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
——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为例

师 吉 金(渤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
——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为例

师 吉 金
(渤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将《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收录的徐铸成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所交代材料涉及张季鸾、浦熙修、邓拓的与改革开放后作者的回忆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特殊年代里众多交代材料和历史实际的出入,可使研究者认识到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方式认知来判断这些材料,使其为历史研究服务。

徐铸成; 政治运动; 交代材料; 认知

历史文献资料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来说,除了党和政府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种文献资料外,还有许多其他资料。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类人的交代材料、检举材料,甚至是告密材料便是历史材料中的一部分。只是这类材料密存于档案和私人手中,由于种种原因,公之于世的很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的《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是尚不多见的公开出版的这方面的资料,因而弥足珍贵。

一、无奈的自述

徐铸成先生长期在《大公报》工作,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多年,是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徐铸成先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历经磨难,时间长达23年。《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收录了徐铸成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的相关档案121篇。其中1篇是1952年的思想检查,1篇是1957年被划右派后的交代材料,其余119篇都是“文革”期间被迫上交的各种思想汇报和检查材料,时间跨度达20年。这些材料,既涉及到人,也涉及到事;既涉及到对自己言行的检讨和交代,也涉及到对同事、熟人以及其他略有交往的人的检举、揭发,等等。研读这些材料,再与其他材料作对比,人们可以体味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中芸芸众生的无可奈何,甚至是心灵的扭曲。研读这些材料,为人们如何利用同样的材料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本文就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对于各色人的检举、交代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涉及到许多人物。从知名人物看,就涉及到张季鸾、章伯钧、罗隆基、浦熙修、钦本立、储安平、傅雷、萨空了、宋云彬、邓拓、聂绀弩、沈志远,等等。名气不那么大的人还有很多。下面从徐铸成先生交代的名人中选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物,再加上他对自己的一些事前后说法的对比,来理解如何分析和利用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

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对徐铸成有知遇提携之恩。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徐铸成称张季鸾是蒋介石的得力帮腔[1]36,说自己“思想上一直受张季鸾的影响,以为新闻记者唯一的本事就是文章写得好,报编得漂亮,可以卖钱,可以得名。以为新闻记者应该冷眼旁观,超出政治之外。”[1]7“今天,我当然认识他的本质是反动的,他的中立态度完全是假的,他的文章和编报技术完全是为着掩盖他的反动本质,把报纸当作自己沽名钓誉向反动统治勾结作恶的工具。”[1]7-8

这是作者的真实想法吗?不是的,因为除了这一时期的交代材料,徐铸成对张季鸾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除晚年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外,《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中也有对张季鸾的诸多记载。这些记载都是对张季鸾的感激之情。本文先选取1940年在香港的一件事来说明:

“春日近午,我方朦胧盥洗,张先生忽来电话,谓:‘叔平先生今天在其公馆(九龙界限街)请我吃饭,也请你和诚夫作陪。铸成,我为了让你痛痛快快玩半天,今晨我已代你把社评写好了。你早一点下山过海来玩。’我放下电话,想到张先生正在疗养,对我如此爱护,不觉满眼热泪。”[2]75这才是真情的流露。还是在《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中,徐铸成先生写到:在张季鸾去世后,“我痛失良师,悲悼之极。曾一周不参加宴会,不跳舞,以志哀悼。除社评外,曾编写《张季鸾先生年表》,刊诸报端”[2]77。

在徐铸成的《报海旧闻》中,徐铸成这样评价张季鸾:“在《大公报》复刊以前,在他们三人中(另两人是吴鼎昌、胡政之——引者注),应该说,张季鸾的历史最摊得开,基本上是站在进步方面的。为了揭发黑暗,抨击权贵,他曾两度入狱,长期过着清苦的生活,孜孜于新闻事业。”[3]78“他的政治立场当然有问题,特别在他晚年;但不论新闻编辑、采访、评论写作,他都有过创造性的贡献。”[3]94“在性格上,他有两个不小的弱点。我认为,第一是喜欢恭维,主要是恭维他文章写得好的话。……其次,是重感情。”[3]81“他后来的逐步深入地陷入罗网,是否有吴鼎昌的怂恿,不清楚,我的看法,主要出于知识分子的脆弱性,特别是他上述的两个弱点,被人乘虚而入。”[3]82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

浦熙修,著名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前,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在1948年开始为香港《文汇报》写稿子。在1956年《文汇报》复刊时,和徐铸成一起策划出力。对于浦熙修,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说:“我重用浦熙修,不断加强她的职权,便利章罗集团通过浦熙修来控制《文汇报》”[1]11。

而在《报海旧闻》(修订版)中,徐铸成先生谈到浦熙修和彭子冈在解放前的重庆,“在记者招待会上,口齿犀利,敢于提出质询,每每使那些达官贵人脸红舌结的,首推这两位女将。记载详实,分清黑白,揭露底蕴,使读者称快,而为要人们摇头叹气的,也首推这两位女将。”[3]326

在《海角寄语 金陵旧梦》中,徐铸成这样评价浦熙修:“她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以支持,解放以后,并肩为办好上海《文汇报》而奋斗,以后又同蒙不白,同遭凌辱,而她在‘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中,含冤辞世了。”[4]70“熙修公私分明,坚持原则,她每天向编辑部函电转达的,只有领导的意图,从不涉及任何私人的意见。”[4]71

徐铸成先生在不同的时期对张季鸾和浦熙修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人们可以确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字,才是作者的真实感受。

邓拓,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关于邓拓的评价是“反党老手”[1]29。“邓拓的确是57年漏划的大右派,56年我在《文汇报》的一套反党 ,有些是他出的主意,有些是他‘启发’的,有些是他全力支持的。”[1]103在这里,徐铸成所说的,主要是1956年6月《文汇报》复刊时向邓拓请教编辑方针(徐铸成将其说成是“疯狂向党进攻的黑纲领”)的事。《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这样叙述这件事:“在这黑纲领拟定过程中,反党分子钦本立(解放前《文汇报》记者,那时在《人民日报》工作)拉拢我和浦熙修去向邓拓‘请教’。邓拓对我提供了不少黑指示,如借开展‘争鸣’为名,鼓励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等等。这些黑指示成为我们草拟的黑纲领的主要内容。”[1]29

《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对这件事的回忆是:“言论方针,我和熙修并找来本立一起构思,除了积极开展‘双百’方针这一条外,其他都理不出头绪来。”[2]226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钦本立提议徐铸成和邓拓谈谈并联系了邓拓,徐铸成和浦熙修则亲自登门求教。徐铸成回忆说自己谈了想法后,“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老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他的看法:“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2]339

邓拓还谈了扩大知识分子眼界、关心知识分子生活等其他问题。对邓拓所讲的,徐铸成说:“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2]340。“邓拓兄谈的很完整。我回家后,即归纳几条,写出了《文汇报》的编辑方针。”[2]227

二、能否反映历史事实

通过上述两本书的对比,人们可以看出,主要情况是一致的,但是表述和感情因素就完全相反了。

当然,有些问题虽然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写成的交代材料,但大体上反映了历史的事实,如交代材料中有关王新衡、叶元、李平心、陈虞孙、秦柳方、陆心国、刘斯达、戚家柱、吉彭信、李成林、程浩飞、徐明成等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对于李平心,徐铸成在1969年1月22日所写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中,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如何认识李平心,李平心如何为《文汇报》主编《青年周刊》《新青年周刊》,《文汇报》如何请李平心写“专论”、社论。特别说到:“56年8月我回上海筹备《文汇报》复刊时,曾找李平心谈过我的打算和计划。他只说:‘很好,可以多组织些有分量的学术性文章登载’。此外,没表示什么意思。我请他组织社外编委,但我回忆,他在我到处煽风点火时,没有向我出过什么黑主意。”[1]197这最后一句,除了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语言特点外,是实事求是的。

再有一点,是徐铸成先生在交代材料中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的说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自污的情况比比皆是。特别是对于受到批判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徐铸成先生也不例外。《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这样的情况很多。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徐铸成先生再不参加国民党的事。《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写到:“我当时所以没有参加反动党团,主要是由于要把自己打扮成‘无党无派’的报人,以欺骗读者;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地位,以足以抗拒国民党的‘强迫入党’,而且我的积极地为反动派吹捧,已经使国民党反动派‘放心’和‘信任’。”[1]88而在《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中则说:“布雷先生并力劝我参加国民党,他自己愿破例当介绍人。我婉谢其意,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2]92

应该说明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做交代的并不仅是徐铸成先生一人。于风政先生在《改造》一书中就列举了大量的1949年至1957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检讨材料,而这些检讨和徐铸成先生的交代材料中所体现的问题大致相同。“除了冯友兰、朱光潜、贺麟等极少数人能够结合学术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外,绝大多数检讨文章的立意、结构、行文如出一辙,空话连篇,‘帽子’成串,从思想与语言的极度贫乏中显示出检讨人的被迫与无奈。”[5]220例如,化学家傅鹰在1952年检讨、批判自己不爱国时说:“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一九四四年底我逃出蒋匪帮的统治去美国了。离开重庆时,我想在这次脱离了黑暗,走向了‘光明’。我看见当时美国也和日本作战,就拿它当作中国人民的朋友。到了米西干大学,我的老师巴特尔极其殷勤,我心里便非常感激。我不知道他正在用一些小恩小惠来拉拢我,来收买我的感情,好忠心为他服务。……因为被巴特尔的小恩小惠所笼络,又因为在五年中在美国发表了十篇论文,使我在学术界向上爬了一步,因此我就对美帝国主义发生了感情,念念不忘,而很少想到它是我们的死对头。”[5]223这些话是否反映了傅鹰真的不爱国、爱美国而必须改造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57年,傅鹰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个字,和劳动改造连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地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6]123“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大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往来,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6]124-125这种情况才是历史发展中值得注意之处,也是值得我们研究之处。

三、留给人们的启示

研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给人们提出了如何对待这类材料的问题。笔者以为,下面两点是应该思考的。

(1)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需要这类材料。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7]158从历史研究的视角看, 新材料是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 研究者在历史材料的使用上, 需要多样性。 谢泳先生在《教授当年》中说:“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 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 对研究者来说, 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8]263从对历史负责、全面深入研究和了解历史特别是研究和了解政治运动史的角度看, 这类材料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和知情者, 应该勇于提供这类材料, 虽然这对许多人是痛苦的、备受煎熬的。 我们的出版单位和出版人, 也应该积极出版这类材料。

(2) 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认知和判断这些材料。正如谢泳先生说的那样:“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这确实是一个难题。”[8]262从一个角度看,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材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扭曲。认识和使用这些材料一定不要忘记特定历史时期这一点。我们不排除有的人故意栽赃陷害别人,但绝大多数人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侮辱自己、贬损他人。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就有这样的语言。侮辱自己的,如“我是《文汇报》的罪人,是人民的罪人”[1]10;“我自己一贯反党反人民”[1]33;“自己对党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1]112;“我的确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老右派”[1]168。贬损他人的,如“大叛徒、大吸血鬼余鸿模以死来对抗、破坏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1]56;“像孟世昌这样的狗特务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后还企图以一条狗命来破坏文化大革命,足见他的罪大恶极、死不悔改”[1]97,等等。这样的语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都听过,大多数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不足以说明交代者、揭发者和被揭发者的人格。

[1] 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Z].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2] 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3] 徐铸成. 报海旧闻(修订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4] 徐铸成. 海角寄语 金陵旧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5] 于风政. 改造[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6] 龚育之.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7] 师吉金. 从《党史札记》系列看龚育之的中共历史观[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58.

[8] 谢泳. 教授当年[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张跃双】

How to Treat Political Campaign Materials after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TakingXuZhucheng’sAccountsinHisWords:CompilationofCampaignArchivesas an Example

ShiJijin

(College of Marxism,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The materials of Zhang Jiluan, and Pu Xixiu, and Deng Tuo inXuZhucheng’sAccountsinHisWords:CompilationofCampaignArchives, which includes Mr. Xu Zhucheng’s account material in political movement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are compared with memories of the author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discrepancies can be seen from the numerous account materials in special era and actual history, which also makes researchers realize that correct attitude and ways should be taken to be cognitive of and judge these materials to serve the history research.

Xu Zhucheng; politic activity; account material; cognition

2016-09-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dj015)。

师吉金(1962-),男,山东济南人,渤海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2095-5464(2017)01-0047-04

K 2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