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黄帝明堂研究

李江辉

摘要：鉴于黄帝明堂制度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有关学者的不同见解，从典型案例刘师培的观点及其源流出发，深入分析黄帝明堂制度。分析认为，明堂制度萌芽于神农时代，正式形成于黄帝时代；黄帝明堂存在名异实同现象；明堂的功能主要是教化万民，虽然当时已从明堂中分化出承担类似功能的学校，但是仍然以明堂為主；黄帝明堂形制历来有五室、九室十二堂之分，体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

关键词：晚清；刘师培；黄帝；明堂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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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在中国上古史和近代史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又起到了何种作用，是近代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1]中讲述了近代黄帝的“发明”过程，实际就是为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2]一书中说的“民族主义创造民族”作出证明。但人们为什么选择黄帝，而不是其他偶像？孙先生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这多半是法国学者拉库伯里的学说传入日本的缘故。拉库伯里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克黄特，此人率领巴克（Bak）民族东迁，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而“Bak”的意思就是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中国民族西来说”即指汉民族源自强势的白种血缘，是对当时思想界面对西方时存有自卑感的补偿，所以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黄节、宋教仁等人乐于接受。那么，在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民族交流、融合经验的中国，实情是否如此呢？

此外，清代学者对古代礼制的研究，实际是为近代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体制的有益探索。明堂建筑取法天地，包含着时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明堂制度是古代政治、宗教、文化繁荣强盛的体现，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尤其受到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刘师培论黄帝明堂为例，分析这一过程中近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明堂的缘起

关于黄帝时代建造明堂的事，在《管子》《尸子》《黄帝内经·素问》等书中都有叙述，这说明古人是很相信黄帝时代已经建造明堂的。那么黄帝明堂究竟是怎样的，几千年来争议很多，一般都引用《汉书·郊祀志》之说，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的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森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

《淮南子·主术》说明堂起源于更早的神农时代，形制是“有盖而无四方”，《初学记》与《太平御览》均采此说，并有《管子》《尸子》《史记》等文献记

载以补证其观点。阮元《明堂论》论及“黄帝明堂”时也采纳了同样的材料，认为上古时期宫室未兴，明堂之名始于神农，“神农氏作，始为帝宫，上圆下方，重盖以茅，外环以水，足以御寒暑，待风雨，实惟明堂之始”[3]。惠栋《明堂大道录》卷一《明堂总论》：“明堂为天子太庙……权舆于伏羲之《易》，创始于神农之制，自黄帝、尧、舜、夏、商、周皆遵而行之。”[4]卷二《神农明堂》：“伏羲作八卦，神农法之，立明堂，赞化育。”[4]就是说惠栋认为神农创始明堂是依据伏羲之《易》道，取象天地自然，而人居其间展开人事活动。黄以周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根据《易传》与虞翻言、《初学记》所引《三辅黄图》之文，反驳《大戴礼记》《淮南子》明堂起于神农说，认为上古人民穴居而野处，至黄帝始制作宫室，明堂之制才兴起。“黄帝作宫室，上栋下宇，其明堂之权舆与。”[5]

刘师培综合了阮元和黄以周的观点。在1905年的《古政原论·八·古代学校论》中说，“明堂之制始于神农、黄帝”[6]；《古政原始论·学校原始论第九》中又说“明堂之制始于黄、炎”[6]。所以神农明堂实际上只是一个简易的“有盖而无四方”的茅草棚，直到黄帝、尧舜氏的时代，宫室建筑才逐渐完备起来。刘师培认为，六经中参杂有阴阳家之言，“公玉带之言明堂，兒宽之言封禅，此阴阳家之言掺入《礼经》者也”[7]。汉初的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黄帝明堂，并非真正历史上黄帝时代的明堂，而是汉初学者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在《周礼》所记周明堂的基础上杂糅阴阳五行思想后提出的设想。明堂之名起源于神农，明堂之制始于黄帝，黄帝时代明堂制度思想根源于五行思想。由此可以说，明堂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农时代的萌芽期，先民开始营建宫室；黄帝到周为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明堂兼具神权和君权特征；周以后为制度分化和形制扩张期，分化出宗庙、辟雍、路寝等分别承担祭祀、教育等功能。可以说，真正的明堂制度是在黄帝时代形成的。

二、黄帝明堂的名称和功能

黄帝明堂名“合宫”，《管子》云“黄帝立明台之议”，《尸子》云：“黄帝行于合宫”。至于为什么称为“合宫”？刘师培采纳了惠栋《明堂大道录》和阮元《明堂论》的观点。阮元说：“合宫者，天子所居，各礼皆合行于此，故无宗庙、郊坛、朝廷、路寝之分，亦即后世郊外明堂也。”[3]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实为一地，只是就事殊名。黄以周也解释说，“《尔雅》云：‘堂，合殿也。明堂本合殿之制，故曰合宫。中有一殿，即所谓合殿也”[5]。

惠栋系统研究明堂制度的《明堂大道录》一文中已经指出，明堂几乎兼具后世各种礼制建筑的功能，明堂制度起源的理论依据是伏羲的易卦思想，明堂与宗庙、路寝、辟雍、大学同为一处。刘师培梳理了《毛诗》《左传》《汉书》等经、史的诸家注疏中所引的贾逵、服虔之说，以证明《左传》学者多认为清庙、太室、灵台、明堂等为同一地。接着指出周初之时，文王、武王明堂便是合明堂、辟雍、灵台、太庙于一处。

在尧舜时代，明堂建筑开始分散开。例如，黄以周认为：“总章、总期之义皆同合宫，以各礼总于此表章，故名总章；以各礼总于此期会，故名总期，字异而义则同也。”[5]阮元在写给孙星衍的《阅问字堂集赠言》中提出3个观点：一是明堂、辟雍、封禅等是最古老的典礼的遗留，不可轻易废除；二是古代明堂兼具多种功能，各种名称都是因当时所举行的事情不同而分别命名的；三是三代以后的明堂只是单纯对古代制度的保存，明堂的政治、宗教、教化功能在后世已经被分解。通过对东汉以来如蔡邕、卢植等人关于明堂观点的整理，阮元认为他们虽然知道明堂之制存在着异名同地的现象，但却没有理清上古、中古之间的具体差别，他认为重建明堂制度，不仅要认识其演变历史，也要了解其随时代之变而变的事实，这样才能做到既合古又不拘泥于古[8]。

明堂是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召开部落会议、发布政令的场所，在明堂举行的这些各项活动，其目的则在于教化万民。刘师培因此侧重阐发了明堂的教化功能。在《古政原论》和《古政原始论》中，他根据戴德、许慎、卢植的说法，断定辟雍在明堂之中，分析古代明堂与学校制度关系，进一步阐明“古代学校咸统于明堂”。“上古之时宫室无多，凡教民、望氛、养老、习射、举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就事殊名。故明堂为大教之宫，而一切教民之法咸备于明堂。明堂之制始于神农、黄帝，则学校之制亦始于五帝之前，故《五帝记》为论学之书。然古代学校咸统于明堂，故明堂之外无学。”[6]古代于学校教民首重声教、乐教，其次便是习射，而养老、举贤也是学校的教授内容，所以这些也是上古明堂的重要功能之一。

明堂的另一功能便是观天文、占云物、望氛祥，故明堂又有灵台之名，“上古灵台在明堂中，与太学同地。夏、殷灵台在郊，与学校合一。黄帝名明台，夏曰清台，殷曰神台，盖古人以天学教民，设灵台于学校，所以助人民观察天学之用也”[6]。可见，刘师培认为古代学校从明堂分化而来，实际上履行国家教化职责的内政机构。

他认为：“一切教民之法咸备于明堂”，古代教育“以智育、体育为先，以德育为后。”[7]学校也有教民、望氛、养老、习射、举贤等功能和含义，“故观学校出于明堂，则知明堂所行之典咸为学校之所该，故古代政教之权咸出于学校”[6]。

而学校与明堂的分化则是在殷周时期，“而殷周于太学之外咸设四学，四学在明堂四门之外，又称郊学。即《文王世子》所谓凡语于郊也，是为学校与明堂分立之始。此郑君所由谓庙学异处也。然庙学虽云异处，而太学仍在明堂”[6]。由此也可见殷周之际的教育已经比之前代有所普及，教化的对象和范围扩大，所以需要在明堂之外设四学，但是，“布教之地仍以明堂为至要之区”。

三、黄帝明堂的形制

清代许多学者对明堂形制都予以特别的关注。惠栋《明堂大道录》卷二《神农明堂》中认为神农创始明堂是依据伏羲之《易》道，取象天地自然，而人居其间展开人事活动，接着他在《黄帝明堂》中指出“明堂五室始于黄帝”，“礼乐刑政皆行于明堂”[4]，分为五室是依据方位、功能对整体建筑进行区分。为何要分？黄以周指出，“堂构既成，乃分四隅为室，是谓五室”，又说，“堂上五室，象五行也”，“明堂本只一堂，必分四隅室者，以四隅既分，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定，非于四隅室祀四帝也”[5]。指出郑玄、孙星衍、孔广森的失误。黄帝到周明堂分为五室实为一堂，取象五行生成之数[5]。在发表于1904年6月的《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一文中，刘师培也根据聂崇义《三礼图》、焦循《群经宫室图》、汪中《述学》所绘《明堂图》，认为古代明堂“上下四方，皆为平顶，殊无欹侧之形”[7]，即是正方形后来他又准备专门作《周明堂考》予以详论，可惜未能完成，现存为手稿，具体作年不详，钱玄同系于1913年。。

对黄帝时代依五行而立五官，1905年刘师培在《古政原始论》中分析说：“黄帝立五行，由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为五官各司其序。《管子》五行篇亦曰：黄帝立五行以正天时，立五官以正人位。”[6]黄帝依五行思想立五官，至唐虞之时不变，只是于五官之中复用三人为三公以参国政。夏殷时代官制亦近于唐虞，也以三公参王事。

为何尚五，黄以周认为只不过是因为古人方便以手指计数，《元同文钞·记用指分数法》认为：“先民志数均以指记，盖以左手撮右手之指，指止于五，故数亦止于五。……自五以上均有古文，自六以下均无古文，则古代以五为止数。”[5]此说得到刘师培的赞同，他进一步认为在周初官制发生了一大变化，“周人法《周易》以立官，于是废五官之名，立六官之制”[6]，但是仍设有三公之位，且地位上升。可知夏礼与周礼有较大的差异，后世唯有墨家能知其义。“周代当文王时亦采五官之制，有言父（即秩宗）、显父（即司徒）、正父（即司寇）、机父（即司马）、□父（此文缺，当即司空此句当是钱玄同整理《刘申叔遗书》时所加。）五官。惟周人不信五行，溺于伏羲之《易》学，故周公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取法阴阳五行以立六官，即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礼）、司马（掌邦政）、司寇（掌邦刑）、司空（掌邦事）是也。”[6]其中已经提出了殷周之际思想转变与制度变化的关系。

关于明堂形制历来有五室、九室十二堂之说。《周礼·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9]蔡邕《明堂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10]《大戴礼记·明堂》篇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11]对周人明堂的这两种不同观点，郑玄指出：“《礼》戴所云，虽出《盛德记》……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所益，非古制也。……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昞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12]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黄帝明堂五室沿袭至周初发生变化，周公营建洛邑，所建明堂实际是取法于《周易》，改为九室，《周礼·考工记》与《大戴礼》关于周明堂的分歧就是战国末年到汉初不同学者对明堂制度新构想，夹杂了当时不同学派的思想。

四、结语

刘师培对黄帝明堂的研究，是晚清到近代的文化转型中中西、新旧之学冲突融汇的一个典型案例。以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学者，借鉴西方文明史、社会史、人类学等理论研究古史的传说时代，在总结梳理清人明堂研究的基础上，突出明堂制度的教化功能，剖析明堂的功能与五行思想、官制的关系，揭示出黄帝明堂制度是上古文明的智慧凝结。

参考文献：

[1][WB]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J]历史研究，2000（3）：6879

[2][DW]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DW]阮元揅经室集[M]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4][DW]惠栋明堂大道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DW]黄以周禮书通故[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6][DW]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DW]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8][DW]阮元阅问字堂集赠言[C]//孙星衍问字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710

[9][DW]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DW]蔡邕蔡中郎集[O]四部丛刊本

[11][DW]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DW]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M]曹建墩，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