隶卫籍，自此定居吴郡。《南畇老人自订年谱》云：“始祖学一，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人，明洪武初从军至苏，隶卫籍。”[6]221《彭氏宗谱》卷一云：“一世学一，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人。洪武间至苏，隶籍苏州卫。”[7]卷一，1-a《彭氏宗谱》卷二记载，一世学一公，“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廿九都崇学乡人，元季，倡义为一乡保障。明初，江西内附，遂以尺籍徙隶苏州卫”[7]卷二，1-a。彭绍升《家传》则云，彭学一“元末练土兵以卫乡里，归于明，改隶苏州卫”[7]卷三，220-a。据上可知，明清苏州彭氏是出自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始迁祖彭学一，彭氏族人尊其曰“学一公”。但是，不难发现彭氏后人在追述长洲彭氏始迁祖彭学一迁徙苏州一事上存在一定差异，又相互补充。当然也有错误之处。事实上，彭学一贯址并非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二十九都，而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二十八都。[7]卷十一，1-a然而，不论是《南畇老人自订年谱》还是《彭氏宗谱》对于江西清江彭氏缘何迁徙苏州皆语焉不详，且有避重就轻、有意淡化之嫌。

同治《清江县志》记载：“元末，明太祖取江西，命赵德胜分收临江诸路，仍袭元行中书省。洪武二年，改临江路为临江府。九年，革行省，置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8]122根据史籍记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军队围攻洪都，六月赵德胜坐门楼指挥时中流矢而卒。[9]卷十二，155据此可知，朱元璋麾下赵德胜率军攻取临江路时间当在至正二十三年之前。又《明太祖实录》记载，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命陈友谅旧将、新归附平章吴宏等率兵取抚州，抚州守臣陈友谅、右丞邓克明意欲诈降，为邓愈识破，邓愈将计就计，顺势一举攻克抚州、建昌、临江、汀州等四路，南豊、宁都、富三州，临川乐安等十八县。[9]卷九，122因此，可知临江路清江县是在至正二十一年已经归附朱元璋政权。不过，临江路旋又于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大举围攻洪都战争的过程中被陈友谅政权重新夺回。综上可以推断，彭学一本是隶属陈友谅部将麾下，而且曾经组练乡兵义勇，可见其在当地具有一定势力。元末明初世兵制复苏盛行，彭学一当是陈友谅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其实《彭氏宗谱》卷二“学一公传”所谓“江西内附”也透露出彭学一是以陈汉政权军士身份归附明军的。吴宽在其所撰长洲彭氏四世祖彭淳墓表中更是明确说道：“入国初，随其长归附，例籍为兵，隶苏州卫，遂家于苏。”[7]卷四，4-a归附者，胜国及僭伪诸降卒也。[10]卷九十，2193

元末苏州本是周吴张士诚政权根据地。明太祖朱元璋以苏州为张士诚旧地，又是应天府东面门户屏障，因此于苏州府先后设立三卫。吴元年(1367)置苏州卫指挥使司、太仓卫指挥使司，洪武十二年(1377)邻太仓卫置镇海卫指挥使司，卫治一在苏州、二在太仓。[11]卷一，12苏州卫指挥使司，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明军攻破苏州城，十月即以张士诚归附士卒置苏州卫指挥使司*《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乙巳，第383页。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五《兵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427页。，命指挥使吴良(洪武三年封江阴侯)掌之，隶中军都督府，辖左右前后中五所，署治饮马桥西元淮安行中书省治。[12]卷二十五，427-428左千户所，营在葑门内；右千户所，营在阊门内；中千户所，营在盘胥二门内；前千户所，营在娄齐二门内；后千户所，分立为嘉兴守御千户所，统军五千六百。*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五《兵防》，第428页。案：卢熊《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四《兵卫》书版有残缺，苏州卫缺载后千户所，同时缺太仓卫具体内容，仅存“太仓卫”三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63-564页。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把此前敌对政权辖下的军事力量采取分化、调离的办法，纷纷从原驻地调往其他各地卫份充伍驻防，使之与原来旧政权势力范围分离。例如，命参政何真将广东境内旧辖军队整合集结起来，调往山东驻防，填充青州卫*《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洪武五年六月载：“参政何真收集广东所部旧卒三千五百六十人，发青州卫守御。”；或送往京师*《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洪武十六年七月丁巳条：“山西布政使何真乞致仕，从之，命真还广州，真至乡，寻招集旧所部兵校二万七百七十七人并家属送京师。”。陈友谅部下旧众军卒、原籍临江清江县崇学乡的彭学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原籍被调往苏州，填补卫所。民国续纂的《彭氏宗谱》中收录了一份长洲彭氏四世祖彭浩致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原籍族人的一封书信，书信之后附有彭学一卫所军籍信息，包括籍贯、姓氏、事由、卫所编制，这份军籍户帖是证明彭学一军籍卫所隶属关系最确凿有力的证据。根据军籍户帖，彭学一于元末归附明朝军队，洪武四年(1371)被调至苏州卫，隶苏州卫左千户所百户黄俊、总旗赵留保、小旗刘雷三辖下军户。[7]卷十一，1-a因此，明初长洲彭氏是属于典型的卫所军户家庭。*根据台湾学者于志嘉的划分，明代军户可以分成“原籍军户”“卫所军户”和“附籍军户”三个群体，参见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3页。

明朝继承元朝军户制度，并对其加以改造，形成明朝的军户制度。明朝军户也实行世袭制，“其军皆世籍”[10]卷九十，2193，有一套独立的户籍管理制度系统。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9]卷一九三，2907。不久，命兵部置军籍勘合，“载从军履历、调补卫所年月、在营丁口之数，给内外卫所军士，而藏其副于内府”，供点阅卫所军伍之用。*《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第2920页。案：张金奎已经指出《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卫所》将此事系于洪武二十年记载之误。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63页。明朝对军籍管理非常严格，不准轻易改籍，除非仕至兵部尚书者方可除籍。[10]卷九十二，2258

明朝军户分为正军户、贴军户。正军户之家，成年男子根据应役与否，分正军丁、军余(或称军余丁、余丁)。军户不得逃离所隶属之卫所，逃徙则有清军勾补制度。[10]卷九十二，2255-2258洪武年间清勾制度实施以来，滥勾、挟持、冒籍、诬陷勾取等现象一直存在，弊窦丛生。因此，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听从兵部尚书俞纶建议，卫所军士清理交付地方有司核实，发补卫所。*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洪武十五年八月癸巳条载：“遣使谕平山卫指挥使司曰：近东昌府奏言平山卫遣军三百余人，历郡县追逮军役，凡民家养子赘壻，悉被拘系。夫朝廷军伍之制：有应补者，当明移文取之。今不上禀朝廷，而妄自遣军，遍扰吾民，可谓无法矣。”又《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四，洪武十七年八月己巳条载：“兵部尚书俞纶言：五府十卫军士亡故者，皆遣人于旧贯取丁补伍，间有户绝丁尽，而冒取同姓名者，或取其同姓之亲者，致民被扰，不安田里。自今乞从有司核实，发补府卫，不必遣人。”永乐八年(1409)规定，“减卫军余丁，正军外每军留一，余悉遣归”，不久即以幼军备操者不足，更改规定为：“三丁至七八丁者选一，余听治生，给军装。正军有故，即令补伍，毋再勾摄。”[10]卷九十，2195正统初，明廷根据清勾制的弊端颁布了一些富有仁政色彩的补充政策，规定：“令勾军家丁尽者，除籍。逃军死亡及事故者，或家本军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挟仇妄报冒解，或已解而赴部声冤者，皆与豁免。”[10]卷九十二，2256

魏晋世兵制降至蒙元军户制，军户皆实行世袭制，军户家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普遍较低，魏晋时期军户的婚姻嫁娶都在军户家庭之间进行，直到金朝时期才被允许可以与普通民户通婚。[13]2-15因此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普遍地视军户为贱民阶层。尽管明朝后来允许军户之家只要有人应役，其余人丁即可从事治生，又允许军户子弟入学，参加科举，军户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在明初洪武时期，军户地位之低贱是显然的，特别是明初对待原本隶属敌对政权归附后的军户，朱元璋还带有惩罚、防范戒心在内。以故，可知隶属苏州卫的军户彭学一家庭在苏州地区是不可能受到社会公正待遇的。

军户彭学一从江西临江府清江县被调至苏州卫，服役于葑门一带，是典型的外来侨居客户。土客矛盾冲突是移民地域社会普通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地域、文化认同感上，由于生存空间、利益争夺、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侨居客户很难在短时期为土著居民所接纳而融入当地，因此在情感上是处于被排斥的一方，对于当地的地域和文化认同是处于格格不入的境地，甚至发生土客矛盾冲突。*冯贤亮：《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页。

苏州卫军户彭学一，身故无嗣，有司派人前往其原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廿八都，勾取彭氏其他见在男丁补役。最终彭学一姐夫杨海忠之子杨仲英，即彭学一外甥以彭学一嗣子身份被勾补到苏州卫左千户所顶役。*彭文杰：《彭氏宗谱》之《修谱条例》，页6-a；《彭氏宗谱》卷一“世系”，页1-a。囿于资料不足，现在不清楚彭学一原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廿八都彭氏家族当日是如何应对军卫和地方有司佥勾的场景。不过，根据彭学一姐夫杨海忠一门被勾取至苏州卫顶役之事实，可以做些合理推测。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女子如果嫁出，当离开原生家庭，然而彭学一姐姐、姐夫、外甥显然是居住在女方家庭——彭氏家族，因此才有可能发生以彭学一外甥——杨海忠之子顶补彭学一军役之事。对于这一情况，最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彭学一姐夫杨海忠当是入赘于彭氏，成为清江彭氏家族成员，与彭氏聚族同居。元明时期临江府清江县地区收养恩子、入赘为婿风气极其盛行，方志记载当地社会民情风俗时说道：“异姓乱宗，最为敝俗，恩子为甚，赘婿次之。盖赘犹易辨，若恩子则竟窜入谱牒。”[14]卷一，185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恩子与赘婿之间并非截然而分，恩子亦可成为赘婿，杨海忠以何种身份入赘清江彭氏则不必过于纠结。揆之当日情境，彭学一姐夫杨海忠一门很可能是在并不太情愿的情境下被清江彭氏家族牺牲掉，以其子杨仲英冒继彭学一之嗣，被勾解至苏州卫顶补彭学一军役。至于杨海忠、彭氏与其子杨仲英是何时被勾解至苏州卫，由于史料缺载，不得其详。根据长洲彭氏第四世彭浩年龄上推，大概是在洪武末年迁至苏州。

据上可知，长洲彭氏从第二世开始其真正的姓氏是杨，彭氏是杨氏舅家，只是因为顶补军役必须随军户彭学一而改彭姓。此即“长洲彭氏之先故杨氏”[7]卷三，220-a之谓也。故而在长洲彭氏宗谱中称杨海忠为海忠公，与一世祖学一公几乎居于同等地位，也因此埋下后来长洲彭氏在追认本族始迁祖时究竟是从彭氏还是从杨氏的始迁祖认同危机，长期不决。

二、四世祖彭淳与长洲彭氏家族转型

正是军户、客民、顶役易姓等因素促使长洲杨氏立志改变家庭命运，除去军籍，摆脱卫所军户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现状。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要彻底改变家族命运最正的途径，就是通过读书科举做官，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但在明朝对于军户家庭来说，还有更深一层难度，仅仅科举中第是无法改变军户家庭命运的。明朝规定，军籍子弟必仕至兵部尚书方可脱籍，或与兵部尚书品级相当的官职也有可能脱籍。不过无论如何，首先必须让子弟入学读书，参加科举，否则一切皆无从谈起。

长洲彭氏自杨氏顶补彭氏军役递至民国肇造，世代有继，绵延二十世，彭氏一族自明而清明显地发生了一个弃武从文、由客而土、族大而显的家族转变历程。推原长洲彭氏家族命运之改变，做出转折性转变决定的关键人物是生活在明代前中叶之际的四世祖彭淳。自是而后，长洲彭氏代有闻人，不过终明之世长洲彭氏都未能实现脱离军籍的家族理想。明清鼎革，入清后长洲彭珑中式顺治十一年(1654)进士，其子彭定求中式康熙十五年殿试一甲第一人，其侄彭宁求(彭定求从弟)又以一甲第三人中第，雍正五年(1727)彭定求之孙彭启丰状元再捷，四代科举捷报频传，长洲彭氏才有时人所谓“科举世家”“一门鼎贵”之誉，遂成吴中望族之首。

长洲彭氏四世祖彭淳，字至朴，号淡庵，彭氏族人尊其曰淡庵公。生于正统八年(1443)，卒于弘治元年(1488)，年四十七。顶役彭学一的杨仲英，因顶补军役，卫所军籍上名字为彭仲英，是为长洲彭氏二世祖。仲英配妻陈氏，生一子彭斌，卫所军籍册的名字当是彭彬。彭斌，字彦洪，以字行，人称彦洪公，斌生三子：长彭浩、次彭溁，季彭淳。需要说明的是，彭仲英是苏州卫左千户辖下在役军丁，这是在研究明代长洲彭氏家族历史与文化时不应忘却的家族成分底色。彭仲英有一弟，名仲谦，亦列入《彭氏宗谱》，但绝嗣不传。*参见彭文杰：《彭氏宗谱》卷一、卷二。笔者按，《彭氏宗谱》中彭氏三世祖彭彦洪，谱名都作“斌”，但彭浩在寄给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二十八都彭氏祖籍暨崇学乡彭氏所隶里甲之里长的彭学一户籍中作“彬”。据此，笔者认为彭彦洪很可能在苏州卫军籍和军户勘合簿上的名字是“彭彬”，在现实社会中作“彭斌”。这一做法是否为了有意淡化其军户军籍的身份，不得其详。见《彭氏宗谱》卷十一，彭浩：《养素翁寄江西原籍家书·附彭学一军籍》，页1-b。

彭浩、彭溁、彭淳三兄弟，特别是彭淳，上孝敬父母，下克敬悌道，为时人多所称誉。*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四；吴宽：《彭至朴墓表》。案：吴宽此文未收入《瓠翁家藏集》。彭浩以家中长子，承父彭斌之役，应役于苏州卫。[7]卷十一，1-a至于彭浩是否亲身到卫服役，不得而知。根据永乐八年(1410)的军户政策，军户之家三丁及其以上只要有一人在籍应役，其余丁听从治生，补贴应役正军即可，因此彭浩的两位弟弟彭潆、彭淳皆可自由从事各种营生活动。

彭溁，从事何种营生不甚清楚，待考。江庆柏先生曾指出，经商是一个家族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1]22可以肯定的是，彭氏三兄弟中的彭淳正是通过经营末业而致富的。彭淳“质幹颀丰，阔步偻背”，为人谦和，大智若拙，善辨似讷，“及其论辨是非，陈述本末，若引绳贯珠，纟丽纟丽弗少休，听者悚然，性毅直，于人无所假借”，然其于父兄，人皆以孝悌称之[7]卷四，1-a；彭氏宗谱称其为人“外冲谦，中峻直，其论列是非，英敏有达识，以孝友称”[7]卷二，1-b。彭淳颇善治生，在妻子刘氏襄助下[15]卷六十八，654，“家以赀雄里中，人有负其金者，贫不能偿，至朴置之不问，至焚其券”[7]卷四，3-a。这段文字固然是为了说明彭淳为人慷慨仁义，但也泄露了彭淳其实还从事高利贷行业。沈周所撰铭文则说得更加明白，“与人通有无，有不能偿者，往往己责折券，示不留念也”[7]卷四，1-a。可见，彭淳是从事子母相权的金融放贷活动及其他一般的商业经营的。若不是从事商业行为，军户之家的彭氏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凭靠数十亩的卫所屯田而“赀雄里中”*明代卫所屯田，明初规定正军丁屯地五十亩一分，江南地区人广地狭，卫所军户屯地可能无法如制量拨。。由彭浩、彭溁、彭淳三兄弟的情况来看，明代江南地区军户家庭内部的职业分工与结构状态于此大略可窥。

在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改善和拥有雄厚的家资条件以后，军户之家的彭氏开始致力改变家族命运。*[明]劳堪《官军户说》云：“或曰：国初，置卫也胡不归除于州县？曰：始也但恤其无兵，继也但恤其无继。夫妇二人，三世成族，国初未之及思也。”参见张文炎：《国朝名公经济文钞》卷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按此，长洲彭氏自始迁祖学一公计起至彭淳为四世，自杨仲英继嗣补役计起至彭淳为三世，故谓彭氏家族可也。某日，彭淳召集诸子，训诫曰“吾子孙其有以文显者”[7]卷二，1-b、“吾家世习武，子孙当由文显”[7]卷四，1-b。彭淳生有三子，长时，次昉，幼日韦。彭时字中之，号南窗居士，是康熙十五年状元彭定求的高曾祖。彭淳过世后，彭时以长子身份掌理家政，周旋内外，为人坦厚，“聪悟好学，以家重，弃其业”[7]卷四，5-a，“博览史传，辑录殊富，尤精字音切”[7]卷二，2-a，在地方享有声誉，“齿德并崇，乡饮宾”，与文公衡山、沈公石田诸名贤为文行交。[7]卷四，34-b季子彭日韦字升之，号东楼，彭氏宗谱尊其东楼公，“善治生”，精于理财，从事货殖之业，获赀万金，“以富厚称”*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四，[明]王庭：《明故隐士南窗彭公暨继张硕人合葬志铭》，页5-b。彭文杰：《彭氏宗谱》卷二，第五世东楼公，页3-a。，盖亦最能继承其父彭淳之业者也。

仲子彭昉字寅之，又字斯干，号西枝。彭淳不吝财赀为诸子延聘儒师，习儒士之业，遣彭昉入吴县县学，“朝夕督厉”。彭昉“亦能承志，孜孜于学，未尝有游戏惰慢之习，人谓称其家儿也”[7]卷四，1-b。彭昉先后参加了五六次应天府乡试，年过四十，终于正德五年(1510)庚午应天乡试中式第一百三名举人，科目《易》[16]24，次年中辛未杨慎榜三甲第一百八十二名进士[17]2500。授湖广公安知县，虽善治政，然不善为官，为人诬陷降谪岭南，被劾罢归，终于广东新会知县，嘉靖七年卒，年五十九。[18]卷三十，451不管怎么说，彭昉考中进士在长洲彭氏家族发展史是一转折性的重大事件，诞生进士是军户家族彭氏转型初步成功的表征，彭昉不仅个人“举进士以显”[7]卷四，8-a，同时也是长洲军户家族彭氏门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在彭昉科举成功之后，彭时第二子彭天翔以岁贡历扬州、汝宁、池州学博，最后以国子监博士致仕[7]卷二，3-b；彭时第四子彭天秩中嘉靖四十年(1561)举人[7]卷二，4-a；第七世彭汝言以岁贡任孝丰司训、教谕、淮安教授[7]卷二，5-b，彭汝谐中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7]卷二，6-a。可见，在彭昉科举成功以后，长洲彭氏家族接连出现科举人物，因此世人有所谓“是时彭氏渐彬彬向学多儒士矣”[7]卷三，229-a之论。有明一代，长洲彭氏家族易武尚文转型的初步成功，为清代长洲彭氏成为江南地区科第世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彭时、彭昉兄弟业儒以后，长洲军户家族彭氏跃入苏州地方社会的视野，彭氏子弟开始结交当地士绅名流。彭昉与吴中画派领袖的沈周、文征明，成化年间状元吴宽之侄吴奕以及王庭等人皆有深厚的交谊。彭氏兄弟与世居长洲相城的沈周频有往还，时有酬唱。在沈周挑剔的眼光里，彭氏家族是孝悌友爱的典范，石田先生在一次与彭昉交游时，兴致高昂，欣然为之绘《荆花春意图》一幅，并题赋一篇：

我写彭家荆，不写田家树。彭家兄弟无异言，不似田家初有异。兄弟原从一气生，荆亦同根复同枝。花不乱，开则聚；枝不乱，大小附；叶不乱，上下蔽。风吹枝叶动，月出形影具，有兄弟应求之义、次第之序。人谓彭家有此兄弟和，我谓非此而能致。老夫见其祖子孙，和顺孝友迨三世。无乃气体之孚，以和召和曾不戾。彭家此树未必有，我今写此尚与存劝励。尝见他家真有荆，树下萧墙兼紾臂。饶他漫有好荆树，不如好兄弟。有好兄弟荆亦贵，无好兄弟贱与凡木类。我写不写树，写其兄弟之懿。兄弟和在心，音声容色愉而熹，不和名不祥，家不利。我虽为君写万树，不如自栽一树方寸地。[19]641

彭氏家族将与苏州当地士族之间往来酬和之作，视如珍宝庋藏。这一行为的意义远远超出普通诗作、书画作品本身的意义，显然是视作被当地士族所接纳、认同的象征物。彭氏家族将沈周为五世祖彭时所绘图像一直宝藏至清代，在这幅肖像上，沈周题诗一首，还别记述道：“彭君中之，别号南窗，与余有世契之好，因写图并诗归之。时正德丙寅沈周。”[20]349康熙间彭定求睹像有感而作《题石田先生为五世祖南窗府君图》一诗。

彭时、彭昉兄弟除了与吴中绘画国手沈周之间时有往还，彭昉与文征明还有着深厚的交情。彭昉与文征明同龄，少时游艺于文征明之门，以师事之，成为衡山先生入门弟子，彭昉因此名日以著，所为诗文“一时靡焉，向风争相慕”，书法遒劲，为时人所贵重。[21]卷四十二，675甚至以此作为起点，文、彭两族发展为姻亲之族，衡山先生裔孙文彭次子文元发聘彭氏家族彭昉孙女彭年之女为妻*文含：《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生配卒葬志》卫辉公文元发，苏州葑门曲石精庐民国十八年刻本，第6-b页。[明]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卷下《隆池彭翁》，扬州：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50-51页。，从此文、彭结为姻亲之好。事实上，明代长洲文氏、彭氏两家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文、彭两家族皆源起江西，明初迁至吴地，起家武功而后转文，所不同的是文氏家族较早地实现了土著化。因此文、彭两氏能够走到一起并发展出不同寻常的关系亦非凭空而来。

此外，彭时、彭昉兄弟还与长洲王氏、吴氏多有往来，后文将有所论述，此处不赘。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结交往来，彭昉兄弟才可能在其父母过世后通过各种关系恳请到苏州当地士绅名流为其父母撰写行状、墓表、碑铭。弘治元年(1488)彭淳去世，配刘氏继于弘治三年以疾卒，彭昉兄弟请吴门画派领袖沈周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并通过关系辗转请托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吴宽为其父撰写墓表，后又通过与吴宽之侄吴奕的关系再次请托吴宽为其母撰写墓志铭。但当地的士绅名流对于彭昉兄弟的恳求请托的反应和态度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彭昉兄弟呈请沈周为其父彭淳撰写墓志铭，石田先生说：“予识其父子兄弟者有年，义不得辞”，慷慨诺而铭之。*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四，[明]沈周：《彭至朴墓志铭》。案：沈周所撰彭淳墓志铭全文五百字左右，收于《彭氏宗谱》卷四，是研究明清时期苏州彭氏家族的一篇重要文献，笔者遍检各种版本沈周文集皆未收录此篇，即使是目前最完整的张修龄、韩星婴整理本《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亦未收录此篇墓志铭。如所皆知，墓志铭是随墓主纳入圹室，而墓表则是树于墓上。关于墓志铭与墓表的功能，文征明有一段话非常传神，他在致吴宽的信中说道：“先人埋铭，比缘日薄，不能上请，遂属杨仪部撰次，已纳圹中，惟是墓上之石，必当世名公为之表章。”[22]补辑卷二十六，1377墓表是要表彰墓主的生平功业、道德操守，是必须敦请当世名家撰写的，因此彭昉想请吴中豪杰成化四年状元吴宽为其父撰写墓表。然而，在彭昉托请到吴宽为其父撰写墓表时，大名士吴宽则曰：“予未尝识至朴，而重昉之请，因书表诸墓道，且以告其后之人云。”*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四，吴宽：《彭至朴墓表》。按：吴宽所撰《彭至朴墓表》一文亦不见收入吴氏《家藏集》，因此该墓表亦是吴宽一篇佚文。彭昉通过吴宽之侄吴奕再次辗转请托吴宽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时，原博先生更是直接地说道：“(昉)托吾侄奕以书来索铭，予重其孝，不忍违也。”[15]卷六十八，654因此，吴宽才为彭昉之母刘氏撰写了墓志铭。不难看出，沈周与吴宽对彭氏反应的差异颇能反映出吴中地方社会中不同等第的士族对待军户家族彭氏接受程度的差别。这在研究移民家族时是不应忽视的地方。

但是，不管过程如何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苏州当地士绅名流愿意为彭氏家族撰写行状、墓表、铭文，一方面表明明代长洲彭氏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开始获得苏州当地士族甚至是世家宦族的接纳与认同。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台湾学者于志嘉关于长洲彭氏在明代中期已融入了吴中士族社会的论断。[23]103另一方面，长洲军户家族彭氏通过呈请苏州当地士绅名流为其家族族人撰写行状、墓表、铭文无疑又会进一步提高军户家族彭氏的社会地位、声誉，逐渐淡化人们对彭氏军户家庭和军籍的记忆，扩大彭氏在苏州地方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从明清时期整个长洲彭氏家族的发展和家族命运来说，明代中叶长洲彭氏家族能够由武而文、由客而土初步实现转型成功，四世族彭淳延师教子、遣子入学这一决策决断可谓英敏卓识，对于长洲彭氏家族而言居功厥伟，因此长洲彭氏后人颂扬四世祖彭淳“所繇以文显，称公志者也”[7]卷二，1-b。尽管如此，但是长洲彭氏脱籍之路仍是遥遥无期。此外，我们注意到，四世祖彭淳在彭氏后裔纂修的《彭氏宗谱》人物传记部分位居彭氏家族之首的地位。由于彭浩、彭溁两支到第七世、第八世绝嗣，《彭氏宗谱》的纂修事实上也就成为彭淳一支宗谱的纂修，突出彭淳的形象与地位自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确也说明彭淳在明清长洲彭氏家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彭文杰：《彭氏宗谱》，彭德先《修谱条例》中有两则：一条曰：“前列图，纪统世次也；后列谱传，昭有德也。”一条曰：“宗族有德行可尊，文学可嘉，此皆足以表世范者，详其行实。”页6-a。

三、从否定到接受：长洲彭氏家族转型过程中的始迁祖认同之争

在长洲军户家族彭氏门第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是颇值得注意的，即始迁祖身份的选择与认同成为困扰明代长洲彭氏家族内部成员的一个严肃问题，而始迁祖人选之争的根源在于明代国家的军事政策和卫所制度。

明代长洲彭氏四世祖彭淳，是目前可知明清时期长洲军户彭氏家族中传记资料保存相对完整丰富的最早的族人。在彭淳的传记资料中，如是追溯长洲彭氏之由来，沈周所撰墓志铭曰：“彭氏其先临江人，有海忠者，当元季绎骚，倡义兵卫乡里障。国朝取江右，海忠随其长归附，例籍为兵，分处畿内诸郡，海忠籍苏卫焉。”[7]卷四，1-a无独有偶，吴宽彭淳墓表亦曰：“彭氏之先，江西人也。元季有讳海忠者，倡义兵，为一乡保障。入国初，随其长归附，例籍为兵，隶苏州卫，遂家于苏。”[7]卷四，3-a彭淳卒于弘治元年(1488)，彭淳的两位兄长彭浩、彭溁当皆健在，至少可以肯定长兄彭浩仍然健在，因此沈周、吴宽根据彭淳家人所提供的彭淳的行状结撰而成的墓志铭、墓表反映出来的显然是长洲军户家族彭氏第四代、第五代在长洲彭氏始迁祖身份问题上的认知态度、立场和思想观念。

在彭淳的墓志铭、墓表中，长洲彭氏族人否认彭学一的存在，不承认彭学一为长洲彭氏始迁祖，为此甚至不惜篡改家族历史事实，将元末明初彭学一倡义保障乡里、归附明军、迁徙苏州卫的史实嫁接移植到彭学一姐夫杨海忠的身上。这一做法，似乎表明尽管杨海忠一门自江西清江徙吴至弘治初已近百年，但是杨氏对于清江大族彭氏牺牲杨氏顶补苏州卫彭氏军役一事仍然耿耿于衷，不能释然忘怀。杨氏的这一情绪，可以说历二三代始终挥抹不去，这可以从彭浩致江西清江彭氏的家书获得印证。弘治十三年(1500)三月，长洲彭氏四世祖彭浩提笔给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二十八都原籍彭氏家族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书信，兹录全文如下：

盖闻古人云“人而不知祖宗，禽兽之道也”，我尝三复斯言，为愧耳。念我生世逾六袠，仰赖祖宗遗荫，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虽隶籍于军卫，粗知礼义之方，亲戚交游皆绅士大夫，清白承家，文墨相继。窃见我同伍属数数往还江西等处原籍，需索津贴盘缠，略不知耻。我欲往祖家拜望，以伸素志，抑恐家中致生瓜田李下之疑，况奈家事匆匆，山长水远，故不能果其志也。我尝诫侄昉曰：“尔若登科，毋忘吾言，必遂我所志。”侄系本府吴县儒学廪膳生员，前科下第，明年倘侥幸登科，老身必率侄回来祭祖也。先此聊修家书一样一十三封，拜奉原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崇学乡二十八都先曾祖太舅公彭学一家中尊长伯叔兄洎弟侄孙等位前，其十二封烦转奉十图十排年里长军黄二册书手等位，各为我奉书一封，烦为公同清查明白，乞回音示我，以见不忘本之意。

又恐家中犹豫不能悟晓，今具源流宗支于后，乞并鉴焉。端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弘治十三年三月中瀚吉日族亲彭浩端肃奉书[7]卷十一，1-a，1-b

仔细解读这封家书，彭浩所云“人而不知其祖宗禽兽也”以及“赖祖宗遗荫”之“祖宗”，笔者认为当是指杨氏，而非彭氏！这封家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浩对清江县彭氏的称谓——先曾祖太舅公——彭学一家中尊长伯叔兄洎弟侄孙等位，这一称谓清晰区分了与清江彭氏的关系，明确了彭学一的身份是彭浩之曾祖太舅公。换言之，彭浩不承认彭学一是自己的曾祖，也就否定了彭学一的长洲彭氏始迁祖身份。彭浩还特别指明同一封信共十三封，十二封转达二十八都十图十排年里长、军、黄二册手各一封，目的是“公同清查明白”彭氏和杨氏各自的原来户籍情况，所以彭浩才会在家书之后附上彭学一、杨海忠的籍贯，清晰条述彭、杨二姓之源流宗支关系。[7]卷十一，1-b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彭浩当时在长洲彭(杨)氏家族里的身份与地位。顶补彭学一的杨海忠之子杨仲英生一子杨斌，杨(彭)斌生三子，彭(杨)浩、彭(杨)溁、彭(杨)淳，彭浩是长子。彭浩写此家书时间是弘治十三年，自称年逾六袠，因此彭浩应是出生于正统初，此时其父彭斌已去世二十年。*彭文杰：《彭氏宗谱》卷二，第三世彦洪公传云：“彦洪公讳斌，以字行，更名彦洪，年六十。”据此可知，彭彬若弘治十三年还健在，当是八十多岁，因此彭彬大约在二十年前就已去世。页1-b。根据彭浩开具的源流宗支情况，顶役苏州卫的杨氏家庭必须遵守明朝军户制度和政策入卫服役，因此作为长子的彭浩入卫服役，彭浩长子彭曙成丁后继役*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十一，彭浩：《养素翁寄江西原籍家书》，页2-a。笔者按：根据昆山人张寰所撰《明故处士东楼彭君墓志铭》云，彭时修隐操不入市廛，彭昉为儒业，不关世务，凡践更出入之劳皆彭日韦任之，这似乎表明在第五世彭曙之后转彭淳一支入苏州卫服役。逮至第六世时，可能转到彭时一支，因为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二十七《乡进士彭君偕继室顾氏朱氏合葬墓志铭》中曾提到彭时第四子彭天秩之子彭汝谐正在有司考试时，武弁以旗役勾摄之，其母朱氏倾囊投之，乃解旗役，后获选诸生领乡荐，可见明代长洲彭氏家族是遵循明朝军户制度规定的三丁及其以上选一丁的服役原则。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70-571页。，彭浩方离卫返家，可见彭浩一房牺牲较大，截至第五世彭昉一世，长房彭浩、彭曙父子二代对长洲彭(杨)氏家族贡献巨大。当然，明代的军户制度肯定也会影响到军户家族的内部关系。无疑具有彭(杨)氏家族家长、族长身份的彭浩对待始迁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对整个彭氏族人如何认知和对待始迁祖身份时会起到支配性的作用。因此，彭氏家族在彭淳去世后，提供给沈周、吴宽撰写彭淳的墓志铭、墓表的行状材料中将彭学一的生平事迹一笔抹掉，取而代之以杨海忠作为长洲彭(杨)氏家族谱系的叙述源头，构建了一个新的具有虚假内容的叙事系统。

不过，很可能这是一封并未寄出的家书*台湾学者于志嘉先生在讨论明代卫所军户家族与原籍军户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指出血缘关系由浓转淡，有时甚至会是因为某一个人因素改写二者关系的发展方向，引用到彭浩这封家书，在论及这封家书时，于氏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彭浩家书根本不曾传到收件人手中，二是彭浩寄出这封家书，江西清江彭氏原籍家族收到书信而没有回应。但笔者认为彭浩此信很可能没有寄出，因此才被保存下来收进彭氏宗谱。参见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3年3月卷，第102-103页。，因此才被保留下来收进《彭氏宗谱》，以示杨氏后人不忘宗族来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彭氏家族自身的发展演变，长洲军户彭氏家族第五世、第六世族人在彭学一始迁祖身份问题上的态度和认识开始发生变化。第五世彭昉，正德六年进士，先后出任公安、新会知县，是明代长洲彭氏家族第一位取得最高级别功名的族人，是其时彭氏家族里身份最尊、地位最高的人。彭昉是彭氏易武转文成功的标志，是长洲军户家族彭氏家族具有里程碑的人物，家族地位自是不言而喻。彭昉科举中第后仕途磕绊，连宰二邑，屡为宵小中伤，愤而退归，“杜门扫轨”，不与流俗竞相往来，嘉靖七年(1530)疾卒，年五十九，次年葬于吴县隆池山。既而以墓为水所浸，嘉靖二十年(1543)改迁茔地，改圹志由生前知交师友文征明撰写，征明在彭昉墓志铭中说道：“其先清江人，高祖学一，国初以尺籍徙隶苏州卫，遂居苏之长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氏。”*[明]文征明：《甫田集》卷三十《彭寅甫墓志铭》，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451页。又见[明]文征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征明集》(增订本)卷三十《彭寅甫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677页。笔者按，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四收录有文征明所撰彭昉墓志铭与文征明文集中所收彭昉墓志铭文有一定差异。其一，《彭氏宗谱》标题作《明新会县知县彭寅之墓志铭》，11-a～12-b页。《彭氏宗谱》与文征明文集的标题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彭氏宗谱》中彭昉墓志铭的标题，更符合当时彭氏家族的需要，标明彭昉的身份、官职，客观而正式；而文征明文集中彭昉墓志铭的标题是一个带有尊敬的称谓。其二，彭昉字是寅之，还是寅甫。文征明谓彭昉的字为“寅甫”，《彭氏宗谱》作“寅之”。按彭昉三兄弟，兄彭时字中之，弟彭日韦字升之，因此彭昉字寅之正确。其三，《甫田集》《文征明集》中《彭寅甫墓志铭》在铭文后俱无文征明署名，而《彭氏宗谱》铭文后有“前翰林院待诏、将仕郎兼修国史长洲文征明撰”一行署名文字，按照中国古代铭文、墓表撰写体例，当有文征明署名。其四，文征明文集《彭寅甫墓志铭》在彭昉之母姓氏处，空缺，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文征明《甫田集》作“母某氏”，而《彭氏宗谱》卷四《明新会县知县彭寅之墓志铭》则作“母刘氏”，非常明确。综合以上差异情况，笔者认为《彭氏宗谱》卷四《明新会县知县彭寅之墓志铭》更接近文征明所撰彭昉墓志铭的原始文字，文征明后来在整理梓行《甫田集》时对相关文字曾进行过一定改动。值得注意的是，彭昉墓志铭中长洲彭氏家族的世系与叙述结构，学一公即彭学一，成为长洲彭氏的始迁祖，成为彭昉之高祖，学一公以降，依次是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即彭淳)，这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家族世系排列次序。同样，彭昉季弟彭日韦的墓志铭里所追溯的长洲彭氏的始迁祖也是按这一世系构建的。通政司右参议昆山人张寰所撰彭日韦墓志铭云：“彭氏，江西之清江人也。国初有讳学一者，以归附，隶尺籍，今为苏州卫人。世有令德，潜而弗耀，至君益谨厚，不为休显摧挫所移，勤身约己，犯而不校，有隐君子之风焉。曾大父仲英，大父斌，父淳，母刘氏，生三丈夫子，君其季也。”[7]卷四，13-a可见以彭学一为苏州府长洲彭氏始迁祖的身份获得了承认，彭氏世系传承关系与彭昉墓志铭呈现为完全相同的表现形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四十三(1564)由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邑人王庭所撰彭时暨继室张氏合葬墓志铭在追述长洲彭氏世系时直接从曾祖开始，按照曾祖彭仲英、祖彭斌、父淳次序依次排列，述及苏州彭氏源流时仅说“先世江西之清江人，族大而显，及入国朝以归附隶尺籍，今为苏州卫人”[7]卷四，5-a而已，用这样一种模糊始迁祖的叙事方式回避了长洲彭氏的始迁祖身份抉择难题，避免深陷始迁祖彭、杨二姓之争的泥淖。

彭昉、彭日韦和彭时三人的墓志铭文关于长洲彭氏始迁祖认同与选择反映的是彭氏第五世和第六世的态度、立场与价值取向。文征明所撰彭昉墓志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寰所撰彭日韦墓铭成于嘉靖二十年(1541)，而王庭撰彭时夫妇合葬墓志铭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文征明撰彭昉墓志铭、张寰撰彭日韦墓志铭时，作为彭淳系长子的彭时仍健在人世，时年七十九岁*彭时，字中之，号南窗，生于成化元年(1665)，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年八十八。参见彭文杰《彭氏宗谱》卷二，第五世南窗公传；彭文杰《彭氏宗谱》卷四，王庭：《明故隐士南窗彭公暨继张硕人合葬志铭》。。由于史料缺载，现在无法确知文征明是否根据彭昉之子彭年、彭科提供的彭昉行状结撰彭昉墓志铭的。按明清时期惯例，墓志铭、墓表一般是由墓主子孙提供的行状为基础而撰成。彭昉之子彭年是文征明之入门弟子，稍后又与征明之子文彭结为儿女亲家。*彭昉长子彭年，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六十二。其长女嫁文征明长子文彭次子文元文。(彭文杰：《彭氏宗谱》卷二，第六世隆池公小传，页4-b)文震孟撰外太父彭年传记一篇，收入《姑苏名贤小纪》卷下。(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卷下《隆池彭翁》，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50-52页)文征明撰彭昉墓志铭时，彭年年四十四，当时文彭次子文元发年十三。因此，彭昉的墓志铭当是文征明根据彭年、彭科提供的彭昉行状撰述而成。彭昉墓志铭中关于彭氏始迁祖的选择与认同问题，反映的是长洲彭氏第六世彭年、彭科的意见，同时考虑到彭氏家族最年长的彭时还健在，因此一定程度还当反映出第五世彭时的立场、态度和判断取向。相对于彭昉墓志铭撰写情况而言，彭日韦、彭时墓志铭的撰写内情就比较清楚了。昆山张寰与彭昉正德五年同举应天乡试，先后登第，起初张寰并不认识彭日韦，直到彭昉去世、张寰辞官家居，张寰才结识同年彭昉季弟彭日韦，彭日韦之子彭庚又“以通家故”，数从张寰游，因此在彭日韦去世后，其子彭庚于嘉靖二十年“手勒事状，乞铭刻石，词甚哀”[7]卷四，14-b。嘉靖三十一年，长洲彭氏族长彭时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十年后其继室张氏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合葬于长洲县二十四都金炉乡新茔，彭时之子向同邑前辈乡贤王庭乞铭，王庭交代撰写合葬志铭缘起时说道，彭时仲弟彭昉从游于王庭先父，其后彭时长子彭天锡又复从王庭游学，彭、王二姓“有奕世通家之雅”，“至是，天锡手具事状来乞铭，余固不得而辞，然非余亦无足以知公者矣”，因此王庭慨然为之撰铭。[7]卷4,5-a综合以上论述，彭昉、彭日韦、彭时墓志铭文中以彭学一作为长洲彭氏之高祖，充分体现了长洲彭氏家族族员对外高舅祖学一公彭学一作为彭氏始迁祖身份的接受与认同，基本摒弃了第四世、第五世伪造的海忠公以降的家族世系叙事方式和话语形态。

《彭氏宗谱》的纂修，逼迫长洲彭氏对长洲彭氏始迁祖的身份问题必须做出正面抉择与回答，从而将长洲彭氏家族内部出现的始迁祖的彭、杨姓氏之争推到了公开讨论的层面。

长洲彭氏宗谱，自明迄清亡先后凡八修。《彭氏宗谱》草创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彭氏第七世彭汝谐首先辑纂。彭汝谐，第五世彭时第四子嘉靖四十一年(1562)举人彭天秩[24]卷二十七，570-571次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候选行人司行人，疾卒。[7]卷一，7-a万历二十三年，彭汝谐有志辑纂彭氏宗谱时，汝谐尚未京兆中式，汝谐有志于辑纂《彭氏宗谱》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尊祖敬宗收族”。彭汝谐决心纂辑宗谱的直接动机和原因，是缘于长洲彭氏自弘治正德以后，彭氏族人虽出现过“两登科甲而无禄，一举贤书而未仕，惟隆池公以布衣风烈照映后先”，而门祚衰孱，至第七世为甚，因此彭汝谐萌生了通过纂辑宗谱这一形式以达“尊祖敬宗收族”之功效。[7]序，3-a关于“尊祖敬宗收族”具体的内容，彭汝谐曾经做过详细阐释，他说：“嗟乎！子孙之于宗祖，犹水木之有本源也。本深则末茂，源洁则流长。今伯父、伯兄、童孙、幼子，即未敢谓茂且长何如，而宗祖之所培植而疏涤者，其深且洁也，非朝夕故矣。顾使族属不明，支派无纪，其何以绳祖武、裕孙谋，俾世世相亲，毋终远也。”彭汝谐恐惧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于是搜传志，访家老，炯然得其所由来，而识厥所自始，鳞次栉比，图而志之”[7]序，1-a，草创《彭氏宗谱》雏稿。

但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长洲彭氏家族纂修宗谱是以杨姓为宗还是以彭姓为宗呢？最后彭汝谐经过审慎考量后，决定以彭氏为宗，而且将长洲彭氏始迁祖断自明初彭学一。恰值有朋友拜访彭汝谐，认为纂修宗谱“以贵者为显荣”，建议将长洲彭氏始祖上溯至更为久远的时代，譬若商周、秦汉之彭氏，“其聚而谱旃，毋断自学一也”。但彭汝谐则认为：“是崇韬未足非，而汉臣未足是也。余即无似不能为先人焜耀，而庞杂混次，是以不孝令也。”汝谐又谓友人曰：“君子戒于说铃达人，悲夫耳食。余未能起陆终氏，而考其苗裔，又未得历江右接遗黧，而询其宗支，奈何哉，其臆说也。即谱而犹有不可谱者存，即不谱而犹有当谱者存。谱者，谱矣。而庸讵知夫谱者之孰为谱也。不谱者，不谱矣。而庸讵知夫不谱者之孰为不谱也。方且纷真赝，方且淆世系，是何令君子见，而俾子孙世守也哉。”故此，彭汝谐坚持将长洲《彭氏宗谱》之始迁祖断自彭学一，“明临江之来吴，自学一始也，从其耳而目之者也”[7]序，1-a，1-b，2-a，而且在《修谱条例》中开篇第一条便是将彭、杨二氏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始祖学一府君，无嗣，从原籍取海忠来苏，有养素翁所传书稿可征，是海忠继户绝非继嗣也。生子仲英，实继学一后，故谱中以海忠附。”[7]卷首，6-a

族谱宗谱和宗祠一样，是一个家族在地方社会存在的载体和外在物化的表征。尊祖，所尊之祖是一个家族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从《彭氏宗谱》纂修的最后情况来看，彭氏家族还是选择学一公彭学一而非杨海忠作为长洲彭氏家族的始迁祖，彭学一的长洲彭氏始迁祖身份和高祖地位最终得到认同，并被写进了《彭氏宗谱》，白纸黑字，无法抹掉。但这并不表示长洲彭氏全体族人都接受了这一选择。实际上，彭氏家族内部成员中仍存在着不谐之音。第七世彭汝谐纂成《彭氏宗谱》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逾月以疾卒于燕京，汝谐长子彭德先在其所撰父母行实中追述长洲彭氏由来时，再次以“海忠公”作为长洲彭氏迁吴的始迁祖[7]卷四，34-a，这样转而又退回到了彭氏第四世祖辈所构建的以杨海忠作为长洲彭氏始迁祖的世系旧路径上了。

明亡清兴，鼎革易代，顺治间长洲彭氏第八世彭行先，第七世彭汝谐之季子，继承其父辑纂宗谱之精神与原则，第一次续修《彭氏宗谱》，辑成《彭氏宗谱》二卷，完成了其父未竟之志。[7]序，3-a，3-b康熙四十二年(1703)，长洲彭氏第十世彭定求第二次续修《彭氏宗谱》时，尽管彭定求没有直接说长洲彭氏始迁祖是学一公彭学一，但却阐明长洲《彭氏宗谱》“断自前明洪武初江右迁至吴门者为始祖，绝不远引旁附，所以征信垂后”*[清]彭定求著，黄阿明点校：《彭定求诗文集》之《南畇文稿》卷二《续修宗谱后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04页。案：彭定求该序收入彭文杰《彭氏宗谱》，将后序置于《彭氏宗谱》卷首，且改彭定求原文“曾王父蓼蔚府君”为“曾大父蓼蔚府君”，同时补彭定求纂谱时间“康熙岁次癸未八月十世孙定求谨书”一行。。而彭定求《南畇老人自订年谱》更是明确以彭学一作为长洲彭氏始迁祖而展开叙述的。[6]221至此，明代长洲彭氏家族内部关于始迁祖的人选与身份争议问题告一段落。杨氏不再作为彭氏始迁祖的身份，而只是作为长洲彭氏家族的一个真实记忆存在于文献里。

四、结 语

明朝洪武四年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军户彭学一迁调苏州卫，是明清时期长洲彭氏家族寓居吴郡的开始。军户彭学一身故无嗣，有司从原籍勾取彭氏外甥杨仲英作为继嗣补役，因此其姐夫杨海忠一门被解赴苏州，入卫服役。因军籍册上注姓彭氏的关系，杨氏只得随军头姓彭。佥勾补役，被迫改姓，这一切促使迁徙苏州的杨氏立志要通过读书，通过科举博取功名，摆脱军籍，四世祖彭淳无疑是彭氏家族做出易武从文转变决定的关键人物。

随着军户家族彭氏门风的转变以及在科举方面的初步成功，苏州地方社会里中下层次的士绅名流开始逐渐接纳易武从文转型的军户家族彭氏。在彭氏与苏州地方社会往还互动的过程中，军户家族彭氏也开始由客而土，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在明代彭氏家族转型的过程中，因为卫所制度和勾补制度的作用，导致始迁祖的人选之争成为困扰彭氏家族的一个严肃问题。在彭氏家族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彭氏族人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从不惜篡改史实，伪造世系，到最终认同和接受洪武四年迁吴军户彭学一作为长洲彭氏家族始迁祖，并将之写入《彭氏宗谱》，从而结束了彭氏家族内部长达百余年的始迁祖之争。

明代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都存在着不少类似长洲彭氏这样的军户家族，因此彭氏家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应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探讨这一类军户家族的历史与文化，无疑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明朝的军户制度、卫所制度以及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可以提供更为立体、丰富、多样的历史场景，获得更贴近历史事实的认识，避免做出过于简单、机械的判断和结论。

[1]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G]∥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徐茂明.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彭启丰.芝庭文稿[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6]彭祖贤.南畇老人自订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7]彭文杰.彭氏宗谱[M].苏州：彭氏衣言庄民国十二年,1923.

[8]同治清江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9]姚广孝.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弘治太仓州志[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2]正德姑苏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3]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7.

[14]崇祯清江县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5]吴宽.家藏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16]龚延明.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

[17]朱保炯，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8]文征明.甫田集[M].杭州：西泠印社,2012.

[19]沈周.沈周集[M].张修龄，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0]彭定求.彭定求诗文集[M].黄阿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1]御定佩文斋书画谱[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22]文征明.文征明集[M].周道振，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3]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3(3).

[24]申时行.赐闲堂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6.

(责任编辑：苏 南)

2017-08-13

黄阿明，男，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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